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 中国宪法日绝不应该是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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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宪法日绝不应该是12月4日

张宏良

    今天是12月4日，第三个宪法日。三年来每逢今日都感觉很不舒服。因为中国宪法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无论是怎么定，也都不应该是定在12月4日。把宪法日定在这一天，完全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自我妖魔化，等于是在法律上宣告新中国前三十年，是一个没有宪法的非法社会和非法国家。因为从建国那一天我们就拥有宪法，绝不是一个没有宪法的非法国家。

　　从建国到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共有过四部正式宪法，分别是1954年9月20日通过的《五四年宪法》，1975年1月17日通过的《七五年宪法》，1978年3月5日通过的《七八年宪法》和1982年12月4日通过的《八二年宪法》。如果再加上1949年9月21日通过的具有宪法性质和实质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总共是五部宪法。如果从时间上来说，应该以《五四年宪法》的9月20日为宪法日；如果从对人类政治文明的贡献来讲，应该以《七五年宪法》的1月17日为宪法日。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不应该是12月4日。

　　或许有人会说，12月4日是历史上最后通过的一部宪法，所以应该以12月4日为宪法日。这个说法更不靠谱，因为1982年之后，宪法又经过了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四次修订，按照上述说法推论，就应该以2004年3月14日最后一次修改日为宪法日，仍然轮不到12月4日。

　　那么为什么要以《八二年宪法》通过的12月4日作为宪法日呢？没有人解释过这个问题，过去我们曾经就此问题写文章质疑过，也没有得到过任何回答。不过，比较一下共和国历史上这五部宪法的区别，还是能够从中发现一些端倪的。八二年宪法与此前三部宪法的最大区别，就是取消了两个带有根本性质的条款，一个是“惩办卖国贼条款”，一个是“罢工自由”条款。后一条是当时毛主席顶住压力加上去的。由此形成了宪法上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

　　邓小平认为，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罢工违背工人阶级的利益，所以宪法中必须去掉罢工自由这一条。当时毛主席认为，罢工是工人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武器，取消了罢工自由这一条，就等于剥夺了工人阶级反抗官僚资产阶级的武器。后来为了扩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在《七五年宪法》中毛主席又加入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政治权力。从而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维护老百姓造反权利的宪法，这是人类历史上包括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的政治权利。

　　如此以来，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部分条款根本对立的两部宪法：1975年的《文革宪法》和1982年的《改革宪法》。这两部宪法根本对立的条款概括起来就是上述三条：一是删除了“惩办卖国贼”条款；二是删除了“罢工自由条款”；三是删除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政治权利的条款。两相比较，中国精英集团显然喜欢八二年宪法，坚决反对七五年宪法，由此便把八二年宪法的通过日作为宪法日，希望能够永世长存。因为在精英集团看来，一个东西一旦定为节日，就会像“春节”一样永世长存，世世代代都不会改变。大概就是12月4日宪法日的由来。

　　站在今天中华民族复兴的角度来看，即使是抛开阶级立场不论，我们也强烈呼吁应该改变宪法日的日期，即使不能以七五年宪法为宪法日，也应该以五四年宪法为宪法日。一是以五四年宪法为宪法日，符合习总关于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基本论断。既不以文革定调中国历史，也不以改革定调中国历史，最大限度地实现中华民族的内部团结，这是民族复兴的前提和基础。二是在今后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变换形式和口号的方法，提出大众政治文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生产力的发展，在客观上已经形成了大众政治文明的经济基础，大众政治文明取代精英政治文明，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依据，成为中华民族引领世界的伟大旗帜。

　　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以一种政治文明的伟大复兴为前提，是一种政治文明伟大复兴的历史载体，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自身更替的一种方式。而目前中华民族能够贡献给世界的政治文明，只能是以大众民主和大众政治为主体的大众政治文明。大众政治文明，是五千年东方文明为21世纪人类社会所铺设的光明之路，是取代资本主义精英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对人类社会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此，让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也就在于此。

     虽然离开了中国，离开了中华民族，人类社会照样能够摸索到大众政治文明的道路上来，但是为此要付出更大代价。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将会被彻底抛弃，因为大众政治文明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虽然来自于中国但是最终却是被中国所抛弃的，最终差点儿造成人类社会的灭顶之灾，到时候世界人民是不会原谅中国的，又怎么会接受中华民族的复兴？所谓复兴，永远是文明的复兴。离开一种新兴的政治文明，就永远不可能有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