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毛主义小组 ——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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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小组（毛主义）：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简介

今年的 7 月 23 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一百周年纪念日，在这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伟大的、将不断前进并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以及以毛主席为首的优秀无产阶级斗士们诞生了。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一件又一件伟大的任务，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成果。中国共产党在与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后来，秘鲁共产党和贡萨罗主席总结了毛泽东思想的普遍贡献，提出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最高阶段——马克思列宁毛主义。

共产党的建立-共和国的成立（1919-1949）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国家。在农村，存在旧有的封建经济下的生产关系，它把农民拴住，使他们处于地主和士绅的不断剥削之下。在城市，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充当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残酷地剥削新生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压迫民族资产阶级。地主和买办通过各路军阀来维护他们的利益，而军阀事实上建立了自己的割据政权。

在我们的党登上历史舞台之前，中国人民经历了长期的、英勇的反封建、反帝斗争，但这些斗争最终都失败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失败，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已经没有力量在帝国主义时代进行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任务就落在了新生的无产阶级肩上。随着外国资本的入侵和民族资本的发展，中国的工人阶级在1919年已经达到 200 万人[1]，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种类型的剥削下已经成长为最革命的阶级。此外，大多数工人阶级曾是农民，使得他们拥有与广大农民的天然联系，为工农联盟提供了便利。

这些因素以及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影响，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成创造了条件。从 1919 年到 1920 年，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毛主席领导了湖南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借十月革命的东风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1921 年 7 月，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者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经过讨论，大会确立了党的形式，批准了党的章程，并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我们伟大的党诞生了。但是，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还很年轻，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党内都有代表，逐渐形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条对立路线。正因如此，党内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 1922 年的安源大罢工中，刘少奇宣扬“和平罢工”，并要求工人向当局妥协。1924 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了以反帝反封建为纲领的统一战线，因为这一时期爆发了许多由党领导的民众运动，包括省港大罢工和五卅运动，党的力量大大加强。然而，1925 年后，代表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右派开始与中国共产党争夺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此期间，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缴械投降，放弃领导地位，片面妥协，向国民党屈服，结果国民党右派篡夺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于 1927 年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工农群众。（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随着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四一二政变中的破产，党内出现了瞿秋白和后来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瞿秋白和李立三无视当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列为敌人。同时，他们无视四一二政变造成的革命暂时低潮，认为党应该开始战略进攻，用武装暴动和包围的方式征服大城市。在这两条"左"倾路线的影响下，我党采取了许多冒进行动，造成了国统区的党组织与根据地的重大损失。李立三路线破产后，党内出现了阴谋分裂党的"左"倾王明路线和罗章龙路线。在这些路线的影响下，党失去了许多同志、根据地和敌后组织。

毛主席领导的革命路线与"左"倾和右倾路线进行了无情的斗争。建党以来，关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路线问题一直存在争论：既存在否定无产阶级领导权、尾随资产阶级的陈独秀倾向，也存在否定工农联盟并进一步否定无产阶级领导的张国焘倾向。为了回答这个争论，毛主席在 1926 年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的情况，以及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路线。陈独秀路线破产后，毛主席利用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具体活动，驳斥了瞿秋白、李立三提出的城市中心论、征用民族资本等错误的立场。在反蒋介石围剿的斗争中，王明路线篡夺了党的领导权，导致红白两区的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迫使红军开始长征，迁移根据地。

十多年来不断的路线斗争教育了全党，使许多同志对所有资产阶级的"左"倾和右倾路线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在 1935 年 1 月的遵义会议上，党否定了王明的错误路线，肯定了毛主席的路线，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经过十多年的斗争，我们党第一次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标志着我们党确立了正确的革命路线。但是，党在今后将面临来自内外敌人的更猛烈的攻势。遵义会议后，党中央迁往陕西、甘肃，同时粉碎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深入，我党提出了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立场，希望建立新的抗日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在党内引发了新的争论。在否定王明路线后，出现了"只斗争不团结"的关门主义，号称不结盟，单独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毛主席驳斥了这种倾向，强调党在当前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在此基础上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可能的。在反对这种倾向的同时，毛主席还提出，党要警惕可能出现的放弃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的右倾倾向。正如毛主席所说，在中共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形成统一战线后，王明、刘少奇等人又出来鼓吹要在全中国成立一个单一的政府，企图使党放弃领导权和对军队的控制，成为官僚资产阶级的尾巴。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在反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发展了无产阶级的军事路线。毛主席驳斥了彭德怀把人民军队作为国民党军队的辅助力量的主张，以及林彪把人民军队作为单纯的军事力量的主张，提出党领导的军队应该承担起战斗和动员群众的双重职责，而后者是主要的。在《论持久战》中，毛主席分析了中国和日本的社会现实，指出中国战场将是一场持久战，并驳斥了党内速胜论倾向和一些人的亡国论倾向。他表示这场持久战将有三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僵持和战略进攻。此外，毛主席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只有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取得胜利。在政治上，对内打击王明、刘少奇等人的尾巴主义倾向；对外也对想与日本帝国主义媾和的蒋介石买办资产阶级进行了许多斗争。我们的党也在这些斗争的过程中得到了加强。

