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资本主义总危机时代的揭幕之战 —— 俄乌战争的过去与前景 ...

道路曲折，前途光明：俄乌战争的未来

俄乌战争不仅仅是俄乌两国之间的战争，甚至也不仅仅是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战争。无论俄罗斯统治集团和人民群众怎么想，俄乌战争都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粉碎西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走向终结危机的揭幕之战。如前文所讲，基辅政权与本国民众离心离德，再加上人力枯竭、装备匮乏，本来早应该崩溃，那么为何它还能腻腻歪歪地在战场上继续纠缠呢？

对于有较强独立性的国家政权来讲，统治集团的政治合法性取决于它与本国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社会契约”。统治集团需要保证劳动人民最低限度的物质利益才能维持政权不被推翻。如果统治集团需要动员人民参与战争，那么两者之间势必要存在着更加广泛的共同利益，统治集团也势必要对劳动人民作出更大的让步。俄罗斯的情况与此类似。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俄罗斯统治集团必须尽量避免本国军队的伤亡，同时尽可能避免解放区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这种顾忌充分体现在战争初期俄军过分“缓慢”甚至是“温柔”的打法上。比如，战争初期，俄军不切断被围城市的水电，保证解放区和基辅政权控制区的交通畅通，制造大量的军事缓冲区，能用炮火解决问题就不去与乌军近战等。直到基辅政权的暴行和战争的意义被本国民众充分理解之后，俄军对伤亡的容忍程度才逐渐上升。直到现在，俄军仍然在使用瓦格纳集团而不是正规军作为攻坚战的先锋，这种“伤亡双轨制”的现实也体现了俄罗斯对攻坚战伤亡所造成的政治影响有一定的顾忌。

然而上述分析并不适用于基辅政权。基辅政权并非独立政权，而是帝国主义扶持的全球反动秩序的“橱窗”。它并不需要与本国劳动人民维持什么阶级妥协，因而也不存在什么“社会契约”。基辅的基本军事资源乃至大量的民用资源现在都来自帝国主义的施舍。其秘密警察、法西斯团伙，乃至政权机关的基本运作也是由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资助的。当除了人命以外的所有战争资源都不来源于本国民众的时候，基辅政权也就不需要顾忌任何统治合法性的问题。这一切都表现在基辅方面对本国军队伤亡麻木不仁的态度上。比如，基辅愿意为了在帝国主义那里的“国际观瞻”，顶着俄军的优势火力，在被三面包围的情况下继续下令死守阿尔乔莫夫斯克。在俄军将阿尔乔莫夫斯克背后的主要公路全部切断或封锁的时候继续沿着已经在春雨中化为烂泥地的乡间小路向城中增援炮灰，并且对城内缺衣医药而大量死亡的伤病员毫不在乎。再比如，同样是为了“国际观瞻”，明知俄军在赫尔松以北和奥斯科尔河以西设计了诱敌深入的火力口袋，偏偏要为了侵占这两片军事价值有限的土地而白白浪费士兵的生命。又比如，又是为了“国际观瞻”，本次春季“反攻”的开幕戏竟然是要夺回目前已经被俄军完全解放的阿尔乔莫夫斯克，而不是考虑后退一步，利用恰索夫亚尔的丘陵地形进行防御。至于将街上现抓的壮丁不经训练直接投入战场，为了图便宜从欧洲购买含有艾滋病毒的血液输给伤员，在布查等地屠杀与俄军接触过的本国民众等斑斑劣迹更是数不胜数。基辅政权对本国人民生命的蔑视是有目共睹的。

综合以上两点我们就能看出，尽管俄罗斯掌握人心、人力、技术和装备的重大优势，但是其进行战争的前提条件是其战争目的获得本国民众的积极支持。而基辅政权仅仅需要完成镇压和抓丁任务，只要人民群众还不至于直接造反，它就能用帝国主义支援的武器和其他资源继续和俄军纠缠下去。换句话说，虽然俄罗斯力量强大，但是人命贵，发挥出力量的门槛高；基辅虽然在本质上虚弱腐朽，但是人命不值钱，加上西方帝国主义倾其所有提供军事援助，在较短时间内尚能拼凑起相当的战斗力。这也是这场看起来是“狮子搏兔”的战争却需要经历一个比较漫长的对峙和消耗阶段的政治条件。

目前，这个政治条件的变量不在俄罗斯，也不在基辅，而在美帝国主义方面。如上文所讲，美帝国主义一方面由于战略误判，另一方面由于外交政策长期被无能的新自由主义战争贩子所把持，将自己的战略目标一度定为利用战争“削弱”俄罗斯，争取在俄罗斯实现政权更迭，肢解俄罗斯，进而控制全球能源供应，以求重振已经摇摇欲坠的霸权，继二十世纪之后再做一次“美国世纪”的春秋大梦。但随着俄罗斯经济展现出极高的韧性，俄罗斯的军事潜力充分动员起来并且继续增长，帝国主义军事工业空心化所导致的战争潜力不足以及即将到来的结构性经济危机等原因，美帝国主义妄图利用战争来“削弱”俄罗斯的企图实际上已经破产。

