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章:“八九六四情怀”与“民主化”神话的破灭如果不彻底打破自由派,以及中国国内相当大一批受自由派思想影响的小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度能够在中国实现”的幻想与渴望,就永远无法摆脱小资产阶级“吉卜赛主义”对中国人民在未来的阶级斗争乃至社会主义革命浪潮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果不能理解自由派小资产阶级的“八九六四情怀”,自然也就无法理解“吉卜赛主义”小资产阶级在当下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行为与思想逻辑 对于红色中国网的同志们而言,“八九六四”的前因后果想必已经不需要我再花费笔墨为大家详细讲述了。这场发生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最终以中特化身“张泰玩”,对北京的自由派学生及全国已经吃到“二茬苦”,受了“二茬罪”的无产阶级群众“逐一发送坦克”而结束。每一位上了年纪的老自由派在回想起这一段历史的时候,都不免会感叹“自由民主对中国而言,在那一刻是多么地触手可得” 然而真的如此吗?基于我在红中网所阅读到的关于此事的资料,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反对中特政权的浪潮最终能够在1989年成功起势,一个主要原因便是无产阶级群众与自由派学生这两大在意识形态上横跨大半个光谱的群体,在运动初期就反对中特政权之间默契地达成了一致——其中前者通过早期的政治动员充实了后者的基础(尽管二者追求的目标相去甚远)。而这场运动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自由派学生出于政治上的短视和对无产阶级群众所持意识形态的仇视:在后者准备展开进一步政治动员之时,做出了果断与其切割的迷惑操作。这使得自由派示威学生瞬间丧失基群众础——而中特正是看到了二者所结成的短暂政治同盟的破裂,果断决定武力镇压前者 鉴于以上理解,我在这里向同志们给出我的一个新提法: 不能因为八九六四发生在1989年就将其与同年发生的东欧剧变混为一谈——这其实是东西方史学界乃至相当一部分包括马列毛主义者在内的左派对于此次事件的极为刻板的认识 事实上在不包括苏联在内的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中,除波兰和匈牙利执行了部分私有化的政策以外,其余成员在戈尔巴乔夫叛徒集团上台后,均强硬地顶住了后者要求执行私有化的压力,直至东欧剧变爆发 *捷克斯洛伐克在1968年杜布切克修正主义集团上台后,开始以“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之名,执行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政策。并于同年8月遭到苏联干涉后,古斯塔夫·胡萨克上台并实行“正常化”政策——将杜布切克时期执行的私有化及自由化政策全部推回 *关于匈牙利在卡达尔上台后执行的私有化政策,毛主席有言“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翻地覆”(出自《念奴娇·鸟儿问答》) *关于波兰执行的私有化政策,主要始于哥穆尔卡时期 鉴于中特在毛主席于1976年逝世后即开始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且没有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受到来自苏东集团的干涉——而且中特也不是苏联的“卫星国”,因而将八九六四简单地视为东欧剧变的一部分显然是不合适的;而南斯拉夫解体与内战也无法与这一事件相提并论——因为南斯拉夫是一个在人口组成上高度巴尔干化的国家,且拥有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
本章总结:将中国的“八九六四”与俄罗斯的“九三危机”而不是发生在同年东欧剧变相提并论,的确是笔者在思想上的首创。当然了,这一结论所基于的意识形态以及思想认知可能与历史事实存在偏差甚至谬误——我并不回避这一点存在的可能性,也希望红中网的同志们愿意就这一观点进行讨论,鄙人的这篇拙文就权当抛砖引玉之用了 在“六四清场”后出逃西方,或者仍留在国内的那些自由派群体中,鲜少有真正尝试复盘这一历史事件线以探讨成功可能性的人存在——这群老一代自由派们除了在接受西方媒体的采访时表达对中特政府当年敢于出动坦克的“义愤填膺”,对中国能够最终实现“自由民主”的继续幻想以外,再没有什么真正有价值的文字能够从这群人的嘴里吐出来了 看在我要花大篇幅批判的份上,我帮你们这群老顽固复盘一遍:我们假设这群自由派学生认识到了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力量对于他们最终推翻中特统治目标的重要性,选择了与他们结成短暂的政治同盟——并且取得了成功。 如果此时的自由派仍然有着较高的政治水平,那么在首次多党制选举之前他们需要与曾经支持他们的中国无产阶级所推选出的代表建立一个过渡政府,根据我的推测后者极有可能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包括但不止以下要求:
自由派在1989年运动中的势单力孤,加之其与无产阶级群众同盟的破裂以及在意识形态上的分道扬镳——失败是必然的。随着自由派“众望所归”的“第三波民主化”在中国的“碰壁”,“八九民运”知名人士的纷纷出逃,我们传统印象中呼吁“保护人权与自由”,力求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的“第一代自由派”们,至此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也许我们偶尔还能看见他们在西方媒体面前“哭诉”中特的荒淫无道,但也就仅此而已了 *至于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在1989年不依托自由派的情况下获得胜利的原因同样是值得探讨的,但这并不是本系列文章的主要话题 (以下内容为初稿,水平极有可能不佳——仅供阅读参考,不排除大规模修改乃至重写的可能,权当是下集预告了) 第1章:“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论第二代自由派 其实中特在89年以后对待自由派的态度,并没有像某些自由派人士或者民族主义小粉红那样残忍:从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10年代间,持自由派思想的人士除了在大多数时候不能对中特政府进行公开批判以外(少数时候他们可以)——中特政府对留在国内的这群自由派其实相当宽容,甚至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宽容。这种宽容是建立在对无产阶级最后仅存的一点国营经济的全面反攻倒算上的(即90年代末的“大下岗”),中特暂时还需要这样一批自由派“犬儒”来为自己进一步进行新自由主义反动政策摇旗呐喊。而在那以后诞生了中国的第一批性工作者,这是我们马列毛主义者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的新自由主义历史罪行。跟90年代末发生在中国无产阶级身上的悲剧相比,自由派那点子事只能算过家家 随着残存的最后一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中逐步被新自由主义反动秩序所瓦解,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90年代逐步开始大行其道,当然这种“大行其道”依然建立在不质疑、不动摇中特新自由主义统治的基础上,是一种“中特化、去政治化”了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工农阶级不再被视为享有崇高地位的人群,人民对于这一群体的观感直接回退到了20世纪中叶以前。而资产阶级逐渐成为人民群众心目中的“新贵”,仿佛中国资产阶级的每一名成员都是举止谈吐如同西方贵族那般优雅的绅士——然而蛮横无理与奴颜婢膝同时存在才是中国资产阶级成员的整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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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九十年代即资本主义复辟完成后,就不再存在官僚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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