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始终走在女性解放事业的前列。3月8日(国际妇女节)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重要日子,因为它象征着工人阶级妇女在全世界范围内反抗资本主义、压迫和歧视的斗争。本文概述了马克思主义为争取妇女权利而迈出的第一步,第一次成功的革命对女性解放的意义,先进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妇女的状况,并提出了如何消除男女不平等问题。(按:本文最初发表于2000年3月8日。译者:k2e4z7x9)
资本主义走进了死胡同,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危机尤其严重地落在妇女和青年的肩上。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指出了资本主义从剥削妇女和儿童中赚取超额利润的趋势。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这样写道: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变化的生产方式以及资本家不断提高利润率的企图导致妇女和年轻人的就业人数不断增加,她们遭受最严重和恶劣的剥削,在恶劣的条件下从事低工资的工作,几乎没有人权。仅在美国,在过去的50年里就有大约4000万妇女加入了劳动大军。在欧洲,这个数字是3000万。在1950年,只有约三分之一的美国适龄劳动妇女有带薪工作。1999年这一比例接近四分之三。统计学家说,99%的美国女性将在她们一生中的某个时刻从事有偿工作。妇女就业本身就是一个渐进的发展,它是把妇女从狭隘的家庭和资产阶级家庭中解放出来,作为人类和社会成员得到充分和自由发展的先决条件。 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只是把妇女当作廉价劳动力的便利来源,当某些生产领域出现劳动力短缺时,妇女就是“劳动力后备大军”的一部分,而当它需要消失时,妇女又被抛弃了。我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看到了这种情况,妇女被征召进工厂,代替应征入伍的男子,战争结束后又被送回家中。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妇女再次被鼓励进入工作场所,当时她们的作用类似于移民工人的作用,即作为廉价劳动力的储备。到了近代,女工数量增加,填补了生产过程中的空白。但是,尽管人们都在谈论「女人的世界」和「女力」,尽管有各种所谓保障平等的法律,女工仍然是无产阶级中最受剥削和压迫的部分。 在过去,受阶级社会的影响使得女性在政治上漠不关心,没有组织,最重要的是她们是被动的,而这为反动提供了社会基础。资产阶级利用教会和报刊(“妇女”杂志等)的服务,以这一层为基础来保持自己的权力。但是这种情况随着妇女在社会中作用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至少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妇女不再满足于被蒙在鼓里,被动地服从于“教会、厨房和孩子”(Kirche, Kücher and Kinder)的传统角色。这是一个非常进步的现象,孕育着对未来的影响。就像资产阶级在美国、日本和西欧的农民中已经基本失去了以前的大规模社会反动储备一样,妇女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构成落后和反动的储备。资本主义的危机伴随着对妇女和家庭的不断攻击,将进一步激化越来越广泛的妇女层次,并把她们推向革命的方向。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了解和认识到女性的巨大革命潜力,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挖掘这种潜力。 女性可能比男性更具革命性,是因为她们那年轻的新鲜的,没有受到多年保守习惯的影响,而这种习惯往往是“正常”工会存在的特征。任何看过女工罢工的人都可以见证到她们巨大的决心、勇气和活力。马克思主义者有义务支持并采取一切措施,鼓励女性以平等权利和平等责任参加工会。 第一国际妇女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始终占据着中心地位。 第一国际非常重视改革斗争, 以下是马克思在1866年8月底写的关于工作条件的调查问卷,由总理事会发给各部门:
马克思在同文第三章《工作日的限制》中这样写道:
