(2)社会矛盾激化速度飞快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帝对国民的武力镇压大大激化了社会矛盾。2016年、2017年还一片“努力教”“厉害了我的国”的“歌舞升平”的中国，消费主义狂热和民族主义狂热还依然猖獗，但仅仅到了2018年，一年内就爆发了八青年事件、塔吊工人大罢工、山东招远退伍老兵维权事件和佳士事件。社会矛盾激化到如此地步，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却不知收手，自诩伟大的习近平主席也同样在这一年修改宪法，妄图无限连任。尽管因为先进分子组织不充分，敌人混入队伍误导了运动方向，群众对中帝依旧充满幻想等原因，这些运动最终都失败了。但中帝赤裸裸血淋淋且毫无手腕可言的镇压，却大大震撼了先进分子和一部分群众。社会秩序是暂时稳定住了，社会矛盾激化速度却没放慢多少。 到了2020年，随着新冠肺炎的爆发，中帝在医疗领域的欠账集中爆发出来。在疫情最严重的武汉市，大量普通群众未能得到良好治愈，轻症转重症，重症转危重症，最后死于疫情。中帝从外地调集了医护人员，还以抗疫的名义加倍压榨建设方舱医院的工人，才勉强平息了疫情。疫情虽然平息了，但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却继续下降，这当然也离不开武汉当地政府的种种暴行：防民胜于防疫——比起消灭疫情，他们更关心如何不让民众起来反抗，更有甚者私吞抗疫物资，最后还是网民自发组建的抗疫物资输送渠道，才给患者集中的医院解了燃眉之急。 在2020年的疫情中，中帝政府唯一学会的事情就是“封疫”（他们自己以“静态管理”“封城”等等千奇百怪的名词称呼）。在2020年疫情中，群众出于对政府的信任，自我隔离在家中，减少人流量，以求尽快平息疫情，他们的行为是一种自我牺牲。然而中帝政府做了什么呢？将这种群众自愿选择的自我牺牲用行政力量强行扭曲为义务。在武汉疫情中，中帝政府发明了所谓“网格化管理”，派出他们的爪牙守住每一个小区的门口，禁止居民出入小区，甚至他们的家门。为了将这种管控贯彻地更加彻底，他们普及了“监控码”，还逐渐将核酸检测常态化。最后还是自诩伟大的习近平作结：——动态清零”。然而这套封疫体系，在武汉疫情没结束几个月的八月新疆疫情中就破产了一回，早已受够了打着“维稳”旗号的法西斯管制的新疆群众在互联网上揭露中帝的暴行，吓得中帝三天后便取消了所有无病例城市的管控。 在这一阶段，“封疫”成了中帝镇压人民的工具。它在经济危机即将爆发的2020年因为及时管控住了疫情以及带来的抗疫消耗，缓解了生产过剩，带来了2021年的短暂的经济稳定。然而，新冠病毒发展的速度很快，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速度同样很快。 同样在这一阶段，群众仍然感受到了空前的经济压力，私人资本家们也没有放松剥削力度，于是群众与私人资产阶级的矛盾率先激化。一时间声讨资本家的言论沸沸扬扬，这中间也不乏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推波助澜，他们也试图进一步压榨私人资本家，于是那些依旧对中帝抱有幻想的群众说“该管管了”。官老爷确实管了，但群众继续遭殃。官资对民资的压榨最终转嫁到了无产阶级的头上，民企的大下岗潮到来，群众的经济压力变得更加巨大。 任何事情发展都很快，唯有官老爷们的思想发展很慢。到了2022年，新冠病毒已经发展到了传播系数很高但致死率很低的奥密克戎版本，官老爷们却依然妄想着“动态清零”。也许是习近平真觉得他自己伟大了吧，自以为自己这套“封疫”体系天下无敌，在2022年初如期举办了北京冬奥会，一时间大量游客涌入国内，带来了奥密克戎变种，击垮了官老爷们自以为傲的“封疫”体系。即便如此，冬奥会的风头还是被丰县铁链女事件盖过了。于是疫情重新在国内爆发，官老爷们重新大搞封疫。一出出“魔幻现实大戏”在中国上演：经济中心的上海出现了饥荒；政治中心的北京“老北京儿”们不再自诩“正黄旗”以民自居反抗起官老爷；在中原大地，监控码也露出了其“抗疫为假，镇压为实”的真面目，被银行欠了钱的储户们被赋上了红码，失去了人身自由；在吉林延边，在云南瑞丽，在全国各个角落，都充斥着群众的恐慌和不满。 封疫的效果远不止于此，经济危机，群众的普遍贫困化都在封疫的执行中大大加剧了，于是原本就高上天去的楼市便彻底与群众无缘：河南、湖南、湖北……神州大地上掀起了断供潮。躺平摆烂成为了群众的共识，结婚率和人口出生率连年暴跌，离婚率则连年上升（哪怕搞了离婚冷静期都没用）。群众断绝了对家庭的幻想，也断绝了对资本家，对政府的幻想。波拿巴奴才们纷纷醒悟。 房地产泡沫要爆炸了！中帝的末日就要到了！ (3)先进分子组织的潜力巨大 群众已然连成一片火海，但先进分子呢？很遗憾，至今未出现全国性的组织，地方性的组织也可能未出现。 