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的社论选集

傑瑞米柯賓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二零一三年

中共新領導層鎮壓自由派改革的要求

隨著習近平及其新領導班子掌舵，中國革命的警號來得更迅速、更強烈。在2012年步入尾聲之際， 70多名中國學者和律師簽署一份要求政治改革的公開信，在互聯網上流傳。公開信的主要策劃人-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提出，如果北京「再次浪費和平改變的機會，那麽國家即將受到暴力革命的威脅，陷入動蕩和混亂中。」簽署人包括1981年毛澤東的夫人江青的辯方律師 – 張思之。

這是最近一次中共政權內的資產階級自由派發出的公開突襲。他們主張，資本主義政策應該伴隨著局部和受管製的政治開放；而主導中共的其他派系則樂見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而拒絕真正放寬專製的箝製。

簽署行動發起人坦白承認，倡議書是「相當溫和」。倡議書沒有要求結束一黨專政，但提倡由上而下的循序漸進式的「改革」，包括新聞自由、司法獨立、對私營企業更多支持，等等耳熟能詳的要求。正如較早前我們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頁上解釋過，這類倡議只是反映自由派寄望在中國獨裁體製上建設一些政治「安全閥」，與真正的民主議程有大大的距離。同時它鼓勵經濟更多的自由競爭，希望能預防社會動蕩的爆發。自由派明白到，社會爆發的前景將至來臨。

簽署人章立凡表明：「我們寧願要改革也不要一場革命，因為改革付出的代價最低」。及後他跟先前提出的「低代價」論點自相矛盾，向美聯社表示：「我們是在把（政治改革的）死馬當活馬醫」。

聯署發起人明確表示他們對於革命存有恐懼，要避免中國爆發一場革命。盡管聯署的立場「溫和」，政府的監控系統很快就將倡議書從網絡刪去。

嚴厲打擊媒體

知名的自由派雜誌《炎黃春秋》在1月4日被北京宣傳部關閉，敲響政治改革的喪鐘。在《炎黃春秋》刊登一篇社論對章立凡的聯署行動作出呼應，並要求「保護」中國的憲法。數天後，中國就對雜誌發出封殺令。

廣東的《南方周末》最近發表一篇新年獻辭，因為原稿要求實現「中國憲政夢」，被省級宣傳部部長庹震撤換及刪改。廣東媒體向來被視為沒有那麽官方喉舌，南周的新聞從業員在廣東省對官方審查抗議。

官方新聞署控製南方周末的微博，並偏袒官方版本的的聲明張貼在微博之上，因此有記者正在進行罷工。這次南周媒體員工的罷工行動，是自從1989年以來的第一次，激發起全國很多網民發起團結聲援，所有支持民主權利的人理應全力支持。

「無國界記者」 指出，在2011-2012年間，中國新聞自由的世界排名在179個國家之中排行174。一名長駐北京的《金融時報》記者席佳琳形容，最近的事態發展是中共新領導層「預料之外強硬的政治態度」。不過事實上，這卻是與黨領導習近平提出的「穩中改革」是完全一致的。負責輿論審查的政治局常委劉雲山表明，媒體一定要「把黨和政府的聲音傳播好」。

雖然目前官方審查的對象是自由派的媒體，但這只是冰山一角。去年，中共打擊多個左翼及毛澤東主義網站，這些媒體有些是支持已被清洗的太子黨薄熙來的。此外，主張真正社會主義，反對中共獨裁的所有派系的「中國勞工論壇」，今年已經是連續第五年被封殺。我們的網頁只可以透過虛擬專用網（VPNs）去瀏覽，而VPNs最近成為網管的對象。在去年12月28日，另一項收緊網絡管製的法例通過，限製網絡用戶必須使用真姓名登記。新一屆領導層承諾「深化經濟改革」，但目前為止沒有跡象顯示會落實政治改革，即使是聯署人士所倡議的非常有限的改革也沒有。

「暴力革命」

70名聯署人士以「改革共識倡議書」為標題，警告不改革將造成危險：「中國社會亟需的體製改革一再受挫、停滯不前，公權腐敗、社會不滿將積聚到危險的臨界點，中國將再次錯失和平改良的機會，陷入暴力革命的動蕩和混亂之中。」

發起人的恐懼是有根有據的，即使他們的「解決方案」是有不足甚至是錯誤。上月中國學術機構發表一份報告，指中國2010用以量度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達至0.61，可以與南非相提並論。在中共的資本主義政策之下，中國億萬富豪（身家達十億美元）的數量在全球只僅次美國，但同時卻仍有5億人過著每天收入少過2美元的生活。最近一個調查指出，中國最高收入的10%人口擁有全國85%家庭財富，而美國的數字是75%。

我們12月28日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發表的文章「習近平能帶來改變嗎？」，解釋了在中共黨內的嚴重分裂預兆中國未來會發生革命動亂。在新領導層上任兩個月後，似乎意識到體製的危機逐步迫近，但同時采取措施去支撐一黨專政的體製，而非進行民主化。

11月的十八大會議期間，官方喉舌《環球時報》刊登一項調查，顯示81%受訪者支持政治改革，同時70%的受訪查支持加大反貪腐的力度。

《環球時報》最近再發表一篇文章，總結中共政權拒絕所謂政治改革的因由：「在未來20-30年，中國的發展和改革是同步和共生的。沒有改革，中國將不能發展。而我們需要這麽多時間進行改革，是因為社會轉變是需要很長時間的。中國的改革應該是循序漸進的過程。」

「循序漸進」只是借口，越來越少人相信這謊言。這論點沒有任何歷史例證去支持為何一段「長時間」 是必需的。最近幾年，中共的鎮壓的手段變本加厲。中共上層，特別是主導的太子黨家族，累積了巨大的金融王國，並在一黨專政的體製下隱藏著、受著保護，這解釋了為何他們抵製任何改變。同時，中共政權也懼怕，盡管是將少部分的公民權利和自由歸還給大眾，也會令 「潘多拉之盒」打開，最終激起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要求真正的民主變革。

中共的強硬派和自由派批判者都恐懼群眾的「暴力革命」和「混亂」，又同時支持資本主義經濟政策，因而在這兩個條件下團結起來。他們明白到，當受超額剝削的工人階級獲得政治自由，並能夠建立強大的獨立組織時，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將受威脅。中共強硬派和自由派批判者的分歧，只在於如何避免革命發生的方法之上。

反貪腐的「過場戲」

這種恐懼亦解釋了，中共政權大肆宣傳反貪腐行實，實際效果卻是很有限的。新的領導人就如十年前他們的前任一樣，只是選擇性打擊小部分的貪汙官員，希望藉此平息群眾的憤怒。但中共的領導層害怕在反腐上做得更盡，縱使這樣做能帶來巨大的政經利益。全面揭露中國的貪汙醜聞會對中共政權的存在構成威脅，並可能會觸發中共各個同樣腐敗的派系之間的內戰。

1月3日金融時報的頭條為「中國的反貪腐運動只是一場過場戲」，並表達了類似的觀點。這篇文章還指出，國際金融投機者跟中國的反腐作對賭：「喜歡奢侈品的投機基金經理作為中國貪汙增長的代理人，將會繼續持有歷峯集團（Richemont）和普拉達（Prada）等公司的股份。在中國大陸，本地的鐘表和珠寶的銷售額可能會減少，但是海外的銷售額會持續，因為那些謹慎的中國人會在海外繼續奢侈消費。」

學者的聯署表示，民主、法治和尊重人權都是「不可阻擋的世界潮流」。這是一個極其天真的想法，而不幸地為中國的自由派所持有。他們亦忽略了一個事實，就是爭取民主是要透過群眾抗爭，對舊製度施加政治壓力，並以工人階級的組織作為關鍵力量。例如，在上世紀50-70年代美國黑人爭取民權和投票權的抗爭，也有南非群眾的革命性鬥爭，結束少數白人的統治。而婦女的投票權是在女權運動者、社會主義政黨和工會的巨大壓力下，在一戰後贏得的。在1917年俄國革命前，大部分歐洲國家都沒有民選政府，直至1917俄國革命令各地工人階級勇敢起來，迫使各地的資本家妥協，並使歐洲各國的政府以選舉產生。

在近期的埃及和突尼斯未完成的革命中，我們可以見到工會和罷工在推翻獨裁政權擁有決定性的力量。沒有一個國家曾經試過通過向舊統治者請願，期望他們良心發現，而能以基本民主權利取代獨裁製度。

對「民主」的虛偽

國際上的資產階級政府，尤其是美帝國主義，由於在亞洲與中國爭奪霸權，可能會發表一些表面的民主言論，但它們害怕中國真正的民主運動，並明白到其革命性和反資本主義的潛能。美國官方對中國小心翼翼的自由派的理念表示聲援，又要求釋放個別的異見分子（雖然近年已經見少）。但對美國資本家來說，相對於其自身的經濟利益，這些都是他們次要考慮的事情。比起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在中國賣出更多汽車，而蘋果公司在科技界的卓越地位，是建基於中國的血汗工廠的。此外，可口可樂的主席穆塔爾．肯特近來指出，中國準備超越美國和墨西哥，成為其公司的最大市場。

在北京與華盛頓政府之間的地區角力中，美國政客向中國的獨裁政權發動苛刻的攻擊，並提出他們「金錢民主」的反建議。即是向將其所謂軟實力伸延至亞洲人民，以此抗衡中國快速增長的經濟影響力。細看美國的外交政策，我們可以發現它在世界各地建立和鞏固兇殘的獨裁政權，並時至今日仍在實行侵犯人權的暴行，例如對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空中轟炸。美國政府選擇盟友的條件，並不在於該國是否擁有資產階級民主製度，而建基於該國能否有利於華盛頓政府的戰略和經濟目的。在過去的30年，這種取態塑造了美國的對華政策。這亦解釋了為何在89年的六四事件後，前美國總統老布殊對事件僅僅作象征式的譴責，卻很快就恢復了與中國的外交和經濟聯系。一切以資本家的生意為先！

1989年的教訓

我們社會主義者開宗明義贊同 – 在中共的獨裁政權的災難性政策下，中國現時正邁向革命。但是我們並不同意自由派歷史定律式的的假設，認為都是「混亂」和「暴力」的。革命是否混亂和暴力，很視乎群眾（尤其是工人階級）能否成功建立自己的組織，即獨立工會和社會主義政黨，作為受壓迫的群眾清晰的領導。

在1989年，青年群眾對中共獨裁進行抗議，及後有大量普通工人加入和支持，這正是自我紀律和組織的典範。而暴力是來自反動的勢力，由「改革開放建築師」鄧小平和政權的命令下，以武力鎮壓運動。

很多時事評論員均否認這一事實 – 1989年天安門事件是一個革命性的抗爭，但可惜的是這次抗爭沒有明確的領導和綱領，以至無法推翻獨裁政權。在中國勞工論壇在2009年出版的一書《震撼世界的七周》，我們分析了這些事件，並解釋了若果有一個革命工人政黨，如何可以推翻舊有政權，贏得軍隊的支持，使其站在民主社會主義變革的一邊。

在近期，我們可以看見類似的鬥爭出現在阿拉伯世界，當中的埃及和突尼斯的群眾起義，推翻獨裁政權。同時在巴林，獨裁政權仍然以國家恐怖行動和外國軍隊，打擊反抗的民眾，對政權緊握不放。在埃及，警察試圖鎮壓反獨裁者穆巴拉克的群眾運動，殺害了超過800百名民眾，但鎮壓仍不成功。埃及革命尚未完成，舊有的特權菁英保留其控製權。這些錯綜復雜的障礙之所以出現，是由於現階段沒有一個社會主義的革命政黨在埃及存在，而群眾要為此付出代價。為了要結束在中國內地的一黨專政，我們必須要從這些國際性的鬥爭汲取重要教訓並應用出來，關於怎樣組織鬥爭，甚麽政治綱領是必要的問題上。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主張中國立即實現全面民主權利，這是我們與自由派改革者的關鍵分歧。我們明白贏得民主權利，必須由工人階級去領導，建立屬於工人階級並獨立於中共和國內外資本家的組織，因為這些工人階級的敵人在延續現存的獨裁製度下有著共同利益。

社會主義者支持結束一黨專政，並且支持政治結社的自由、組黨權利和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我們要求立即有自由選舉，產生革命性的立憲會議，以代替現時由百萬富翁主導的花瓶 –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所以十六歲或以上的人均有普選權，選舉的舉行要比現時西方的「民主製」更頻密，至少每兩年一次。被選出的代表可以被選民召回，並只能領取相當於技術工人的薪金。這個革命議會應該引進每星期40小時工作製，不扣減現時的薪金，推行每月人民幣3,500元的全國性最低工資，大幅增加教育和醫療開支，並提供低租金的優質房屋，而一孩政策和戶籍製度必須被撤銷。

我們要求撤銷對傳媒的審查製度，要求新聞自由 – 但不是由香港或外國式那種，由私營財團壟斷的偽新聞自由。我們支持國家根據出版社在社會上的支持度，相應地並大量地資助所有團體和有意出版刊物人士。我們要求停止國家機器鎮壓，實時解散現時的人民解放軍，並以選舉產生的委員會對警察組織進行民主控製。

我們支持建立獨立工會和罷工權利，以及在全國和跨業界組織的權利。這些獨立工人組織必須連系至工人民主委員會，而工人民主委員會將成為真正民主的新政府的核心。我們支持主要行業和公司的民主公有和計劃製度，以人民需要為依歸，而非以往中共在所謂「社會主義」時期由上而下的官僚方式，這官僚的方式的目的是為了延長獨裁統治。

我們認為，只要資本家黨派擁有和控製經濟，就會用其自身的經濟權力，去指導政府的政策並中飽私囊，這情況下就沒有真正的民主。在現今資產階級的「民主」國家中，實際上大企業和銀行正實施獨裁統治，將不民主的削減開支政策強加在歐洲南部的群眾上，這是清楚明確的教訓。我們提出的替代方案就是以民主選出的工人和貧農政府，以真正的社會主義去重組經濟和社會，去滿足多數人民的需要。
支持《南方周末》記者罷工！捍衛新聞自由！

社民連約十名成員發起抗議，聲援《南方周末》記者爭取新聞自由的抗爭。早上十一時，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與其成員在西區警署外集合，遊行至中聯辦抗議並要求接信。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亦有到場支持，遊行其間高呼「聲援南方周末」、「打倒真理部」、「捍衛新聞自由」等口號，到達中聯辦後宣讀聲明，指出眾多內地記者因報導新聞而被監禁甚至喪命；去年中國在囚記者人數全球第三，因為采訪新聞而被控「顛覆國家政權」及「泄露國家機密」，河南電視臺記者李翔便因揭露地溝油事件於去年九月被亂刀砍死。

《南方周末》記者的抗爭引起內地廣大群眾的關註及聲援，昨天約百人到廣州的《南方周末》總部大樓外聲援《南方周末》記者，抗議當局審查和刪改《南方周末》文章，群眾手持標語及菊花，標語包括「取消新聞審查製度　中國人要自由！」「新聞解禁　聲援南周」等。內地群眾也於網上表示聲援記者。

《南方周末》事件

《南方周末》於1月3日發表的新年特刊獻詞被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刪改，引起員工不滿，並聯署公開信要求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辭職。1月6日，該報高層領導層利用編輯部的官方微博公開聲稱，獻詞由該報一名編輯撰寫，否認宣傳部官員修改，將錯誤歸咎於該員工，並向讀者致歉。《南方周末》全體編輯記者及員工因此決定發起罷工抗議。這是二十多年來，首次有主要報章的編輯人員公開罷工，抗議政府的審查製度。

中國：《南方周末》罷工之後——爭取言論自由和民主權利的鬥爭現在應走向何方？

廣 州《南方周末》記者上周的罷工是一場反對媒體審查製度的勇敢抗爭。這一抗爭在中國網絡上引發了廣大同情。周三在廣東新省委書記胡春華介入之後，雙方達成了 協議，保證周四新一期的報紙會出現在報攤上。所謂“共產主義”的獨裁當局極力避免該報紙的印刷周程中斷，否則反審查抗爭將會升級。

傑瑞米柯賓

聲援《南方周末》罷工職員的的抗議

中 國最受歡迎之一的報紙停刊，將把審查機關的手段曝露在公眾面前，無疑將是嚴重政治沖突的信號。審查機關如同秘密警察，需要躲在陰暗中才能有效工作，因此極 度害怕暴露在公眾的目光面前。當一名外交部官員被問及事件時，向BBC說：“中國不存在所謂新聞審查製度”，但對社交媒體的控製卻隨即加強，諸如“南方” 和“周末”等關鍵字在搜索引擎上被封鎖。這突顯中共統治者是如何脫離群眾，與現實隔絕。

自1989年群眾民主運動後，中國首次有媒體雇員 罷工。雖然中共“改革派”發表無數次講話呼籲讓媒體有更大自由，現實是近幾年媒體控製反而加強了。去年“無國界記者”組織在179個國家的新聞自由排名 中，將中國的列為倒數第五名，只比朝鮮和敘利亞好一點。但同時中國又是世界上互聯網用戶最多的國家，數字在本月達到5.64億人。一方面，很多媒體大量發 動僵化的官方宣傳，另一方面在博客上出現熱烈的爭論，所有有良知的記者和媒體工作者都感受到兩者之間的鴻溝。

南方周末沖突的導火索是，強 硬的庹震封殺了一篇支持改革的社評。庹震一年前被委任為廣東省宣傳部長，就是為了在11月中共領導層換屆前後，監管廣東媒體。 《南方周末》的記者抱怨庹震到任後，宣傳部修改和砍掉了超過一千篇文章，並於1月6日開始罷工，獲得了廣大的支持。報刊辦公室外發生抗議，大量名人在社交 媒體上發帖表示支持，引發極多人跟帖。數千人網上聯署要求庹震下臺。當下一期報紙將近截稿之時，記者的反抗演變成全國危機，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新領導層面 臨其首個重大的挑戰。

許多支持《南方周末》的人持有更激進的立場，甚至呼籲結束一黨專政。由於這種公開的政治色彩，是次糾紛標誌著中國不 斷深化的政治危機進入了新階段。正如《經濟學人》雜誌所指：“中國每年發生成千上萬的類似示威，但是他們的口號很少涉及國家層面的政治。廣州《南方周末》 的支持者的語言異常大膽，這一點無疑會令一些中共領導人擔憂，即使是一點點的政治開放，也會打開要求深遠變革的洪水閘門。”

雖然眾所周知 中共政權在處理腐敗、殘暴和無能的地方官員時，擅於革除或者懲罰“替罪羔羊”，但是今次在處理審查部門時就不那麽簡單了。雖然在政府、罷工記者和《南方周 末》管理層可能達成的協議中，包括庹震很可能在未來被調職，但如果在危機期間他下臺，將會付出極其高昂的政治代價。對於這一黨獨裁政府來說，這成為牽涉政 府有否“正當權利”控製媒體的根本性問題。香港《南華早報》社論稱：“挑戰審查製度無異於挑戰黨本身。”

重要的教訓

從 這次記者罷工中，社會主義者和民運分子能得到許多重要教訓，對未來反對中共獨裁極有價值。 《南方周末》是一份領頭的自由派報紙，以其調查性新聞報道而著名，但也由於其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觀點而出名。這導致一部分左翼，包括一些毛派以《南周》親 西方和“資產階級”為由反對這場罷工。在預料之中的是，一小群中共支持者在《南周》的廣州辦公室外舉行抗議，嘲笑聚集起來支持罷工的民運分子，並拿著寫有 “支持中國共產黨，關閉叛徒報紙”的標語牌。這些當局的走狗作為工賊和當局鎮壓的啦啦隊，不用說，這樣的立場和社會主義毫無關系。

中共之所以和《南方周末》發生沖突，並不是就後者的新自由主義立場，而是為了維護其鎮壓機器（這次事件中是省宣傳部），反對極其有限的民主訴求。中共試圖 兜售沖突幕後存在“境外勢力”的陳腔濫調，《環球時報》以此為社論的中心主題，而其他媒體被要求轉載這一社論。這進而引發了更多的分歧，有國營媒體發生了 零星的反抗，甚至有《環球時報》記者史無前例地在網上抗議自己報紙所提出的“外國勢力入侵”論調，受此論調愚弄的人越來越少。博客寫手李承鵬譏諷地評論： “這些境外勢力太可惡，他們住在美國富人區，卻粗暴幹涉中國內政問題，他們偷走中國人很多錢，卻存在瑞士銀行裏。他們子女開著法拉利卻從不關心中國校車的 慘劇。”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支持所有推進民主的鬥爭，即使是有限的進步。我們理解鬥爭中每一部分的勝利都能豐富群眾的經驗，加強爭取全面民 主權利的鬥爭，反對現行的體製。這包括一部分中產階級專業人士和知識分子進行的鬥爭，特別是當他們訴諸罷工這無產階級的傳統鬥爭方法時，這一武器可以提高 鬥爭的意識和自信。但是，這並不等同我們支持《南方周末》報社及其編輯持有的政治立場。正如無論我們是否同意左翼博客和網站的政治觀點，我們都抗議中共對 其鎮壓。許多左翼網站在去年被關閉，但這很少在國際上的資產階級媒體中被提到，與《南方周末》事件受到廣泛報道截然不同。

我們反對被囚的 諾貝爾獎得主劉曉波的親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要求中共立即釋放劉曉波，也不影響我們反對中共殘酷迫害劉曉波和其他異議分子（包括許多社會 主義者）。中共政權內的自由派資產階級一翼發現自己夾在兩者之間- 不斷高漲的群眾憤怒（這代表未來反獨裁群眾運動的略圖），以及統治菁英旨在搶先製服運動的詭計。 《南方周末》的編輯一直小心避免公開挑戰中共獨裁，甚至避免挑戰其進行審查的權利，而只是要求當局采取更加“現代的”方法。在該報罷工後的社論中寫道： “黨管媒體是原則，但黨管媒體的方式要與時俱進。”這篇社論亦提出，為了讓中共進行改革（即維持其統治），需要“溫和、理性、建設性媒體”。