为了使全党更深刻地认识到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在1937 年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文章，并以这两篇文章精确地综合了党内的路线斗争："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1939 年，毛主席总结党的十八年的经验，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后来，秘鲁共产党和贡萨罗主席在毛主席总结的三大法宝上再进一步，提出了三大法宝的同心建设理论，即“党是一切的轴心，它全面地领导三大工具与自己的建设；它绝对地领导军队和联合专政的新国家，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1940 年，毛主席撰写了《新民主主义论》，系统地阐述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政党在半殖民地国家的路线，以及新民主主义的纲领。1941 年，党开始了整风运动，确立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政治、艺术和文化的主导作用。在此期间，毛主席还撰写了《整顿党的作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件，在党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为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在反对党内"左"倾和右倾路线的路线斗争中坚持了正确路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此外，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与刘少奇在和国民党组成联合政府时的右倾路线以及后来在解放区土地改革中的"左"倾路线进行了斗争。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后，毛主席还驳斥了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最后，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领导下，我们党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并于 1949 年 10 月宣布新中国成立。

[1]译者注：原文为 200 million，应为笔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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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广大人民群众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转向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从推翻三座大山转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随着 1956 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普遍胜利和 1957 年反右运动的胜利，党外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是一个大的威胁，因为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已经从党外转移到党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中国人民就面临来自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1950 年，美国指示南朝鲜进攻北朝鲜，并操纵联合国安理会在一个月后授权其对战争进行军事干预，同时公开表示入侵中国的欲望。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其经济开始好转，改造工商业的契机已经到来。1950 年，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确立，私营工商业被纳入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轨道。1951 年，为了支持抗美援朝战争，我们党提出了"增产节约"的口号。随着这场运动的展开，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迹象也开始显露。1951 年 11 月，在河北省第三次党代会上，原天津地委负责人刘青山、张子顺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腐蚀，严重违反法律法规的事件被曝光。刘、张二人大量侵吞和盗窃国家财产，以满足其极其腐败的生活方式。这一事件反映了资产阶级腐败和腐蚀无产阶级的严重性。资产阶级争取了许多被允许继续工作的旧机关人员，用“糖衣炮弹”攻击革命者队伍中意志薄弱的人，把他们变成新的资产阶级，用这些人破坏社会主义事业，严重滋生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倾向。资产阶级的触角也伸向了全国各地的经济机构：在天津和上海等地，偷逃营业税的比例达到 87%和 99%。他们大肆盗窃国家财产，采用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以少报多等手段，窃取大量利润。他们大量窃取国家经济情报，从事投机倒把，甚至向帝国主义出卖国家经济情报。为了牟取暴利，他们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物资上偷工减料，向志愿军提供腐烂的食品和被污染的医疗物资，造成我军战士大量非战斗损失。1951 年 12 月，毛主席及时指示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三反）；反对资产阶级行贿、盗骗国家财产、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打击资产阶级（五反）。我们党动员工人阶级在党内和党外对资产阶级发起了强硬的攻势，在 1952 年 6 月，经过半年左右的紧张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通过这场斗争，高度提高了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阶级觉悟和社会主义觉悟，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国有经济的领导地位，为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在农村土地改革中，刘少奇和他的集团要求在东北和华北地区大力发展富农经济，反对互助合作运动。他提倡“三马一犁一车的农民”，叫嚣雇佣劳动应"放任自流"，“让多流出一些富农来也很好”，说“东北有一万个富农党员也不可怕”。他在中央背后批评搞华北互助社合作社的想法，到处宣扬"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谬论。"有了工业的国有化和土地的国有化，然后农民才能集体化，才能供给农民大量的机器，这样农业才能普遍的集体化。"竭力反对农民走合作化道路。1951 年 11 月，在全国政协的学习讨论会上，刘少奇把他的" 理论"和方法概括为一个口号：“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正式发动了他"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反动计划。他到处宣扬"确保私有财产"，呼吁"四大自由"（土地租种自由、雇工自由、贸易自由、借贷自由）。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就是"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势力，除了搞社会主义革命，什么都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至于"确保私有财产"和"四大自由"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富农利益的口号，其目的是为了掩护资本主义在城市和农村的发展，让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完全否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矛盾，胡说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综合性的"，“既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也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两者“可以互相联系，平衡发展”，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需要为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妄图进行全方位的阶级合作，实现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阶级投降。1953 年 6 月，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直接驳斥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反动方针，指出这个方针是有害的。“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毛泽东主席指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使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成为我国的唯一经济基础。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步骤。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通过，宣告了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秩序"彻底破产。