他们提议把8小时作为工作日的法定工作时间上限。只有在法律规定的行业或分支机构的特殊情况下,才允许从事夜间工作。总的趋势必然是抑制通宵工作。不过,该文件继续说:“这一节只涉及成年男女的情况;必须绝对禁止妇女从事任何夜工,也禁止她们从事对妇女较弱的身体有害的,以及可能使她们受到有毒物质及其他有害物质影响的各种劳动。所谓成年是指年满18岁的人。” 马克思的女儿埃莉诺(Eleanor )在伦敦东区 "血汗工厂"工作的女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点并不为人所知 。她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在打字办公室汗流浃背(Sweating in Type-Writing Offices )》的文章,她在文章中建议在家里打字的人和在商业公司里打字的人都应该成立工会,正如她所写的那样,“如果你想靠自己的劳动生活下去,你就必须在高压下工作,而且每天工作时间远超8小时”。(伊冯-卡普(Yvonne Kapp ),埃莉诺-马克思(Eleanor Marx ),《拥挤的岁月》(The Crowded Years ),1884-98年,英文版,第364页。)这些话在一百年后听起来是多么贴切啊! 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1888年伦敦火柴女郎的罢工,当时这个受剥削和压迫最严重的工人群体对压迫者进行了反抗。在位于贫穷的东伦敦堡区内的一件工厂,工人完全由妇女组成,从13岁的女孩到多子女的母亲。那里的野蛮条件与现在第三世界的工人们所经历的条件相似,用白磷做火柴导致了一种可怕的疾病,这种疾病腐蚀了颌骨,而这是由于不得不在车间污染的空气中进食而造成的。不公正的罚款制度使得本就糟糕的工资变得更低,特别是由疲劳而导致的最微不足道的错误所强加的罚款。结果是,股东们获得了高达22%的高额股息。 1888年7月,672名女工克服恐惧举行了罢工。在两周内,由于工会的支持和和一场筹集了400英镑巨款的公共运动 ,妇女们赢得了重大的让步。结果是这些技能不熟练的女性组织了媒人工会——英国最大的妇女和女孩组成的工会。这是英国“新工会主义”爆炸式的巨大进步,当时技能不熟练的无产阶级第一次组织成了工会。 这对于目前的时期有着重要的经验教训,与100年前一样,大量技能全无和半熟练工人还没有组织起来,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女性。 布尔什维克和妇女布尔什维克历来十分重视女工的革命工作问题。列宁对这个问题极为重视,特别是在1912-14年革命起义时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正是在这个时候,国际妇女节(3月8日)开始举行大规模的工人示威庆祝活动。2月(按新历法,3月)革命产生于妇女节前后的骚乱,这并非偶然 ,当时妇女举行示威游行以反对战争和高昂的生活费用。 在1912年至1914年的抗争涨潮期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在女工中开展了持续的工作。 1913年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组织了第一次国际妇女节会议。同年,《真理报》开始定期刊登一个版面专门讨论妇女面临的问题。布尔什维克于1914年创办了一份妇女报纸《女工报》(Rabotnitsa),第一期发行在国际妇女节,当时党再次组织了示威游行。7月,该报与其他工人报刊一起被查禁。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得到了工厂女工的财政支持,并由她们在工作场所分发。报纸报道了俄国和海外女工的状况和斗争, 并鼓励女工与男工同事一起斗争 。它敦促他们拒绝1905年革命后由资产阶级妇女发起的妇女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的革命社会民主工作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党和工会是非法的。但到了1915年,该运动已从战争头几个月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它开始取得重要进展的一个领域是在妇女中,她们被大量地吸引到工业劳动大军中。到战争爆发时,妇女约占工业工人的三分之一,在纺织业的工人中占的比例更大。在战争期间,由于男子被动员去服兵役,这一比例进一步增加。在战争期间,妇女的处境更加恶化,因为许多妇女成为家庭的唯一支柱,生活必需品变得更加稀缺和昂贵。女工们参加了许多抗议由俄国参战造成的经济困难的罢工和示威游行。 虽然布尔什维克党的构成仍以男性为主(在1917年8月的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妇女代表约占代表总人数的6%),但大量女工的招募始于1912-14年的高潮 。以下摘录自1915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基辅散发的题为《致基辅劳动妇女》的传单。这张传单让我们了解到布尔什维克是如何在他们的公开煽动中提出这个问题的,他们呼吁将妇女的压迫与男工的痛苦联系起来,并与解放所有劳动人民的方案联系在一起。
十月革命后的女性在沙皇俄国,妇女在法律上是丈夫的奴隶。根据沙皇的法律规定:“丈夫作为一家之主,妻子必须服从丈夫,并且以爱、尊重、无限服从的方式与丈夫在一起,以家庭主妇的身份对他百般呵护,百般疼爱。" 党在1919年的党纲指出 "党在当前的任务主要是在思想和教育领域的工作, 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落后阶层中,以便彻底摧毁以前的不平等或偏见的一切痕迹。 党并不局限于妇女形式上的平等,而是努力把她们从过时的家务劳动的物质负担中解放出来,代之以公共房屋、公共食堂、中央洗衣房、托儿所等”。 然而,正如托洛茨基在1923年7月13日《真理报》上发表的《从旧式家庭迈向新式家庭》一文中所解释的那样,能否实施这一方案取决于社会的总体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