和 資產階級自由派（即《南周》獻辭的觀點）不同的是，我們支持立即實現全面的民主權利。社會主義者不會試圖改良獨裁統治，而是要結束它。我們亦理解，在中國 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和階級鬥爭密不可分，需要反對資本主義和由社會主義取而代之。雖然在工人鬥爭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上有很多重要的相關例子，但是一些的宗 派主義的左翼團體沒有抓住這一根本的事實。他們是在愚弄自己，誤以為可以在忽視和排除所謂“資產階級”民主鬥爭的條件下打敗資本主義。這不是列寧和托洛茨 基的立場，列寧和托洛茨基結合了民主訴求的鬥爭（推翻沙皇統治）和需要工人階級領導民主革命，並以社會主義綱領和革命政黨來武裝工人。

“烏坎式”的協議結束抗議

許 多評論員將解決《南方周末》爭端和2011年烏坎抗爭的方式作比較。烏坎是一個規模大得多和時間持續得多的群眾運動，但這兩次抗爭都在省級中共領導人介入 下，達成交易而結束。許多評論員，特別是“政改派”陣營的，將之視為當局更采取改革路線和“尋求共識”的信號。但是我們社會主義者不敢茍同。

這兩次事件中，協議的內容都很模糊，而且大多數都是“口頭承諾”。在烏坎的案例中，大多數承諾沒有實現。在兩個案例中，當局都受到巨大的壓力，要避免抗議蔓延，但同時也避免被看作全面妥協，惟恐會激發效仿性的抗爭和增加群眾的自信。

廣東省委書記“小胡”剛剛上​​任，就要竭力結束這場吸引全國乃至國際關註的罷工，而且還最好避免訴諸大規模裁員和鎮壓。中共顯示有考慮過裁員和鎮壓的手段，特別是根據《南華早報》（2012年1月9日）報導，北京的一名宣傳部高層官員曾威脅“解散報社和關閉報紙”。

無 疑胡春華曾經和中央領導層進行協調，他害怕大規模裁員和鎮壓會事與願違，激起更大規模的、至少是網上的聲援（在中國威力相當大），並就習近平政權的政治方 向傳達災難性的信號。對習近平及其團隊來說最重要的是“穩定”。習並不支持政治改革，但是他試圖平衡政改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以鞏固自己的地位，並為了準備 推行不受歡迎的經濟政策，要緩和反對聲音。如果中共專製當局鎮壓《南方周末》罷工，會發出“政改”無門的信號，阻礙習平衡不同勢力的技倆。

結 束南周事件的協議似乎結合了慣常的（鎮壓的）威脅和些許讓步，當中可能包括承諾不進行任何紀律處罰為條件，立即結束罷工。媒體報道稱，《南周》及其員工得 到胡春華的保證，未來審查員不會在出版前修改文章。責任將落在編輯工作人員身上，要負責進行自我審查，反正這就是今天最主要的審查方式。

而 同時，《南方周末》職員拒絕接受記者的采訪，尤其是外國和香港媒體，稱自己被要求封口（在烏坎事件中，當時與廣東省委書記及其代表達成協議後，我們也看過 這一現象）。盡管有傳聞中的保證，香港媒體報道《南方周末》記者害怕遭受報復，有些已經開始另覓工作。正如在烏坎事件中，中共采取更“敏感”的方式處理危 機，並不意味著沒有鎮壓，而是推遲鎮壓，然後選擇性地打擊“麻煩製造者”。

正如斯裏拉姆．喬利亞（Screeram Chaulia）《亞洲時報在線》指出：“2011年9月，當一個叫烏坎的村莊的貧​​苦農民起來保護他們自己，反對中共縱容的土地掠奪和腐敗。當局象征 性地革除犯錯誤的中共官員、政府恐嚇和招安，使危機在地方層面上被扼殺於萌牙之中。中國國家發展出一套精密的危機應對機製，無論是在地理上還是在思想領域 中，運用胡蘿蔔和大棒控製動蕩。”

在當前中國爆炸性的社會矛盾之下，不論國家的反應如何巧妙，群眾抗爭不可能永遠地被“控製起來”。烏坎 抗爭運動被叫停，以換取村委會重新選舉，並罷免與發展商共謀竊地的腐敗中共領導。在那之前幾個月的抗爭顯示出了村民極大的勇氣、決心和組織能力，其中許多 人可能認為，在獨裁國家的條件下，這是在當時能夠取得的最好的交易。

我們當時警告鬥爭還沒有獲得勝利，不能信任中共代表會履行任何交易。 這並不是關於這個或那個官員的“個人誠信”，而是專製製度的特征- 特有的貪汙，依賴以犧牲大多數人而富裕極少數人的資本主義經濟製度。我們的警告在烏坎得到了驗證。村委會選舉中的主要獲勝者是親中共候選人（在壓力下，相 對激進的抗爭領袖被迫退出選舉）。警察的監視和騷擾，特別是針對青年活動分子，明顯增加。抗議原先的觸發點- 強征土地的問題- 大部分未被解決，但新的村領袖呼籲，為了“吸引投資者”，村民“冷靜”並結束抗議。

盡管這樣，烏坎抗爭在中國政局留下了自己的印記，可以 說《南方周末》罷工也會如此。這些事件顯示，中共政權是可以挑戰的，並可以被迫讓步的，並顯示有組織的集體抗爭能夠帶來成果，強迫專製當局進行讓步。隨著 新的戰鬥臨近，所有為真正改變而抗爭的人必須從中吸取教訓，並在此基礎上建立抗爭。

在本文撰稿之時，廣州的問題協商解決之後，黨國當局逮捕和威脅那些支持記者反抗的人。至少有十名當時在《南方周末》辦公室外抗議的示威者被逮捕，一些在微博上發帖表示支持的名人被安全警察傳喚去“喝茶”——這是標準的恐嚇方式。

法新社（AFP）在罷工後稱“中國領導人對罕見的反審查抗議的掩蓋方式，顯示出對於迅速變革沒有共識”。但是這只是以中共高層的視角看問題，以及現時中共政權內部的力量對比。基層民眾的情緒是完全不同的。

上 周胡春華和中共廣東省委促成的交易本身並沒有多少價值，但是記者的罷工還是造成了改變。這是目前為止少數公開的政治抗爭之一，其引發的支持震動了政權。審 查官員面臨更大壓力，害怕引發新的沖突。這一抗爭證明，聲援抗議能夠在中國當今的形勢下迅速蔓延。宣傳部官僚這條“瘋狗”被狠狠提了一腳，下次它想咬人的 時候必要三思而行！

我們的立場
中國勞工論壇主張結束出版審查，解散宣傳部，作為反對專製政權的更廣泛的鬥爭的一部分。我們支持一個公有的、但 不由政府控製的自由媒體。我們反對媒體的私有製，這在各地導致印刷品和廣播媒體集中到不民主的強大壟斷集團手中。在香港、臺灣和西方“民主國家”中所謂的 “媒體自由”名不副實，媒體反而往往被少數媒體大亨壟斷控製。社會主義者主張人人可用的大眾媒體，讓整個社會將之用作一種溝通、表達藝術和文化的方式，需 要極大的開放性和容納不同的思想。要實現這一點，只有通過一個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來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體組織，讓其充分反映不同的意見。

中國的空氣汙染「打破所有紀錄」

「我愛我們的城市，但我拒絕當人體吸塵機！」這是當中國北部的空氣汙染打破所有從前的紀錄，數以千計的北京人透過社交網絡發表的意見之一。不只是首都，還有其他30個中國城市遭受前所未有的有毒煙霧。空氣汙染大幅超越世界衛生組織(WHO)認為有害的水平。濃煙厚霧引致航班取消，高速公路關閉，並令有關當局被迫暫停大量工廠和建築工地的工作。世界衛生組織上限的40倍

1月12日（星期六），北京當局表示PM2.5（細微得可以直接進入肺部，從而引致疾病及死亡的塵粒和碎片）數字錄得每立方米993微克，差不多是世界衛生組織安全上限的40倍。一位環境專家指出，美國曾經於森林大火時達到這水平，而在北京錄得的水平甚至超越這水平。

中國政府自己錄得的數字顯示，中國北部和東部33個城市的汙染為「嚴重汙染級別」，影響著超過100萬人。但這數字被環保團體批評不夠全面。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的趙章元表示：「空氣汙染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見到這麽差。」

新華社報導，空氣質素差劣的情況下，在1月14日位於浙江省的家俱廠發生的一場火災，燃燒了三個小時才有人通知消防部門。居民很難從汙染空氣的毒霧中辨認出火災的濃煙。

煤的燃燒

這年冬季是28年來最寒冷的。據稱因為驅動中央暖氣系統而使煤的燃燒量增加，是引致今 次災難的原因之一。但即使政府亦承認主要因素是汽車數字上升，以及工廠和建造業的汙染增加。政府喉舌的《環球時報》則指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築工地」。 很多官方媒體進行了批判性的報導，以顯示他們的「獨立性」。《環球時報》呼籲政府「向公眾公布可信的環境數據」。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表示：「汙染的問題並不是一兩天造成的— 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解決這個問題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我們必須有所作為，包括改變工業生產和消費模式。」這是典型的官方評論，缺乏真正的方案或行動。

為 了產生電力，中國的煤燃燒量比美國、歐洲和日本三國的總和更多。現在有急切需要發展對環境安全的替代能源，例如風力發電和太陽能發電。現時，中國太陽能電 池和風力渦輪機的生產在世界處於領先地位，但大約三分之一的風車的發電量被浪費，這是因為電力網沒有足夠的技術吸取這些能源。而太陽能發電的行業主要是用 於出口的，並因為資本市場的波動，面臨價格急跌和生產過量的危機。

而從本星期專做口罩的公司的股價暴漲中，可以看到資本主義的投機性 質。領頭的口罩製造商「上海紐倫」的股價連續兩日激增10%。類似的情況亦發生在一間專做汙染控製儀器的公司「褔建龍凈」中，其股價亦在一星期內上升 9.64%。可見在金融市場只會利用危機嘗試去獲取盈利，而不是輸送資源去解決危機。

汽車使用量激增

在北京等城市，汽車使用量已成為另一個的空氣汙染源頭。例如在北京，汽車的數目已由在2005年的260萬輛，上升至一倍至今天的520萬輛。在全中國，汽車的數量由2001年的500萬輛上升至2011年的1億輛，而預計在2020年中國將會有2億輛汽車。

中 國政權有意識地促進汽車的銷售和增加製造量，使之成為中國的「中流砥柱行業」，以吸引外國的汽車公司來投資。以生態學的角度來說，這個策略是一個災難。工 業的投資和城市的規劃應該要專註於公共交通運輸、城市鐵路、地下鐵網絡和其他更環保的方案。雖然市政府現正擴展地下鐵的建設（在北京，近期有4條鐵路開始 投入服務），這仍遠落後於汽車使用量的急升和擁擠的道路交通。

甚至連官方控製的《中國日報》也指出：「如果我們更留神的話，是可以改善大城市的空氣質素的，，在居住地方中種植更多的樹，和對車輛的數量實施嚴格控製。」

空氣汙染是危害生命的重要源頭

空氣汙染首次成為十大致命疾病之一。在2010年，在亞洲有超過210萬人因為空氣汙染而早死，而當中一半的個案是在中國和東亞地區。根據2012年12月在《刺絡針》發表的研究指出，空氣汙染的源頭主要是柴油煤煙，以及汽車和貨車所排放氣體中的微粒。

中 國的高速城市化的計劃很少考慮到人類和環境的成本，但房地產發展商和貪汙的各級官員卻能得到龐大的利潤。我們需要民主的控製和計劃去解決汙染的惡夢，而這 必須連系到建造業、公共交通和其他主要公司的公共擁有權，並急速將經濟的能源依賴由石化燃料轉至可再生能源。在最近汙染事件的震蕩證明，真正的社會主義和 民主控製是生死攸關的問題。

傑瑞米柯賓

廣東村民抗爭重燃烏坎精神

廣 東村莊再次發生反對非法賣地的起義。對官員腐敗失去耐心的抗議者和地方中共領導派來的大量安保人員之間再次發生對峙。上浦村的抗議（令人回想起2011年 烏坎村的反抗）在對中國獨裁當局來說最壞的時候爆發。星期二，橡皮圖章全國人大召開年度會議，將權力移交給習近平和太子黨主導的新領導層。上浦村抗爭強烈 地顯示出大眾面臨的嚴峻的經濟現實狀況，與聚首北京的中共菁英的奢華光鮮的生活方式天差地別。

中國每年經歷超過18萬起“群眾性事件”- 街頭抗議、罷工以至暴力騷亂，當中三分之二的事件與為經濟開發而征收農地有關。2011年一份美國農村發展研究所、北京人民大學及密西根州立大學的聯合研究報告指出，平均每年有400萬人因政府征收而失去土地。

2011 年秋天，烏坎村這個15,000人的社區爆發反抗運動，反對非民選的村官與地產發展商互相勾結，多年來非法賣地。群眾動員起來、踢走受人憎惡的烏坎村村委 會、鎮壓以及抗爭領袖在拘留所死亡，將省政府逼到墻角，結果令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汪洋及其代表向烏坎村民承諾重大的妥協。

中國內外都 對當前上浦事件深感興趣。烏坎抗爭是否將重演？胡春華領導的新省領導層會否像前任的汪洋一樣，促成協議達成？上浦村的抗爭是否能在一黨政權下贏得讓步？像 上浦這樣的抗爭要贏得勝利並確保其主要的訴求，有必要對2011年政府表面讓步後烏坎村所發生的一切作出總結。

今天，很多烏坎村村民感到沮喪和被欺騙，縱然他們贏得權利在去年這個時間的選舉中，以民選的村委會取代了腐敗的舊村委，但他們大部分的抗爭訴求沒有得到滿足。顯然，事件當中有著重要的教訓需要學習。

“占領上浦村”

在 距離烏坎約100公裏並有3,000人口的上浦，村民從2月22日（星期五）開始占領村廣場，盡管暴徒（據報道是中共地方官員雇來的）惡意攻擊，但村民拒 絕離開。這類型的對公共區域、十字路口等引人註目的地點的占領，成為中國最近抗議運動中熟悉的策略，無疑是借鑒了美國“占領”運動等國際例子和國內近年來 的抗議活動，包括罷工。

上浦示威者要求腐敗的地方官員停止買地，並要求民主權利。在村廣場的一張橫幅上寫著“強烈要求合法民主選舉”。示威者向法新社表示，他們想有權利投票決定村領導人以及將稻田轉成工業區的計劃（讓官員及其商業夥伴撈錢的事情）。

現 任村長李寶玉（同時亦為中共村書記），是由更高級別的政府直接任命的，連法律要求的村級“選舉”都沒有。村民指控李寶玉虛假收集簽名，以授權將500畝農 地轉讓給吳桂存的萬豐投資有限公司，以修建電氣配線工廠。村民同樣感到憤怒的是，從任何這種交易所得的賠償水平沒有反映土地的真實價值。

抗爭在2月24日（星期日）升級，數十名用鐵鏟等武器武裝起來的暴徒試圖驅趕示威者，並破壞村廣場的占 領行動。上浦居民用建築工地的竹桿和磚頭向戴著橙色安全帽和紅色臂章的襲擊者反擊，這是他們合理的集體自衛權利。在激烈的打鬥中，最少八名村民受傷，一些 傷勢嚴重，六人被逮捕。約30架暴徒用來施行襲擊的車輛全部被上浦示威者砸爛。橫跨大路上的汽車殘駭應該可以提供證據證明誰是襲擊者，以及誰派他們來。

管轄上浦村的揭西縣地方政府發表聲明，稱被砸爛的車輛的車主目前正受調查，亦同時命令示威者離開廣場。但占領行動繼續。政府的聲明是典型的，希望給予公正無私的表象，但事實上是維持中共獨裁政權所說的“穩定”，其基於鎮壓合理的對不公平的事情進行抗議的權利。

根 據法新社報導，警察現在封鎖了上浦村，禁止外人進入，同時居民拒絕讓官員進入。這一對峙發生在全國人大會議的僅僅數天前，而這可以為抗議運動爭取一定的時 間。很多人恐懼一但人大會議結束，當局會動用暴力。“為了維持維穩，[當局]不想在會議前動用強力手段。”一名當地居民向法新社記者表示：“我們害怕他們 會回來。”

烏坎的教訓

據報道，上浦的抗爭代表與地方當局正進行談判。在任 何這類型的衡突中，談判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贏得到主要訴求，抗議運動不能放松一刻，不能對政府代表有任何信任，而只信任自己組織的力量和鬥爭的準備。占 領行動需要以定期的動員、群眾大會和民主架構持續下去。任何談判應該公開，而不能在運動背後有秘密交易。上浦的示威者應該接觸和聯系在其他地區同樣正在進 行鬥爭反對腐敗體製的團體，防止被包圍和孤立。

根據當局控製的《南方日報》報道，約300名官員和政府雇員從揭西縣和周圍的村委會 動員過來，到上浦村入戶走訪。這種“進村入戶”的目的是向居民施加壓力，要他們停止抗議。但是，南方的報導很有值得懷疑。一些更可信的報導（包括外國傳 媒），例如法新社記者指出，示威者正將政府的團隊阻擋在村外。這是這一抗爭仿效烏坎抗爭的一些方法的最明顯的標誌之一。

而同時，據報道至少有另一個農村抗爭在廣東省進行。廣東汕尾市東湧鎮，數千村民抗議反對中共村官私賣土地。根據村民所指，過去二十年最少有13公頃土地被非法賣出。

東湧示威者已經數次面對當局警察的暴力鎮壓，數百名準軍事警察派到這一地區，很多人受傷，數十人被捕。這抗爭從去年開始，村民八次上街遊行示威。由於受到烏坎抗爭表面成功的鼓舞，他們向縣政府要求懲治當地官員，並交還被竊取的土地，但政府無動於衷。

“會跳的支票”

在 2011年烏坎反抗事件後，中共政權在媒體散播自己的版本，以試圖利用該事件。其談論汪洋及廣東省政府的新“烏坎辦法”，通過討論來和平解決不滿。現實 上，這卻是將實際上發生的事情大大扭曲。我們必須記住，烏坎村民面對過殘酷的鎮壓，而一名抗爭領袖，薜錦波，在警察囚室受到可怕的傷害後死去。正如在廣東 及其他省份發生的新的村莊抗爭中表現的事實，現實政權並沒有在烏坎事件結束後改變方向。

省領導層作出妥協，是因為他們害怕烏坎運動會 升級，蔓延並啟發其他群眾挑戰地方中共當局。同時，汪洋及其團隊所作出的讓步實際上是很小的，所有重大的議題都被推遲到烏坎村舉行選舉之後。隨後發生的就 是警察的繼續選擇性的鎮壓和騷擾，一方面打擊烏坎抗爭運動中最激進的階層，另一方面更高級別的政府不支付烏坎費用，阻撓新選舉領袖有任何可能去推行運動的 主要訴求。

今天很多人抱怨“沒有什何改變”。因為征地的關鍵問題尚未解決，抗爭運動中反對進一步抗議並強調與中共妥協的一派，與合理 地憤怒並尋求重啟鬥爭的另一派發生了分裂。選舉產生的村委主任林祖鑾公開說他後悔參與2011年的抗爭運動。一名烏坎的活動者總結他們被騙的感覺，對路透 社表示：“就像給你一張200萬元的支票，但當你去銀行時就跳票了。”

對於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 （chinaworker.info）網站來說，烏坎抗爭在如何組織群眾運動上給予很多重要的教訓。我們認為是鬥爭，而非2011年12月的協議或者中共 偽裝改變的“辦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幸的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烏坎運動欠缺一個清楚了解中共政權所扮演的角色的領導層。該運動也沒有意識到要實現運動的 訴求（交還被竊取的土地、調查前村官的秘密交易、獨立調查薜錦波之死），需要繼續抗爭，建立獨立於政權以外的民主的人民組織，挑戰中共的親資本主義政策 （大規模征收土地是這一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了換取中共監督底下的村選舉，烏坎村民解散了他們自己的獨立村委員會和取消抗議，這是一個錯誤。民主 的群眾大會決定鬥爭的每一步是至關重要的。

正如我們去年評價烏坎運動時寫道：“事實上，官方地承諾將流於紙面。這是一場還沒有結束的抗爭，為了奪取最終的勝利需要對策略、綱領和組織 方式進行進一步的討論。這場鬥爭所缺乏的非常關鍵的因素是一個新的、活動的、民主的抗爭政黨。這一政黨必須基於工人階級和青年，以一個明確反對資本主義和 反對專製統治的社會主義綱領贏得貧農的支持。這樣的黨目前只能在地下發展，但它會在即將到來的更多甚至更大的鬥爭中發揮作用。” [烏坎抗爭及其教訓, 文森特·科洛與張蜀傑, 2012年2月26日]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主張：
團結上浦及東湧的群眾抗爭！支持重啟烏坎群眾抗爭！
停止鎮壓，釋放示威者。要求集會自由、組織自由和罷工自由！
踢走腐敗官員
選舉官員和村委會－通過以抗議運動為基礎的當地人民委員會組織選舉而不是通過中共進行組織，確保政黨和團體進行競選活動的全面的自由。
立即在中國實現立面民主權利，而且不只限於村層面。結束一黨專政！
自由選舉產生革命立憲會議，打倒資本主義富豪，支持社會主義政策！
公共民主控製及擁有土地、自然資源、城市發展政策和房屋修建。人民的需要高於利潤！

中國人大：世界上最富有的“議會”在北京召開

三月五日，全球最富人雲集的政治會議（兩會）將在北京舉行。華爾街日報最近一份調查宣稱：“中國立法機關全國人大的富豪代表數量可能比其它任何一個國家的類似機構都要多。”《中國富豪走上從政之路, 2012年12月29日》

在 3,000名人大代表中，有75名億萬富翁，平均財富超過10億美元（62億元人民幣）。全國人大所有代表的總財富超過7,020億港元。該報導又稱： “相比之下，2010年美國國會535位議員的財富總和在18億美元（112億元人民幣）至65億美元（400億元人民幣）之間。”

中 國政商精英的巨額財富成為全球媒體焦點。《金融時報》將2012年命名為“太子黨之年”，並和其他商業雜誌都廣泛報導了中國太子黨（毛澤東時代領導人的子 孫）。過去十年，中國的經濟和社會以驚人的速度在變化，連領頭的資本主義評論員都要拼命追趕才能與時並進。對中國新寡頭統治者所積累的財富，許多報告都反 映的一定的震驚和畏怯。