美国的军界（道格拉斯·麦克格里高尔等）、国际关系界（约翰·米尔斯海默等）、情报界（拉里·约翰逊等）、战略分析界（爱德华·勒特维克等）和经济界（右派的杰弗里·萨克斯，左派的迈克尔·哈德逊）的有识之士都已经指出，继续执行美帝国主义的既定战略将把美国从缓慢的衰落推入迅速崩溃的深渊。但是这些人的声音很快被帝国主义主流宣传机器压制下去。美国民间目前最有规模和组织能力的反战运动实际上是特朗普所领导的“美国复兴（MAGA）”运动。特朗普运动初步提出了抛弃美帝国、将美国重建为两洋之间的民族国家的地缘战略规划。但是在美国主流政治舞台上，这些声音依然是边缘化的。美国的帝国主义分子还在将基辅政权的“胜利”和“民主自由”与美国的国家根本利益绑定在一起。

但随着基辅政权的败相逐渐显露、无法掩盖，就算是铁杆的帝国主义分子也开始畏惧错误战略的可能后果。最近的两件事极大地刺激了这些帝国主义分子。首先，第三支，大概也是最后一只乌克兰军队孤注一掷的“反攻”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并未取得哪怕是战术上的成功，这极大地挑战了帝国主义分子对北约地面进攻能力的信心。第二，美国支援的、由美国直接提供情报支持的、甚至是由美国雇佣兵直接操作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在面对俄罗斯高超音速导弹“匕首”时毫无招架之力。面对一发“匕首”，32发“爱国者”导弹全部拦截失败，而且发射阵地也被这一发“匕首”摧毁。这个戏剧性的结果意味着北约无法为自己提供有效的防空屏障，任何大规模的集结都会成为俄军高超音速导弹的打击对象。这说明了俄军的区域拒止、反介入能力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完善的地步，可以让任何接近战区的北约侵略军付出政治上无法承受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美帝国主义唯一可以阻止俄罗斯取得胜利的手段就是对俄罗斯本土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这显然在政治上也是不可接受的。

政治形势的变化已经开始在帝国主义主流宣传机器上表现出来了。与还在享受虚幻的基辅方面“巴赫穆特大捷”的中文媒体不同，西方主流媒体对乌军反攻抱有相当悲观的看法。与此同时，以铁杆反俄著称的波兰，在付出了万余名雇佣军死亡的代价之后，也开始组织东欧国家联络基辅，试图和平解决冲突。巴西、南非和中国等高度依赖世界资本主义积累秩序稳定的域外半外围大国也提出了调解方案。综合以上情况分析，美帝国主义有可能在为自己寻找某种形式的退路，寻求一个与2022年3月份伊斯坦布尔和平框架类似的结局。然而，时已过境已迁。现在的俄罗斯已经充分动员了军事力量，取得了消耗战的巨大胜利，并且迎接了顿、卢、扎、赫四地区的回归。与去年相比，今天的实力对比已经大大有利于俄罗斯而不利于美欧帝国主义。

早在今年三月份，当中国资产阶级当局向俄罗斯方面试探就地停火谈判的可能性时（对中国资产阶级来说，最害怕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任何妨害“和平与发展”的动向，因而急于消灭一切“不稳定”因素），俄罗斯方面就明确表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只能通过“停止供应西方武器、承认新的领土现实、对乌克兰实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确认其中立和不结盟地位、取消非法制裁、撤销针对俄罗斯的诉讼、恢复少数民族的俄语地位和权利，以及恢复同我国保持友好关系国家和其他与乌克兰相近和相邻国家和民族的友好关系才能实现”。也就是说，未来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必须以承认俄罗斯的完全胜利、西方帝国主义颠覆俄罗斯阴谋的完全失败以及推翻基辅非法政权为前提。

随着战争继续进行，美欧帝国主义漫天要价的能力将进一步削弱。如果美帝国主义方面尚且保有一定的理智，他们的谈判条件将不得不一步步向俄罗斯的条件靠拢，并最终按照俄罗斯方面（同时也是世界人民）的意志来解决乌克兰问题。

但是，毛主席过去常常说：我们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参谋长，做不了美帝国主义的主。如果美欧帝国主义无视其霸权已经全面衰落、去工业化后的军事生产能力已经无力支撑与俄罗斯这样的大国进行长期大规模战争的基本现实，那么，战争继续下去，当乌克兰傀儡当局所能掌握的兵役人力资源下降到一定的临界点以下，或者当西方帝国主义的武器弹药库存枯竭到相当的程度从而无法再向基辅当局提供为了维持其现有战线所必不可少的军事援助，基辅当局战争机器的崩溃都将不可避免。到了那个时候，俄军就可以相当低的伤亡代价展开最后歼灭乌军有生力量的总攻。

