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诺维也夫 1916年,季诺维也夫出版了《机会主义的社会根源》(The Social Roots of Opportunism),这是一个由4部分组成的系列,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分析德国的社会民主党(SD)党,以解释为什么它如此倾向于社会机会主义(在他们最初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支持中很明显)而不是革命国际主义。 季诺维也夫首先指出了政治和组织因素,例如对更激进的青年分子的镇压和官僚机构的影响。重要的社会因素是小资产阶级(和非工人)在党员中的过度代表以及工人贵族本身的影响——这是季诺维也夫分析的关键。 首先,季诺维也夫解释说,工人贵族和德国帝国主义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他指出,“德国工人贵族向资产阶级一边过渡的过程自然不是昨天开始的。劳工贵族的腐败始于德国帝国主义进入世界舞台”。 在这部著作中,至关重要的是季诺维也夫检验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利益趋同的观念的方式。但是,一个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功(超越“竞争”民族的资产阶级)对国内工人阶级有物质上的好处吗?根据季诺维也夫的说法: “当社会沙文主义者谈论工人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想到的——往往是无意识的——劳工贵族的利益。但在这里,这也不是这个词广义的真正利益问题,而是直接的物质利益问题。这绝对不是一回事。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认为,实现工人的利益意味着尽可能多地填满他们的口袋。从利益的角度来看,从更深刻的意义上理解,劳工贵族正在对自己犯下叛国罪......因为,“劳动贵族”仍然是这一切的雇佣奴隶。诚然,他们暂时享有一定的优势,但他们因此损害了自己的地位,破坏了工人阶级的团结“(《机会主义的社会根源》,第4部分,1916年)。 |
在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它是地球上最富裕的社会之一——动员工人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将需要明确而具体的策略和战略,考虑到帝国主义时代工人阶级的真实和具体条件。因此,当务之急是发展这种分析,以便更好地理解如何在富财帝国主义国家内部进一步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
工人贵族理论并没有声称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甚至构成工人贵族本身的那部分工人阶级,都不再具有革命潜力。相反,它认为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条件为这种革命潜力的实现创造了特定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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