在去年十一月的中共十八大會議後，中共最高領導層歷史上第一次由太子黨主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獨裁的權力核心）的七名成員當中，有四名太子黨，以中共新一任總書記習近平為首。習的父親習仲勛曾官拜副總理，後來在文革中曾被毛澤東清洗和監禁。

太 子黨之能如此露骨地鞏固權力，是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的結果。雖然習近平似乎比胡錦濤更為掌握大權，但習的政權尚未鞏固，並面臨來自內外的挑戰。雖然身為太子 黨，但習近平嘗試在中共內部派系之間取得平衡。他愈來愈疏遠扶植自己的江澤民，轉而依賴江的對手共青團派的支持。太子黨不是一個凝聚性的政治派別，而是中 國富豪精英內一個獨有有社會群體。彭博通訊將其形容為“新資本主義貴族”。中國金權崛起，現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二大債權國和最大的貿易國，精英們 通過家族關系，從中攫取大量的利益。

貧富差距

中國親資“改革開放”30多年來，社會 換血和改造表現在太子黨的興起。在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達到了，甚至超過了危機的水平。經過12年的沈寂，中國當局公布今年的基尼系數數字，系數從2008 年的0.491下降到去年的0.474。這個數據之低引起了普遍的懷疑。但即使從這數字去看，中國比美國（0.378）更為不平等。

但在 包括中央銀行在內的國家機構公布的另一項研究中，2010年中國的系數為0.61，屬全世界最不平等的十個國家之一。有感於這座社會火山的震顫，中共新領 導人已經承諾會縮小貧富差距。但前任的胡溫也曾有類似承諾。十年前，他們還在“以人為本”的迷人旗號下承諾改變政治方向，但在現實中，卻變成了“以一些人 為本”！

胡溫上任時，在中國沒有一個億萬富翁（超過10億美元），而今天有251個，全球第二多，僅次於美國。另外還有270萬名百萬富 翁（以美元計），根據上海的《胡潤百富》指，他們當中有85%會送子女到海外留學。所以，盡管在本國為了“維穩”和牟利而維護專製製度，中國富豪都將自己 的個人生活國際化，讓自己獲得國外“民主”製度帶來的好處。

作為中共獨裁主要的（而非獨有的）副產物，一個資產階級已經冒起。一份2010年4月的官方報告顯示，131萬名縣級以上行政級別的官員及其家庭掌握了中國80%的財富。

中國美國商會前主席麥健陸（James McGregor）說“為了避免俄羅斯式寡頭的崛起，中國選擇了一個黨領導的寡頭政治”。十八大的結果表明，與其說是黨領導太子黨，還不如說它愈來愈像太子黨領導著共產黨。

世界上最富有的“議會”

正如以上所指，中國富豪精英的崛起反映在獨裁機關（包括中共黨內）的組成。麥格雷戈說：“中國全國人大的成員如此富有，他們的會議最好在銀行金庫裏進行。”

根據《華爾街日報》最近的一個調查指，“中國的立法機構，被稱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比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立法機構有更多的超級富翁成員。”報導指中國最富有的1024人，有160人為中共黨大會的代表、全國人大或政協成員。

“全國政協越來越像是英國的上院（House of Lords），實權不及上院，但比上院有錢。”報導指，全國政協在其2,200名成員中，有74名億萬富翁，平均資產凈值為113億港元。

在 英國，有媒體去年報導，英政府（或內閣）的29名成員中有18名都是百萬富翁，引起了社會轟動，並激發對政府野蠻的緊縮政策的憤怒。《每日鏡報》 （2012年5月29日）指出，聯合內閣的財富超過7000萬鎊（8億港元）。然而，與他們的中國同行相比，這些財產簡直是小巫見大巫。根據彭博社的分 析，習近平的家庭財產合計共價值30億港元，比整個英國政府全體閣員的財產多3倍以上！

《華爾街日報》的調查評論道：“在中國有政治背景的家庭進入商界之際，私營企業鉅頭也在進入政界，雖然外界對推動他們進入政界的確切原因並不清楚。”

該報告繼續說（回答了其自己的問題）：

“但 《華爾街日報》的分析顯示，那些出現在胡潤百富榜上的人大代表，其個人財富的增長速度要比胡潤百富榜上其他人的平均速度快。進入2007年到2012年胡 潤百富榜的人士當中，有75人在這一時期在中國的立法機構任職。胡潤報告顯示，在此期間他們的財富平均增長81%。根據胡潤公司為《華爾街日報》所做的分 析，榜單上沒有擔任全國性政治職務的324人，同一時期的財富平均增長47%。”

這形象地說明了資本家如何利用與中共之間的關系－作為中 共黨員和非黨員顧問－令公司獲得好處，攫取國家合同和廉價資源，與國家經濟的其他部門“合適人選”勾結。在《華爾街日報》的報告提到紡織業商賈張海景，他 擁有不少於10個政府的職位！張價值101億港元的業務巧合（！）是的第一家私人公司獲得銀行金融助理業務的批準，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將其血汗工廠擴展至 柬埔寨。今天，甚至有顧問公司推銷“五年計劃”，以幫助商人獲得晉升為政府機構人員，如全國人大會和政協。

反革命的過程

正如托洛茨基解釋說，“先進的工人必須學會區分共產主義的標簽外衣和實際的社會進程”。正當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專政及其附屬物已經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中共把資本家融入到其結構，同時通過中共的後代和家庭，將自己植入至新興的資產階級。

我 們應該記得，即使在毛澤東的政權，建基一個與目前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完全不同的經濟體製，中國共產黨以普遍的意義來說，與其說是一個政黨（更遑論是工人政 黨），還不如說是獨裁國家不可缺少的部分。黨的組織起到傳送帶和控製室的作用，維護當時寄讬於一個官僚國有經濟體系下毛派－斯大林主義獨裁的統治利益。國 家沒有工人民主控製的元素，與真正的社會主義差天共地。但是，在人民群眾的強大壓力和國有製為基礎的初步生產計劃下，盡管有著官僚主義的沈重阻力，毛派政 權完成了中國的工業化，並建立了一個復蓋大量人口的基本福利網（其中大部分現已被摧毀）。

沒有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和領導，沒有民主的權力機 構和國際社會主義的綱領，中國的革命浪潮不可避免地達到了它的極限並回落，前毛主義的國家領導內的資本主義反革命力量糾結。鄧小平及其盟友在沒有一個完整 的計劃下，根據經驗設定了這個任務。他們羨慕“國家資本主義”的鄰國韓國、新加坡和臺灣等明顯的活力，但也是由於害怕官僚強化破壞計劃經濟將引發社會爆 炸。今天的太子黨顯然就是鄧小平及其反革命的繼承人。

傑瑞米柯賓

“八大元老”

外國報章的報導，有些是依靠中共派系內部人士泄露的信息，能夠進一步深入了解中國的“紅色貴族”世界。

一 位資深外交官向《金融時報》指：“你留在中國的時間越長，你越認識到，這個國家的一切由數百個家庭控製。”近廿年湧向中國的資本企業沒有忽略此現實，反而 將令其業務戰略適應這事情。那位外交官指出：“你也會意識到，大多數主要的外國公司都試圖雇用中國官員的兒女，使他們能夠獲利和做生意。”

彭 博社在十二月一份名為《毛澤東的同誌的後代成為資本主義的新貴》的廣泛報導中，提到所謂“八老”的103名兒孫的財富。這是指鄧小平和支持鄧小平的走資政 策的其他七名頂級領導人（彭真、楊尚昆、李先念、陳雲、薄一波、王稹、宋任窮），並隨後在八九年六月四日還與他一道實施反革命的鎮壓。這八大太子黨氏族在 新中國是主導政治和金權的家庭。

在八老的行列內，有26個後代正在運行國有企業，而43人則經營自己的商業或成為私人公司的高管。其中三人控製的國有公司，管理總資產價值約12.5萬億港元，相當於該行業2011年全國總產量的五分之一。

興業銀行經濟學家興業告訴彭博：“證據是明確無誤地指出：那些『八老』的後代和直系親屬在90年代到2000年的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中攫取了巨大的財富、巨大的力量和巨大的特權。”

彭博社的報告繼續說：“至少有18個元老後代擁有或運行的實體與境外註冊公司有關，包括在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以及利比裏亞和其他保密的司法管轄區。”

彭 博追蹤的103名後裔幾乎有一半“曾在國外工作、生活或留學”，包括23人在美國，其中3人在哈佛大學，4人在斯坦福大學學習。報告提到花旗集團 （Citigroup）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等華爾街銀行有聘請中國太子黨。“至少[103人中的]6名為私募基金和風險投資公司工作，公司的目的是利用他們的人際網路在商場製 勝。”

薄熙來事件

政治局25名委員之一、浮躁的太子黨薄熙來下臺，成為2012年一 件重大的國際新聞。薄的案件，與對薄妻谷開來精心設計的謀殺案審判，令鎂光燈聚焦在太子黨的權力和財富上。對薄熙來本人的審判可能將至，其現時被指控的腐 敗行為跨越二十年，從東北的遼寧省到西部的重慶的生涯。

薄的倒臺令他家庭的國外財富受嚴格審查，其價值估計至少有10.6億港元。同樣， 紐約時報、彭博及其他媒體順藤摸瓜發現了薄氏在中國境內外隱蔽的股份、房地產投資及公司董事職務，涉及博的兄弟，谷的姐妹，甚至他和前妻所生的兒子也在美 國花旗集團（Citigroup）擔任一職。薄熙來家族的財產雖然如此驚人，但是比起習近平等著名領導人則相形見絀，包括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根據《紐約時 報》的研究，他親屬建立了一個211億港元的金融帝國。

溫家寶是中共黨內一個突出的非太子黨代表，他強調自己出身卑微，以塑造親民形象。 他家庭的律師事務所威脅向《紐約時報》采取法律行動，反擊這些極具破壞力的真相披露，但幾乎可以肯定，這是只是虛張聲勢，因為法院訴訟將涉及更嚴格的財產 審查。許多人認為消息是由溫家寶的敵對派系泄露的，是中共內部權鬥的一部分。

與 其說是因為腐敗（無論是否太子黨的中共官員都一樣），還不如說薄熙來下臺是因為他被視為一個雄心勃勃而又輕蔑中央領導的“神經刀”，並希望宣傳自己夾雜懷 舊毛時代之情的獨裁民粹主義。盡管在他的“左派”措辭中缺乏實質內容，中共領導看到了當中的威脅而決心清洗它。這是中共權鬥的一面，植根於中國走資數十年 後爆炸性的社會矛盾。這些矛盾炸開了中共頂層“團結”的外殼。

寄生資本主義

盡管中國國家幹預的力度更大，政府保持對金融業的控製，資本主義在中國越來越多地模仿西方國家的寄生式金融資本主義。在過去的2-3年影子銀行部門以異常的速度在增長。根據中銀董事長肖鋼所指，資產負債表外貸款的激增（因為需要刺激國內生產總值）類似於“龐氏騙局”。

中 國富豪資本家和中共官員在掠奪經濟，將現金存放在境外。根據華盛頓特區的全球金融誠信的一份報告指，在2000年至2011年期間，總值3.97萬億美元 （31萬億港元）非法資金離開中國，相當於每年流失10%左右的GDP。約6,000億美元（46.8萬億港元）進入英屬維爾京群島和開曼群島等避稅天 堂。

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的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聲稱：“中國出現新的寡頭政治－或更糟的盜賊統治，應該足以消除美國向中國政治模式學習的念頭。”

易 明的說法顯示，由於對華盛頓的運作不順感到沮喪，欣賞中國的專製模式的美國精英日增。她暗示美國或者西方資本主義某程上更健康、更廉潔和更少被寡頭利益所 驅使。但是這傳說在五年前全球金融危機時已被打破。同樣，彭博新聞社在社論評論自己的調查宣稱：“中國太子黨在建立一個模式錯誤的資本主義。”

他 們希望我們相信有一種“正確的”資本主義，事實卻愈益證明相反。彭博新聞社的擁有者為紐約市長邁克爾・彭博，全世界排名第15富有。彭博是一個具爭議性的 人物，不僅僅是由於在他任職市長期間，個人財富從約234億港元增長到1,950億港元。我們能夠寄望美國的“自由媒體”，能對富豪老板的財富聚積與官商 之間的勾結關系，進行同樣深入的解構嗎？

同樣，本文大幅引用的《華爾街日報》由億萬富翁魯珀特・默多克擁有，他及其“太子黨”兒子們領導媒體鉅頭新聞集團（News Corp）。英國的“默多克門”醜聞暴露了默多克公司為犯法、貪汙、裙帶關系和政府任人唯親的溫床，連薄熙來可能都對此汗顏。

中 國的太子黨和新資本精英並無發明裙帶政治的概念，他們僅僅是快速的學習者。國際工人階級沒有興趣在這種或那種模式的資本主義之間進行選擇，整個全球的製度 都基於對人和自然資源的野蠻剝削。我們的任務是建立一個群眾運動和革命黨，為社會主義和全面民主權利戰鬥，永遠終結資本主義製度。

中國：女性抗爭與社會主義

新的女性抗爭運動開始在中國出現，在過去幾年中國女性活動家非常活躍，例如街頭活動“占領男廁”，以及抗議地鐵中的性騷擾和招聘中的性別歧視。他們同樣為在大學中的平等權利和反抗家庭暴力，而同時女性的抗爭也面臨中國“共產主義”當局的鎮壓。

2010年1月西蒙德波伏娃女性自由獎頒給兩名中國女權活動家：律師郭建梅和教授艾曉明。而只有前者得以到巴黎現場領獎，而艾曉明教授沒有被當局允許出境。

在中國女性在很多方面處境更加糟糕，因而女性有很多理由進行鬥爭改變當前的體製。根據國際衛生組織，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個女性自殺率高於男性的國家， 為男性的三倍。每年 150 萬婦女試圖結束生命，其中 15 萬因此死亡。特別是面臨赤貧，高失學率和照顧家裏老人的農村婦女。

即使在城市中，女性也面臨生活中大量的歧視。上海地鐵第二運營有限公司的認證微博“上海地鐵二運”將一名女乘客照片發上微博，圖片顯示：雪紡外衣下 可以看到她的內衣和襪子。該微博發出這樣的“忠告”：“乘坐地鐵，穿成這樣，不被騷擾，才怪。地鐵狼較多，打不勝打，人狼大戰，姑娘，請自重啊。”

雖然女性占中國勞動力的46%。工作中仍然受到歧視。招聘中，女性受到很多歧視，或者根據其相貌選擇而被物化。找工作或者面試時，女性往往被問到是 否結婚，是否有孩子之類的問題，將女性生育權利及所需的保障視為負擔，作為選擇是否招聘該求職者的標準。 在工作場所，女性也經常受到歧視和性騷擾。《城市信報》報導富士康經常出現女員工被性騷擾的現象，而面對這樣的言語性騷擾，而很多女員工只能默默地流淚， 而不敢離開，因為一旦離開會被記過，影響微薄的工資。

由於大規模的私有化，女性的工資從2000年相當於男性的 64.8% 還下降到 63.5%。而同時女性的產假在私人公司往往得不到保證，甚至不允許生孩子否則將被辭退。這使得很多女性傾向於選擇工資較低但是福利更有保障的國有部門， 如教師、護士等。但是即使國有部門，女性工資仍然低於男性，而且大多數管理職業主要是男性。

這造成中國女性比二十年前更加依賴於男性。這集中的反映在婚姻關系，而“剩女”一詞的衍生就表現了性別歧視的問題。

前年的一項調查顯示， 70% 的大陸女性只會和擁有至少一套住房的男人結婚。甚至上海一家開發商把這一點放到廣告中“結婚不買房就是耍流氓”。七成受訪女性認為男性要有房、有穩定收入 和一定積蓄才能結婚。其中，65%左右的女性希望男性的收入比自己多１倍以上，而逾63%的男性對女性收入的要求不高。38.3%的受訪男性希望理想伴侶 的職業為教師，以下依次是公務員、醫務工作者、金融財會人員等。

經濟“改革”對女性權利和地位的影響

毛時代初期農村經濟的集體化，很多曾經家庭內的任務同樣被集體化，並建立進行這些任務的服務中心。諸如食堂、幼兒園和托兒所如雨後春筍般被建立，並 主要由婦女參與。據估計，在 1959 年農村地區共建立了 498 萬個托兒所和幼兒園，和超過 360 萬個食堂。而 80 年代隨著農村集體經濟的瓦解，讓大量婦女重新回到她們的家庭勞動，而重新加強了傳統的性別分工和秩序。

城市中由於私有化，女性面臨更加不穩定的工作、住房和低工資問題，對男方或者父母的依賴性更強。《 2010 中國人婚戀狀況調查報告》顯示“80後”在擇偶中更遵從父母的意見，更多因父母反對而與戀人分手。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教授蔣永萍分析說，這說明一方面由於 “80後”獨生子女居多，經濟上尚未獨立，對父母的依賴性更強，直接導致他們在擇偶中不得不接受父母的意見。

另一方面由於資本主義發展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大量年青女性到製造業工廠打工。電子、服裝、玩具、五金等勞動密集型加工行業偏向招女工，認為女工更細心，聽話吃苦而且便於管理。

根據廣州統計局，2000年人口調查估計，在廣州有超過1,000 萬移民勞工，其中 60% 為女性。另一項調查顯示 2003 年深圳經濟特區，5,500 萬移民工人中 70% 為女性。而有 40 萬工人的深圳南山工業區中80% 為女性，平均年齡為 23 歲。

雖然女工在工廠受著極端剝削，但大量青年女性進入勞動市場，脫離了家庭，在經濟上獨立，亦更相信自己的政治力量。因此，近年來出現了大量女工罷工，如前年年末的深圳海量存儲設備工廠和上海赫比科技工廠的罷工。   女性運動和社會主義

當前中國女性權利得不到保障的根源在於當前中共一黨專政的資本主義製度是維護父權製度的經濟基礎，如果不推翻當前的體製，女性就不可能真正得到解 放。歷史上，雖然1949年革命並沒有實現真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但通過廢除資本主義和封建地主製度，這場革命的勝利曾經在女性地位、男女平等以及廣大婦 女的的基本權利等諸多方面帶來了巨大的社會進步。而在毛時代官僚計劃經濟愈走到盡頭之際，女性的地位再次被貶低。

實際上為民主社會主義進行的鬥爭亦包括爭取女性權利的鬥爭。通過公有化管理大公司和銀行並置於民主計劃之下，改變父權製度的經濟基礎，保障婦女的平 等就業的權利。公有化並大量建設公共服務，如托兒所、養老院、公共洗衣機房和物美價廉的公共餐廳等等，減少主要有婦女承擔的家庭勞動同時提供大量就業。提 供廉價的公共住房，使得女性可以脫離不幸的戀愛關系，或者逃離家庭暴力而不用擔心無家可歸。在工廠委員會和社區委員會的基礎上建立民主的工人貧農政府，代 表民主選舉產生，並可以通過民主程序隨時召回，保障女性政治權利。

上浦：要求民主選舉的村民遭到上千武警的鎮壓

上浦村民趕走原村官派來的暴徒，並占領村廣場18天之後，再一次受到暴力打壓。不同的是這次村民面對的是逾千武警、上百輛警車及強力吊車。

3月10日淩晨2點當局切斷全村照明，幹擾手機訊號，派出逾千武警趁村民熟睡進行突襲，企圖拖走上月被村民砸爛的二十幾輛車，清理現場。

據報道“武警發射閃光彈，令現場恍如白晝，繼而不斷地施放催淚彈、爆震彈和煙霧彈。村民拿起木棒、鐵鍬、石頭，與揮舞電棍的武警拚命搏鬥”

“他們二話不說就開始施放催淚彈和用警棍毆打村民，”一位年輕的目擊者告訴路透社說：“他們帶著像礦工一樣的有頭燈的頭盔，用警棍毆打一些在帳篷中熟睡的老人。他們沒有發出任何的警告。”

沖突持續三小時，約淩晨五時，警方開始撤退。事件造成約十輛車被燒毀，數十名村民受傷住院，其中多人重傷。

一名當地婦女在微博上說：“難道他們不知道我們三千多村民中有多少是老人和小孩嗎？ ”正如中國大多數農村，年輕人大多外出打工，村子裏主要是老人、小孩和中年婦女。

第 二天當局為了平息民憤和掩蓋暴力鎮壓的事實，發表聲明稱“原村委簽訂的大洋片土地承包合同已被揭西法院裁定撤銷；棉湖鎮委書記和鎮長被免職。已刑拘原村委 負責人李寶玉等10人，正追捕涉嫌惡勢力頭目吳桂存(外號“阿包”)等21人。”聲明否認暴力打壓的事實，反而稱“一些人在網絡上發布不實消息”。同時 “上浦村”和“揭西縣”已成網路敏感詞不得搜索，所有討論都被封殺。

這是典型的胡籮蔔加大棒的手法，一方面聲明懲罰當地官員、逮捕暴徒和取消土地合同，另一方面暴力鎮壓村民抗爭。正如廣東當局在烏坎事件中作出讓步後，當局打壓激進抗爭者而大部分的抗爭訴求都沒有實現。

對於上浦村民來說，之前當務之急是要立即民主選舉出抗爭委員會，組織抗爭和管理村子。抗爭必須通過民主架構和定期群眾大會進行。聯系附近村莊和鄰近地區的民眾就官員強征土地進行聯合抗爭。

絕不能信任中共官員和當局的談判代表，即使當局作出承諾也必須維持民主的抗爭組織進行日常的抗爭，這樣才有可能確抗爭保訴求得以實現。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主張：

停止鎮壓，釋放所有示威者。安全部隊撤出上浦。要求集會和組織的自由！
選舉官員和村委會－通過以抗議運動為基礎的當地人民委員會組織選舉而不是通過中共進行組織，確保政黨和團體進行競選活動的全面的自由。
立即在中國實現真正的民主權利，而且不只限於村層面。結束一黨專政！
公共民主控製及擁有土地、自然資源、城市發展政策和房屋修建。人民的需要高於利潤！

中國新領導層拒絕民主化

3 月初中國的兩個“紅地毯演出”——人大和政協，為一黨專政當局十年一度的領導層移交加冕。總共五千名“代表”到北京，參加一年一度很大程度上是儀式性的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名義上的中國立法機構）和更加沒有實權的“顧問”機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些會議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宣布已經被中共頂層已經決定好了的 政策。幕後統治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和增長最快的經濟體所帶來的利益被有權勢的家庭、地區和“既得利益集團”所瓜分。