全国性的组织目标很大，通过保密手段也无法掩盖组织的存在。但是地方性的组织呢？那些断言他们不存在的言论，是否有可能只是因为他们使用保密手段隐藏起来了，其他人根本不知道？这也不是不可能。 如今的先进分子组织虽然看着很弱小，但是却有着远大前途，正如毛主席说的那样“一张白纸正好写字”[2]。因为我们弱小，所以我们的组织体量很小，这意味着“船小好掉头”。一个看似人多势众，却被第二国际的“神仙”们渗透成筛子的德共（也包括其前身德国社民党，下同），面对纳粹组织的崛起无力阻拦，面对自身的修正主义化无力回天；而中国共产党建立时仅五十余人，组织好就能不断壮大，直到胜利。因为我们弱小，所以我们的目标小，容易隐藏，混入群众也不太容易辨认，发挥这种灵活性有利于保存力量，不至于短期内就被打击到无法恢复自身。 我们的潜力是巨大的，不必妄自菲薄。面对急速发展的社会矛盾不必着急，发挥好我们的长处，避开我们的短处，不断发展群众基础，不断发展组织，为革命积蓄力量就好。
二、为什么先进分子组织必须高度保密化？
弱小当然是我们不可避免的短处，面对中帝的镇压，我们寥寥数人无疑是以卵击石，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以卵击石呢？我们要学会保护自我，保护组织。我们的长处要发挥出来，首先需要我们能保护好自己，失去了政治生命乃至肉体生命，再多的优势也无从谈起。如何保护我们自己，并发展我们的组织呢？离不开保密工作。 (1)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环境要求全面保密化 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环境决定了先进分子想组织起来必须全面保密化，任何帝国主义国家都不例外。历史上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及后来的魏玛共和国）和沙皇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史足以说明这一点。 在历史上，德国和俄国都是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的资产阶级都在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迅速同残存的地主阶级势力妥协走向反动，两国具有许多相似的国情。比起无政府主义一度泛滥的俄国，诞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德国在社会主义革命上存在先手优势。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德国不仅没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其大资产阶级却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大肆屠杀国内外的革命势力和无辜群众。以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为代表的德国社民党左派虽发动了十一月革命，建立了共产党，做出了种种努力，却依然没能成功阻扼反动逆流。与此同时，相比德国实现社会主义更加先天不足的俄国，却在以列宁同志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的坚强领导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并在斯大林同志的带领下构建起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力量，战胜了不可一世的纳粹德国。 关于德共的失败和俄共（布）的成功，历来有各种各样的分析角度，其中最不可忽视的当然是先锋队的路线问题——德共被第二国际的神仙们掏空了，走上了合法主义的不归路，成了资产阶级的应声虫；而布尔什维克却始终坚持了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的暴力革命，为此他们贯彻了高度的保密性，不惜隐姓埋名数年，让沙俄的残酷镇压也动摇不了布尔什维克的立足根本。关于两党在路线问题上的差异前人已有许多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这里想讨论的是，两党的不同路线所遭遇的相同或不同的社会环境。德国和俄国一样，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或者说警察国家，国内统治阶级镇压反抗者的力量空前：任何被统治者想要生存下去就不得不重视自己的隐私、秘密，更遑论反抗者。