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有人呼吁“经济学要去美国化”，这个声音来得太及时了！

从中国经济的内循环到外循环；从美西方深陷金融困局，到全球整体经济走势；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世界经济都进入了一个急剧变化的动荡期，美英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正走向末路。 

然而，在如此关键的历史节点，主流经济学界表现出的麻木僵化，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全球汹涌的去美元浪潮，主流经济学界鲜有反思，依然还在做西方经济学的传声筒。高度概括，很多所谓“智库”一族，思维固化，脱离群众，谈真问题，出毒药方。 

本文从经济学必须去美国化和经世济民这两个角度来分析，为什么我们必须摒弃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并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重构以我为主的、以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为依托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府经世济民的社会主义经济学。

被西方经济学洗脑的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反动力量。他们完全没有能力正视前30年所打下的工业化地基，对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深远意义；不研究老一辈革命家高超的货币实践，甚至问不出一个孩子都会问的问题：新中国是如何从一穷二白、一无所有、被美苏全面封锁的困境中站起来的？一句话，他们完全不了解新中国。他们不知己。

另一方面，学者们躲在象牙塔里，严重脱离群众，不看事实。不论历史还是现实，西方真实的经济操作和其主流经济学理论有时完全是两张皮。被奉为神明的西方经济学，只是中国主流经济学界一厢情愿的臆想。这些人熬心费力、孜孜不倦地宣介西方经济学，其实并不了解西方，其各种理论不过是对西方经济学的误读。换言之，他们并不了解西方经济真实的运行逻辑。他们也不知彼。

分析意识形态固化的原因，一方面是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因而缺乏理论自信。另一层原因，而且是更深层的原因，是我们忽略了支撑中西方经济思想的文化土壤存在着一个根本差异：政府经世济民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思想，而这一条，在西方历史传统中是不存在的，至少是长期缺位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人看来，政府干预市场、修复经济平衡，是天经地义的事；而在西方，这些行为却会遇到巨大的阻力，被认为是政府越权了，因为西方没有政府经世济民的文化传统。

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倒逼出罗斯福新政之前，在西方，政府干预经济一直被视为异端；而在中国，管理经济、修复经济平衡，则被认为是政府的天然使命。至少这是中国经济史上的长期实践，也是中国经济思想传统中一条强有力的主线。

中文中，经济一词的本意是经世济民，并不专指经济领域，而是说，一个人胸怀天下、心系苍生、又本领高强，就可以经邦济世、强国富民了。后来，日本人将“economy”翻成经济，就是取经世济民的意思。中国人继承了这个翻译。

然而，将“economy”译为经济，其实是美化了这个英文词，因为“economy”并没有经世济民的内涵，而我们长期沿用日本人转译过来的这个英文词，却逐渐忘记了经济一词在中文语境中的本意：经世济民。

经世济民是中华文明独有的文化基因。这一文化基因，与中国政府经世济民的经济管理传统是相辅相成的。经世济民的文化基因推动政府管理经济生活，维护经济平衡；政府管理经济活动的实践，又强化了士人经世济民的思想意识，并给他们提供了施展抱负的舞台。

国家的根本力量在于其组织动员能力，也就是国家管理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能力。有了超强的组织动员能力，才能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奠定大型定居农业文明的基础，人口规模才能迅速扩大，文明才能迅速成长。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被截断而延续至今的超大型文明统一体，就是因为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这种超级组织动员能力，确保了我们的文明可大可久。而大一统的超大型文明共同体，要实现相对均衡稳定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就必须参与管理经济活动。事实上，中国政府在很早的时候就参与了经济管理，就懂得要平衡各个行业、各个阶层。 

我们习惯说5000年中华文明史，这样讲，既是骄傲，也是谨慎。近些年的考古成就表明，5000年这个时间上限，应该要大大地提前了。至迟在黄帝时代，中华文明就有了大规模的组织动员能力，这当然意味着对社会经济活动实施有效的管理。