兩會被稱為“億萬富翁 俱樂部”，今年達到破紀錄的83名億萬富翁代表，其中31人在人大，52人在政協。根據上海胡潤富豪榜，這83名代表的平均凈資產為33.5億美元，而城 市工人平均工資低於7000美元每年。最富有的人大代表宗慶後，是中國最大飲料公司娃哈哈的董事長和CEO，擁有130億美元家產。而最富有的美國國會議 員，加利弗裏亞共和黨議員達雷爾·伊薩，擁有7億美元財富，其財富在中國人大中只能排名第40位。

人大會議正式任命（只有一張神秘的“否 決”票）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為國家主席。李克強作為總理取代溫家寶掌管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些政府頭銜的作用低於在中共政治體製中他們所對應的黨內職 務。十一月18日中共黨代會通過的七人政治局常委中，習李分別排名第一和第二，成為獨裁政權中權力的頂點。

有史以來首次中共被太子黨（毛 時代領導人的子孫）所領導。7名常委中有4人是太子黨，包括黨首習近平（其他三人分別是紀委書記王岐山，人大新主席張德江和政協新主席俞正生）。去年彭博 社報道習近平家族的家產（從房產到礦產投資）價值3.76億美元（約24億人民幣），是整個英國內閣18名百萬富翁總財富的三倍。

太子黨 對中國黨國機器的控製力的鞏固，反映了這些精英家庭（被很多人稱為“紅色貴族”）對政府、經濟和金融部門巨大的影響力。 但是這同時也反映出該政權感到越來越不安全，希望通過在領導班子中增加太子黨來抵抗要求削弱中共政治控製的壓力。太子黨的財富及權勢和持續的專製統治緊密 相連，因此即使他們不代表一個一致或者統一的政治路線，他們被視為現政府最堅定的捍衛者。

傑瑞米柯賓

“中國夢”

中國媒體和宣傳機器充斥著習近平在其人大講話中突出的標誌性的口號“中國夢”。這替代了胡 錦濤老套和滑稽的“和諧發展”的口號。習近平刻意選擇一個模糊的口號，玩弄民族主義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人們經濟安全的期望——特別是對於在城市中 那些取得不穩定的中產階級地位的人（擁有房產、汽車和消費習慣）。城市中產階級，據估計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大概1.4億人），成為了中共政權當前主要的社 會基礎。

媒體營造的環繞在新領導人周圍的“政治蜜月”氛圍，等於承認離任的胡溫團隊令人失望。和他們在2003年接手的時候相比，他們移 交一個大大削弱了的政權，其支持基礎被嚴重侵蝕。溫家寶作為總理的最後講話只贏得了不冷不熱的掌聲。許多評論家將他描述為一個“悲劇人物”，“甚至連他自 己的孩子都管不了”——去年新聞報道顯示其家屬積累了27億美元的財富。盡管過去十年GDP的高速增長（去年出現了標誌性的減速），習立領導層繼承了幾個 潛在的重大危機，包括史上最大的房產泡沫、地下銀行危機的爆發、社會不滿的激增、帝國主義大國之間沖突的加劇，以及喜馬拉雅般規模的政府腐敗。

最 後一點是習近平新政策的一個要點：嚴厲打擊腐敗——“老虎[高級官員]、蒼蠅 一起打”——這個新國家主席承認腐敗事關黨國的“生死存亡”。但是正如許多其他問題，政策變化很大程度上只是塗脂抹粉——新的法律規定政府官員炫耀財富， 禁止國營電視臺播出奢侈品廣告（中國超越日本成為第一大奢侈品消費市場）。

然而中共改革倡導者的主要要求是所謂的陽光法案——強製官員公示他們的財產和投資，目前這還沒有列入日程。執行這一法律的決定在八年前就作出了，但是其立即遭遇現實的打擊——中共政權如此腐敗以至於系統性地執行這樣的法律很可能會讓整個房子垮掉。

“一 方面反腐的確是提高黨的權威的很好的方式，但是其同時也是一把雙刃劍，因為這樣的法律可能會損害執政黨的權力，”位於北京的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王長江 告訴《南華早報》（2013年3月10日）。“官員必須確保反腐法律在執行後不會損害執政黨的威信。這是一個十分復雜的議題。”

隨著中國財富和全球地位的上升，中國獨裁當局越來越老練地運用媒體。習的“中國夢”遠景明顯山寨了來自美國的最空洞的政治文化，但是這是一個權威主義的版本——忠實地跟隨中共。

由於公示法律如此敏感，以至於中共宣傳部命令記者不得在兩會上提出關於這方面的問題。“這顯示高層領導人並不願意真正打擊腐敗，而只是像往常一樣用言辭和零星的行動糊弄我們，”人民大學教授張鳴評論。

但 是除了改變風格，習李領導層在政治方向上沒有重大改變。中共政府的特征是其隱秘性和不斷討價還價以“達成共識”，這限製了政府改變方向的能力。所謂的“穩 定”主宰了官員的思想。對於“政治改革”（放松權威控製）這一議題，盡管中國自由主義改革派倡導非常謹慎和漸進的方法，從人大政協會議放出的消息是這完全 沒有可能。

維持“穩定”

俞正生，在中共權力等級中排名第六，說政權會推動“協商民主”（即今天的製度）但是完全拒絕照搬西方政治模式的“極端主張”。

“這 些 [俞正生的] 言辭有對內部或外部不切實際幻想再三告誡的意味。……歐債危機的持續，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也讓西方更多人看到‘中國模式’[政治製度] 的價值，”《人民日報海外版》編輯張紅稱。文中提到一些西方評論家的贊揚，他們看到一個專製政府實施危機“解決方案”的優勢

不僅僅只有被 視為強硬派俞正生排除民主化。所有高層領導人都沒有在北京的會議上提及“政治改革”，其中包括前總理溫家寶，他之前這一問題上作出過一些承諾（盡管他的言 論從來沒有轉變為政策）。溫家寶在人大上的100分鐘的謝幕講話中，“政改”明顯地缺失了。這反映了新的習李領導層達成的共識：推進經濟改革（新自由主義 經濟改製）但維持“穩定”（堅持一黨專政）。

習近平12月在廣東重歷鄧小平精神的南巡中的一次私下講話顯露了新領導層的基本面貌。在這份 被泄露到海內外大量媒體的講話中，他提到90年代初的蘇聯解體，習近平告訴他的聽眾說這是由於“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麽人出來抗爭”。在這一講話中，習近 平拒絕“西方普世價值”，將將蘇聯的解體歸罪於其統治集團中“精神上的缺鈣”。

習近平對這些事件的看法很明顯是非常主觀和有缺陷的。在經濟上殘疾的前蘇聯斯大林主義獨裁當局面臨要求民主變革的群眾運動。但是悲劇的是，由於工人階級和反資本主義替代選擇的缺席，這一運動被舊政權官僚內部的資本主義因素所劫持。

新 中共領導人試圖加強一黨專政註定失敗。對於房價、腐敗和極端度的不平等以及其他經濟問題的不滿不斷累積，要求民主權利的呼聲高漲。中共心神不安，而極端溫 和的自由派正確的警告說如果不通過放松審查和鎮壓的方式來給現政權設置一些“民主”的安全閥，中國將面臨革命。但是另一方面占主導地位的反改革派緊緊把握 了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放松專製控製，有可能會像蘇聯最後幾年那樣打開起義的閘門。無論如何，中國都面臨革命的沖擊。

上浦鎮壓

行動總是比語言更響亮。連續第三年人大批準的國內安全預算（用於警察、特務、法院和監獄，達 7691億元）大於軍事預算（7406億元）。比較來看，中國約124億美元的國內安全預算占GDP的比重超過了130多個國家包括孟加拉、伊拉克和越 南。盡管和日本沖突的加劇、以及和越南、菲律賓的領土爭端，中共似乎將發生在家門口的社會動蕩視為主要敵人。“一個不害怕其民眾的自信的政府不需要一個比 國防預算更大的軍事預算，”美國組織“人權觀察”的尼古拉斯·貝奎琳（Nicholas Bequelin）評論。

一個重要的發展出現在 距人大會議數千公裏之外的起義的廣東上浦村。正如我們在中國勞工論壇上報道（https://www.chinaworker.info/zh /content/news/1953/），關於土地被非法賣給富商而引發的糾紛導致當地人卷入和中共村官、警察的對峙當中。在3月10日星期天，人大召 開的第六天，上浦村被使用催淚和震爆彈的2000名準軍事警察沖擊，抗爭運動被野蠻打壓。超過40民當地居民包括許多老人和婦女受傷住院，引發不信任和震 驚。一個警察將他在上浦進行鎮壓的照片上到網上，炫耀說“凱旋而歸，真他媽的刺激。打震爆彈，催淚彈。”

野蠻的攻擊在這個時候發生是為了 發出一個信號。不僅針對上浦，也同樣針對其他農村抗爭包括烏坎，在那裏一年前發生的一場類似的鬥爭讓政府承諾了一些讓步（大部分沒有落實）。在烏坎，抗爭 運動的領袖中發生了分裂，一派呼籲發起新一輪的抗議而另一派對此反對並警告會遭到鎮壓。《金融時報》（2013年3月13日）正確地總結，“在上浦野蠻鎮 壓後，烏坎事件看起來只是一個特例”

這些事件引發了大量的網絡討論。現在許多人將基層選舉的“烏坎模式”看作一次失敗，而另一些人認為， 正如我們社會主義在當時警告，任何政府級別的中共官員都不能信任。仍人印象深刻的烏坎抗爭不應該解散其獨立的民眾組織，而應該將其加強和全面民主化，參與 有局限的村級選舉並將之作為一個平臺繼續鬥爭和要求真正的民主權利、歸還被盜土地和結束中共親資本主義政策。這應當是這場鬥爭以及其他必將發生的鬥爭的前 進方向。

打擊香港的“顛覆活動”

而同時在北京，兩名香港記者被國保特務毆打。當時他們試圖拍攝一些人權活動家嘗試和劉霞（被囚諾貝爾得主劉曉波的妻子）見面的過程。劉霞被囚禁在家中，盡管她從來沒有被起訴或者判刑。一名香港記者的手臂在事件中受傷，激起了香港記者和泛民團體的抗議。

俞 正生在和政協代表的閉門會議中說香港絕不能“成為顛覆中國的橋頭堡”，進一步地嚴厲警告這個名義上自治的城市的民眾。這些被中共領導人放大的言論，表明了 該政權將重新推動反民主的基本法23條的立法。他們同樣警告，還沒有宣布的2017和2020年（官方長期陳諾但含糊不清的首次普選）的選舉規則可能遠遠 低於群眾的預期。中共官員堅持排除“不愛國的”候選人或者團體贏得政府職務的機製。“在 [中共] 高層看來，西藏、香港和臺灣沒有區別，高層中沒有自由派”香港作家林和立說。

對中共新領導層的正確描述並不排除其會推出裝飾性的改變來贏得公眾認可。很明顯新政府希望通過一些吸引眼球的舉措來獲得支持，或許包括（有限）放松臭名昭著的計劃生育政策。

另 一個例子是可能逐步取消“勞改”（勞動改造）製度，這是一個獨立於中國司法之外的平行刑罰製度。盡管沒有具體建議提交人大，盡管媒體在這方面的矛盾和誤導 性的報道，政府很可能正式宣布終結該製度。可能在今年末就會發生。社會主義者當然歡迎這一小小的一步，但是我們警告這不會從根本上改變政府的鎮壓行動。今 天中國各地使用龐大的法外黑監獄網絡來處理各類“麻煩製造者”，即使中央政府試圖限製這種方式。因此盡管“勞改”改革可能幫助習李領導集體鑄造其尊重“法 製”的形象，但這不會導致在基層發生重大改變。

“限製政府權力”

盡管排除政治“自由化”，新領導層清楚地發出新一輪經濟自由化的信號。這是 一個刻意討好資產階級的舉動，特別是在海外中國面臨越來越大的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為私人資本打開之前“禁止入內”的利潤豐厚的行業的大門。《紐約時報》 （2013年3月17日）稱李克強的講話提供了一個“誘人的調色板”，這反映了國際資本對其的積極反饋。

新的迫切的講話也同樣反映出中共政權高層元老達成一個盡管不穩定的共識：現有的債務驅動、依賴出口的增長模式到達了其極限。經濟改革（即新自由主義親市場政策的官方說法）是新領導人所能考慮的唯一的選擇。

僅 僅就職幾天，李克強就已經被中國媒體賦予了“有改革頭腦的總理”的頭銜，被廣泛比喻為其前輩朱镕基。朱镕基在90年代削減一半的國有部門的就業人數。去年 李克強的部門參與撰寫了世界銀行的一份重要報告《2030年的中國》，該報告主張徹底的私有化，國有部門去管製和裁員。李克強的新經濟團隊包括之前和朱镕 基關系密切的人，其中包括馬凱（副總理），樓繼偉（財政部長）和周小川（央行行長）。盡管已經達到退休的年齡 ，周小川被留用，來監督已經開始的金融改革，包括以市場為基礎的利率，“深化”金融市場和貨幣國際化——讓中國減少對昂貴的美元依賴。正如我們在中國勞工 論壇上之前的文章中解釋的，所有這些“改革”都錯的不能再錯。

人大最後一天的記者發布會上，李克強對1000名中外記者闡述了一個咄咄逼人的議程：“改革就是要限製政府的權力。這是削權，是自我革命，會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覺。”

“深水區”

李克強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至於你剛才說到改革進入了深水區，也可以說是攻堅期，的確是因為它要觸動固有的利益格局，……但是，再深的水我們也得趟，因為別無選擇。”

李 克強總理趟水的比喻，構建於鄧小平的著名格言“摸著石頭過河”，並且表示一步一步的改革方式是遠遠不夠的。盡管李克強沒有給多少細節，但是很明顯新領導人 正在準備一輪對工人階級和部分國有部門的攻擊。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是唯一拯救他們製度的方法，防止持續深化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將中國拖入危機的洪流中。為了 讓人接受他希望的“很痛的”措施，李克強參雜了一些民粹主義的風格——口頭承諾的反腐戰爭和“廉潔”政府。李克強承諾削減政府開支（除了一些“關鍵服 務”），削減公共部門就業人數。措施包括打壓公費旅遊和公車，五年內停止修建政府建築。

解散鐵道部，將其分隔成一個新的國有鐵路公司和在運輸部下的一個新的監管機構，這是在人大宣布的少數具體措施之一。前鐵道部已經成為了腐敗和債務的代名詞，近年來十幾名高層官員被捕。前部長劉誌軍面臨可能因腐敗而判處死緩。

習 李領導層將解散前鐵道部作為其新改革計劃的象征。然而在實際中，這一改變並不是很大而且已經醞釀了幾年。在中國，許多人有很好的理由擔心面臨火車票漲價和 裁員，因為會引入更加市場化的實踐。總理李克強宣布鼓勵私人資本進入之前國有壟斷的鐵路 、能源和金融行業。需要中央政府批準的申請項目將會至少削減三分之一。

中國“再平衡”？

中共政權面臨的困境是它不能繼續在舊的道路上前進，但是其選擇的新的道路並不比原來的平坦多少。很不幸地是，兩條道路都通向革命。意大利記者弗拉西斯科·西西（Francesco Sisci）報道的一件有趣的事，揭示了中國新領導人的政治面貌。事件中涉及習近平：

“2010 年，未來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意大利當時經濟部長朱利奧·特雷蒙蒂（Giulio Tremonti）的閉門會議中。這個意大利人或許是出於好客，贊揚中國政府幹預經濟的角色，稱其阻止了美國金融危機擴散到中國。然而習近平並沒有保持沈 默，事實上似乎並不欣賞這一贊揚。他指出一旦危機結束，政府將從市場中撤出，而讓市場按照市場規律自由運行。”

中共黨內的共識是，必須減 少對（進入房地產、工廠、道路和基礎建設的）固定資產投資的嚴重依賴——現在前所未有地達到GDP的50%. 過度投資導致危險的債務水平、過度建設和產能過剩。增加消費支出的“再平衡”被政府看作是必須的，正如前一屆政府（其在這一任務上完全失敗）的看法。

影子銀行業的爆炸性增長（驚人地類似於金融崩潰之前的美國）顯示政府正在和時間賽跑。中國經濟試圖通過將越來越多的信貸放到政府監管的金融系統之外（去年達到整個借貸的45%）的方式“解決”其自身的問題，這包括高風險產品、不受控製而且經常是欺詐性的投資產品。

但 是政府的“再平衡”的理論在根本上和中國目前廉價勞動力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不相稱。正如馬克思教導我們，血汗工廠的工資不能支持大規模消費支出。這幫助 解釋了為什麽盡管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家庭消費反而下降到GDP的34%。而印度是57%, 南非是59%（世界銀行2011年的數據）。勞動價值理論解釋了為什麽“中國消費的巨龍”還僅僅只是一只壁虎，除了十分之一能夠實踐消費主義的被定義為中 產階級的人。

為了解決這個難題，政府接受國際資產階級機構如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在社會福利上支出更多。中國只有38%的政 府支出用於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而其他類似收入水平的國家在這方面的平均支出占總支出的54%. 世行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並不是好心，而只是因為他們認為建立一個基本的福利網（特別是針對在今天沒有任何保障的兩億農民工）能夠刺激消費支出。

但 是試圖增加社會保障不斷和中國體製內的另外的結構性障礙相抵觸。福利支出主要是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的責任。而地方政府在2009-2010刺激方案中 積累了大量的債務。他們的財政困難由於土地銷售下降（去年下降四分之一）而雪上加霜，這等於奪走了他們關鍵的收入之一。財政困難甚至發生在房產泡沫破裂之 前。而泡沫破裂或許很快就會發生。

戶籍改革

人大會議上一次事件凸顯了實施促進消費的 政策面臨的巨大挑戰。人大關於對長達半個世紀的陳舊的戶籍製度的報告沒有撰寫完成，延遲的原因是這一問題的“復雜性”。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說，“對這一 問題的深入研究暴露了許多問題”。中央政府並不希望完全取消這個把公民分為有更多特權的少數城市居民和受到歧視的大多數農村居民（超過八億人口）的製度。 他們更願意部分改革，加快讓一部分農村移民進入城市人口，向他們提供福利保障傘和永久的城市居留權。例如農民工的子女必須付錢上學，往往教學質量很差。因 為很多情況下，他們被排除在公共的學校系統之外。

戶籍改革由於受到來自地方和省級政府的阻力而延遲，他們不願意負擔額外的財政支出——據 一項估計，約8萬人民幣每人。然而如果沒有這項改革，中共領導人將城市化比作“經濟發展的脊梁”將不過是自欺欺人。這些顯示讓政府的顧問告誡兩會說“城市 化並不想許多人想象的那樣容易”《南華早報》報道（2013年3月8日）。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現為政協常委成員，謹慎地警告“過度城市化”會 讓數百萬人陷入失業和貧窮的陷阱。

傑瑞米柯賓

美夢變噩夢

戶籍改革的另一動力是取得更大的勞動力 市場和工資競爭。據安永會計師事務所（Ernst & Young）的數據，資本家抱怨勞動生產率從2001-2007年的4.7%下降到2008-2010年的2.8%. 而同時，由於人口變化和更多青年進入高等教育，適齡的工廠工人（20-24歲）的勞動力短缺不斷加劇。這推高了製造業工資，而同時其他低工資經濟體——孟 加拉、越南和印尼——成為外國和中國投資的目的地。

新領導人的解決方案是對工人階級薪酬、退休年齡和工作條件以及一些國有部門雇員的“既 得利益”發起新一輪的攻擊，而同時鼓勵私人資本。正如我們所解釋的，中共內部對發起經濟“改革”的共識並不意味著這會自動發生。由於當前經濟結構內部矛盾 以及黨國關系的派系化 ，胡溫領導人很大程度上沒有實現這一方案。

十一月的黨代會產生了當前太子黨主導的領導層，但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並沒 有就此停歇。被遺棄而且目前“失蹤”的太子黨薄熙來仍然是一個讓習近平政府頭痛的問題。對於薄熙來審判的延遲，傳言說他進行了絕食鬥爭並拒絕保持沈默，顯 示了政府的極度緊張。也有傳言說對薄熙來的主要指控有可能從之前報道宣稱的腐敗和濫用職權變成“圖謀政變”。

習近平被譽為“超級平衡 師”，通過許多有利於和不利於兩大主要派別的協議（分別為前領導人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派別）以鞏固他對新政府的控製力。盡管李克強是七人政治局常委中唯一的 胡錦濤的“團派”的代表，習近平試圖通過提升團派到其他重要職位來抑製江澤民的太子黨主導的“上海幫”的影響力。例如被江派擠出常委的李源潮現在成為習近 平的國家副主席。這一任命“代表團派勢力卷土重來，顯示權力鬥爭還遠沒有結束，”日本《朝日新聞》評論（2013年3月15日）。

習近平 的似乎良好的平衡技巧還遠遠沒有在未來爆炸性的挑戰中得到驗證。通過再次拒絕政治開放以及甚至是極為有限的民主改革，新領導層面臨更大的壓力確保經濟增長 以響應習近平的“中國夢”口號。但是這看起來越來越不可能，當前經濟增長模式被不斷增長的債務水平和產能過剩窒息，而總理李克強的新自由主義的痛苦、犧牲 和“割腕”的替代方案很可能激起群眾性的抵抗。新政府的美夢將變成一場噩夢——問題只是在於這會多快發生。

中國發生重大礦難——礦工需要社會主義的鬥爭

3 月29日中國境內連發兩起重大礦難。29日晚10時36分左右，地處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區的八寶煤礦發生一起瓦斯爆炸事故。目前已確定造成28人死亡，13 人獲救。29日6時左右，位於中國西藏的一座礦山附近發生山體自然塌方，塌方長3公裏，塌方量約200余萬方。據初步統計，83名工人被埋。83人的生還 幾率幾乎為零。

據中國官方稱，發生於西藏的塌方事故是由於自然原因導致。中國官方已習慣於用所謂“自然原因”來掩蓋許多重大事故的人為原因,如安全設施不到位、過度開發導致自然環境被破壞等。

