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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代沦陷史 —— 大禹被日本学阀诬陷115年祭

2022-6-21 00:06| 发布者: deng2020| 查看: 12794| 评论: 0|原作者: 邓宏海|来自: 原创

摘要: 日本学阀对大禹的的诬陷本是日寇对华进行文化侵略和精神殖民的鸦片,用来将国民中的意志薄弱者毒化成文化伪军,令他们发射毒教材、毒讲课、毒作品,对准中国的下一代开展和平演变的持久战, 妄图从头实现其原定的亡中国、灭华夏的目标。

夏代前承五帝三皇、后启商周两代,本来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由华夏族团入主中原带领周围众多部族走上多元一统文明发展之路而逐渐融合成世界最大同文同种民族、最大中央一统国家的王朝, 是世界上唯一自远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之文明从初级阶段到成熟阶段转变过程中的枢纽环节, 对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走向和进程具有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影响;夏禹治水作为人类治理自然灾害的最早成功范例,所留下的精神遗产永远是人类社会探索天人合一之道的宝贵财富。夏代历史本来在传统史官及时记事制度下,为夏商两代典籍所记录,继而为周代诸多经典所记载,夏王世系及其连贯史实更为西汉司马迁《史记·夏本纪》所明晰记述,以致夏代的存在是几千来来中国人和外国有识之士所公认的历史事实。在历史上占有如此重要地位的夏代之所以被否定,完全是西方列强1840年来掠夺、瓜分中国配之以实行文化侵略和精神殖民而蓄谋为之的结果。就像帝国主义列强及其走狗侵占台湾是中国领土统一整体一部分的沦丧一样,西方中心主义势力及其附庸疑古思潮抹杀夏代历史,是中国文明史有机整体一部分的沦丧!回顾这段屈辱史,是每个华人必上的一课。

    一.西方列强蛊惑“中国文明西来说”毁灭中国传统史

西方国家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在15世纪以来西方殖民帝国称霸世界的时代达到登峰造极。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对非西方民族强行殖民统治,从一开始就刻意实行了抢占世界文明制高点的战略,为此制造“基督徒有权把异教徒的土地占为己有而无须顾及有关诸土著民族”的“西方中心论”(Stavrianos 1970),极力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和历史来取代非西方民族的文明和历史,垄断非西方国文明史的解释权,把一切学者置于其要成名就必须崇信西方双重标准的规则之下,诱使非西方民族的学者来毁灭自己民族的历史,西化自己的传统文化。

早在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就开始散布贯彻西方中心论的“中国文明西来说”。如著名传教士汤若望(1634-40)传布:“古埃及人一路东迁,将文明散播到亚洲大陆,因为中国位于远东,所以欧亚非大路上,中华文明出现最晚。”德国传教士基尔什尔(1667)传布:“诺亚子孙来到中国,将先进的文明和文字等传播给中国土著。”法国汉学家德经(1758)发表《中国为埃及殖民说》:“古埃及征服了中国,由此取代了中国原住民,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法国汉学家 Guignès (1761) 宣称:“中国人本来就来自埃及。” 英国学者Colquhoun (1885) 断言: “中华民族最早的祖先——黄帝,是从巴比伦移民过来的。”法裔英国人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 1894)发表《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说:“两河流域的国王就是黄帝,翻越昆仑山后来到中国,建立了中华文明。”法国东方学家 Lacouprie (1894) 煞有介事地说: “所有调查的案例表明,中国文化都是从外引进的结果,并且无一是自主发展起来的。”

二.西方和日寇诱使国人掀“疑古思潮”灭中国传统史于诗经之后

在西方基督教和学术传入中国几百年后仍无法颠倒中国人民历史记忆的局势下,作为东方最早西化国家的日本学者,祭起“灭华先灭其史”的魔道(章太炎 1910), 蓄谋为疑古思潮在中国的泛滥埋下祸根,把西人的“西来说”用来制造侵华舆论。日寇发动甲午战争的前3年,日人那珂通世于1890年抛出全面贬损中国史的《支那通史》,其学生白鸟库吉于1908年著文首提:“禹治洪水之事不合常理,属后人杜撰”,此说由留日学生钱玄同传到中国,顾颉纲随之(1923)予以传教“禹最早可能是铸于九鼎上的一种虫子形象”, 示范这套魔道的时尚效应,以“投下一枚炸弹”之势,在中国掀起了赶西化时髦的疑古思潮。