1953 年，我国的经济恢复阶段已基本结束。全国人民在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指导下，开始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国民经济，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但是，以党内资产阶级高岗、饶漱石为代表的小集团开始在党内进行派别活动，以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为名，企图巩固自己的势力，宣扬“红区党”、“白区党”，与林彪、彭德怀等分子暗中勾通，企图推翻中央委员会。毛主席在 1953 年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加强党的团结的建议，起草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阴谋。党也给了受牵连的人改正错误的机会，但高岗和饶漱石坚持反动的立场无意改变。高岗[2]甚至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标志着他对党的最后背叛。

1958 年，毛主席发起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除了迅速增加生产力，大跃进还提出了废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任务。党内的资产阶级抵制大跃进：刘少奇集团从“左边”破坏大跃进，而彭德怀等右派机会主义者在 1959 年的庐山会议上公开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虽然他们的阴谋暂时被挫败，但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资产阶级仍然试图利用 1962 年国家的经济困难来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恢复资本主义。他们要求解散农村的人民公社，扩大城市的收入不平等，赋予专政工人的权力，并在意识形态领域引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毒药。毛主席领导的革命者驳斥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立场。对于当前的严峻形势，毛主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4年，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就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再次爆发斗争，刘少奇否认运动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由于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定数量的执政干部追随党内代表资产阶级的刘少奇集团，而大多数处于"中间"位置的干部不理解防范资本主义复辟的必要性，毛主席认识到过去发动政治运动的方法已经不符合当前的需要，就像他后来指出的那样，必须更彻底地动员群众。“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

1965 年 11 月，姚文元撰写了《评〈海瑞罢官〉》，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第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党内的资产阶级试图将批判限制在学术领域，但 1966 年 5 月 16 日的《通知》正式开始了政治层面的大批判，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广大的革命学生和知识分子率先站起来，在党内对资产阶级进行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派出工作组镇压革命学生和知识分子，把造反的学生归为“右派”。毛主席得知这一情况后，于 8 月撰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揭露了刘少奇集团的阴谋，撤回了工作小组。

工作队撤走后，由于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决支持造反派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党内的资本主义当权派就采取了扶持官方的保守派群众组织来对抗造反派群众组织。11 月，张春桥在安亭事件中公开支持革命工人后，全国广大工人群众开始在当地工作场所和地区组织起来反对当权的资产阶级。

在这种情况下，党内的资产阶级利用破坏和物质贿赂等方式，试图压制群众运动。为了制止资产阶级对运动的破坏，毛主席指示广大造反派群众起来从当地的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1967 年1 月，上海的工人阶级率先从上海市委手中夺取权力。紧接着，造反派在全国许多其他地区夺取了政权。夺取政权后，以部队军管代表、革命干部、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的原则为基础的革命委员会被确立为新的国家权力机关，资产阶级分子被清除出国家机器。在大批判和夺权的浪潮下，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与军队高层的资产阶级分子勾结在一起。2 月，保守派军事力量干预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政治运动，造反派群众组织被军队强行解散，许多人被逮捕。最高级别的军事领导人在会议上公开攻击毛主席和左派领导人，否定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对资产阶级的攻击进行了反击，命令所有军队停止镇压造反派，释放被捕群众。保守派军事领导人不得不执行毛主席的指令。然而，保守派军事领导人并没有失去他们的权力，他们利用军队的力量重建在前一时期被瓦解的保守派群众组织，对抗造反派群众组织。在武汉，保守派的"百万雄师"使用暴力攻击造反派。7 月，毛主席来到武汉，要求军区领导人陈再道支持造反派而不是保守派，但军区领导人公开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甚至密谋绑架毛主席。毛主席从武汉撤离后，来自北京的军队重新控制了武汉，并宣布保守派组织为非法，解救了造反派。