如果一定要以有完整的文字记载作为标准，那么，被誉为“政书之祖、史书之源”的《尚书》，就明确记载了尧舜时代管理农业和手工业的官职，以及他们的主要任务，并提出为政之要在“善政、养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等主张，这些应该就是经世济民的思想源头。在老祖宗那里，实行善政、管理经济、发展生产、道德教化、仪礼规范、法律约束，是浑然一体的，都是经世济民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经世济民则是政府的天职。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中国政府发展出了诸如“均输、平准、盐铁官营”等政府参与、管理经济的制度，并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厚的政府经世济民的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很多有作为的君主，都会想方设法抑制豪强土地兼并，维护小农等弱势群体，平衡社会各个阶层。这样做的思想渊源，就是政府要经世济民，充当经济发展平衡器、稳定器的角色。

中国人长期处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中，就以为政府参与、管理经济的做法再正常不过。然而，就像“天下为公”是中华文明的独有基因一样，政府经世济民也只是中国独有的政经传统。

三、西方经济学本质上是资本至上的市场原教旨主义

欧洲没有政府经世济民的历史文化传统，而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出发点，就是为新兴资产阶级开路，保证他们获取财富并保有财富神圣不可侵犯。其核心思想是：每个市场主体都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市场经过充分博弈就能自动实现平衡。这就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价格均衡理论。既然市场能自动实现平衡，那么，结论自然是，放任资本自由竞争就好了。政府只需要制定法律，当好守夜人就可以了。

当然，西方经济学不会告诉你，制定法律的政府和国会掌握在资本手中。所以，西方经济学的实质，就是资本至上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而且，这个市场原教旨主义，往往是用来忽悠对手的。

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欧洲资产阶级的崛起之路是与王权紧密勾结的。新兴的工商和金融资本与王室深度绑定，由国家暴力机器为他们开路，保证他们获取超额利润，而这些资本则充当王室之间连绵战争的金主。在几百年的演变进程中，新兴的资本力量逐渐驯服了国家机器，将其变为手中的玩物。王室间的争斗，也逐渐演变为资本瓜分全球资源和市场的分赃殖民战争。

在借助国家武力掠夺全球资源、瓜分全球市场的过程中，欧洲的资本是不讲任何市场自由竞争的，就是暴力掠夺。等他们拥有了绝对的制造业优势，垄断了全球市场，才开始忽悠后发国家去搞自由市场竞争。英国就是这么干的。市场从来都是塑造出来的，政府不来管理，资本就来垄断，哪有什么放任自由竞争的市场？

这种忽悠，还只是针对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对手而言，对于全球广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帝国主义从来是不讲自由竞争的。看看满清签的那些不平等条约就知道了。

然而，事物总有反噬的一面。本来是忽悠别人的话术，却把英国资产阶级自己给忽悠了。当然，这只是表象。深层的原因，是先发的资本过于计较成本而不愿意淘汰落后产能，才使后发的资本能后来居上。德国没有上英国的当，才是德国的工业制造能够赶超英国的主要原因。

不管是真信还是将信将疑，或者只是用来忽悠对手，以英国学者为代表的西方古典经济学逐渐夺取了话语权，英国政府也不遗余力地向外推销这套学说。

开创各派经济学的西方学者，大概率是真的相信自己那套理论。而以西方古典经济学为地基的西方经济学，本质上就是资本至上的市场原教旨主义。

无数次的经济危机无数次地打碎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神话，可今天很多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依然头铁心坚。特别是中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出于皈依者狂热，比他们的西方师父要教条的多、顽固的多。

四、连美国人都开始反思了

今天，西方经济学正在破产。西方即将到来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其实美英等国已经陷入滞胀了），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西方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逻辑死循环。连沙利文都开始反思，全面私有化、自由化的市场是有重大缺陷的，主张加大政府投资，加强产业政策。我们来看看沙利文都说了什么。

首先要明确一点，沙利文不是只代表他个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个身份，意味着他在相当程度上是代表拜登政府发声。