（关于现在的美欧帝国主义的军火工业无力生产出足以维持长期大规模常规战争的武器弹药，参见“On Shells and Armor”和“Rebuilding U.S. Inventories: Six Critical Systems”。比如，“论炮弹与装甲”这篇文章指出，在战争的第一年，俄军已经累计消灭乌军主战坦克1200-1500辆，平均每月消灭100辆以上；而美国近年来生产坦克最多的一年，其年产量只有约200辆，仅够乌克兰战场上两个月的消耗。“重建美国的库存：六大关键系统”这篇文章则指出，按照美国现有的军火生产能力，为了弥补去年年底以前已经提供给乌克兰的各种弹药消耗，将下列各种弹药库存恢复到原有水平所需要的时间如下：标枪式反坦克导弹，8年；海马斯式火箭弹，3年；毒刺式防空导弹，18年；155毫米精确制导炮弹，7年；155毫米常规炮弹，如果考虑到美军日常训练所需，永远无法补足。）

（2007-2014年世界各国坦克产量：第一行是俄罗斯，第二行是美国，第三行是德国，第四行是中国，最后一行是世界总和）

（恢复美国弹药库存所需要的时间：月数和年数）

从军事上讲，俄罗斯转入反攻的时机将出现在基辅方面基本失去精确制导武器的时候。从军事历史的角度看，打歼灭战的前提条件是实现机动作战。机动作战的通常形态是通过大胆的机动和试探找到敌人的弱点，形成战役包围的局面；而后对敌人的指挥中枢或者后勤中心等战役重心实行向心突击，迫使敌人失去平衡，瓦解敌人的组织和战斗意志，最终迫使其大部投降，以达成歼灭敌人的目的。

机动作战首先要解决指挥与控制的问题。拿破仑时代通过把部队编组成师一级的基本战术单位将诸兵种协同起来，并且通过军一级的战役兵团实施战役机动。随着战争的扩大，部队的组织和协调出现了巨大的困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除了内线作战的坦能堡战役以外，几乎所有的进攻战役都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一旦进入机动状态，远比拿破仑时期庞大的军队就会难以相互协调，甚至上级难以有效控制下属单位。我们可以将这一现象称为机动作战的“指挥困境”。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面对优势对手带来的巨大国防压力的苏军和德军都在积极研究如何复兴机动作战的传统。两者通过理论研究和战场经验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要实现机械化战争年代的机动作战，就必须利用当时最先进的通信手段保证战场指挥和控制的畅通，同时必须保证下级指挥员能够根据上级的总体意图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实现战役目标。只有实现了上述两个相互联系又互补的条件，才能保证部队不被自身的组织和后勤压力拖垮。同一时期的中国工农红军也在迥然不同的的历史环境和大得多的军事斗争压力下探索出了类似的战役法。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这种机动作战的方式一直是所有拥有大陆军的国家军队建设的目标。就连美军的“空地一体战”学说，也是对苏德机动作战的（拙劣）模仿。

近二十年来，高精度制导武器和现代侦搜手段的普及和低成本化对机动作战提出了新的挑战。机动作战需要在战区以内但是在敌人的火力打击范围以外进行集结和调动，完成集中兵力和火力的准备。但随着精确火力打击德范围扩展到几乎整个战区，这种集结和调动愈发困难。这可以称之为机动作战的“集结困境”。俄乌战争的经验表明，在对方拥有高精度制导武器和现代侦搜手段的时候，任何超过一个连的部队集结都有可能在数分钟内遭到敌人的精确火力打击。高精度制导武器的低成本化使其成为局部战争中守势一方的有效武器。如果俄军不能有效地摧毁乌军的火炮、火箭炮、导弹发射装置和弹药，无法有效令对手的侦搜手段失能（直接摧毁美国德间谍卫星和有人预警机有政治风险），那么俄军在进攻中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遭遇乌军在去年的反攻和今年的“反攻”中所遇到的机动作战困境。事实上，俄军在现阶段广泛采取的以小单位合成连突击队为先导，以重火力开路的方式也是为了避免过度集结而做出的改变。

当然，机动作战的“集结困境”对于并不急着赶时间，打消耗战也能打赢的俄军来讲最多只是麻烦而从来不是威胁。如果俄军的精确打击和西方援助的缩减最终将乌军的高精度打击力量削弱到相当的程度，以至于接下来的伤亡可以承受的话，那么俄军有可能以机动作战的方式重新启动歼灭战。届时，我们将看到战局突然向着俄军胜利的方向加速发展。如果西方帝国主义继续向基辅提供一定数量的高精度武器，或者俄军并不想冒机动作战伤亡的风险，俄军可以继续利用优势火力和（现在已经具备的）优势兵力加速消耗乌军的有生力量；那样，我们将不会看到从消耗战到机动作战的明显过渡，但是，歼灭战的目标仍然会以消耗战的形式实现。

道路曲折，前途光明，是一切进步事物发展的规律，也是历史的必然规律前进的方式。俄罗斯在这场伟大的、正义的、具有解放性质的斗争中取得最终胜利的前景，是由人心，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原因所决定的。而这多方面的原因，又全部围绕着美帝霸权从衰落走向崩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入总结危机这一世界历史背景。基辅政权及其西方宗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选择失败的方式和时间，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选择失败的条件，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改变其失败的结局。

俄罗斯的胜利将奏响全球天下大乱、资本主义走向灭亡时代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