虽然各地的保守派势力都遭受了重大损失，但群众运动的困难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在一些地区，党和军队内部的资产阶级支持保守派组织继续打击造反派，而在另一些地区，造反派在打败保守派后，在资产阶级的唆使下陷入内部分裂，无休止地相互争夺权力。9 月，毛主席再次作出指示，号召各派群众“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尽管如此，大多数地方的群众组织仍在进行斗争，已经夺取政权的地区易手。许多群众组织受到宗派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不愿意与其他群众组织联合。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利用此刻的混乱局面，唆使极少数群众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为了结束群众组织之间愈演愈烈的内战，毛主席命令人民解放军再次介入运动，协助革命群众组织结成联盟，建立稳固的新政权。各群众组织进行了整合，原来的派系解散了。1968 年 9 月，各省和自治区（不包括台湾省）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1969 年，中国共产党在再次进行整党后召开九大，许多革命左派和先进分子成为大会代表。毛主席指出：“（文化大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全国范围内的主要任务，从反动派群众组织从下到上夺取政权，变成了在新生的革命力量的领导下，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对不合理的旧法规进行批判和改造。工厂和农村的资本主义倾向被批判，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力量被遏制，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战线被夺回，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开始在各地涌现。然而，在军队高层形成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林彪集团。林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假意支持毛主席，在反对革命左派的同时，秘密扩大自己的队伍。在九大之前，他们提出了一个唯生产力论的政治报告，遭到了革命者的反驳。在 1970 年的庐山会议上，他们集中攻击张春桥同志，但遭到了毛主席的反击。随着合法手段的斗争失败，林彪集团走上了反革命政变的道路。在"571 工程纪要"中，他们恶毒地攻击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提出" 国富民强"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最终被粉碎，1971 年 9 月，林彪逃往国外时死于飞机失事。党内的其他资产阶级派别也没有停止他们的活动。九大前后，他们篡夺了一些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并利用“清查五一六分子”（五一六是 1967 年活跃的小型阴谋组织）等政治运动，攻击进入革命委员会的群众组织代表，将他们排斥在革命委员会之外。林彪出逃的消息传到国内后，他们制造了"文化大革命已经失败"的舆论，迷惑广大人民群众。1972 年，在中间派领导干部周恩来的指导下，许多中间派和右派分子未经群众许可就被恢复了职务。周恩来把对林彪集团的批判转移到"批判极左"，实际上是批判和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新事物。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此进行了反击，将"批判极左"转为"批判右派"，捍卫了文革的成果。在 1973 年的中共十大上，更多的革命者进入政治局和党中央委员会。1974 年，毛主席发起了"批林批孔"运动，除了批判古代反动思想家孔子的思想外，还针对党内正在复苏的资产阶级。前些年被资产阶级压制的革命造反派又开始活跃起来，抛开历史的对立，集中力量对付资产阶级，那些被误伤的造反派获得了平反，一部分造反派又被吸收进革命委员会。在"批林批孔"运动之后，无产阶级革命者在党内和社会上的力量得到加强。但是，党内高层的资产阶级分子并没有被彻底清算，他们抵制江青、张春桥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同志，支持邓小平复出。

1975 年，邓小平发起"整风"运动，针对革命造反派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许多造反派被镇压。毛主席拯救邓小平的努力是徒劳的。1976 年，毛主席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和许多其他右派分子被撤职。由于需要稳定局势，采取中间派立场的华国锋取代了邓小平。4 月，资产阶级利用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机会，在天安门广场制造了一场反革命暴乱。无产阶级革命者镇压了这场暴乱，并逮捕了死硬分子。