實 際情況是在中國的許多煤礦中，資本家往往為追求利益，而盡可能地減少礦井中的安全設施。據《中國勞工通訊》報道，一些地方領導甚至為了穩稅源、求政績，包 庇一些連安全運營資質都沒有的小煤窯運營。一些監管機構對這種行為也采取了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事實上，監管機構、經營煤礦的資本家、地方領導已經形 成了一個牢固的鏈條。

在2011年，中國黑龍江省連發了3起礦難的瞞報事故。由於煤礦生產前期投入巨大，有些礦主不得不舉債開煤礦，甚至 借用“高利貸”，因此資金非常緊張。而一些煤礦主為了進一步降低成本，屢次違規生產。在這三次煤礦事故中，為了不讓自己利益受損，礦主與地方官員互相勾 結，隱瞞了事故的真相，並用50萬或100萬元和礦工家屬私了。這正是這一鏈條的體現。

更糟的是，不僅礦工們的生命在井下受到威脅，在地 上，他們健康同樣也受著疾病的威脅。 2010年一份官方的報告顯示，中國煤礦每年有5.7萬人患上塵肺病，因塵肺病死亡的則有6000余人，死於肺病的 人幾乎是死於礦難的人數的兩倍。一名礦工說：“如果在井下斷胳膊斷腿，礦上還會管，如果患上塵肺病，像我們這種流動著當礦工的人，根本沒處去維權，就只能 認命。 ”
隨 著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礦工成為了社會最底層的代名詞之一。他們沒有任何保障，而作為廉價勞動力，被資本家殘酷地剝削。在煤產量占世界35%的中國，每開采 100萬噸煤，就有0.49個人死亡。一個工作30年的礦工，其死於礦難的機率為7%！毫無疑問的是，隨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他們的地位並不會提高， 也無法擺脫貧窮。

近日，中國新任領導人習近平大談其所謂的“中國夢”。實質上，“中國夢”僅僅是中國資本家的美夢，對於礦工等受資本家剝削的無產者來說，則會是不折不扣的噩夢。

為了擺脫雇傭勞動的桎梏以及資本家的剝削，為了改變艱苦的工作生活環境，中國礦工需要組織起來進行鬥爭。社會主義者主張國有化煤礦，但不是交給腐敗的官僚，而應該有礦工民主控製和管理。

中國債務危機究竟有多糟糕？

最近彭博社報告稱中國經濟成了一個“債務廢貨商”。影子銀行業的發展標誌著急劇深化的金融危機。中國的總債務，包括影子銀行正在增長的所占份額，從 2008年占GDP的124%爬升到2012的190%。這無論比美國次按危機前，還是1990日本房產泡沫破裂前的信貸擴張還要更快和更大規模。很多新 增債務集中到地方政府部門，其承擔了2009-2010年巨大刺激方案的主要金融負擔。但是極端過度建設和高度負債的房地產業是另一個高風險地帶。中國房 產泡沫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房價大跌早晚要發生，並將引發造成大量企業倒閉和貸款違約的海嘯。

由於國有製占的比重高，中國的銀行製度頗為 獨特。但是其趨勢是越來越多的銀行業務通過進入眾多影子金融機構、信貸公司等等，進行“資產負債表以外融資”。傳統銀行業貸款從2002年占整個融資的 95%下降到去年的58%。因此，今天超過所有信貸的40%是通過復雜和不被管製的影子金融系統的非銀行貸款。

一些高層人物，如前中國銀 行董事長，不久前被提拔為（主要監管機構）中國證監會主席的肖鋼警告這些形勢變化中潛在的“龐氏騙局”。他特別特到所謂財富管理產品（WMPs）的增長， 自從刺激方案之後在過去三四年裏泛濫成災。未償還的財富管理產品的價值達到13萬億人民幣（2.1萬億美元），占2012年銀行存款總額的16%，比 2011年上漲50%。這是具風險的金融工具，幾乎沒有人能夠真正理解。因此你會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記得這是直到2008年前的十年間，銀行業崩潰 前橫行美國的金融把戲。

為什麽財富管理產品如此傾巢推出？

這是由諸多原因造成的，但跟美國一樣，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銀行本身 推動，當然在中國我們談論的是國有銀行。這不僅僅限於財富管理產品，同時也包括企業債券、委讬貸款和各種泛濫的新發明金融工具，各產品都正在激增。近幾年 銀行希望維持高利潤率，同時也想掩蓋壞帳，特別是向地方政府的貸款。財富管理產品是避開政府貸款限製的一種手段，並向搖搖欲墜的地方政府機構擴大新信貸， 以防他們無法還貸。通過這種方式將2009-2010年的債務再投資，以防止引爆銀行業危機的違約潮。

我們很多次聽過影子銀行業，這究竟指什麽？

影 子銀行這一術語包括了一系列不同的機構，包括對沖基金，債券保險公司、信讬及財富管理公司。他們的共通之處在於他們處於主流銀行體系之外。一些是非法的， 但這是少數；在中國是大型國有銀行，甚至是非金融國有企業掌控著影子銀行業。這樣，它們能夠進行政府和監管機構所禁止的活動，從而隱藏高風險貸款，並增加 利潤。在其他國家銀行大危機發生前，都見過到這種把戲。影子銀行的增長，如中國其他事物一樣，極為迅速。根據央行指出，這一行業的總資產（換句話說是貸 款）已經達到30萬億人民幣（4.8萬億美元），相當於GDP的58%。

很多情況下，國有銀行通過信讬公司作交易，信讬公司實際上只是銀 行的簾幕。同樣，這讓銀行逃避帳本上的貸款。國有企**業設立未經批準的銀行分支，從國有銀行獲得低息貸款，然後以更高的利率貸款給其他公司。因為它們不 是銀行，所以這種活動不受管製。國有企業以此補償利潤，因為工業龐大的產能過剩，令其在核心業務上虧損。

所以，份額龐大的貸款通過這種不受管製的影子銀行，將金融風險擴散到整個經濟體。銀行左手卸下高風險貸款，右手接收又更多。銀行是企業債務的最大買家，現在許多這些債務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發放的。中央政府金融緊縮措施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無資格獲得新信貸。

另外，影子銀行業的利率當然比普通銀行更高，有時達到100%。所以，這就是利率自由化的後門。央行設立官方利率來約束銀行，然而銀行卻通過“表外融資”繞過管製獲得更高的利率。

你說地方政府積累了大量債務，這是如何形成的？

回 望2008年，由於害怕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沖擊，中央政府推出龐大的刺激方案，給銀行放貸大開綠燈。法律上不允許借貸的地方政府，可以通過設立自己的融資 平臺（中國有數千個），實現信貸擴張，建設基建設施。銀行監管缺乏甚至不存在；許多地方政府已經陷入財政混亂、大量投資被浪費，被盜竊，或者進入如“鬼 城”、“鬼店”等等的房產投機。當然，對地方政府的民主問責並不存在，甚至連在資本主義西方的非常粗略的公共監察也沒有。

政府審計人員計 算2010年地方政府債務總和為10.7萬億人民幣，相當於當年GDP的25%。北京銀行監管機構聲稱問題已經“受到控製”，沒有深化。但是，這是因為大 量債務沒有被審查到，即進入影子銀行體系，而不可能被有效統計。我最近看到的，社科院劉煜輝的數據是，地方政府債務的真實水平是13萬億到14萬億人民 幣。我見過更高的估計。地方政府債務每年的利息還款是7000億元到8000億人民幣。

2009-2010年刺激方案中的貸款去年已到 期，但是許多基礎建設項目不是還未完成，就是還沒有足夠的收益來償還貸款。土地銷售所得，在刺激方案高峰期曾提供40%的地方政府收入，同樣急劇下降。去 年，由於房地產市場供大於求，土地銷售下滑14%。一些地方政府現已極度負債。例如河北省，債務對財政收入的比例達到181%。而吉林是171%.

銀 行將大多數地方政府債務再翻新，其中40%本應於去年到期。舊債通過發新債得以償還，但是不會來自銀行自己的資產負債表。信讬公司幫助地方政府機構將舊債 以財富管理產品打包成“投資”。其中許多“投資”是短期的，因此這大抵是換取時間的做法。這就是肖剛說的“龐氏騙局”的意思——用新加入者的錢來支付舊投 資者的把戲。它必須持續膨脹，吸引新投資者，否則不避早晚崩潰。

中央政府就此發出警告，並努力進行控製局面。因為一些地方政府的金融平臺將醫院、學校和其他公共資產打包成這些金融“產品”，以更加吸引投資者。因為投資者會問“我究竟投資的是什麽東西呢？”——他們希望看到資產的實物。這是一種偷梁換柱式的私有化。

有 幾個因素可以觸發金融危機。在十二月，陜西省華夏銀行（德國銀行入股的一家中型銀行）在其售賣的一項財富管理產品違約，令存款人損失2,200萬美元，因 而遭到街頭抗議。一些金融業鉅頭，如中國國際資本公司，說政府應該坐視不理，以顯示政府不會介入拯救財富管理產品，因為這些主要是私人業務，不由銀行擔 保。但是政府仍然在幕後介入了，為的是防止華夏事件觸發整個財富管理產品業的逃亡潮。因為正如我們所提到，此行業現在約占銀行存款的16%。

不僅僅是財富管理產品可以觸發更大範圍的銀行業危機，即使只是新財富產品的銷售不振，投資者變得憂慮，都可以令需要翻新舊債的地方政府和房產公司造成“流動性緊縮”。政府處於兩難選擇。影子銀行和正規銀行不再互相獨立，他們互相滲透，而不能受到真正的控製。

中國經濟成功避免硬著陸了嗎？

這 是政府和全球“市場”的主要部門——即銀行和投機家——所告訴我們的。我認為我們必須區分短期和長期因素。去年，為了防止嚴重的經濟危機或者硬著陸，威脅 極為復雜的權力交接，中國政府重新回到以信貸驅動增長的政策，特別是在基礎建設和房地產行業。這的確給經濟註入了一些新的“血液”，使得GDP增長在連續 七個季度下跌之後，在第四季度上升到7.9%。但去年仍是1999年以來增長最慢的一年。

此外，就官方GDP數據是否可信，存在大量的爭 論。有一個“幽靈省”的故事——因為所有地方政府GDP數據總和比中央政府的數據大了整整一個“廣東省”。去年電力消耗僅僅增長了5.5%，這可能是更準 確的經濟表現指數。使用類似的方法，渣打銀行的王誌浩（Stephen Green）最近發表了一份報告，挑戰近兩年官方GDP數據。王誌浩估計，2011和2012年的GDP增長率比官方的少兩個百分點。

但 是去年夏天推出的迷你刺激方案顯然只會在短期內有效。其主要涉及之前已經達成的如高鐵新路線、地鐵和社會住房計劃等基建項目，成本約為9,400億人民幣 （1,500億美元）。但是正如2009-2010年更大的刺激方案，這些新的支出，由於其使用方式，會加劇經濟的長期問題。

2011年 投資占GDP的比重達到50%，去年亦繼續增長，比起危機前已經很高的41%的水平更高，是前所未見的高水平。正如前總理溫家寶曾經說這是“不可持續 的”。盡管這樣，中共面臨危機，與世界其他政府所作的一樣，還是決定割肉補瘡。然而，每一次它這樣做，都不免限製未來更大的刺激措施，因為債務和產能過剩 達到極端的水平。

什麽是產能過剩？

據估計，平均三分之一的中國工業處於閑置狀態，而 有些行業則接近一半。2012年產能利用率甚至比發生危機的2008年更低。受到最大打擊的工業有鋼鐵、電信、造船、鋁業和施工機械，這些行業在過去十年 獲得難以置信的擴張。電信業正準備大規模投資4G技術，然而僅僅三分之一的3G網絡被使用。

在中國，省市地區之間存在競爭，而脫離任何國 家計劃，這加劇了產能過剩和過度投資的問題。省經常違抗北京阻止修建新煉鋁廠或煉鋼廠的命令。當要求工業整合的時候，最小的工廠最先被砍掉，因此在“大者 生存”為準則下，地方政府鼓勵大型項目而無視實際需求。這解釋為什麽連續九個月工業品價格通縮 – 出廠價下跌。產能遠遠高出需求，使得企業被迫降價清貨。而同時，矛盾的是，消費物價再次通脹，特別是食品和燃料價格。

但是基礎建設出不應是正面的嗎？我們社會主義者不該支持嗎？

如果在一個生產資料被工人階級民主擁有和控製的社會，通過一個平衡和協調的經濟計劃，就會投資有利社會和環境可持續的基礎建設：低碳交通系統、新學校、醫院和可負擔的公共住房等等。這當然是正面的。但是這並不是現在中國的情況。

相當部分的基建支出進入金融投機，主要是在房地產業，同時也流入原材料投機。根據法國興業銀行指出，超過80萬噸銅囤積在保稅倉庫，因為銅和其他原材料被用來作為銀行貸款的抵押品。

房 產業過度投資和建設相當明顯。房地產投資占到去年GDP的13.8%，而美國在2006年房產泡沫高峰期時也只有6%。中國去年，修建中房屋是房屋銷售水 平的4.2倍。這當然不是因為對住房沒有需求，而是因為普通人無法承擔當今極高的房價。北京今年一月份，平均住房價格達到25,075人民幣/每平方米。 而2012年中國年均收入僅為24,564人民幣。房價是被投機者推高的，即銀行、地方政府和各類私人投機者，他們都從房價增長中獲益。這情況將持續，直 至泡沫的必然破裂。

每周我們都會讀到涉及地方官員，甚至公安局長的醜聞，利用假戶口購買數十套房產用來投機。最近的案例是廣東省官員趙海 濱被發現擁有192套房產。被揭發的官員被免職，但是這不過是冰山一角。房產的狀態是一個政治定時炸彈，這就是為什麽政府試圖在2010年打壓房價。但 是，去年夏天政策有所變化，為了避免硬著陸，政府再次傾註信貸，向房產泡沫註入更多空氣。

新領導團隊掌權。他們打算如何處理這些經濟問題？

我 認為他們被綁住手腳。有很多言論指要通過消費增長令經濟得以平衡。同樣也有很多人討論自由化，即親資本主義經濟改革（不是他們不願進行的政治改革）。新的 領導人，特別是習近平和李克強，支持去年世界銀行文件《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中的措施。該文件李克強的部門有份撰 寫，其中要求徹底的私有化和市場化。我們需要記住，世銀和其姐妹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全球金融危機都負有嚴重的罪行。

他們感受到巨大壓 力，因為如果事情這樣繼續下去，銀行業危機將會爆發，他們會被迫設計新的大型救市方案。1990年代末朱镕基政府就曾遇過這問題，當時實施了前所未有的大 型挽救銀行方案，其代價至今尚未償還。十五年後的今天，他們又從頭開始，但今次救市的代價將會更大。銀行是可以得救的，但付出代價的方法不是削減政府開始 和設立新稅項(即緊縮政策)，就是印鈔票、將債券湧進市場，後者將造成通漲。為了避免這局面發生，他們相信金融自由化是出路，似乎他們根本不能全球危機汲 取半點教訓！
愈來愈多報導指新領導人想展開經濟改革，可能性有多大？

傑瑞米柯賓

不管新領導人想走什麽路，中國政權結構內部機製和當前低工資經濟模式阻礙變革。這表示任何新的“改革”只會被拖延，不斷反反復復。獨裁政權在頂層出現分裂，未來會在這些問題上爆發新的派別內鬥。

他們計劃“自由化”金融業、利率等等，表面上是為了“優化”資產配置，減少投資浪費。這意味著正規化影子銀行業，讓主流銀行“自由”合法進行這些活動。

中 共政權希望人民幣國際化，實施了重大措施，通過與外國銀行（最近包括英國銀行）進行“貨幣互換”去增加人民幣離岸交易。政府希望打破對美元的依賴。由於依 賴美元，奧巴馬和美聯儲的政策，特別是量化寬松政策，迫使持有大量美元的中國補貼美國。這從幾個方面打擊中國經濟，包括令中國吸收了“美國製造”的通脹， 以及增加人民幣的上升壓力。央行被迫加大幹預防止匯率進一步上升，否則將打擊本已很緊張的出口行業。過去十年，中國政府在這些幹預上花費了超過2700億 美元。這就是正在展開的全球“貨幣戰爭”的戰線，各列強都試圖犧牲對方利益，讓自己逃避危機。

但是，讓人民幣成為主要國際通貨，意味著取 消外匯管製，在目前情況下極有可能觸發金融崩潰。因此，除了政權內的分裂，實施領導層的自由主義（實際上是新自由主義）的方案亦存在重大風險。但同時，當 前過度投資和債務上升的形勢，正如溫家寶所說是不可持續的。因此，他們無法作出行動，但是同時他們也沒有時間一動不動。

幸好，我們並非向 中共獨裁獻計的參謀，而是爭取社會主義的群眾革命鬥爭使其下臺。這是解決中國和世界經濟危機的唯一辦法：從製造全球災難的現存製度手中，奪取龐大的經濟資 源，通過民主的社會主義計劃，由工人階級建立其自己的政府，把這些資源用來結束失業、不平等和壓迫，而不是向少數人輸血。

烏坎抗議再次爆發，下一步該如何走？

在中國廣東陸豐的烏坎村抗爭曾經揚名國際。這個一萬五千人口的漁村在2011年9月 發起了歷時四個月的群眾抗爭，反抗中共基層官員與地產發展商勾結，偷取村民的土地賺取利潤。一年多過去，烏坎村今天又再次爆發大規模的維權活動。四月廿六 日，大批村民圍堵公路，抗議港商陳文清違反合約，其投資的農場在合約期滿後交回烏坎村委會，但土地上的建築物等設施全部被破壞。400 多名村民與約500 名 到場戒備的警察對峙，未有發生沖突。村民要求市政府、村委會介入。他們揚言，將持續抗爭。村民代表張建興說，村民現在對村委會極度不滿，答應村民在指定日 期收回土地的承諾沒有實現，“在很多事件上只按照政府的意思，就是維穩，沒有開村民大會諮詢”。村委會主任林祖鑾曾在警民對峙期間到場，但“去了一下，可 是沒人聽，他就離開了”

2011 年 烏坎村事件中的群眾組織及動員能力，以及建立由民選產生的委員會管理社區，使這次抗爭極具象征意義，成為中國抗爭的裏程碑。這場運動一度踢走中共地方政府 官員，並令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作出妥協，將中共支部委員會和村委會的薜昌和陳順義解除職務，並舉行了新的村委選舉。

村委會陷入分歧保守與激進派的角力

可惜的是，現在這場抗爭好像達到了瓶頸位，不知下一步該如何前進，而且在去年成立的新村委會還一度傳出可能面臨解散的消息。2012年10月，村委會委員莊烈宏辭職，他向記者表示，提出的建議“受到太多阻撓”，得不到村委會主任林祖鑾的支持。1月29日，烏坎村委會負責土地資產、資源和治安等事務的村委會委員張建城也曾提出辭職。雖然張期後復職，但顯示出新村委領導對於目前的情況感到無力。



有 村民對於目前的情況感到沮喪。村民林先生表示，抗爭過去一年多仍拿不回土地，令他對村委會不再信任。村內有一種鼓噪的聲音，村民對新的村委會逐漸變得懷 疑，認為他們與當局關系過於密切，過於集中於維持穩定，而不是為各村民的權利而鬥爭，亦沒有達成當初的目標－拿回被竊取的土地。



村委會主任林祖鑾表示，被上屆村委會違法盜賣的有一萬兩千畝左右，其中已經辦理國土證的有七千畝，無法討回，剩下的五千畝土地，去年收回了三千多畝，還有一千多畝，今年可以全部收回。村民認為收回來的土地太少，以及收回土地的辦理手續進度緩慢，他們認為可以有第二次抗爭。



不 止村民與新的村委會之間出現了不信任，即使在新的村委會內部，也出現了分歧，年輕幹部與保守（以村委主任林祖鑾為首）派別之間的分歧日益嚴重，強調與中共 妥協的保守派，與尋求再次鬥爭的另一派發生了分裂。一名村幹部接受訪問時表示，一年召開一次村民大會是規定的，但新村委會已經成立一年，村民大會一直沒有 召開。“我認為有需要開，可是林祖鑾認為有人會藉機鬧事，不利於烏坎的穩定，一個人就決定不開了。這個太武斷了，也傷害了村民的信任。村委會內部對這事是 有看法的。盡管村委會裏的年輕人承認，林祖鑾更善於處理與政府的關系，但他過分講究大局的一些做法，還是令年輕人充滿沮喪。比如，他不希望年輕人把村裏的 事情拿到網絡上去說。”



在 被問到村民對仍未能拿回被非法征去的土地的不滿時，林祖鑾說道：“這一年是來具體解決問題的，就是雙方都得妥協。這一年我學會了妥協，可村民們的思維仍然 是鬥爭哲學，受害者思維。”反映他不認同抗爭能帶來改變，認為需要透過妥協才能逐步拿到目標。但直到目前為止，與中共上級政府妥協的道路並沒有得到任何實 質的成果。2011年的烏坎群眾抗爭反映，不是抗議沒有作用，而運動被提早解散才是致命錯誤，這是至關重要的教訓。



運動中不同的階級利益



烏 坎抗爭一年過去，這場運動在十二月的時候被凍結了。政府當時嘗試停止運動，以協議的名義要求反抗領導們承諾停止進一步行動，並允許進行新的村委選舉。為了 換取中共監督底下的村選舉，烏坎村民解散了他們自己的獨立村委員會和取消抗議，這是一個錯誤。民主的群眾大會決定鬥爭的每一步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局限的地 區選舉村委會沒有任何實質權力，群眾仍能透過參與選舉作為一種戰術，利用這個平臺去深化鬥爭，以及建立圍繞著運動的主要訴求。當時得到廣大支持的獨立委員 會為了這種選舉而決定解散，是一個重大錯誤。



新 的村委會雖然是由選舉產生，卻是一個受控於獨裁當局底下、沒有真正權力的平臺。在村委會中爭取代表性，是抗爭運動的正確策略，能揭露其局限性，更重要的是 建立群眾性的組織，這是實現真正改變的關鍵。現時村委會委員任期三年一屆，無法被選民召回。我們曾經警告，不能相信任何中共政府的協定，應該透過建立由下 而上的組織，去監督新的村委會，並以定期的大會保持運動的民主及公開性。