布尔什维克革命为妇女的社会解放奠定了基础,虽然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反革命是局部的挫折,但不可否认的是,苏联妇女在争取平等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妇女们不再被迫与她们的丈夫同居,或是因为丈夫的职业更动而跟随者丈夫搬家。她们被赋予了当户主的平等权利和同工同酬,重视妇女的生育作用,颁布了特别的生育法,禁止长时间和夜间工作,并规定了带薪产假、家庭补贴和托儿所。1920年,堕胎合法化,简化了离婚手续,并实行了民事婚姻登记。私生子的概念也被废除了。用列宁的话说:“从字面意义上讲,我们没有留下一块砖来支撑那些使妇女比男子低下的卑鄙法律”。 在促进妇女充分参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 提供免费的学校膳食、儿童牛奶、为有需要的儿童提供特殊的食品和布匹补贴、妊娠咨询中心、产房、托儿所和其他设施。 在《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中,托洛茨基写道:
共产国际遵循布尔什维克党传统的共产国际十分重视在妇女中开展工作,并指示各共产党“通过在党内组织专门的机构,建立接近妇女的特殊方法,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最广大的妇女群众中去,以便把她们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或妥协党的影响中解放出来,教育她们成为共产主义的坚定战士,从而使妇女得到全面发展”。 通过为妇女工作的目的设立“特别机构” ,共产国际绝不是想建立单独的妇女组织。这种想法和为被压迫民族、犹太人、黑人等建立单独的革命组织的想法一样,都是令人憎恶的—列宁和托洛茨基一直反对这种想法。事实上,文件明确指出:“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坚决反对在共产党、工会或专门妇女组织中,再成立任何单独的妇女团体。”(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共产党对妇女进行工作的方式和方法(提纲)) 他们所想到的是需要有专门从事这类工作的同志组成的特别小组,负责发放宣传品、传单等技术性任务,并普遍组织这项工作。会议还明确指出,这种小组不应单独工作,而应在党的正常选举机构的控制之下。这一工作的主要目的被具体规定为:
在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绝不会接受对这一重要工作领域的疏忽或轻视态度。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指出:"没有广大女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妇女的积极参与,无产阶级既不能夺取政权,也不能实现共产主义。
因此,从一开始,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就解释了妇女问题的核心作用,但,a)完全从革命和阶级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b)解释了只有在社会主义下才能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共产国际强调必须将妇女工作纳入党的总体工作中,而不是将其作为单独的东西隔离开来。
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也就是共产国际最后一次的真正的列宁主义代表大会上——人们画了一张简短的成果表,它指出了这项工作对革命国际的重大意义(并特别提到了东方落后国家、殖民地国家的妇女问题),但也清楚地表明,有些部门没有以足够的精力开展这项工作。
斯大林主义的作用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曾明智地指出,妇女的地位是一个社会制度真正性质的最明确体现。布尔什维克革命解放了妇女,而斯大林主义反革命导致了妇女和家庭政策的急剧逆转。革命所取得的许多成果被废除,堕胎被定为非法,离婚越来越难,直到成为昂贵的法庭程序。妓女被逮捕,而布尔什维克早期的政策是只逮捕妓院老板,揭露嫖娼的人,并为妓女提供自愿的职业培训。日托中心的工作时间被缩短了,以便与工作日的工作时间一致。 女孩子在学校接受特殊科目的教育以为她们扮演母亲和家庭主妇的角色做好准备。 1938年,托洛茨基用以下几句话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虽然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恢复了一些改革,如合法堕胎,但苏联妇女的地位再也没有恢复到列宁和托洛茨基时期的水平。然而,与西方妇女相比,她们仍然享有许多优势。国有化的计划经济使得战后到经济增长得以稳定地普遍改善,从而使总体情况得到稳步改善:55岁退休,在工资和就业条件上没有歧视,孕妇有权在生育前56天和生育后56天内转向带全薪产假的较轻工作。1970年的新立法废除了妇女的夜间工作和地下工作。高等教育中妇女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从1927年的28%,到1960年的43%,再到1970年的49%。