鉴于夏朝在中国历史上作为第一王朝之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西方中心论者按其预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模式,将其作为颠覆中华文明史之连环追杀战略的突破口,对准日寇学者既定的首战目标,指使其买办们在国内打响否定夏禹的第一炮,用“耸人听闻’的谣言鼓噪起疑古思潮, 来虚化、矮化国人熟知的传统史,使历代圣人代表的社会正义遭到亵渎、公众传统的爱国意识被解构成民族失败主义、民众传承的文化自信被误导成民族悲观主义, 同胡适造的降日舆论一起有力地配合了日寇侵华战争。

夏史是疑古思潮泛滥的重灾区!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重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闹剧”;落在夏史学上的重灾也竟然发生了两次:

第一次疑古学思潮泛滥,在西方列强和日寇侵略陷中华民族于亡国灭种危急之中,开辟“灭华先灭其史”战线,配合了侵略者加速其亡中国、灭华种的殖民化、西化步伐。顾颉刚一声“大禹是条虫”的号令下,胡适以其指定的“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为目标,发起了全盘西化运动,鼓动当时主流学界成名学者齐上阵,对中国古籍做“每辨必伪,逢书必假”的考辨,全盘否定了诗经以前的古史体系(刘重来 1999,晁福林 1999),其中对夏史的否定更是首当其冲。顾颉刚一生致力于否定夏朝,至死也没放弃对“禹”的怀疑,还认定:“河、洛之间为夏代政治中心自无疑义。所恨者,夏代史迹无文字可证明耳。”

疑古思潮的本质刚开始发难便被当时流亡日本的国学大师章太炎(1910)所看出:“大抵东人治汉学者,觊以尉荐外交,不求其实……有意贬低中国文化,为自身正名之心机”;并指出“古史辨派步日本史学界后尘,信缪作真,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盲目质疑,既是破坏传统历史,动摇民族自信心之自毁城墙的魔道”,也是 “自甘与开化落后之异族同侪,迷其本来,数典忘祖、亡国灭史的愚妄之举”。他揭穿了他们的所谓“疑古”:“疑古未尝不可,但须有疑根……今之疑古者,无所根据,遽尔相疑,斯真疑而成疾也。”在章大师的义正严辞之下,古史辨派三巨头顾、胡、钱,理屈词穷,只得一边沉默以对,一边揣着明白装糊涂地“疑古”到底。

这百多年的“疑古”后果,也并非某些人所说的“无疑则无当代之学问”,而是在考古发掘材料还未得到系统研究和已发现的甲骨文字一大半没被确识的情况下,违背“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一血的教训,对古代文献的可信性不加调查、不加验证地彻底否定,毫无学术或科学可言,何来“当代之学问”?其结果只是,西方列强日寇如愿以偿,其买办们得到了所求的名利,可中国古史、首先是夏史却被冤枉成了“伪史”。

更严重的是,日本学阀对大禹的的诬陷本身是日寇对华进行文化侵略和精神殖民的鸦片,只要不肃清其毒素,就有国民中毒而成为文化上的伪军,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在军事和经济上取得胜利70多年来精日份子还层出不穷的毒根。近十年来,日寇正是通过这些文化伪军发射毒教材、毒讲课、毒作品,对准中国的下一代开展和平演变的持久战, 妄图从头实现其原定的亡中国、灭华夏的目标。

对历史上享有如此重要地位的夏史,只有站在大历史的高度,以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的视野,循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职业操守,靠独立自主、毫无奴颜媚骨地追求历史之真善美的执着,才能客观、全面、辩证地系统分析、综合考证其新旧史料;做客观、公允和科学的研究。这本身是对研究者的对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及其研究成果品质的严格考验。幸好,毛泽东时代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崇洋媚外的大环境下,成长起来了一大批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古文字学、考古学和历史学家,唐兰、苏秉琦、夏鼐、邹衡、张政烺、李学勤为代表,在考古发掘工作空前大发展、考古材料富集到成为世界考古大国的优厚条件下,在王国维用甲骨卜辞对证《殷本纪》而证实商王朝存在的基础上,进而以考古材料、特别是二里头文化遗存出土材料与有关古籍记载相对证,取得了由先商文化探索夏文化与夏史的丰硕成果,带头走出疑古时代,恢复学界对古籍记载可靠性的信心,并明确指出:“古代文献记载中所见夏商两族活动范围即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据此断言,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必然就包含在这一空间和这一时间已经发现的诸文化诸类型的各期段之中。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在他们的带动下,一批批后起之秀推动夏史研究起步走向回归夏朝之路。可惜,这样的好景未能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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