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工组织与个人自发抗争

为什么原子化的抗争会引起国家的反应?当一个愤愤的工人采取原子化的抗争时，她既是对社会秩序的公开破坏，也是对地方官僚道德权威的象征性诉求。维持社会稳定是一项关键的官僚任务，也是中国党国合法性的支柱。因此，地方官员(省、市、区、乡、村)的绩效是根据他们对社会不稳定的管理情况进行评估的。“一票否决权”规定，任何“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如集体抗议、罢工或请愿，都将贬低地方官僚在其他领域的成就，包括经济增长。

集体抗争往往会遇到严格的镇压，原子化的抗争则通常会引发“软镇压”，如收买单个抗议者和“维稳”相关组织。然而，尽管他们的规模有限，原子化的行动仍然可以通过制造公共混乱来引起官方的反应。如果个人实施跳楼自杀等威胁行为，就会引起围观人群和负面媒体的关注，从而威胁社会稳定。此外，如果官员们不能有效地处理此案，公民的公开自杀有可能引发进一步的社会动荡。这反过来又会对地方官员的业绩评价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不召集其他抗议者的情况下，采取原子化行动的个人将不满的性质从劳动局内部可以处理的常规程序提升为需要国家立即作出反应的紧急事件。

其次，原子化的行动使公众诉诸地方官员的道德权威。这种表演性将原子化行动与其他形式的抵抗区分开来，如“弱者的武器”。原子化的行动是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力，而媒体报道的可能性又放大了公众的注意力。与“依法抗争”（挑动中央都地方）不同，自杀威胁、静坐和其他明显绝望的行为没有以任何中央或地方政府的合法语言来表达。事实上，威胁的表演是故意公开和大声的，以吸引从记者到旁观者和其他受侵害的公民的观众参与。这些自杀威胁公开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国家会强迫其公民以跳楼相威胁来主张他或她的基本法律权利?”这两种机制的结合——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和对道德权威的诉求——可以促使官员对原子化的抗议者做出回应。

当然，并不是每个原子化的抗议者都成功了。原子化行动在赢得赔偿方面的有效性取决于各种特殊因素的综合作用，例如个人索赔人在发出威胁时表现出的可信度，受到威胁的国家官员的级别(无论他或她是低级官僚还是声誉受到威胁的领导人)，媒体的参与，以及个人工人的坚持。即使所有这些条件都是有利的，官员或工厂管理层仍有可能揭穿工人威胁要采取行动并无视挑战的虚张声势。毕竟，官方的不作为——有意忽视民众抗议——是许多威权国家对弱势的抗争者的常见反应，而且忽视单个竞争者比忽视一群抗议者更容易。因此，原子化的行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确保收益的万无一失的策略。

此外，即使原子化行动在短期内成功地获得了赔偿，但从长期来看，它们可能会失去效力，因为国家通过支付或遣散个人索赔人来吸收这种形式的争夺。地方当局已经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补偿和镇压的结合——将许多形式的民众争论常规化，包括抗议、罢工和集体请愿。就像集体抗议一样，原子化的行动有可能成为国家和社会之间常规化交易的一部分，这可能导致抗议的去政治化，因为公民满足于金钱回报，而不是相应的社会政治变化。事实上，原子化的行动使威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利谈判路径依赖化，在威权国家中，关于权利价格的谈判是更大的抗议控制机构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劳工组织可以被视为国家统治的改良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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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战术创新的影响应该根据另外两个标准进行评估:组织生存的成本和集体意识的形成。

首先，组织和部署社会抗争的组织具有相对的弹性。与临时动员起来的抗议团体在事件结束时解散不同，地下劳工组织与国家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他们能够在受到压制的情况下生存下来，部分原因是战略上的适应。即使变相的集体行动毫无疑问地挑战了当局，它仍然向国家官员发出了一个信号，即活动人士理解并遵守活动主义的非正式边界——动员大型的社会运动的禁区。此外，接受变相集体行动的官僚往往无法区分地下组织协调的行动和那些纯粹自发的抗争。因此，即使地下组织受到监控，偶尔也会被安全机构渗透，他们仍然可以向直接与受害公民打交道的机构(如法院和劳动局)隐瞒自己的参与。

第二，变相集体行动的教学过程培养了集体意识。珠三角的劳工组织教导他们的参与者建构一个在制度上排斥农民和工人享受平等社会福利的政体中主张平等的公民身份。在隐藏的教育过程中，积极分子创造并传播斗争叙事，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争取平等公民权的更广泛阶级斗争中。他们激励工人思考导致他们遭受苦难的结构性因素——资本家和国家之间的勾结、法律的松懈执行，以及导致财富和机会日益不平等的国家政策。因此，他们促使参与者认同自己是拥有权利的国家的主人，而不是底层或者臭打工的。他们还呼吁参与者通过工作场所的非正式网络传播策略，并在自己的案件得到解决后成为志愿者。

鉴于社会公民在中国政治和文化背景下的重要性，这种公民意识的转变意义重大。自帝国时代以来，社会公民权——对基本生存权的保护——一直是中国国家合法性的基石。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1979年至今)，党国将帮助数亿人脱贫作为主要成就。然而，它在制度上排斥农民工享受平等的社会权利。组织在激励边缘化主体要求获得基本生存水平权利之外的公平社会公民权方面发挥着作用。因此，即使这些组织引导公民进入个人形式的竞争，它们也有助于形成集体意识和宣传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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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