世界上妇女占高等教育总人数40%以上的其他国家只有芬兰、法国和美国。 学龄前儿童教育有所改善:1960年有50万个名额,但到1971年已增加到500多万个。计划经济的巨大进步以及随之而来的卫生医疗保健的改善,反映在妇女的预期寿命增加了一倍,达到74岁,儿童死亡率降低了90%。1975年,从事教育工作的妇女比例上升到73%。1959年,三分之一的妇女从事的职业中妇女占70%,但到1970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55%。这时,98%的护士是妇女,75%的教师、95%的图书管理员和75%的医生是妇女。1950年,有600名女科学博士,但到1984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5600人! 资本主义反革命迈向资本主义的运动迅速扭转了过去的成果,将妇女以家庭的虚伪名义推回了卑微的奴隶地位。危机的最大负担被压在了女性的肩上,妇女首先被解雇以避免支付社会福利,如儿童和生育福利。鉴于几年前妇女占俄罗斯劳动力的51%,90%的妇女有工作,失业率的增长意味着现在俄罗斯失业工人中70%以上是妇女。而在一些地区,这一数字达到了90%。 社会服务的崩溃和失业率的上升意味着计划经济为妇女提供的所有福利都被系统地抹去了。失业率的增长将使得俄罗斯有比西方国家更多的人陷入贫困,因为许多福利是由工作场所直接提供的。据《经济学人》报道:“在俄罗斯,失业仍然是一种深深的耻辱。直到1991年,它才不再是一种犯罪。对于那些没有工作的人来说,绝对的贫困是有威胁的。失业救济金与每月14620卢布的最低工资挂钩,这是官方最低维持生活水平标准的三分之一,约为平均工资的七分之一。失业者的处境往往比这些数字所暗示的还要糟糕,因为大多数基本社会服务——如医疗、学校和交通,都是由公司而不是地方政府提供的,只有在职人员才能享受到这些服务。” (《经济学人》,1993年12月11日), 在前政权统治下,妇女的工资只是男子工资的70%,而现在这个数字是40%。在前苏联,靠一份工资养家糊口已经很困难。现在,随着贫困人口的急剧增加,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妇女是这个现有反动政权的主要受害者。卖淫活动大量增加,妇女为了生存,把自己的身体卖给那些有钱的人——主要是那些卑鄙的“新富”和外国人(译者注:在中国的东北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东北大下岗,更为残酷)。即使在这里,她们也被沦为黑手党的猎物,黑手党至少要占比所有生意20%的钱。在西方杂志上,俄罗斯妇女和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一起被宣传为外国人未来的妻子。妇女屈辱地沦为只有商品地位的奴隶,而这体现了一个国家被迫以最赤裸裸、最无耻的姿态屈服于剥削的枷锁之下的屈辱。 1993年2月10日,当时的劳工部长梅利基安 (J.Melikyan)宣布了政府解决失业问题的方案。他用一套任何西方右翼资产阶级的说辞声称,没有什么必要制定什么特别方案来帮助妇女重返工作岗位。“为什么我们要在大量男性被闲置和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情况下为女性找工作呢?” 他问道,“让男人们工作,让妇女们照顾家庭和孩子。”这样的话语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但在现在显然被认为是正常的、可以接受的事情。在这里,我们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反革命的真实面目——粗鲁、野蛮和无知——这是一种可怕的倒退,甚至回到了沙皇时代的奴隶制,在那个时代,每个奴隶都被允许主宰他的妻子和孩子以补偿自己不堪的处境。 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俄罗斯。在前东德,十分之九的女性有全职工作。妇女的工作是一项权利,为了使工作和家庭能够结合起来成为可能,国家提供了全面的托儿服务,每个婴儿都有一年的使用时间。而现在,所有的这些国有化计划经济的成果都被摧毁了,以前优厚的托儿服务条款被取消了。德国统一后,三分之一的女性工作岗位因公共部门、纺织业和农业部门的大规模消失而失业。《经济学人》报道:"在过去的几年中,东德妇女的失业率始终徘徊在20%左右,比男子的失业率高出约5个百分点,是西德男女失业率的两倍。被剥夺了收入能力(以及育儿支持系统)的东德妇女立即开始在婴儿上节约。东德的出生率从1989年来每名妇女1.56个孩子的低水平直接下降一半,而且仍然低于每名妇女一个孩子的水平。但东德妇女并没有放弃找工作,他们持续领取失业救济金,但也继续应征工作。”(《经济学人》,(1998年7月18日) 第三世界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妇女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至少在形式上她们拥有与男子同等的法律权利。她们有同样的受教育机会,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他们获得工作的机会。然而,在拥有三分之二人口的前殖民世界,情况却并非如此。今天,对妇女的奴役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严重。