1974 年，毛主席指出，经济上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是资产阶级右派[3]。“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毛主席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他们“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明确了继续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广大造反派和人民群众再次行动起来，在党内批评资产阶级，要求他们纠正前一段时期的政策。一些造反派领导人加入了党，或再次获得革命委员会的职位。

9 月 9 日，毛主席去世。高层资产阶级立即聚集在一起，准备发动政变。中间派的华国锋与长期持右派立场的叶剑英勾结，对无产阶级革命者发动了突然袭击，逮捕了高层革命领导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收到消息后，上海的左派领导人打算发动起义，但由于领导人的软弱无能[4]，最终没有实现。资产阶级在控制上海后，对中央和地区的所有中高级左派进行了清洗，并对各地支持反右倾逆流斗争的造反派和群众进行了疯狂的镇压。这场大规模的镇压运动持续了近两年时间。在福建省，"工农解放军"被短暂地组织起来，参与了反对复辟的武装斗争，然后被迅速击败。1976 年 10 月 6 日的反革命政变标志着中国（开始）从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

华国锋集团篡夺国家政权后，立即开始推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路线。他们否定了文革中所有的新生事物，重新启用文革中被批判的旧制度。修正主义者甚至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加入了"学习西方工厂管理制度"等内容5。1977 年后，邓小平复出，逐渐取代了华国锋。1978 年，邓小平集团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 改革开放"，正式确认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2]译者注：原文为饶漱石，应为笔误
[3]编者注：这里有误，经济上的基础是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右派即走资派的存在是思想政治路线上的政治基础
[4]编者注：应该指出上海革委内部存在机会主义，一枪不发把革命领导权和政权拱手相让，这绝不是所谓抽象的软弱可以一笔带过的，也体现了长期以来民兵建设方面的不足。复辟后黄金海和朱永嘉的背叛也是机会主义的很好的实证。
[5]《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此文同时加入了污蔑斯大林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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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复辟

1976 年 10 月政变后，华国锋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军的控制权，颠覆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集团在巩固自己的地位后，立即开始实施反革命路线。

首先，他们停止了"批邓"运动，为邓小平恢复名誉。一年后，邓小平被恢复了职务。第二，在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的幌子下，他们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工厂和单位，当权者强制执行工作纪律，恢复物质刺激原则。在农村，"农业学大寨"的重点从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转向发展生产力和提高机械化水平。否定教育革命的成果，恢复了考试制度，剥夺工农子弟受教育的权利。文艺革命和医疗卫生革命也被否定了。在党内批判资产阶级的理论被污蔑为所谓篡党夺权的"四人帮"理论。第三，他们残酷地镇压了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几乎所有造反派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和支持造反派的干部都被投入监狱。参加造反派的群众也面临大规模的镇压。据资料显示，仅在河南省，就有五万名干部被清洗，十万人被取消党籍，近两千人被判刑。然而，邓小平等人认为华国锋集团在恢复资本主义方面太慢了。邓小平集团通过斗争夺取了的控制权，开展了所谓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否定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为公开否定毛主席创造了条件。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将"改革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1981 年，邓小平集团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并攻击毛主席犯了"临终前的错误"。

毛主席指出，“（如果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在 1982 年的新宪法中，删除了群众罢工、大辩论和大字报的权利，在法律层面上再次确立了法西斯专政。为了讨好西方帝国主义，邓小平集团结束了对各国革命党的援助，对越南发动了侵略战争。在经济领域，邓小平集团推行资本主义原则。农村的人民公社被解散，土地被分配到农民个人手中。在沿海地区建立了许多经济特区，鼓励帝国主义国家前来投资。在城市的经济改革中，资产阶级首先用物质利益和奖金来贿赂工人，然后通过执行纪律和合同制度，把工人完全变成了工资奴隶。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和农村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邓小平集团鼓励这种发展，并承认雇佣劳动的法律地位。但是，官僚资本经济在这一时期仍然发挥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在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的"换轨"过程中，国家机关的腐败现象大大发展，许多高级官员纵容他们的子女利用特权剥削财富，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社会法律和秩序陷入混乱。虽然"严打"运动起诉了数百万人（很多是无辜的群众），但社会上的犯罪活动却在增加。卖淫、赌博和毒品再次出现。城市里的失业者和农村里的无地农民陷入了赤贫。邓小平集团允许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传播。在整个 80 年代，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形式。此外，在新疆和西藏，一些反动的宗教领袖被重新启用，长期脱离宗教影响的人们被要求重新信奉宗教。当自由主义发展到官僚资产阶级无法容忍的地步时，他们发起了一场反对"自由化"的运动，并解雇了党内支持自由化的领导人。

