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不应当……”是一个伪问题

龙翔五洲

“应不应当……”是一个伪问题

——再谈学习毛主席的辩证思想，反对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

（击水中流网）特约评论员  红  烈

一

《应不应当把当今的共产党完全等同于资产阶级政党？——简答对〈试谈“生死抉择期”的机遇、法宝和任务〉的疑问和批驳（之一）》一文在网间流传（以下简称《应文》），作者的回答是“不应当”，给出的理由有若干条，首先是说“党内确实有‘健康力量’其中包括‘走社派’”。这“健康力量”指哪些人呢？答曰：“全国六千多个坚持集体化的农村就大约有几十万个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产党员；主流媒体如网络反映的拥护毛主席、赞成文革的人占80%左右，其中肯定有不少真正的共产党人。仅举这两个例子，便可以从某些方面说明问题。”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比如说“当今的共产党”就是一个存在着许多矛盾的复杂事物，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来观察一下，我们明显看到，无论是六千个坚持集体化的农村中大约几十万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党员，还是在网络上表态拥护毛主席、赞成文革的那80%的人（假定那80%的人中有不少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在这个政党当中，都不处于支配地位，都不可能起主导作用，都不可能规定和影响党的方针、路线。

《应文》作者接着说，毛主席多次强调：“像赫鲁晓夫那样的花岗石脑筋，顽固地坚持修正主义道路，决心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只不过是一小撮人，只不过是极少数。有些人在一个时期之内，可能认识不清楚，也可能被蒙蔽，也可能犯些错误。但是，只要他们要革命，在他们知道事实的真相，认识了修正主义的真面目以后，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最后总是会同修正主义决裂，站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来的。”《应文》作者还说：“毛主席在文革中曾经说过，即使右派一时得逞，左派也会用他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诚然，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显而易见，《应文》所说的“有些人在一个时期之内被蒙蔽，最后总要同修正主义决裂”和“左派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都是说矛盾统一体内不同方面的互相依存、互相斗争和互相转化。《应文》还例举钱学森和王震都强调过“毛泽东思想不能丢”，而且说：“钱学森同志和王震将军显然都属于有转变的高层人物”。

但是，对立的矛盾双方相互斗争、相互转化，例如党内左派与右派的相互斗争并将右派打倒，又例如党内大多数不觉悟的人们经过革命斗争实践逐渐觉悟起来，一定要逐步创造条件。像钱学森、王震这样早已退居二线、并且已经过世的老同志，要发挥其影响，也需要创造一定的条件。如果条件不具备，空喊“左派将右派打倒”，空谈“大多数人终究会同修正主义决裂，站到马列主义方面来”，是不符合毛主席的辩证思想的。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强调：“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具备了，事物发展的过程就发生一定的矛盾，而且这种或这些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否则，一切都不可能。”他进一步论述道：“我们所说的矛盾乃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而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见《矛盾论》）

因此我们说，《应文》的一系列论述，均缺乏现实的、具体的根据。其思想方法，也是有悖于毛主席哲学思想的。既然整个复杂事物中起支配和主导作用的因素不是那些所谓的“健康力量”，而这个复杂矛盾体中的所谓“健康力量”要转化为主导因素，目前还不具备转化的条件，那么这个复杂矛盾体的性质应该怎样判定呢？毛主席告诉我们：“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毛主席曾经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如果“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么“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1963年5月9日《转发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毛主席在这里，是不是把共产党完全等同于资产阶级政党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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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翔五洲

二

《应文》在回答“应不应当……”这一问题时，再一次说有人提出“另起炉灶，推墙拆庙”的口号。其实，在当今左派队伍中，正式提出这一口号的很少。《应文》作者在之前的一系列文章中一再说左派队伍里有人提出这个口号，并将这一口号当作“靶子”进行分析、批判，其目的在于要找到一个支点，以便其“保”的观点得以确立。

不管左派队伍里有多少人明确同意“另起炉灶，推墙拆庙”的口号，我们姑且对这一口号进行一下分析。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段历史。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向何处去？就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种进步势力不断逼迫蒋介石并使之陷入被动之际，一些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文章，说共产党就是要“另起炉灶”，就是要破坏民族团结、夺取国家最高权力。在重庆谈判期间，《大公报》记者当着毛主席的面问共产党是不是准备另起炉灶。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阴险的话语陷阱，如果按照他提出的这个问题，回答“是”与“不是”都会使自己陷于不利。如果回答“是”，如果当时就说蒋介石历来就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抗日战争以后国民党接收各大城市只顾自己捞钱、不管人民死活，所以我们就是要把它打倒，那么这个别有用心的记者就会出去鼓噪，毛泽东说了，他们要另起炉灶，那么说明你毛泽东来重庆谈判也没有诚意，这样就会陷共产党和进步势力于被动，也不利于争取中间派群众。如果回答“不是”，说我们绝对不另起炉灶，那就意味着公开向国民党保证在政治上跟它保持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别有用心的记者也会出去鼓噪和发挥，说毛泽东保证了，如何如何，甚至可能会演绎出“保党救国”等等说辞，这样也会陷共产党于不利，而使国民党反动派反过来要挟和欺负我们，也不利于鼓舞进步势力的士气。

毛主席是怎样回答的呢？毛主席对《大公报》记者说：你提的这个问题，共产党是不是另起炉灶，那你先要问一问蒋委员长是否管饭。如果他管饭，我们可以不另起炉灶。如果蒋委员长不管饭，我们怎么办呢？那就只好另起炉灶。