但德国与俄国的不同之处在于，“铁血宰相”及其后继者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世界上第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险制度就是在这时的德国建立的），的确培养出了为德皇“唱赞歌”的工人贵族阶层，在他们看来通过和德皇“讲价钱”的方式仿佛真的能实现社会主义（所谓合法主义），他们就是带偏斗争路线的罪魁祸首；但简单粗暴的俄国沙皇那里就只剩下了大棒：十二月党人被残酷镇压，民粹派被镇压，资产阶级自由派也受到打压，更不用说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反对沙皇的势力，无论他们反对到何种程度都遭到了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于是只能选择丢掉对合法的幻想，加强自己的保密能力，准备伺机起来斗争。 德皇和俄皇的统治没有本质区别，他们有的仅仅是政策灵活性的差异。即使德皇放出再多福利，再多让步，也不可能把政权交给无产阶级，遇到无产阶级革命，他们绝不会手软。而无产阶级要是信了合法主义的鬼话，大量进行公开的政治活动，把虚实暴露给敌人，最终将一事无成，迎来残酷结局。而自诩正统的俄皇始终未能理解为何要向社会各阶层让步，只会滥用武力，加快了人民群众的觉醒速度。但无论资产阶级的政策灵活不灵活，都说明了一个道理，无产阶级特别是其先锋队组织必须全面保密化，必须学会在资产阶级反动派那里隐藏自己，否则必然丧失组织自主性，被敌人牵着鼻子走，如此下去时间长了，党员全被敌人登记在册，想走布尔什维主义道路也没有机会了，也就更谈不上带领无产阶级群众发起无产阶级革命了。 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比如美国、日本、英国、法国也不例外，尽管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看着比德二还“民主”“自由”，还“尊重人民基本权利”，但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态度没有任何区别。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高度保密化，在暗中逐渐积蓄力量，才能推翻帝国主义统治。 在帝国主义国家发起社会主义革命需要高度保密化的根本原因还得从纷繁复杂的经济活动里探寻。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帝国主义国家（除了苏修这种国内缺乏市场经济的）时刻需要保密手段的原因首先在于市场经济。所谓市场经济就是所有市场主体都追求价值的经济。在市场厮杀中，一方的获利总有其他几方的失利，市场经济越是发展，就越是体现出其“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特征。资本是唯一的统治者，任何人都不是，包括资本家也不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人和人之间天然是敌对的，连道德学家称道的亲子关系，也不过成了关于抚养费和养老金的博弈。谁都是敌人，就意味着谁都不可信，谁都不可信就更需要保护自己的秘密，敌对程度越高就越是不可信。 先进分子个人也生活在这种社会环境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需要面对普通人都会面对的敌人：唯利是图的奸商，“丧失人性”的老板，不择手段的流氓，以及迎合政府倒行逆施的走狗。而作为资产阶级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还要面对更多来自秘密警察、黑恶势力的监视和镇压，甚至身边的同志也有可能堕落成叛徒，他们不得不采用保密技术武装自己。 (2)高度保密化和高度纪律化 先进分子个人的高度保密化意味着生存能力的提高，先进分子组织的高度保密化还意味着高度纪律化。 高度保密化的组织都有一个特征：秘密结社，组织关系不公开，社员和非社员之间有着清晰的界限。为了维持住组织的边界，他们就必须组织起来，维持组织纪律。这是高度纪律化的开始。 非社员和社员要有明确的界限也同样意味着对新社员的严格审查，指定什么样的审查标准，进行什么样的审查流程，都会成为纪律的一部分。 随着组织关系的日渐发展，组织内部矛盾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化，原本一些存在问题的成员会在这时暴露出来。为此，其他成员该如何同这些有问题的成员保持距离，甚至断绝联系，也同样需要用纪律来维持。 