如 眾多其他的群眾抗爭一樣，烏坎的抗爭沒有明確的綱領，集中於單一的訴求，這使抗爭在高潮過後難以繼續動員群眾和推進運動的發展。烏村抗爭的運動沒有一個統 一的立場，包括保守及激進的派別。因為這個不是工人階級的運動，運動中所代表著的是不同階級的利益。一部份村委領導本身是小商人，所代表的是小資產階級的 利益，希望有穩定及適合商業經營的環境，所以不希望挑戰中共政權。其中土地私有化是烏坎運動中廣泛存在的概念。盡管當前（每個村莊）土地的“集體所有”製 被中共官員濫用，但是，正式的土地私有化只會更加加劇農村地區的貧富懸殊。



社會主義者主張土地的公有製，由民選的草根委員會管理，委員會的綱領是在農民自願的基礎上，發展大規模集體化生產，國家為其提供低息貸款、農機和技術支持。這無法在當前親商的一黨專政下所實現。

烏坎對中國群眾抗爭的影響



在中國，非法征收農地的事件非常普遍。非法征地引發各地不同程度的反抗運動，由2010年起，每年包括示威抗議、罷工等的“群眾性事件”超過十八萬，其中65%便與為經濟發展而非法征收農地有關，每天有四百萬人因政府征地而失去土地。



烏坎村的抗爭令許多其他地區的群眾仿效。從2012年開始，成都鋼鐵工人的罷工、廣州的反征地抗議，聲言要“向烏坎學習”。海南反對修建燃煤電廠的抗爭持續數月，迫使當局數次改變電廠修建的地址。什邡和啟東也有數萬人參加反對環境汙染的示威，90後的中學生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聯系到青年在群眾抗爭中所發揮的角色占越來越重要的位置。90後成為群眾抗爭的新力量，加快了群眾運動的激進化。而且由於互聯網及手機的普及，使當局更難控製消息的傳播，讓抗議和罷工的消息能夠迅速傳播。



可是，近一年眾多群眾運動的缺點，是各個地方的群眾抗爭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系。如在寧波發生反PX抗爭的同時，海南鶯歌海鎮也發生了反對修建燃煤電廠的抗爭。兩地的群眾鬥爭訴求都在於環境問題，但是卻沒有互相聯系和聲援，而處於孤立的狀態。

而 事實上，在烏坎運動發展之際，這些同時發生的大規模群眾抗爭（在廣東汕頭海門鎮，及汕頭地區的上岱美村），給廣東當局施加了巨大的壓力，當地甚至沒有足夠 的警察進行鎮壓。這些抗爭毫無疑問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了當時還被武警包圍的烏坎村民。這反映群眾抗爭不能孤立於一地，而需要互相聲援和團結抗爭。要充分實現 這目的，地區與地區之間的抗爭需要建立連系，以建立全國性的組織為目標，而不僅僅是基於一個地區和臨時組成的組織。在目前階段，只能透過建立工人和青年的 地下組織作為第一步的行動。



占領上浦



在距離烏坎約一百公裏，擁有三千人口的上浦，在今年2月22日，村民占領村廣場，抗議政府賣掉500畝田地，要求合法的民主選舉，民主地計劃把稻田轉成工業區的問題。



2 月24日，抗議群眾受到由當地官員雇傭的暴徒暴力驅逐，但遭到抗議村民的反抗，有大約30輛車被砸，至少八個村民受傷。在全國人大會議舉行（3月5日至17日）前，中共領導不想有任何社會不穩定的情況，不想利用暴力，於是警察先封鎖了村子。



3 月10日，據法新社報道，中國當局向廣東揭西縣上浦村派出警察清理路障，再次引發與村 ​​民的暴力沖突。廣東揭西縣當局逮捕上浦村村委負責人和其他8人。村民表示，30至40人在最新沖突中受傷。英國《金融時報》引述一名村民說，地方政府比暴徒更加粗暴。三千名警察包圍上浦，並阻止附近6、7個村莊的居民進入上浦聲援，警方動用了催淚彈。

中共策略－“胡蘿蔔加大棒”



中 共當局面對群眾運動有著不同策略的應對，可以用“胡蘿蔔加大棒”來形容，表面上看似作出讓步，如在烏坎事件中承諾新的村委選舉，實際上是為了解散運動而欺 騙群眾的圈套，待抗爭運動冷卻，再針對個別“搞事分子”進行打壓。當局在新村委的選舉中打壓較激進的派別便是一個例子。中共在村委會的選舉過程中通過威 脅、經濟壓力和媒體控製，進行幕後操縱和打壓激進的抗爭領袖。如薛健婉（薛錦波的女兒）就由於遭到當局打壓而被迫放棄參與村委會選舉。在新的村委會選舉產 生之後，當局能夠很容易地使用胡蘿蔔加大棒的策略，利用威脅和財政手段，讓村委會屈服於當局，在這三年控製新的村委會。這也造成目前在新領袖之間產生的分 歧，演變成更復雜和兩極化的局面，一派認為需要新一輪的群眾抗爭，而另一派恐懼這會帶來像上浦那樣的鎮壓。當下之急是一個強調重建群眾運動架構的清晰綱 領，恢復抗爭。



2012 年海南省鶯歌海鎮爆發數萬人反對燃煤電廠的示威，曾迫使當局作出讓步，將電廠修建地點改到鄰近的其他鄉鎮，這使抗爭也擴展到新確定的修建地區，使當局數次變更電廠地點。然而10月份，村民卻得知燃煤電廠即將在鶯歌海鎮動工修建，於10月18日再次爆發示威，發生萬人警民沖突。之後數百人被逮捕，數十人被通緝，而燃煤電廠已悄然動工。在12月，對此問題在網絡及出書發表意見的劉福堂被控“非法經營罪”，被判刑三年，緩刑三年。這是中共在作出假讓步之後再實行打壓的例子之一。



省領導層作出妥協，因為他們害怕運動會蔓延，並啟發其他群眾挑戰地方中共當局。以烏坎為例子，作出“讓步”隨後發​​生的就是警察選擇性的鎮壓和騷擾，一方面打擊烏坎抗爭運動中最激進的階層，另一方面更高級別的政府不支付烏坎費用，阻撓新選舉領袖有任何可能去推行運動的主要訴求。



烏坎的教訓



烏 坎抗爭在如何組織群眾運動上給予很多重要的教訓。在任何談判中，不能對政府代表有任何信任，要贏得主要訴求，只能信任自己組織的力量和準備鬥爭。現時中國 內地的群眾抗爭大多數是自發性的，亦因為鎮壓的關系令抗爭的持續時間較短。但群眾運動的發展趨向有更大、更成熟的組織能力，也能夠持續更長的時間。要在這 些運動中取得勝利，需要群眾的大會和民主架構，特別是工人階級的組織。談判應該公開，而不能在運動背後有秘密交易。群眾應該聯系在其他地區同樣正在進行的 鬥爭。



不幸的是，部分烏坎運動的領導對於中共政權的角色抱有幻想。這間接導致 ​​烏坎運動沒有實現村民的訴求（包括交還被竊取的土地、調查前村官的秘密交易、獨立調查薜錦波之死等）。



烏坎抗爭還沒有結束，它的命運不但和其他地區的抗爭相連，而且和全中國的工人運動聯系在一起。烏坎的群眾已在過去一年的鬥爭中了解到，中共只是利用妥協作為圈套，實際上並不能帶來改變或爭取權利。中國勞工論壇主張：

• 重新建立烏坎群眾抗爭！重建2011年群眾抗爭委員會，並獨立於官方，由村民民主控製！
• 地方政府公開帳簿，由將全數土地歸還村民，由村民自行組織的委員會，獨立調查薜錦波之死
• 公共民主控製及擁有土地、自然資源、城市發展政策和房屋修建。人民的需要高於利潤！
• 立即在中國實現立面民主權利，而且不只限於村層面。結束一黨專政！自由選舉產生革命立憲會議，打倒資本主義富豪，支持社會主義政策！

四川雅安地震受災人數230萬 二百人喪生 災民痛失家園

4月21日上午8時，四川省雅安市蘆山縣發生七級大地震，在沒有預先警報的情況下，雅安及附近的災區造成了災難性的破壞，至26日，共錄得4700次余震，一共造成196多人喪生，逾萬人受傷，21失蹤，受災人數達230萬。

四 川雅安市是中國其中一個最貧窮的地方，這場可怕的地震令大量房屋倒塌，災民失去家園，現時只能留在臨時帳篷，以即食面和樽裝水充饑。重災區之一的太平鎮醫 療物資及水源短缺，人口一萬人的小鎮有1,500名民眾出現腹瀉癥狀。蘆山縣房屋及道路受損狀況嚴重。另外，在雅安市附近的宜賓市，於25日早上又發生地 震，接連三次地震，最高一次4.8級，超過 4000間房屋損毀倒塌，47人受傷。

災民抗議當局救災不力

根據新京報報導，災區物資嚴重缺乏，但同時中國政府對外宣稱救災物資充足，拒絕外國和民間的救援隊、醫療隊和救災物資，但不拒絕捐款。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21日向外界表示救援物資充足，可是一度有民眾抗議得不到物資救助，有災民集體在路邊豎紙牌請願，呼籲當局救命。

23日上午8時，寶興縣靈關鎮2000受災民眾，舉著“我冷餓”的橫額抗議，將橫幅圍住寶興縣委書記韓冰，抗議當局扣押救災物資，不發放給災民。災民高喊口號，並讓傳媒拍照，希望引起外界關註。民眾也不滿有媒體報道該鎮“大魚大肉、非重災區”而憤怒。

22日昨天下午2時，龍門鄉隆興村小坎卡村組，有20多名村民在紙板寫上“缺糧、缺水、缺帳篷”的字樣，站在路中央舉起紙板抗議。另一邊廂，蘆山縣清仁鄉有民眾抗議副鄉長楊成毅救災工作不力，這導致楊成毅立即被免職。有村民表示，對中共當局和官媒已經完全失去了信任。

滎 經縣是四川雅安地震的災區之一，一些餐館在地震後趁機漲價。4月23日，一間“楊胖子”面店將原價每碗5元（人民幣・下同）的“撻撻面”加價4倍至20元 賣給救援人員。另一間食店亦將原價8角的包子，加價6倍至5元出售。這引發當地民眾強烈不滿，有人將消息發至網上微博，期後大批民眾湧至店鋪外聚集，要求 店主交代及道歉。當局派出大批武警，其後有吊臂車把招牌拆除。抗議迫使當局暫扣這些店鋪的營業執照。滎經縣政府表示，工商等相關部門已經對不法商家進行停 業調查。

要防止食物或其他短缺產品的價格暴漲及投機炒賣，便需要在所有災區建立災民的民主委員會對此進行監督，並且真正以不追求利潤的方 式接收和分配救援物資。救援物資不能被有效地分配，是由於整個救災工作沒有在民主的架構底下進行。地震後，不同災區需要的物資和人手程度會有所出入，而當 指揮的工作被當局的官僚架構控製的話，救援隊伍、軍隊和武警部隊、自發組織或誌願團體並不能有效及有系統地協調，按各災區需要的程度進行救援工作。此外， 當局真正的擔心其實是豆腐渣工程被再次揭發，於是竭力阻止自發義工或外國的救援隊進入災區。這也阻礙了救援工作。救災工作若不能在民主的架構下進行的話， 不但救援進度受阻，而且當局官僚更能從中私吞救災捐款。只有建基於災民、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救災委員會監督底下，才能確保救災工作的透明和有效性。

傑瑞米柯賓

中共政治災難　人民極度不信任當局

雅 安地震發生地點距離08年汶川大地震約80公裏。這次地震無疑令人勾起零八年汶川地震災難的回憶，以及當時被揭發的豆腐渣工程。《泰晤士報》指出，雅安地 震發生僅幾個小時後，北京當局就表示沒有學校倒塌。雅安市防震減災局副局長陳勇於4月22日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現在我們的校舍是最安全，也是最堅固的 建築物。”四川省住建廳總規劃師邱建指出，汶川災後重建項目沒有一個全部塌下來。08年汶川地震讓很多豆腐渣建築倒塌導致嚴重傷亡，中共希望首先證實學校 沒倒塌從而避免指責。

但事實上，不少在零八年地震後興建的樓宇，聲稱可以抵禦八級地震，經歷今次雅安地震後，內部損毀嚴重，包括由澳門政 府援建的蘆江中學出現裂紋、墻壁剝落、露出空心磚。一名中學生指，回校收拾東西時，發現校舍搖搖欲墜，擔心有倒塌危險。同樣是澳門政府援建的蘆山縣人民醫 院五層高的住院大樓和舊門診樓在震後也都成了危樓。樓宇外層，密密麻麻的分布著多道裂縫，有的有手指般闊。更有勞碌一生的房奴，在地震後房屋倒塌，一生積 蓄就沒有了。

對於中共當局，最關心的不是人命的安全，而是想盡辦法防止被指責存在大量像零八年汶川地震發生時被揭發的豆腐渣工程。汶川地 震發生時，大量房屋及校舍倒塌，但當地的政府大樓及辦公室卻安然無恙，人民對其生命不受重視感到極之不滿，因此有了上一次的經驗，在這次災難發生時，人民 對當局表現了極度的不信任。雅安強震發生後，大批災民怕被樓房瓦礫砸到，紛紛湧至雅安市政府大樓門外搭帳篷過夜，稱“比較安心”。

時事評 論員梁京也表示：“比起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時，中共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已大不如前。”有人稱，從汶川地震到雅安地震，都只是見學校、民房倒塌，從未聽 說過政府大樓或局方大樓倒塌，政府根本不尊重普通人民的生命∶“學生和老百姓的就不是生命嗎？”（太陽報，22-4-2013）

蘆山縣委書記被揭戴二十萬名表

地 震發生當日，中共派遣李克強到災情最嚴重的雙石鎮和龍門鄉，顯示政府對災情的關心，當時由蘆山縣委書記範繼躍陪同，卻被記者拍到照片，顯示範的手腕沒有戴 表，手腕卻有一個白白的手表印。隨後網民在新聞網頁翻出範戴表的圖片，發現他平時戴的表非常名貴，品牌是瑞士名表江詩丹頓（Constantin），價值 高達21萬多元。中共當局拙劣的親民演技又一次演變為政治危機。

民眾拒絕捐款　不相信政府及紅十字會

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後，有報導指中共當局對當地的捐款項目曾出現問題，去向不明，賑災物資也被嚴重克扣。在2008年地震發生後不久，從中國和世界各地收到數以百億計的捐款。清華大學的調查顯示，其中八、九成最終進入了政府財政，至今人民都不知道金錢的最終去向！

這 次四川雅安地震發生後，中國紅十字會在網上發布賑災信息，收到民眾14萬個“滾”的留言回復。香港政府向大陸撥款一億港幣，遭到7成港民強烈反對。在汶川 地震後的重建過程，更傳出了不少貪汙的醜聞，包括北川縣使用救災專款購買價格達百萬元的豪華越野汽車。受汶川大地震影響的貧困重災區甘肅宕昌縣，便發生縣 委書記王先民等官員貪汙達數千萬元的事件，令群眾不再相信捐款能真正幫助災民，只會讓貪官中飽私囊。

中國紅十字會醜聞眾多，其會長郭長江 戴價值百多萬名表、其子郭子豪名下擁價值千多萬的名車。自稱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的郭美美在網上炫耀自己的財富也引起公憤。上海紅十字會就曾被揭發，下 屬官員與工作人員十多人，在上海一家豪華餐廳的一頓晚餐便耗費近萬元，人均消費700元以上。當新聞引起嘩然的時候，這些非政府的官員們稱為只是“普通的 工作餐”而已。中國紅十字會醜聞頻發導致信任危機，大量捐款轉而投向壹基金。在地震首日（4月20日）中國紅十字會籌到只有14萬元的捐款，而由李連傑成 立的壹基金同一時間已經籌得善款超過千萬元。

在中港兩地，輿論也集中在討論應否捐款，兩地都有網民宣傳“一分錢不捐”，呼籲香港市民拒絕 捐錢來幫助雅安地震的災民，擔心捐款落入貪官手中。多名內地采訪的香港記者表示不會捐款。前電視臺中國組記者呂秉權說：“真系唔會捐畀內地官方紅十字會， 入面嘅領導全部系退休民政部門官員”；有線電視中國組記者林建誠寫道，“雅安地震，不要指望我捐一毛錢；所有涉及大陸政府部門的，絕不會！”香港拒絕捐款 到雅安地震的消息，也得到內地民眾在網上支持。

香港政府4月22日宣布，特首梁振英將向立法會申請撥款1億港元賑災。但香港市民與立法會 議員對港府動用公帑捐款有所保留，甚至呼籲抵製捐款。5年前汶川大地震後，捐款被濫用，沒有受到監督。群眾對捐款反感的情緒，一方面由於中國政權的貪汙腐 敗早已昭然若揭，另一方面是對小圈子特首梁振英的不滿。這是由於整個政權沒有任何民主基礎，捐款去向從不透明，人民無法由下而上進行監督。

2008年，香港政府向汶川地震災區捐款90億港元（合12億美元），很多香港市民走上街頭募捐。可是，去年有消息指一所由香港捐款資助興建的學校被拆除而改建為豪宅，消息一傳出即引發了強烈不滿。

群 眾對貪汙政權的不信任而拒絕捐款，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下文所示，民眾更需要的是自我組織的救災委員會，民主監察救災工作，要求言論及新聞自由確保訊息流 通。然而“香港自治運動”的右翼民粹之流藉此煽動對內地人的仇恨，指“中國人很多錢不用香港人捐”，甚至幸災樂禍指愈多中國人死傷愈好。事實上，中共貪官 仍然可以通過重建投機和炒賣救災物資發災難財，純粹消極地“不捐錢”並不能對抗貪汙的中共政權。

民間自發組織被打壓　維權人士被禁止進入災區

汶 川地震中有近9萬人遇難或失蹤。當局至今仍沒有公開一份完整的遇難者名單。受到群眾一直的壓力，四川省地方政府在地震一年後被迫公布了地震中遇難公民的部 分數據，公布的學生遇難人數卻與民間調查統計的遇難人數差距很大，除真實性令人懷疑外，報告又刻意回避了地震中倒塌學校的建築質量問題。

一 些誌願者在震後自發地通過網絡搜索及新聞報道，整理地震中遇難的學生名單。著名藝術家艾未未曾在地震後發起調查行動，找到了5196個遇難學生名字，並製 作《念念不忘》音頻公開名字，期後遭到一連串的政治打壓。曾在汶川地震中大力救援災民的六四天網負責人黃琪等人，在欲進入雅安援助時，被國安攔截，強行遣 返。

汶川地震後，異見人士黃琦幫助四川大地震死難者家長調查，於2009年以“非法持有國家機密文件罪”判有期徒刑3年；南京師範大學副 教授郭泉撰文批評四川災區學校“豆腐渣工程”，亦被控“顛復國家政權罪”被判有期徒刑10年；四川作家譚作人亦在汶川地震後致力於調查災區學校豆腐渣工 程，並搜集川震遇難學生名單。之後譚被控以“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罪”，並於2010年被判有期徒刑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中共當局禁絕一 切民間自發的和有組織的活動與結社，即使這些社團與政治無關。在中國，所有社會組織都要納入到政府的範圍內。所有中國的非政府組織（NGO）必須有最少 10萬元人民幣的註冊金，並且註冊在一個官方政府機構下面，諸如民政局、紅十字會、婦女聯合會（婦聯）和共青團組織等，從而杜絕所有民眾自發性的組織。

需要民主架構進行救災工作　反對資本主義

我 們支持四川人民組織自己的救災重建委員會，負責救災和重建工作。所有委員應該由受災地區群眾民主選舉產生，絕對不相信中共政府。此外，我們要求言論及新聞 自由，除了確保救災的訊息得以流通，更防止官員封鎖消息或發假消息以逃避責任。中共的獨裁政權沒有任何民主基礎，要確保零八年的局面不再出現，必須實現真 正的民主權利和結束一黨專政，如組織及結社的自由，以工人階級和底層勞動大眾在工人民主的基礎上，實現自下而上的全民對於經濟、社會和政治的控製與運作。

中 央政府在08年推出的經濟刺激方案，使地方政府進行大量的基建項目及房地產投機，寧可花錢在無意義的投資，也不願改善人民的生活（例如浪費大量資金興建高 爾夫球場及七星級酒店）。事實上，豆腐渣工程和貪腐問題的背後，是以利潤為本的資本主義政策。地產建築商為了賺取最大利潤，不惜犧牲人民的生命及安全，在 興建房屋時偷工減料造成豆腐渣工程。這是資本主義製度下必然導致的悲劇。

只有通過在所有災區建立民眾民主委員會，才能阻止貪腐官員將捐款中飽私囊，並且真正以不追求利潤的方式，接受和分配救援物資，而且同時需要建立類似的民主控製機製以防止食品價格暴漲和投機的情況發生。這需要一個社會主義的綱領才能實現。

我們離流感大爆發還有多遠？

2013年下旬，一種新型的禽流感病毒在中國上海被發現。迄今已感染123人，其中 23 位死亡。該病毒被稱為甲型流感病毒H7N9亞型。據專家稱，這一新病毒來源於感染不同物種的病毒之間的基因交換。

此 前研究顯示，H7N9病毒會在禽類中傳播，但不會使禽類出現癥狀，因此追蹤 H7N9在禽類中的傳播要更加困難。國家衛計委有關專家表示，不排除H7N9 病毒存在有限“人傳人”的能力。而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流行病學科學家曾光在4 月16日受訪時提到，現在有近四成患者沒有明確的禽類接觸史，這些人到底是怎麽感染的仍然不清楚。雖然病毒尚未發生大規模的“人傳人”，但由於死亡率極 高，如果突破“人傳人”的限製，後果不堪設想。

1918 年流感大流行曾經造成全世界約 10 億人感染，2千5百萬到 4 千萬人死亡 ( 當時世界人口約 17 億人 ) ；其全球平均致死率約為 2.5%-5% 。

而 四年前（2009 年）亦爆發 H1N1 甲型流感（起初被稱為豬流感）全球大流行，僅確診病例就達到1,632,258人，然而幸運的是病毒毒性很低，只有0.012% 的死亡率，即使這樣也導致接近2萬人死亡。而據研究估計全球人口的感染率在11%到 21%之間。

而這一次禽流感目前死亡率接近20%。如果病毒進一步變異，能夠人際傳播，爆發新的流感大流行，將有潛力導致全球數百萬人死亡。即使這次能夠病毒沒有發生變異。新的流感大爆發也只是時間問題。

