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东汕尾美团骑手集体停工事件不断在社交平台发酵。据了解，该事件起因与骑手外卖订单价格不断下挫，并取消雨天补贴有关。 4月21日，有信息称美团通过货拉拉等方式运送大量来自惠州、梅州等地电动车至汕尾，同时亦有大量外地美团骑手被调至汕尾。相关信息显示，被抽调骑手每单按10元/单计算，保底200元一天。 所谓停工，也就是传说中的罢工。讲“罢工”，对于某些势力来说，好说不好听。所以，改成了“停工事件”。这么一改，似乎人们就不会联想到工人罢工、工人阶级先锋队这样的概念了。 那么，毫无疑问，作为仍然打着工人阶级领导旗号、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权，对于工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行动是要支持的，对于资本家损害工人阶级合法利益的行为，是要反对和惩罚的。但是，似乎把“罢工”改成“停工事件”，那么，政权就没有这些义务了，就可以对这类事件不加处置了。 事实也是如此，没看到当地政府对美团工人有什么支持，也没有看到对美团有什么限制和惩处。 在发挥企业主体地位、政府发扬“店小二”精神，对企业家犯罪能不立案就不立案 、能不抓就不抓、能不审就不审、能不判实刑就不判实刑的今天，当地政府这么做，似乎合情合理合法，当地自然也不接受什么批评。 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呢？ 我想强调的是国家的动员能力，其实就是政权的动员能力。所谓动员能力，就政权是分配各行业劳动力、平衡各行业各阶层的利益、维护公社公平正义健康运行、支撑国家动员人力物力的能力。政权要组建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医疗等领域的重大工程，说到底，就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动员人力物力的能力。物力，是间接的人力，国家或者说政权的动员能力，实际上就是动员人力的能力，就是对劳动者进行行业分配、组织劳动者进行生产、建设、劳动的能力。 经常听说，当前，“民营企业”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如果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没有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如果没有高质量的民营企业体系，就没有现代产业体系，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就是支持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那些为了所谓“个人安全”、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行为，在政治取向上存在很大问题，必须坚决予以纠正。 以上这个说法，似乎理直气壮、无法反驳。 但是，我还是要问一下，当年，国营全民所有制企业提供90%以上的税收、90%以上的GDP，90%以上的技术创新，9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时，怎么就没有人说“如果没有国营企业的发展，就没有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如果没有高质量的国营企业体系，就没有现代产业体系，支持国营企业发展就是支持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那些以搞活市场为由，不支持国营企业发展，反而让国营企业工人下岗、人生豪迈、从头再来的言论和行为，在政治取向上存在很大问题，必须坚决予以纠正。”相反，我们听到的是国营企业效率低、垄断、养懒汉之类的指责，要好水快流，要引进外资，要股份化，要关停并转迁，要倒闭…… 怎么就如此“双标”呢？ 现在，作为“民营企业”代表的美团，发生了罢工事件，美团方面对于工人的要求，不论合理与不合理，均坚决拒绝，并从其他地方临时调来大量快递员，补足了当地因罢工而导致的员工不足。自然，这样当地员工的罢工要求，不管合理不合理，就不必理会了，危机也就解除了。 我更想强调的是，在保障快递员合法利益上，政权再一次缺席了，甚至连个仲裁也没有，政权完全放弃了自己的角色，把仲裁权交给了“市场”，自然，政权在这些快递员中的权威和意义，也完全消失了。 原本，一个社会经济要健康发展，必须合理进行社会分工，有重工业、有轻工业、有军工业、有农业、有商业、有教育、有科研、有建设、有医疗、有教育、有服务业、有军队、有警察、有政府等等，各行业在各地区要有合比例的劳动者数量，要合比例地发展，不能这个过长、那个过短。各行业劳动者所得的利益，应该符合其劳动付出，能够养家糊口，能够娶得起、嫁得起、养得起孩子、上得起学、住得起房子、养得起老，这样的经济，才能够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才能百业兴旺，才是健康的。这种健康状态，要在政权的权威组织之下，才能实现，仅仅靠“市场”的调节，是不可能达到的，甚至“市场”会刻意制造出各种矛盾，破坏这种健康。 现在，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政权对经济尽量不管，把决定各行业劳动者的数量分配、各行业劳动者的劳动所得的职权，打着发挥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的旗号，交给了“市场”，也就是交给各种私有资本包括外资金融资本，让资本自己配置劳动力资源，让资本分配劳动者所得，政权不加干涉。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有些行业收入较高，比如所谓金融业，畸形发展，有些行业收入很低，劳动者无法自养，发展乏力，比如工业、农业。