这样，主席就把话讲活了，关键不在于共产党是否另起炉灶，关键在于蒋委员长是否管饭，是否顺应民心、彻底改造国民党政府，能否答应联合政府的条件。这样针对《大公报》记者的问题，就讲得既有原则、又有分寸，既鼓舞了革命人民的士气，又照顾到尚不觉悟的一部分群众的思想情绪。

“问问蒋委员长是否管饭”，这决不是雕虫小技，决不是谈判桌上的一时敏感机智，而是反映了一种宏大的辩证思想，一种宏大的唯物主义反映论。这种宏大的思维，既符合历史的发展过程，也符合人的思维过程。这样一种思维，既坚持了原则、鼓舞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又显示了灵活性，抓住了一些群众不愿意看到国家分裂、不愿意打内战的心理，针对他们的思想给予了点拨。与此同时，这样的回答也绕过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设计的话语陷阱，使中国共产党和进步势力始终处于精神上的主动，而使一些想要挑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国统区群众之间关系的别有用心之徒哑口无言。

我们在这里问一问《应文》作者，你在多篇文章中屡次提到什么“另起炉灶，推墙拆庙”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按照毛主席的思路问你一句：你所要“同步配合、主动帮促”、还要“适当拔高”的那位某总，他是否“管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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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于现今左派面临的一些问题如何认识，左派统一战线内部历来有不同看法，这是正常的。长期以来，大家历来本着“求同存异”的态度，尽量把劲头往一处使。至于一些不同的认识和看法，还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继续摸索，也可以进行有益的交流，谁也不能说自己就是百分之百的真理化身。我们对于任何事物，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历来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思想方法，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反对主观唯心论，从来不搞主观臆断，更不会把自己一厢情愿的猜想强加于人。

当初面对苏联变修的事实，毛主席曾经说过，“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缔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但是，尔后苏联的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怎样做，是苏联党内出现一部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上而下纠正修正主义路线，还是人民群众起来自下而上地推翻修正主义的统治，抑或像1991年那样，苏联解体了，苏共被宣布非法了，极右派上台了，苏联的一部分进步人士在广大群众支持下又搞起一个俄罗斯共产党？后来的情况具体如何，毛主席没有也不可能像算命先生一样做出具体的描述。

毛主席身后中国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发生了各种情况之后怎么办，毛主席也只能给出一个原则性的答案。例如他曾经说，如果我们警惕性不够、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的觉悟、领导权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我国可能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有可能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可能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他曾经说我国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再例如他曾经说“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他又说，“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等等。但是，中国历史具体将如何发展，毛主席也只能给出一个规律性的描述。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马克思主义者是靠总结规律吃饭的；算命先生则靠臆测未来谋生。今后的历史如何发展，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真理，同时按照真理来改造世界。我们不赞成盲目地摸石过河，但是我们也不能靠算命先生指点迷津。

《应文》一口咬定“毛主席强调的是赫鲁晓夫们反党，提出的口号是打倒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而不是打倒苏联共产党”，这显然是在对毛主席的思想、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有悖于毛主席历来的思想方法。

四

我们前段时间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学习毛主席的辩证思想，反对形而上学》，那篇文章中所说的毛主席的辩证思想，主要是说毛主席历来本着对立统一的矛盾法则，用变化、发展的观点看待事物，用动态的观点去驾驭客观形势。例如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全国人民都希望实现国内和平、不再打仗，也有一部分人对国民党、蒋介石抱有幻想。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提出“争取最好，立足最坏”的方针，一方面提出与国民党成立联合政府的条件，那就是废除国民党一党专制，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没收官僚资本，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实际上，国民党反动派是绝对不会接受这个条件的，但是为了戳穿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面具，提出联合政府的条件，既有利于争取大多数群众、陷国民党反动派于被动，又不丧失共产党人的原则性。另一方面，也要估计到反民主、反人民的顽固派可能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可能孤注一掷、阴谋发动内战。我们主观上越是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客观上才越有可能推动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为了有效地阻止内战发生，我们更要向全国人民阐明内战的危险。这样，就形成了一套“一分为二”的“两点论”思想方法。

“争取最好，立足最坏”的方针，与其说是一种“两点论”的辩证思维，更不如说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的辩证法。客观形势的发展，历来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只有承认这一点，才是一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当然，客观世界也不是不可知的，我们主观是可以发现客观规律、把握客观进程、从而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但是，这种把握，必须遵循主观与客观之间的辩证法。在这一方面，毛主席历来主张“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认为“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做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立足最坏”，就兜了底，使得整个方针和政策能够完全地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争取最好”，就够着了顶，使得整个方针和政策能够充分地发挥执行者的能动性。

毛主席的上述辩证思想，是否可以帮助今天的一些朋友，去摸索、去认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呢？对于不断兜售各种政治幻想的人，对于那些喜欢一厢情愿的人，是否有所教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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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翔五洲

五

作为读者，我们读了《应文》之后的感觉是，尽管《应文》作者在寻找各种理由百般论证“应不应当……”的问题，实际上是在千方百计地力图求证“是不是……”的问题。而“是不是……”的问题，则关系到“保不保”的问题，问题的实质恐怕就在这里。

《应文》说：“‘反修救党’还是‘反修倒党’，是我们在‘生死抉择期’所要做出的重要抉择之一”。其实，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不是任何人想“倒”它就“倒”了，也不是任何人想“救”就能“救”了。现在辩论“应不应当……”的问题，其实是把大家引向一个伪问题。

今后的中国将怎样发展？这将取决于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如何发展。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恩格斯1890年9月致约·布洛赫的信》，《马恩选集》第4卷）列宁也曾经指出：“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到了另一个房间。”（列宁1914年7月11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对中国社会，包括党内情况，进行一番认真的调查研究。就像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所号召的那样：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要不得！ 要不得！ 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