保密工作中最不可靠的一环就是人，这些有问题的成员更是随时有可能会堕落为叛徒，他们向敌人出卖组织，而组织要生存。为此，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如迅速通知成员下潜，果断采用技术手段隐藏秘密规避风险，同样需要高度的纪律性来执行。 组织继续扩大后，还需要主动筛查不合格的组员，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入组标准。这些同样也依赖高度的纪律性。 组织内部维持运行就已经需要如此高度的纪律性，更不用说融入群众，创建人民军队，以及根据地建设了，这些庞大且复杂的工作都需要高度的秩序维持正常运行。没有高度的纪律性，就谈不上推翻敌人的反动统治，甚至可以说，先进分子需要比敌人更有纪律，才能推翻敌人。 在帝国主义国家，先进分子组织不仅面临着资产阶级的镇压，也面临着内奸的威胁。一个保密程度低下的自发组织，就像临时聚集在广场上的人群一样，虽然可能数量不少，但是没法控制进出的人流，事实上来去自由。他们的组织度很低，一起在广场上喊喊口号可以，一窝蜂冲击市政府大楼或许也可以，但如果分批次，分小组，修筑街垒工事，夺取战略要地，攻占领整座城市就办不到了。 先进分子组织要求纪律性，而为了实现纪律性，就必须实现保密性。不仅因为没有任何保密性的组织，不能控制进出的人流，更因为纪律性的实现，必然伴随着执行主体之间知情权的差异，为了打败敌人，防止走漏消息，高度机密的作战计划往往只有直接参战的部队才有，即使没有紧急到作战任务的程度，日常工作管理中不控制执行主体之间的知情权，势必导致各部门之间互相推诿，或者互相干涉，严重影响了执行效率（目前的中帝官僚体制就是如此）。 (3)布尔什维主义在今天的意义 迄今为止，在帝国主义国家成功实现社会主义的案例也只有十月革命。作为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们到底做了什么，到底用了怎么样的路线、方法实现社会主义，仍然值得今天所有试图在帝国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先进分子学习。 布尔什维克党人推翻沙俄建立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及其背后的理论思想，也被人们称为布尔什维主义。布尔什维主义要求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必须高度组织起来，组成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用高度的纪律性带领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在具体工作上，就必须严格审查新党员，就必须高度保密化。 在保密化方面，布尔什维克党人用尽了当时能用到的一切保密手段，比如隐写墨水、化名、古典密码等等。为了避免被沙俄警察检查信件，他们有时候会把重要的地点记在脑子里，而不是写在纸上。布尔什维克们在革命斗争中往往使用化名，甚至众所周知的“列宁”“斯大林”“加米涅夫”等等都是化名，这些不可磨灭的化名也是布尔什维克们贯彻保密原则的写照之一。 当然，当年布尔什维克们所使用的保密技术在今天看来都是不保密的，但这是因为社会生产力发展了，高效破解古典密码的手段在对抗恩尼格玛机的过程中被发现了，后来的电子计算机更是能以更高效、更迅速的方式复现这一过程。与此相对应的是，破解技术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水涨船高，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当年使用的破解技术在今天也同样过时了。 应当说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已经用尽了当时几乎所有已知的保密手段，他们对保密性的重视可见一斑，以保密性为物质保障的纪律性更是布尔什维克战胜沙俄政府的关键条件。保密性和纪律性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最重要的布尔什维主义原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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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27 17: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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