这就导致经济结构严重畸形。越是发挥资本的市场主体地位，则经济结构越畸形，劳动者的所得越低于其劳动付出，直到无法自养，不敢生、不敢娶、不敢嫁、不能安居、不能教育、不能养老……。 外卖，说到底，是个服务业，并不是政权的核心产业、支柱产业。欲发展体系完备的工业、农业、科研、教育、医疗体系，很难；但是，要发展快递这样的服务业，则容易得很。政权放弃了对重工业、基础工业、军工业、轻工业、农业发展的组织领导，不再平衡这些关键产业的劳动所得，所以，劳动者纷纷离开这些产业，涌向见效快、技术水平低的服务业——快递之类。 当政权把分配行业劳动力、平衡行业劳动者利益的职能交给“市场”也就是交给资本之后，似乎省了麻烦，但后果却是，政权再也没有能力分配行业劳动力、再也无法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收益，再也不能动员人力物力于关键领域、关键工程、关键事业，再也无法保证各行业合比例、健康发展了，再也没有了直接动员劳动者的强大能力。 而劳动者和政权之间，因为隔着资本这道高墙，劳动者无法直接贡献于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组织和计划。即使劳动者是爱国的、拥护政权的，也要得到资本的同意和支持，才能有实质性的爱国行动和贡献；即使得到了资本的同意和支持，则劳动者的实际贡献，也被资本割一刀后，才能小部分地贡献给政权。而且，即使是劳动者对政权的这些贡献，因为经过了资本之手，也被认定为是资本（企业）的贡献，劳动者的实际贡献，被资本贪污了，被政权忽略了。对于政权来说，似乎只要有企业家就可以了，劳动者并不那么重要，似乎可有可无。 这种认识，是各地政府“店小二”精神的依据，是发挥企业家主体地位的依据，是所谓企业家犯罪能不立案就不立案、能不抓就不抓、能不审不审、能不判实刑就不判实型的经济依据。似乎，这个社会可以不要劳动者，只要“企业家”主要是民营企业家，就可以健康发展了。实际上，也的确有经济学家（王福重）认为，“农民”对国家没有做什么贡献。 简单地说，就是政权把分配各行业的劳动力数量、分配各行业领域劳动者劳动所得、社会最基本的衣食住行药医教学等保障、国家动员人力物力等义务，都直接交给在私有资本、企业和企业家之手，而对劳动者才是最根本的贡献者的事实，完全忽略了。 因为要依赖企业家实现政权动员人力物力的能力，所以，对于企业家的违法、压榨行为，也就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是明里暗里支持；对于工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斗争，则要么不理睬，要么配合企业家进行压制。 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一是政权获得了资本家的支持，但是，却丧失了劳动者的支持。二是因为资本家要榨取工人的价值，所以，工人劳动的贡献，只有一小部分能成为国家的动员能力，大部分不能被政权动员；严重时，完全不能被动员。这就导致政权的动员能力大大削弱，政权丧失根基。三是因为把动员能力建立在所谓企业家的贡献之上，所以，政权必须向企业家出让相当一部分政权，出让多少，取决于私有资本的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这就进一步削弱了政权的基础和权威。四是资本势力强大到一定程度，也必然向政权渗透，攫取更大的政治权益，甚至形成割据局面，对抗政权、分裂政权，更甚至勾结外部势力，推翻政权。历史上改朝换代，多的是大资本、大官僚废旧立新。五是劳动者，作为政权动员能力的最终、最根本的贡献者，因为其贡献得不到政权的承认、其生活也得不到政权和资本的保障，所以，对资本、对政权必然充满隔阂和仇视，对政权并不认同。 我们强调国营全民所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就是消除政权与劳动者的隔阂，把动员人力物力、分配各行业劳动资源、平衡各行业劳动者利益收入的权力，直接收归政权，绕过或者拆除私有资本这道高墙，打通政权和劳动者的直接关系，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提高动员效率和能力。 发展国营全民所有制经济，是“为民争利”，不是“与民争利”。相反，私有经济发展，才是“与民争利”，是导致贫富分化的根源。 我们不反对发展民营企业，甚至我们支持民族私有企业在某些工业生产领域做大做强，但是，我们反对民营企业垄断过多的劳动者和资源，反对“私有资本”过多地渗透到医疗、教育、文化、住房等保障领域，坚决反对私有资本特别是外资金融资本渗入到重工业、军工业、高科技产业、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农业、商业等领域。 目前，中国国内市场已经有相当强大的私有金融资本特别是外资金融资本，已经在政权和劳动者之间形成了一道高墙、鸿沟，阻滞了政权对劳动者的直接动员关系，并已经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形成的重大威胁，对政权的人民性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构成了危害。美团的如此表现，无非揭开了资本丑恶的一面而已。如何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并同时限制、化解这些金融资本，让其无法兴风作浪、无法危害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无法过多影响政权和劳动者的直接动员关系，才是当前最大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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