現在農場工業中，所謂的現代養雞場將成千上萬之雞集中到一起。即使根據美國的標準，雞只需要提供16英寸的空間生存。即使在中國大量的家禽、牲畜早已不是一家一戶的農民自己養殖，而很多是集中養殖。極端的家禽飼養環境是促使禽流感病毒發生變異的重要因素。

家禽長期生活在自己的排泄物之上，打激素增長增長速度，以及濫用抗生素。此外，它們長期擠滿在一起，使得任何疾病都容易傳播整個養雞場，並有助於創造更耐藥的病毒和細菌。

而一但疫情爆發，大量家禽死亡或者被撲殺。大量農戶面臨破產威脅。在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例最多的上海，截至4月7日晚，已經撲殺11萬多只家禽。新近出現病例的北京、河南等省市，也大量撲殺家禽，停止市場內現場屠宰以及活禽交易。

據農業部日前估算，H7N9禽流感致使全國家禽業每天直接損失不少於10億元。據中國畜牧業協會禽業分會初步估算，截至4月15日，肉雞雞苗直接損失超過37億元，活雞及雞肉產品銷售損失超過130億元，波及企業和農戶4,400余萬戶。

面對流感疫情，中共當局首先考慮的是穩定。據人民網報導，對於流感疫情，李克強說：“要瞄準一條：堅決降低死亡率。這不僅是拯救群眾生命，也是安定民心。”所謂“安定民心”其實就是維持社會穩定的委婉說法。

據中國媒體報導，全國很多地方逮捕了至少數十人由於利用網絡散布H7N9禽流感病毒謠言而被逮捕。然而逮捕造謠者的報告讓很多人擔心實際疫情被隱瞞。十年前SARS就是由於最初被瞞報，導致疫情擴散的。中國當局這次為了穩定，同樣有可能隱瞞真實的疫情。

如果發生流感大流行，貧窮國家將受到對沈重的打擊。例如在 2009 年流感大流行中，發展中國家的死亡率普遍高於發達國家，在墨西哥死亡率達 2%。即使流感疫苗及時生產出來，由於大製藥公司的壟斷，貧窮國家民眾無法獲得必要的疫苗和抗病毒藥物。

《社會主義者》雜誌和工國委的中國支持者對對抗禽流感的看法：

1. 免費醫療，將醫療系統至於醫護人員和社區居民的民主控製和管理之下。取代現有的以追逐利潤、輕視生命的市場化醫療系統。

2. 取消醫療和製藥業的專利限製，大規模研發和生產有效的抗流感藥物，並免費分發。工會和病人組織民主控製下的全球醫療發展計劃。

3. 補償中小農戶的損失，對農業大公司和大農場實現民主公營化。為小農戶提供低息貸款，鼓勵以合作社的形式集體生產，用有利於環境和人類健康的農業取代現在以利潤為導向的農業生產方式。

4. 需要立即實現全面的民主權利，才能保障信息真正公開。建立由前患者和活動分子組成的民主委員會監督疫情，確保病人權利。結束一黨專政！

南海本田再次罷工

2013年3月18日晚上， 曾經在2010年發生罷工的南海本田工人再次罷工。今年這次罷工的原因是工人對公司提出的工資漲幅不滿。公司提出的調薪方案，一到五級員工工資漲幅分別為 10.2%（220元）、12.3%（330元）、19.8%（760元）、19.8%（1030元）、18%（1550元）。

在南海本田目前的 2,000 多名工人中，一線工人 ( 一級員工和二級員工 ) 占比 80% 以上，資方的方案無疑讓大多數工人不滿。工人認為此方案只對級別高的員工有利，但對於低級員工就十分不公平。於是，組裝科的員工就開始停止工作，結果全廠都開始停產了，

在停工的壓力下，第二天工會與資方的談判重啟，有30多名工人代表在場旁聽。最後結果是一級員工漲幅提升至14.4%（310 元），二級員工亦提升至16%（430元），再每級加50元房屋補貼，其他級別不變。漲薪後，一級工人的到手工資有2,600元。

2010 年著名的本田罷工被視為“中國新工人運動的轉折點”，工人提出重組工會的口號。工人罷工堅持了長達半個月直到6 月4日前夕，期間面臨鎮壓的威脅，甚至是來自官方工會的被稱為“小黃帽”的暴徒。作後資方作出讓步，本田正式工的實質加薪每月500元，增幅約 33.1% 。

本田工會之後被重組，之後每年工會都和資方協商工資漲幅。這被一些勞工維權人士視為推行集體協商的機會。

然而這並不是官方工會良心發現，而是由於統治階級面臨越來越多的罷工，害怕工人鬥爭進一步激進化，不得不試圖通過一些改良措施來壓製工人鬥爭。

資 產階級媒體《金融時報》對富士康宣稱建立“真正工會”的計劃毫無遮掩地表示：“富士康的提議與其說揭示了中國勞工權利的發展，不如說反映了中共領導人在面 對城市化、勞動力短缺和經濟放緩等社會壓力時的務實態度。當局意識到，要使工人們不走上街頭，就要讓他們對工廠事務擁有更有效力的話語權。沒有黨的批準， 富士康不可能考慮自由選舉的想法——中國沒有自由選舉，即便在工作場所也是如此。事實上，仍會有一些重要的約束因素來限製工會代表的自由。選舉產生出的富 士康工會領導人仍需得到官方組織『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批準方可任職。”

而據全球化監察報導，在南海本田工廠，工會選舉受到多重操控，前線 工人的提名權被剝削。本田工會除了最下層的工會分會小組長不指定候選人外，其余兩級都是上一級工會指定候選人才讓工人投票。這樣由上一級控製下一級，實際 上就是為了防止（代表政府和資方利益的）官方工會不喜歡的人進入工會委員會。

對於工會在這次工資協商的態度，受訪的南海本田工人認為工會的態度是管理者，它根本和公司站在同一陣線的。當有工人罷工，工會向基層工會小組長下的命令是“維持穩定”，而不是向公司反映工人的要求。

這樣工會當然不會對工資漲幅提出工人希望的要求。正如下表顯示，南海本田工資協商達成的增加幅度一年比一年低。這無疑讓工人極度不滿，而要繞過官方工會自己起來罷工。

2010年6月罷工後，本田正式工的實質加薪每月500元，增幅約33.1%
2011年3月，工會協商工資提升611元，增加約30.4%
2012年4月，工會協商工資提升430元，增加16.4%
2013年3月18日，工會協商工資提升220元，增加10.6%
2013年3月18日罷工後，工人的漲薪方案，I級工人提升360元(包括50元住房津貼)，增加14.4%。
另一方面，正如中國勞工論壇之前所說（富士康工會選舉背後隱藏了甚麽？），當前中國和世界資本主義處於嚴重危機之中。資產階級並不希望也不能提供任何實質性的改良，相反希望加大對工人、窮人和婦女的生活水平和權利的打壓。中共當局將感受到很難通過工會改良來限製工人的鬥爭。

比如同樣位於佛山市的一家富士康工廠，數千工人因為不滿公司搬遷“分流資遣”方案不透明，於2013年3月28日下午發起罷工。由於經濟危機，該工廠訂單持續減少，規模逐年萎縮，而將逐步搬遷至煙臺，首批搬遷約 5000 工人將被分流遣散。

而 據媒體報導，4月10日，天津摩托羅拉天津廠7,000工人大罷工。去年年底摩托羅拉天津工廠出售給偉創力後，工廠就賠償問題一直未能和工人達成協議，部 分工人4月10日下午開始堵塞工廠大門，迫使子房要求合理賠償方案，迫使第二天資方與工人代表會面談判，但未有達成任何方案。

傑瑞米柯賓

中國工人逐漸意識到官方工會的真面貌，下一步工人需要組織起來（即使在目前只能是地下的），建立真正屬於工人自己的工會。

六四：對今天民主鬥爭的重要教訓

香港：六四燭光晚會將會有十多萬人參加。在八九年後出生的新一代來說，每次的悼念晚會成為抗議行動，反對不改革、不悔改的中共獨裁，為了政權續命而殘酷屠 城。迄今，中共政權不僅沒有容許寸進的民主改革，反而加大鎮壓力度，將維穩機器。過去三年維穩費增加2,000億人民幣，超越軍費開支。

新中國領導層承諾“經濟改革”去討好銀行家、資本家和右翼國際機構（如世界銀行），但斷然拒絕民主化，並將之定性為“西方製度”。

香 港燭光晚會的搞手再次高叫“平反八九民運”的口號。但口號的意思是什麽呢？顯然，要求獨裁政權道歉並招認屠殺，如同叫魔鬼不再吸血，是徒勞無功的。要真正 的“平反”，唯有重建運動！即為未來中港的新群眾鬥爭，在組織和政治上作出準備，並汲取八九年的教訓 – 中共如何鎮壓運動。

“占領中環”有從歷史學習嗎？

“占 領中環”的討論展開，運動旨在未來香港的普選議題上，向中共獨裁施壓，吸引不少有誌引領鬥爭向前的人的興趣。因此，今年分析六四運動特別切題。可是，“占 中”的主要發言人顯然沒有從1989年的鬥爭汲取教訓，甚至也無視最近的“占領華爾街”以至阿拉伯世界反獨裁的革命群眾運動。他們強調要限製未來的運動， 拒絕“激進”手法，以免激起北京強硬的反彈。這聽起來更像是廢棄八九鬥爭而不是任何的平反！

例如，戴耀庭向《南華早報》指（2013年 5月21日），占領中環是“有限製和有條件的公民抗命”。限製鬥爭規模，可見完全低估我們面臨的挑戰：要打擊中共獨裁。連能量巨大的八九運動都未能贏得中 共的退讓，戴耀庭“有限度”的占中如何能達至這目標？泛民主派領袖跳上“占中”的政治救生艇，目的有兩個：一、要在未來運動挽回自己日漸消失的影響力。 二、要抵製不可避免會推動真民主改革更激進的群眾抗爭。

六四燭光晚會的主辦單位首次揚棄“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並以“愛國愛民，香港 精神”的口號取而代之，反映泛民領袖趨向以逢迎中共獨裁，誤以為可以在普選上取得有意義的退讓。事與願違的是，泛民開始軟化自己的立場，反而令北京更容易 以小修小補蒙混過關。（更深入分析個中原因，請閱讀《社會主義者》雜誌21期的社論《激辯“占領中環”》）

戴耀庭坦然主張“中產階級運 動”，並要限製年青人的參與，徹底違背1989年的經驗。同樣，這些想法反映“溫和泛民”恐懼未來鬥爭會演化成激進的運動。香港近年反政府示威者都是手無 寸鐵，因此占中發言人就“非暴力”的說法，是非常誤導和不平衡的。2003年反廿三條的鬥爭，會因為“有限製”而勝利嗎？1萬人的集會會比50萬人更有力 嗎？我們應該緊記，2003年時溫和泛民自封運動領袖，想與政府妥協，避免攤牌，在2010年時又投票支持中共認可的政改方案。

八九年 的學生領袖沒有清楚呼籲挑戰和替代獨裁政府形式的另一選擇的綱領。學生反專製、反官倒的訴求得到群眾響應，鼓動了人民起來行動。這些訴求的確燃起了鬥爭， 但要令運動持續並帶向勝利，是需要更多的。須要一個清晰的綱領，包括立法選舉產生革命立憲會議，全國各市組織群眾委員會、由工人和貧農政府結束一黨專政、 保證全面民主權利，同時實現緊急措施去提升工資、退休金和群眾普遍生活水平。這包括團結底層士兵，呼籲他們加入鬥爭，拒絕接受北京屠城的命令。

違反法律？

雖 然北京的學生領袖有著政治上的弱點，但也準備違反中共鄧小平不民主的法律。人民日報惡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論（據聞是鄧小平親筆撰寫）命令示威者結束占領天安 門，並回校上課。政府禁製學校與學校之間的溝通，並禁製學生與工人連系一起，並全面禁製學生和工人的獨立組織。八九的示威者拒絕服從鄧小平的命令，他們知 道如果受製於中共的“法律”限製，運動必敗無疑。

同樣，在中國的法律下，天安門廣場學生當時要求反專製、爭民主，是“煽動叛亂”的政治訴求。這與香港“溫和”泛民政黨近年揚棄“結束一黨專政”的訴求，形成對比。這種自我閹割的邏輯在今天已經體現，在鬥爭開始之前，泛民已經降低對2017普選訴求的叫價。

在普選提名委員會上的議題最為清楚，沒有一個真正的民主派會接受的。任何提名委員會，不管是如何構成，都是設計用來削弱群眾的影響力，造成“妥協”的結果而有利統治菁英。因為比起控製群眾自由的投票，政府和統治階級更容易控製封閉的提名委員會，即使是“選舉”產生的。

占 中發言人將“守法”奉為至高無上，與八九天安門學生形成強烈對比。再者，他們刻意將“守法”與“非暴力”扣在一起。八九年的與其他群眾鬥爭可見，兩者並非 完全一致的。六四屠城以及隨後中共的白色恐怖是法律認可的。相反，人民日報發表《四二六社論》，命令解散天安門集會後，數以十萬計的示威者回到天安門，這 是公開違法的行為。同樣，警察在過去兩年動用胡椒噴霧上升兩倍，是合符法律的，卻與“非暴力”相違。

八九屠城並不是因為群眾“違法”，而是因為運動有潛力推倒中共獨裁。任何嚴肅有力、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皆會面對獨裁政權的鎮壓。這不是指鬥爭是無希望的，或者應該限製它，而是需要策略和領導，將鬥爭升級並確保勝利。

法 律製度是建基於捍衛統治菁英的利益和特權的，無論是資本家還是“共產”官僚。即使在西方所謂“民主製度下”，司法獨裁不過是一個迷思 – 統治階級的政治決定和壓力在各層面都反映出來。香港連西方水平的“民主”也不是，而我們近月見到的審判 – 禁製碼頭罷工、推翻外傭居港權、打擊激進示威者 – 反映統治階級加強鎮壓，以抵製工人階級和挑戰現存製度的人。

工人階級是勝利的關鍵

占中的領袖們決定在未來的民主抗爭中扮演中產階級的角色，這不但沒有跟隨 1989年的強大傳統，更重復當年一些最嚴重的錯誤。89時的學生領袖認為不應該鼓勵工人參與運動，甚至認為不應讓工人進入廣場。不過這主要是在抗爭的早 期階段的錯誤。期後因為基於群眾運動的經驗，以及學生中最醒覺的一群了解到與工人階級團結抗爭的重要性，於是改變了立場。占中的領袖們實在沒有任何藉口忽 視當年六四的教訓。

如Maurice Meisner描述，“學生有一些〔知識分子對於工人階級的〕階級偏見，很多反對工人參與民主運動的學生認為工人沒有紀律和容易引起暴力。有人提出，工人的參與會讓政府有藉口使用武力．．．”（《毛澤東時代和之後的中國》，1999）

在 早期的天安門示威中，學生糾察隊被指示要圍成人鏈，阻止工人加入。這個錯誤的立場被隨後的事件所顛復。特別是在五月份，在數百名學生開始發起了絕食後，成 千上萬的工人從工廠、辦公室、包括政府部門、甚至警察也參與了示威。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解釋，因為工人階級掌握著決定性的經濟力量，所以其參與對任何 要求社會變革的群眾運動都是關鍵的。這發生在1989年，同時也在今天的埃及、突尼斯和其他經歷革命性動蕩的國家中發生。

無論是不是自 覺的，那些嘗試限製或分化運動的領袖或政治組織，實際上也是在為獨裁政權服務。學者陳雲也是一樣，提出香港的民主抗爭與內地的群眾運動毫無關系，其擁護的 香港沙文主義，裝扮成激進的自治概念，並主張香港民鬥爭與內地無關。陳雲收割了群眾對泛民妥協的不滿，但他自己的邏輯是一樣的 – 中共在內地的罪行與“我們”無關，陳雲甚至號召杯葛六四晚會，指這議題與香港無關，可謂誤人子弟。任何真正反專政的鬥爭都是跨越邊境的，正如我們見到埃 及、突尼斯和阿拉伯各國。再者，中港兩地我們面對共同的壓迫者中共獨裁，試圖以地域、某種地方語言或者族眾來限製或分裂群眾鬥爭，都是註定失敗的。

號召總罷工

1989 年五月中，工人階級在群眾鬥爭的影響力激增。中共政權意識到，工人正在激增化，會令政權在工廠失去支持根基。一件事件總，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豎起“民主女 神像”（具有爭議性的，有被視為親美表現），中共官員想派北京最大工廠的煉綱工人去拆除民主女神像。在晚上時分集會人士數目下降時，這在物理上是有可能 的。但最後中共高官和公安間諜放棄這樣做，恐懼“這樣會激起反彈，令更多工人支持運動。”（Quelling the People, Timothy Brook, 1992）

工人當時尋求帶領鬥爭前進的方法，明白到純粹抗議去“引起政府關註”是不夠的。運動已經超越這個水平。中共政 權支離破碎，正在掙紮求存，而鄧小平已經準備血腥鎮壓。不幸的是，因為沒有有意識的工人革命組織，可以集中和加速認清政治任務，讓工人階級奪取運動的領導 權。只有這樣才可以獲得勝利。

工人階級最戰鬥的部分，開始提出總罷工的訴求，以支持學生的民主綱領。悲劇的是，學生領袖反對，認為罷工 過於激進。這是與今天中港兩地狀況最切題的教訓。但我們社會主義者提出罷課行動，例如在2012年反洗腦鬥爭要求全港大罷課，我們認為這方法（尤其如果由 工人領導）可以達到反專製政權所需的鬥爭水平。這與提倡暴力，或與民粹政客（例如陳雲）所提出的勇武社運沒有任何關系。

當然親政府陣營 和資本權貴，無論如何都會這樣攻擊我們。2003年他們用這樣的理由攻擊七一遊行，今天他們用同樣的理由攻擊占領中環，指社會會墮入無政府狀態，經濟被破 壞。資本家和中共政權一樣抵製民主變革。對香港的資本權貴來說，鄧小平是一名英雄，而六四屠城只是“枝節”。 這就是為什麽必須通過社會主義的政策打破資本家對香港經濟的不民主的控製。

在四月至五月的碼頭罷工期間，李嘉誠的法律代表誣告工人“不 守秩序”，又指工人示威牽涉安全問題，以贏得禁製令打擊罷工。統治階級動用殘酷的手段，但媒體和宣傳機器卻將爭取民主、捍衛工人權益的人為“搞事”和“暴 力”。有組織和民主運行的群眾行動可以削弱這些輿論攻擊，並同時贏得群眾對激進手段的支持 – 罷課、總罷工、堵路、組織民主群眾委員會。運動要贏得勝利，這些都是需要的。

1989年的鬥爭在去到這個水平前，已經被鎮壓。雖然群眾 果敢站出來，但欠缺不可或缺的以工人階級為基礎、以推翻獨裁政權為任務的革命黨，而中共鄧小平一翼較堅決和有組織。桑塔亞那講過：“那些未能汲取歷史教訓 的人，就註定重復它。”不幸的是，占中領袖無視1989年的教訓，但是我們社會主義者以這些血腥教訓為依歸。因此，我們主張通過激進的群眾鬥爭，立即全面 實現民主權利，而非小修小補，或者為獨裁政權續命的交易。

吉林屠宰場大火 – 工會事關生死

“屠宰場”一詞在6月3日一場吞噬吉林寶源豐禽業公司的大火之後，獲得了一個新的可怕涵義。大火在短短數分鐘內就吞噬了工廠，造成駭人聽聞的傷亡 （即使以中國驚人的工業安全事故記錄為標準）。至少121名工人死亡、77人受傷。悲痛欲絕的親屬完全有理由向工廠老板、政府官員和後來抵達現場的防暴警 察發泄憤怒。

“我們看到一天內動員數百名警察來對付像我們這樣的人。但是如果他們之前能夠把請警察的錢中很小一部分花到工廠安全上面，結果會如何呢？”一名當地居民告訴《南華早報》。

距離吉林省會長春100公裏遠的德惠的這家工廠的安全生產管理，被政府監察員稱為“極其混亂”。重要的問題是為什麽這樣的判斷總是來的太遲——在生命已經被奪走之後？兩名公司高管已經被警察拘留。但是即使他們受到嚴厲的懲罰也無助於避免此類災難再次發生。

在大火中失去侄女的姚春雪（音譯）說這是一場“人禍”。火災的原因似乎是用於工廠製冷系統的氨罐發生一個或多個爆炸。幸存者稱火焰迅速蔓延而電燈熄滅。遇難人數如此之高的主要原因是工人被關在燃燒的大樓內，大多數出口被管理人員從外面鎖上。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工人從裏面撞擊鐵門和呼救，後來撞擊聲逐漸消失，”一名生還者說。

災難的起因不難找到。其中包括不人道和非法的勞工實踐，完全缺乏安全設備和訓練，政府官員在合適的價碼下會閉上眼睛。而缺乏真正的工會來爭取基本安全生產管理和保護工人權利是使許多中國工廠成為潛在的死亡陷阱的最大的一個因素。

犯罪目錄

德惠工廠的大概300名工人中只有三分之一逃離了火災。下面的事實說明了原因：

加工車間的六個門中的五個被從外面鎖上，這明顯違反安全規定。這卻是寶源豐工廠防止工人“在未經同意下休息”的慣例。
寶源豐工廠沒有消防通道。
工人從未接受任何消防安全的指導，根據在工廠工作三年的一名馮姓工人說。
當地消防安全官員在火災三天前剛剛監察過這家屠宰場——然而卻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處理明顯的安全隱患。
中國工人面臨超額剝削、低工資和長工時，而老板們卻受到只重視GDP的獨裁政權的保護。90%的受害者是女性，她們來自附近村莊，在這家屠宰場作兼職工作。當地人說“工資差勁”。

德惠火災成為了一個政治議題，當地黨國機關鎮壓任何遇難者親屬和其他居民的聚集。燒焦的工廠外面拉起了警戒線，警察阻止親屬在該地區聚集。當局擔心未經許可的集會會威脅“穩定”。

根據《南華早報》報道，憤怒的當地人在6月4日（星期二）堵塞了交通並和警察發生短暫沖突。該報稱一千人在6月3日包圍政府車隊。一些家屬抗議警察暴力。一名到現場尋找其妻子下落的36歲的人說，他被防暴警察毆打並被監禁數小時。