到 80 年代末，经济改革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人民群众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艰难。1989 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学生在北京发起了资产阶级民主示威，要求把中国从一党制国家变成议会制国家。由于这场运动提出了"反对腐败"的口号，它得到了许多工人的同情和参与。虽然这场运动并不激烈，但是在邓小平集团打倒了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高层自由派之后，他们还是从北京以外的地方派兵血洗了这场运动。镇压过后，修正主义党内出现了关于未来道路的争论。一些人要求实施苏联式的高度集中的官僚资本主义。1992 年，邓小平打败了这些人，推动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

1990 年代，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沿海地区对帝国主义的开放程度加深。大多数国有企业被资产阶级以效益不好为借口私有化，数千万国企工人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工作。现代中国的社会阶级关系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这就是少数资产阶级（包括官僚资本家和私营资本家）和广大无产阶级（包括城市工人和半无产阶级农民工）之间的基本矛盾，在这两者之间是由中农、小商贩、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小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保留了对土地资源和产生最多利润的最重要部门的控制权，而私营资产阶级则控制了大部分工业和服务业。官僚资产阶级在党内占据高位，而私营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有相当大的权力。私营资产阶级被允许进入修正主义党内，进入人大和政协，在地区一级与政府进行谈判（政府需要他们贡献财政收入）。许多私营资产阶级成员原本就是从官僚队伍中转化而来的。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改革中被激化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和城市贫民无产者的工作条件非常卑劣，克扣工资、残酷管理、工伤事故成为工人的常态，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基本保护措施早已完全废除了。当工人反抗剥削时，他们往往被警察镇压。组建工会至今仍是完全非法的，而由少数官僚组成的官方工会几乎从未产生任何效果。农村的大多数农民也受到了资产阶级的严重剥削。解散人民公社后，农村迅速分化，产生了少数富农和广大贫农。农村许多地方的秩序事实上被地方士绅所控制。在 2006 年取消农业税之前，农民的负担极其沉重，许多地方爆发了反税斗争。

2001 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其经济开始迅速发展。然而，这种经济发展完全建立在对数亿无产者的野蛮剥削之上。根据官方记录，农民工的平均工作时间达到每周 55 小时，而实际上许多工厂的工作时间达到每周 70 小时以上。同时，工资仍然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护制度基本上没有得到落实。中国工人与第三世界工人的情况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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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好纪念的，这个党应当被扔进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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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积累导致了垄断资本的发展，使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初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官僚资本主义带头向外国输出资本。中国向第三世界的半殖民地国家提供投资和贷款，并控制这些国家的土地和港口。中国还对一些国家施加政治影响，如向斯里兰卡的反动政权出售武器，支持他们镇压猛虎组织。

随着新世纪的开始，中国工人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的反击斗争。根据官方数据，中国的"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加，“在 100 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中，主要原因是劳工和资本之间的冲突”。工人的斗争有许多形式，如罢工、游行和静坐，最激烈的斗争是"通钢事件"，愤怒的工人将一名反动经理打死。除此之外，一些工厂的工人还提出了组建工会的要求。由于中国反动政权的反动特性，这些斗争几乎都是在警察镇压的威胁下进行的。

资本主义下的民族矛盾不断激化，特别是汉族与新疆维吾尔族的矛盾激化。毛主席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恢复资本主义后，汉族资产阶级和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勾结起来，控制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广大少数民族群众从经济发展中一无所获，出现了反对汉族压迫的想法。在新疆，维吾尔族群众发起了反对反动政权的武装斗争。由于这些斗争受到反动民族主义者的影响，主要采取了恐怖主义的方法，不分青红皂白地伤害反动政权的武装人员和普通汉族群众，没有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随着政权的残酷镇压和民族压迫，这些斗争暂时退却了。