为了方便分析，这里不吝篇幅，摘录完整的一大段。

“首先，美国的工业基础被掏空了。

公共投资的愿景在战后的岁月里——实际上在我们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为美国的项目注入了活力——已经褪色。它已经让位于一系列主张减税和放松管制、私有化重于公共行动、贸易自由化本身就是目的的想法。

所有政策的核心都有一个假设：市场总是富有成效和有效地配置资本——无论我们的竞争对手做了什么，无论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有多大，无论我们拆除了多少护栏。

现在，没有人——当然不是我——低估市场的力量。但是，在过度简化的市场效率的名义下，战略物资的整个供应链——连同制造这些供应链的产业和就业机会——都转移到了海外。深度贸易自由化将帮助美国出口商品，而不是就业和产能的假设，是一个承诺，但没有兑现。

另一个隐含的假设是，增长的类型并不重要。所有的增长都是好的增长。因此，各种改革结合在一起，使金融等一些经济部门获得特权，而半导体和基础设施等其他基本部门则萎缩。我们的工业能力——对任何国家的持续创新能力都至关重要——受到了真正的打击。

全球金融危机和全球流行病的冲击暴露了这些普遍假设的局限性。”  

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美国的工业基础被掏空了，原因如下：

1、政府投资让位于全面私有化、自由化的市场。

2、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全面配置资本，并不那么靠谱。

3、追求市场效率至上，不仅没让美国增加出口，还使美国失去了产业链和供应链，也因此失去了就业和产能。

4、金融泡沫严重打击了美国的工业能力。  

这就是马霞老师几年来反复强调的，产业空心化加金融泡沫化是一条亡国之路。国家必须掌握核心命脉产业，而不能放纵资本对其全面私有化，否则经济一定失控。今天，这些话终于从一位美国政府高官嘴里说出来了，难怪马霞老师感慨“知音”在白宫！ 

沙利文这段话是很有杀伤力的，因为他批评的这几条，正是里根撒切尔时代粉墨登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主张。这段话实际上挖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根。连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发源地都开始反思了，这让国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铁粉们情何以堪？

沙利文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当然，这个事对长期细致观察美国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却是国内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有意无意忽略的。

沙利文说：“在这个国家有着悠久的传统。事实上，即使'产业政策'这个词已经过时，它仍然以某种形式静静地为美国工作——从DARPA和互联网到NASA和商业卫星。” 

这里提到的DARPA（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即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隶属于美国国防部，负责研发用于军事用途的高新科技。互联网、半导体、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UNIX、激光器、全球定位系统（GPS）等许多重大科技成果，都可以追溯到DARPA资助的项目。也就是说，战后美国科技进步最重要的助推器，是国防部下属的这个机构。

这才是美国科技创新的传家宝，只不过人家对这些事是很低调的。沙利文讲出来无非是替美国政府辩护，声明美国政府并没有真正放弃产业政策。而国内有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至今还在反对国家的产业政策。

分析沙利文的演讲，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1、把一切都交给市场，让市场去全面配置资源，这一套市场原教旨主义说辞，本来是用来忽悠对手的。

2、过去几十年，美国大幅缩减政府投资，推行全面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放纵金融资本随意膨胀，导致产业空心化和金融泡沫化，这些都反证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荒谬。

我们一直说美国是反面教材，今天，终于有一位美国高官开始反思了。只不过沙利文的反思，还仅限于产业空心化和金融泡沫化，根本没提美国的债务问题。或许他根本就不敢讲，因为美国的债务问题无解。

产业空心化导致贸易逆差，贸易逆差只能借外债，外债攀升会加大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又会增加外债；于是，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形成了一个完美闭环的双赤字循环。现在美国的债务问题已经走入了死局，其结局一定是全面赖债，并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崩溃，推倒重来。死机重启的美国，将是一个面目全非的国家。这个话，我们也说了好几年了，沙利文现在才反应过来，晚了！

今天的美国，做什么都来不及了。然而，作为个人，沙利文多少有点醒悟的意思，比国内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