一場憤怒的網上討論在悲劇發生後進行。網民批評國家主席習近平沒有像“其他國家的領導人”那樣取消對美國和拉美的訪問，返回國內。

廣泛問題的信號

吉 林火災凸顯了中國令人震驚的工作安全事故記錄。每年有7萬人在這個“世界血汗工廠”工作時喪生。官方數據顯示工業事故率在過去5年下降了33%，然而這仍 然是高得讓人無法接受。而同時農產品工廠中火災事故較去年同期增加8%. 甚至親商媒體《南華早報》也承認，“在競爭激烈的行業，為了搶奪合同和利潤，規則普遍被蔑視。”

這裏工作條件類似於其他低工資經濟體如孟加拉的血汗工廠。位於孟加拉首都達卡的拉納廣場的工廠大樓在4月26日垮塌，造成超過1100名紡織工人喪生。

在工作場所普遍違反安全法規和中國一連串食品安全醜聞（從皮革奶、三聚氰胺奶到鎘大米）之間存在聯系。這些都是一個只為了賺錢而不顧其他問題的瘋狂製度的癥狀。

這樣的貪婪和魯莽並非如一些人說稱的來自“人性”，也不代表了一種合理的經濟運行方式。在寶源豐火災當天，省會長春的醫院報告有10倍於通常鮮血人數的當地人自願為災難鮮血。這樣的自發團結行為顯示人性的真面孔，有別於資本家和他們集權保護者的貪婪天性。

爭取獨立工會的鬥爭

為 了讓中國工廠和工作場所更加安全，獨立和民主控製的工會是必要的。一個真正的工會有別於獨裁當局的偽工會，就如同安全的食品和飲用水有別於中國大量的有毒 假冒產品。在其中工人能夠選舉他們自己的代表、推出獨立的安全監察，加強工廠規章和反抗管理人員虐待，這將改變工作場所中的權力平衡。

相 比禁止獨立工會的中國礦業，在更貧窮的南非，礦業工人能夠建立他們自己的工會。數據顯示出工會組織是事關生死的問題。在南非礦業中的死亡人數從1984年 的774人下降到2010年的128人。而在中國每兩周遇難礦工的人數（大約每周50人遇難）就幾乎相當於南非全年的礦難人數。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向德惠災難的遇難者家屬和幸存者表達我們的哀悼和慰問。我們警告不能信任任何官方進行 的對災難真正起因的調查，因為其根植於官商勾結的關系網下資本家貪婪和對工人生命的枉顧。只有爭取民主權利和獨立工人組織的群眾鬥爭能夠帶來真正改變。這 場鬥爭將不可避免地挑戰中共獨裁統治和富豪精英。

中國：劉誌軍的高速審判

啟動中國龐大高鐵項目的前鐵道部長劉誌軍，因貪汙於6月9日在北京受審。超過477份法庭文件詳細列舉了他二十多年來的貪汙罪行，其中11人涉及賄賂劉誌軍而獲得職務升遷或者商業合同。用貪汙來形容劉誌軍是遠遠不夠的。

然而，庭審竟然連半天都不到就結束了，證明這場庭審完全是作秀。“高速審判”在這類案件中司空見慣，法庭在中共的其他機關達成的決定上蓋上橡皮圖章，然後在被告有機會答辯前，將之迅速帶走。

根據官方媒體《京華時報》，劉誌軍被沒收的資產包括374套房產（價值8億人民幣）、16輛汽車，612件藝術品以及大量股票。該報亦報道，在涉及劉誌軍濫用職權的案件上，扣押凍結人民幣79,553萬元、8,525萬港元、23.5萬美元、2,232萬歐元。以當前利率兌換，涉案的金額總值8.82億人民幣。在劉誌軍被捕的時候，央視曾報道他收受的賄款高達10億元人民幣。

傑瑞米柯賓

法院輕判

然而，檢察官沒有就全數款項起訴劉誌軍，只是指控他在1986年到2011年期間，接受賄賂6,460萬元人民幣，劉自己亦含淚承認。這不過是劉誌軍非法所得的零頭，案件的關鍵事實是被法庭掩蓋的部分，而非法庭揭露的部分，這在中國並非沒有先例。正如，最近其他高調的案件亦如是，例如在谷開來、王立軍的審判，以及薄熙來未來某個時候可能接受的審判，檢察機關刻意減小被告的罪行。官員劫掠的嚴重程度被淡化，來減輕對中共黨國（中國貪汙滋生的源頭）的打擊。

鐵道部長期以來一直是貪汙的巢穴。2010年以來超過15名高級官員由於貪汙被免職。劉誌軍的手下張曙光，原鐵道部副總工程師，在同一時間被捕，並被指控將28億美元鉅額資金轉移到海外銀行賬戶上。如此鉅額的資金被盜，可見2008年的刺激方案令鐵道部等政府部門預算臌脹，貪官從中發財。根據國家審計局在2011年的調查，通過假發票、非法招標和馬虎的財務管理，京滬高鐵這個旗艦項目的預算被盜50億人民幣。

劉誌軍出了名從鐵道部授予的每份商業合同上收取個人回扣，養成“裙帶資本主義”的風氣，和私人承包商建立關系，例如幫助陜西商人丁書苗獲得30億元人民幣的鐵路合同。據報道，丁書苗安排年輕女性與劉誌軍發生性關系，其中包括（丁的公司出資的）新版電視劇《紅樓夢》的多名演員。香港《明報》報道，劉誌軍有18名情婦。

“假審判”

“這如常是一場假審判 ”維權律師浦誌強說，他預計法庭判決會“遵照領導人的意願而不是法律”。對高級官員的審判是按照劇本寫好的表演，盡可能避免為執政的中共帶來政治風險。在中國拜占庭式的政製下，調查貪汙往往是中共內部權鬥的計謀。有報道稱，劉誌軍企圖通過賄賂進入中共領導層，甚至政治局。根據新加坡媒體，他曾打算花20億元人民幣“買”副總理的位置。

2011年2月劉誌軍被前領導人胡溫拉下馬。這是胡錦濤派別（團派）對其前任江澤民派別（上海幫，劉誌軍所屬的派別）先發製人發動“打擊”的一部分。由於去年中共十八大前，爆發最高領導人人選爭奪戰，中國政府內部鬥爭（有時被稱作“一黨兩派”）升級。前重慶黨委書記薄熙來（也是江澤民的手下）在2012年3月免職和被捕，可見鬥爭導致兩派出現罕見的公開分裂。

胡溫不僅將劉誌軍搶奪權力的企圖消滅在萌芽中，以此來削弱江派，更把目光投向解散鐵道部。由於鐵道部在全國經濟中占有重要位置，常被稱為“計劃經濟的最後堡壘”。胡溫解散舊鐵道部的政治議程已經其繼任者習李完成。中共領導層利用鐵道部的貪汙醜聞和危機汙名，通過媒體來消除對新自由主義改造的抵抗。無論是來自政府內部還是公眾，對票價上漲和低利潤服務的削減，都感到擔憂。

多米諾骨牌中的一張

因此劉誌軍僅僅是眾多多米諾骨牌中的一張。新的最高領導人習近平試圖平衡兩派利益，左右逢源，以此鞏固他自己的位置，同時限製黨內派別鬥爭，防止其升級成公開的“內戰”。劉誌軍案件還沒有被宣判，不過看起來劉會獲得法庭“寬容處理”，連檢察官都在法庭上為其求請。這種“違規”幹涉，甚至連中國演出式的審判標準都不符合，因而激怒了網民。新浪微博上，刊登了一個嘲笑檢察官請求寬大處理的帖子，在一天內被轉載12萬次。

“寬大處理”意味著劉誌軍將逃過死刑，類似於谷開來和王立軍的審判模式。這結果可以是習近平向江派擺出和解的姿態，而江派將要對此作出某種交易。一些人揣測這聯系到薄熙來的命運。薄熙來的下落已經是國家機密，他似乎已經消失在“雙規”的黑洞當中。

有傳言稱，尚未被正式起訴的薄熙來拒絕與檢察機關合作。薄熙來作為高級別的太子黨，在中共黨國內部仍然有權勢的保護人，親薄的太子黨勢力正在幕後向習近平施壓，要求減輕刑罰，而且在政府外也受到民族主義者的支持。目前階段還不清楚習近平及其新領導層，僅僅是為了小心翼翼避免重新觸發派系戰爭，或者對薄熙來的策略是有可能對江派中另一高層人物發起新的攻擊。

這有可能聯系上前安全沙皇和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命運。周永康在去年平安退休，但是據信他和薄熙來的陰謀有幹系，如竊聽其他中共領導人的電話，包括胡錦濤。最近宣布的對前四川副省長郭永祥的調查，可能是開始對周永康動手的信號。郭永祥，周永康的親密盟友，被懷疑未指明的“嚴重違紀” —— 對腐敗較委婉的說法。“這很有可能與報復周永康有關，”資深中國觀察家林和立（Willy Lam）說。對周永康的攻擊很可能和更廣泛的經濟“改革”議程有關，類似於解散鐵道部的步驟。周永康，也是一名太子黨，對石油部門擁有實際控製權。

由於薄熙來完全不服從，而不像劉誌軍、谷開來和王立軍那樣按照劇本認罪，當局無法將薄帶到法院開庭。長期批評薄熙來的法學教授賀衛方說：“即使只有一絲一毫的不配合，他們都不敢開庭。”

但是，如果進行秘密審判，會被公眾質疑掩蓋真相，而損失公開詆毀薄熙來聲譽的宣傳價值。因此，劉誌軍可能被用來作為“誘餌”，“哄”薄熙來或至少是其背後的強大勢力的，讓他們接受一項協議，為繼續處理薄熙來案鋪平道路。

前鐵道部作為第二大的政府機構，僅次於軍隊，坐擁鉅額預算，是舊經濟模式的象征。談到解散鐵道部，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前國家計劃機構）下的智庫任職的王一鳴稱，這“表示國家將產業領域由計劃經濟改革為市場經濟的道路上，清除了最後一個『堡壘』。”

鐵道部的龐大資源使得中國能夠在5年內創建世界最長的高鐵網絡。但是和自由派經濟學家言論相反，這並不是“計劃經濟”，甚至連毛澤東下的官僚計劃經濟都算不上。相反，這是規模龐大的國家資本主義的一例，鐵路的擴張偏向資本主義發展，推高房價和讓有裙帶關系的人發財，而不是滿足社會的需要。不僅如此，民主監督和控製完全缺乏。最初有報導指，對劉誌軍指控包括他請風水師製定新鐵路項目開動的日子，雖然這一指控在最終的法院起訴書中沒有提到。

在當前經濟發展階段，中國需要的是大規模升級常規鐵道線路，並將電力網絡現代化，減少對大量運煤車隊的需求（現時占全部鐵道交通的三分之一）。相對當局大張旗鼓地片面強調服務極少數人的“白領線路”，這要合理得多。自然，當前數十億元的項目被貪汙的承包商、濫收物資費用、嚴重超支所劫掠。京津高鐵的總費用超出預算67%。

瘋狂的擴張步伐同樣提出了安全的問題，“豆腐渣”工程和“設計缺陷”，特別是後者在2011溫州事故中被提到。這場事故中，兩輛子彈頭列車相撞，40人遇難，200人受傷。報告稱劉誌軍“對事件負有主要的領導責任”，但是這一事實也在法庭的起訴書被忽略了。調查高速鐵路項目中不合格材料的記者受到威脅，而官方審查機關下令媒體封殺相關報導。

安全問題進一步推高了高鐵網絡的成本，在溫州事故後其運行最高時速降低50公裏/小時。《財新》雜誌報道：“[京滬]線路在每晚列車停止服務後需要花4小時進行維護。每天清晨兩輛列車（分別從北京和上海出發）在線路上進行空車試行。每10天，子彈頭火車和鐵軌會接受安全大檢修。”

*更難掩蓋的問題是鐵道路累積的債務，在2008年到2012年間上升一倍。在2012年第三季度，鐵道部負債2.7萬億人民幣（4,340億美元），這接近希臘的國債（4,900億美元）。

自由派用債臺高築作為主要論點，推動解散鐵道部。盡管就百分比來看，鐵道部債務低於中國國企平均負債率，可見中國經濟中債務危機的嚴重性。

習近平的反貪運動

將鐵道部解散，分拆為行政和商業兩個機構，並將劉誌軍投進監獄，代表了習近平宣傳自己為“經濟改革者”和“腐敗克星”的小勝利。就任最高領導人之後，習近平發動民粹的反貪運動，承諾“老虎、蒼蠅一起打”，即高級官員也不會幸免。習近平並不願意將民主問責引入政體中，而說“把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 – 一個更加高水準的、相對少貪汙的獨裁統治藍圖。

自由派往往過於沈醉表面而非實質，最初因而燃起了希望的曙光，認為習近平會啟動“政改”（局部民主化）。隨著現實水落石出後，用列寧的話來說，對政府“不切實際的信任”則石沈大海。事實上，習近平最近向毛澤東取經“整風”，模仿薄熙來的偽毛派民粹主義（但避免任何反資經濟議程），令自由派愈來愈恐慌。習近平的“毛澤東主義”是中共形左實右的又一例子 － 一方面利用毛澤東遏止呼籲政改的聲音，一方面推行右翼親資經濟議程。

如同他的前任，習近平打算小心和選擇性地動用反貪的雙面刃，不同的是動用更精細和民粹的媒體宣傳，來提升自己的反貪形象，即使反貪措施多為表面。其中包括禁止官員公開揮霍，並更嚴格審計政府部門和軍隊的支出。與龐大的政權腐敗比起來，這些措施不過是塗脂抹粉。“我覺得這不過是一場政治秀，這應該被看成節儉或打擊腐敗”奢侈品愛好者 –丹尼爾．吳說。

根據“全球金融誠信”在2012年10月份的報道，中國經濟從2000到2011年的非法資本外流總金額達到3.79萬億美元。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的易明（Elizabeth Economy）說：“僅僅在過去五年裏，超過60萬 [中共] 官員由於涉及貪汙活動而被調查。”她補充說：“其實應該被調查人數可能接近600萬，甚至6000萬。”（對外關系委員會，2012年12月10日）

遭到調查的貪官不過是冰山一角，而其中遭到刑事起訴的更是寥寥無幾。正如香港《南華早報》評論：“貪官被判監禁的機率不過3%，使官員貪汙成為低風險高回報的行為。”在二十多年的高速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以及近五年來對經濟瘋狂刺激後，今天中共黨國從頭到腳沒有一處是幹凈的。這和疾病纏身的前國民黨政權荒誕地相似，美國前總統杜魯門曾對國民黨驚呼：“他們都是強盜，每一個人都是。”而當前領導人如此渴求限製貪汙的方法，竟然深入鉆研中國歷史。正如《新華社》報道，政治局甚至邀請兩名歷史學家參加“第五次集體學習”，概述封建王朝如何處理貪汙和促進廉潔從政。這一新聞遭到網民的嘲笑。自由派評論者張力帆說，由此可見習近平當局旨在建立“黨的君主製”

因此，盡管習近平能夠從之前的反貪“戰利品”（如劉誌軍和可能受審的薄熙來，盡管他們都是被習近平的前任拉下馬的）中獲取政治資本，他同時避免更大範圍的打擊，因為這可能引發派系沖突，過度揭露中共政權的混帳。

而同時，當局轉而壓製呼籲更嚴格、更具體的反貪措施的活動分子。在5、6月份，十多名活動分子由於在北京和江西拉起橫額抗議，要求官員公布財產而被逮捕。習近平當局也加強了對社交媒體的控製，防止貪汙在網絡上過度曝光。許多中共官員對“微博反腐”的現象不安，尋求保護。對於習近平打壓奢侈品，《新華社》報道官場內流行的新口號：“悄悄地吃、輕輕地拿、偷偷地玩。”

這就是為什麽許多人譏諷說，劉誌軍是第一個“公示財產”的中共高官。

中國環境汙染前所未有

中國的環境汙染前所未有地嚴重。在城市居住的人生活在充滿煙霧的環境下。中國從2001年開始監測空氣質量，而今年1月是北京和其他北部主要城市空氣質量最差的一個月份。一月中，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監測的北京空氣汙染指數“爆燈”，小於2.5微米的顆粒物水準是世界衛生組織（WHO）安全標準的40倍。北京當時的醫院住院人數激增了20%。

霧霾天氣（即空氣因充斥煙霧、塵埃及直徑少於2.5微米的微粒，而變得混濁不堪）使能見度減低，在連接北京、香港和澳門的高速公路便曾試過在9小時內發生40宗車禍。中國空氣質素惡化，主要是由於中國的能源需求（主要是燒煤）、汽車，以及工業迅速擴張。中國的媒炭使用量有爆發性增長，去年是40億噸。中國現時燒煤的數量大概是其余全球的總和。在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的無疾而終後，中國的碳排放量差不多翻倍。

口罩成為了城市人的出門必需品。空氣凈化器的產品熱賣，但只有買得起的人才能負擔。瑞士企業IQAir製造的空氣凈化器，在這裏的售價高達3000美元。該公司中國區CEO邁克墨菲（Mike Murphy）透露，在2013年頭三個月，產品銷量是去年同期的三倍。

父母大大地改變小孩的生活模式。學校取消了戶外活動和郊遊，父母把他們的兒子和女兒關在家中。中產或以上的家庭會選擇有空氣過濾系統的學校，一些國際學校更在運動場上建起了體積巨大的穹頂。研究也指出，孕婦吸入汙濁空氣會導致她們下一代患上自閉癥、抑郁癥和出現註意力集中問題的風險上升。

過去幾年，空氣問題極度嚴重且不斷惡化，令人民越來越憂慮。政府曾作出承諾，但從沒具體實行過。亞洲開發銀行和清華大學今年發布的報告指出，世界上汙染pansfly最嚴重的10個城市有7個在中國，中國500個大型城市中，只有不到1%達到世界衛生組織空氣質量標準。一份有關全球主要致死原因的科研指出，2010年，中國有120萬人因戶外空氣汙染而過早死亡，幾乎占全球總數的40%。

家長擔心子女的健康。企業高管稱，一些有小孩的中產和上層階級，以及外籍人士已經開始離開中國，這一趨勢可能導致人才大量流失。但中國的大多數人口，農民、民工、貧窮的家庭、老人和小孩，只有繼續留在這個環境日益惡化的地方。

六月份，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公布10項措施改善空氣汙染，嘗試減低大眾對煙霧的焦慮。包括強製公開重汙染行業企業環境信息，中央政府誓言重點行業主要大氣汙染物排放強度到2017年底下降30％以上。但類似的承諾實際上已在過去食言，而李克強的新措施與政府努力維系的力保7-8%經濟增長有所矛盾。中共政府在這些議題上並沒有一個統一的立場。地方政府與國有企業為了達到自身利益，往往無視中央的命令。它們操控統計數據，嘗試壓製不利的數據，包括反對汙染工業的環境抗議數量。

今年三月, 超過一萬只死豬漂流在上海附近的黃浦江，其提供上海居民五分一的飲用水。死豬來自上遊浙江嘉興的一個大型養豬場集中區，它們的屍體被養豬場老板丟入河道。中央政府於2011年開始要求各鄉鎮政府，對每頭病死豬的豬農給80元無害化處理補助，但結果各鄉鎮村政府不但無給豬農補助金，反以排汙費等名義強行征收豬農每頭死豬約80元。死豬事件後，嘉興市豬農才得知補助金事宜，豬農向《蘋果日報》記者表示“從來沒收過一分錢死豬補助”。嘉興市政府為平息事件，采取上繳一頭死豬可獲5至10元“獎金”措施，豬農均指這是貪官搪塞上級的對策。在孔家堰村登記收繳死豬的許伯向記者稱，曹橋鄉街道辦自3月22日起派他到該村口登記，每天上繳約70多頭死豬，但“從登記到現在，上級沒有發過一分錢。”（《蘋果日報》，28-04-2013）

幾星期後，同一地區爆發新型禽流感H7N9，導致37人死亡。世衛警告，H7N9是“最致命”的流感病毒之一。

死豬和流感事件反映資本主義下，農業唯利是圖的危險性，過度擁擠的飼養環境、濫用抗生素和化學藥物等。研究人員曾揭發大型豬場裏大量濫用抗生素的情況，更將幾種抗生素混在一起大劑量使用，其結果是導致豬極易患病。為了讓豬賣得高價錢，豬農還會餵豬食用砒霜（有機砷）使其長得皮紅毛亮，即使砷是公認的人類致癌物！

官方首次承認“癌癥村”的存在

中國政府環保部在2013年2月官方文件首度承認中國存在“癌癥村”。從1998年開始就有媒體報導了“癌癥村”現象，但當局一直極力否認。這份文件指出：“有毒、有害化學物造成多宗急性水、大氣突發環境事件，…個別地區甚至出現『癌癥村』。”

但這份文件在三月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被環保部高層指控為“不適當的”，內地的媒體收到指示，避免使用“癌癥村”一詞。

工業汙染排放造成的水汙染是癌癥村的形成主因。位於上遊工廠排出未經處理的工業廢水含有重金等毒素，住在下遊的村民飲用後造成村莊大規模的癌癥病發。目前中國有459座癌癥村，而全國癌癥致死率在過去三十年上升80%，每年270萬人死於癌癥。

大陸受重金屬汙染的耕地面積已達2000萬公頃，占全國總耕地面積的1/6，並且還呈現不斷加劇的趨勢。其中鉛中毒在中國農村爆發，這是因為化工廠和冶煉廠的工業廢料沒有經過任何排汙處理，直接排到河流和棄置堆填區。鉛破壞腦和神經系統、肝、腎等身體器官，兒童尤其易受到影響。過去兩年半，中國31個省級行政區中，至少9個發生成千上萬名工人、村民及兒童因暴露在鉛環境中中毒，主要是因為電池工廠及金屬精煉廠的汙染。2011年一份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 Watch）的調查報告披露，中共當局為了隱瞞病情，並沒有積極救治，而是禁止父母帶孩小檢測血鉛，而且繼續讓鉛中毒的孩子們住在高汙染的工廠附近，當部分家長去上訪時，卻被中共地方當局打壓。該報告指出，中國目前每3名孩子中就有1名血鉛偏高，就是說中國上億的孩子將可能面對終生的身體殘廢和智力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