2012 年习近平上台后，虽然提出了"反腐败"、“依法治国”、“消除贫困"等欺骗民众的口号，但在现实中却没有实施任何有意义的社会改革。在起诉了几十万名腐败官员之后，社会不平等继续扩大，即使是官方数据，基尼指数也接近 0.5（根据一些研究机构，这个数字达到 0.6）。《劳动法》中有利于工人的条款仍然无法实施。贫困水平的官方标准非常低，因为农村的贫困人口仅仅通过获得非常有限的"补贴"就被认定为"脱贫”。

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稍有缓和的社会矛盾再次激化。复兴斗争的主力军从城市工业无产者和贫困农民扩大到社会各个领域的工人。2018 年，塔吊操作员发起了全国性的联合罢工，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服务行业的工人——超市员工、出租车司机和快递员都发动了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罢工斗争。在互联网上，计算机程序员提出了反对“996”（每天工作 12 小时，每周工作 6天）的呼吁，赢得了广泛的支持。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主要依靠提高绝对剩余价值的旧的剥削方式已经无法继续。

中间阶层，即使有小资产阶级的地位，也在不断分化。知识分子的地位不断下降，小商人面临着破产的威胁，中农面临着农业危机，其中有相当多的人沦为无产阶级。

在香港，爆发了反对反动法律和要求扩大民主的骚乱。这场斗争是由反动的自由主义者领导的，但客观上暴露了该地区严重的阶级矛盾，这是自 1998 年香港回归以来与大资产阶级勾结、无视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产物。

在国际上，中国的大资产阶级面临新的危机。中国推行"一带一路"等促进资本输出的政策，在非洲驻扎武装力量。这些行为激化了中国社会帝国主义与国际上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许多被压迫国家的人民焚烧中国国旗，叫中国资本家滚蛋。美国两年前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打击中国的出口，迫使中国在许多方面做出让步。今年，北美和西欧的帝国主义大国以"人权"等为借口，对中国发起了联合制裁。

中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之间争夺全球主导权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中国重新划分世界的愿望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了冲突。在这些矛盾的基础上，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或冷战正在酝酿。然而，今天的中国并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两极之一"。它只是第二世界国家中的一个。美国仍然是唯一的霸权主义超级大国，是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6]

最重要的是，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在最近几年有了一些发展。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打着毛主席旗号的"左派"发出"革命"的呼声，实际上大多是与修正主义政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改革派。虽然他们在当时有限地参与了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但他们无法真正领导革命。一些相对先进的团体在出现后迅速被法西斯国家镇压。几乎没有人能够真正掌握毛主义，有些人分不清"复辟资本主义"和"私有化"，把 90 年代看作是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时期。有些人受到民族主义的严重影响，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产生了不正确的认识，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半殖民地”[7]，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需要进行民族革命。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被庸俗化，党内反对资产阶级、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被误解为少数高层人士的宫廷斗争。随着形势的发展，许多"左派"变成了右派。[8]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对毛泽东时代进行重新评价。许多青年学生和工人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许多学院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俱乐部，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小圈子。与以前的左派相比，他们的观点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有些人提出了武装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然而，这些团体仍然无法真正领导革命。2018 年，深圳佳士公司的先进工人要求成立一个独立的工会。工人被捕后，当地和其他地区的左翼学生到派出所抗议，结果是参加斗争的先进分子被法西斯国家逮捕。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对进步团体进行了大镇压。这一事件暴露了这些左派团体的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9]，他们不了解法西斯国家斗争的隐秘性和持久性，完全公开暴露了先进分子，最终造成了巨大损失。[10]

尽管遭受如此严重的挫折，但先进思想的传播是不可阻挡的。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自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权的法西斯本质。就像毛主席指出的那样，“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愿意接受共产主义的人还不了解毛主义，许多先进分子还不能完全区分毛主义和修正主义。这需要革命者进行长期的工作。

今天，世界正处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进攻期，世界帝国主义的三大矛盾都在尖锐化，革命是大势所趋。广大人民群众早已做好了造反的准备，但他们没有共产党人的领导。所有反对中国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的先进分子都需要接受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的理论指导，在此基础上建设革命组织，开展双线斗争，把重建军事化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旷日持久的人民战争道路不仅是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之路，也是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和所有其他国家的革命之路。只有通过人民战争，通过党、人民军队和统一战线这三个革命工具的同心建设，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政权，最终在世界范围内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共产主义。

[6 ]编者注：实际上中修已经成为第二大的帝国主义集团，仅次于美帝。
[7] 编者注：张春桥狱中家书作者张春桥之女伪造毛主席言论说“他们不可能当帝国主义只可能倒退回殖民地。”
[8 ]编者注：应该指出早期的左翼分子组成主要是改良派老左，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安托西修）和马列毛的同路人（进步的知识分子），在中修法西斯的专政下拥抱了反动立场放弃革命，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并不是主流。
[9] 编者注：主要是北大马会这个托派机会主义团体的投机活动，他们推行极“左”路线，试图跳过和无视经济斗争的成果无视阶级斗争形势直接进行激烈的政治斗争，反对成立工会维护工人利益的目标，视其为妥协，最终招致中修当局法西斯镇压，中国革命力量遭到了重大损失。
[10] 编者注：这段时期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组织是马列之声，马列之声是当时相对而言唯一坚持正确路线的，但是由于长期探索实践中走错路较多未能尽早开展自由软件革命运动隐蔽自己，加上另一个原本为团结对象，后彻底背叛革命的组织莱茵学社的背叛，领导层人员信息被透露给中修而彻底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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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中国共产党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创造了伟大的历史，为国际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变成了一个修正主义政党，成为资产阶级的"先锋队"。

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最后会失败？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没有充分运用《以人民战争直至共产主义来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中指出的"武装群众的汪洋大海"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这本来可以通过赋予人民民兵更多的权力来实现。1967 年，毛主席指示张春桥和王洪文在上海扩大民兵，反对走资派，但这个方针没有在全国实现。高层左派领导人被偷袭逮捕后，支持在全国继续革命的干部和群众陷入无力的境地，没有领导，没有组织，没有武器，使他们无法对抗资产阶级分子的镇压。

还有一些其他问题。1）左派领导人未能成功领导广大群众团结起来，没有获得群众运动的领导权，使得群众运动的很大一部分力量被浪费在无意义的内部斗争上。2）大多数干部站在中间派的立场，不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他们被动地抵制文化大革命，没有公开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十月政变后，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立即站到了资产阶级一边。3）中国是一个拥有大量小资产阶级的国家，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村小资产阶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多种原因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他们没有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含义。4）党和军队高层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从未被完全清除。由于左派力量有限，他们只能试图逐步削弱资产阶级的影响。十月政变的主谋之一叶剑英一直反对文化大革命，但在 1976 年才被调离岗位。尽管如此，大多数军队领导人还是愿意听从他在幕后的指示。

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低潮。但在资产阶级在党内取得胜利和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后，中国无产阶级仍在自发地与资产阶级进行着持久的斗争。此外，世界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正在资本主义的包围圈中坚定地发展。就像今年的《五一宣言》所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体系正面临着它的总体危机，群众自发的抗议和斗争正在到处出现——一切都表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进入了战略进攻的阶段。我们必须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最高和最新阶段，即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来武装自己，积极融入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领导他们。我们要用毛主义重建被修正主义破坏的共产党，建立以党为中心的人民军队和统一战线，发动人民战争，夺取国家政权。

今天，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毛主义者必须吸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更深刻地理解贡萨罗主席提出的军事化理论。就像《三大工具建设路线》指出的那样，“当资产阶级失去权力时，它会在党内寻找代理人，利用军队，企图篡夺权力，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恢复资本主义。因此，共产党必须把自己军事化，实行三大工具的全面专政，在人民战争中锻炼自己，加强人民武装组织和民兵的力量，从而席卷军队…随着党的军事化，我们完成了社会军事化的一步，这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的战略前景。军事化的社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武装群众的汪洋大海，保卫着夺取政权并捍卫夺取的政权”。只有彻底动员、组织、武装广大人民群众，才能用人民战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直至共产主义。

中国的进步分子需要积极学习和深化对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的理解，以及贡萨罗主席普适性的贡献。我们要着眼于国内和国际形势，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有所了解，认识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重建军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些组织必须明确以马列毛，主要是毛主义为指导，以毛主义的原则组织起来，反对一切形式的修正主义和左/右倾主义，反对折中主义和宗派主义。毛主义者需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和自己的实践经验，重视批评和自我批评。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万岁！

推翻社会帝国主义的中国！

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万岁！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伟大浪潮万岁！

重建中国共产党！

共产主义小组（毛主义）

202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