每年有50万妇女死于妊娠并发症,也许还有20万妇女死于堕胎。前殖民国家用于卫生的费用只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人均41美元,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比例为1900美元。据估计,约有1亿名6至11岁的儿童没有学上,这其中三分之二是女孩。第三世界极度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通过贸易条件对资源的双重掠夺,以及第三世界欠西方大银行的两万亿美元债务。 帝国主义和大型跨国公司的绝对统治确保了男人、妇女和儿童的最后一滴剩余价值被不加区别地无情地榨取。实际上,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童工的现象也依然存在,但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童工的使用则是常态。生活在饥饿边缘的父母别无选择,只能把孩子卖给别人当奴隶,这包括那种最卑鄙的奴隶制——卖淫。被人道的、基督教的、西方文明代表所榨取的剩余价值中包含着千百万被剥削的妇女和儿童的血汗和泪水,就像马克思时代一样。资产阶级假装对这种苦难感到恐惧,但他们还是把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像迪斯尼(Disney)和耐克(Nike)这样的大型垄断企业从像海地这样的国家的奴隶中的劳动中获得利润。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解释的那样,大资本的渗透无情地撕裂了过去存在的旧的父权关系。这使得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具有特别凶残的特点。过去,大家庭和部落-氏族社会的规则给予妇女和儿童的保护也已经被摧毁,没有任何东西能在那里发挥替代作用。因此,在印度次大陆,妇女仍然遭受着旧的折磨,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野蛮经济剥削叠加在一起。印度资产阶级在所谓的独立半个世纪之后,甚至没有成功地废除种姓制度。野蛮的“suttee”习俗仍然存在,即印度寡妇在亡夫火化丧礼时必须一同自焚的习俗,这样的案件每年都有数百起。而那些逃脱这种命运的寡妇则会被当作社会的弃儿和贱民,没有生存的权利,她们遭到亲属的殴打、饥饿和羞辱,直至被迫自杀。 在整个亚洲,女孩的出生被认为是农业社会中的不幸。杀害女婴的现象十分普遍。在中国,国家孤儿院里到处都是挨饿和被忽视的的女婴。原因是亚洲的贫困农民在没有养老金和社会保障的社会情况下,需要庞大的家庭来维持他们的老年生活。男性比较强壮,可以做更多的工作,而女孩则需要嫁妆才能结婚。在印度,如果嫁妆被认为不够,新娘可能会被新郎的家人杀死。这就是21世纪初印度的现状,巴基斯坦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那里的伊斯兰教法是法律。女性实际上没有任何权利,可以按照父母和丈夫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置。但与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相比,巴基斯坦是一个自由的天堂。1979年革命前,阿富汗的主要经济活动是买卖妇女做新娘。阿富汗的斯大林主义者通过了赋予妇女权利的法律。而现在,这一切都被摧毁了,妇女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只能呆在家里。因为他们不被允许工作,所以他们必须挨饿。尽管由于大量男子在战争中丧生,劳动力严重短缺,但这一野蛮的法律仍被严格执行。这些妇女中的许多人有教师和护士等被社会需要的技能,但这并不重要,她们一定不能工作,这就是野蛮的伊斯兰真正面目。但要为此真正要负责任的是华盛顿的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巴基斯坦的走狗,他们武装并资助这些怪物与“共产主义”作斗争。 在阿富汗,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与争取社会主义改造和推翻这一可怕的宗教反动政权的革命斗争密不可分。阿富汗妇女是革命的强大后备军,伊朗的经验证明了这一事实。在经历了20年的伊斯兰反动后,民众已经厌倦了毛拉(Mullahs)的统治。原教旨主义的负担对妇女来说尤其沉重,她们开始表现出反抗的态度,正如我们看到的,伊朗在一场足球比赛中击败美国的时候,女性在没有被隐藏在“chadoor(面纱)”后面的情况下挑衅地走上街头与男人们一起唱歌跳舞,而毛拉们却无力阻止。在这里,妇女也将在伊朗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发挥关键作用。 列宁曾经说过,“资本主义是永无止尽的恐怖”。这种恐怖将首先影响到妇女,第三世界的这种影响最为残酷。“社会主义”的民族解放阵线未能在阿尔及利亚进行革命,也导致了目前的血腥僵局。在西方无声的共谋下,发生了生灵涂炭的可怕屠杀,整个村庄被刀斧砍成碎片。显然,这些暴行不是伊斯兰恐怖分子的专利,而且也很可能并且主要是军事政权及其敢死队的杰作。在所有的其他恐怖事件中,妇女被故意挑出来作为绑架和强奸的目标,这些妇女中的许多人后来都自杀了。利用强奸作为反动武器的情况再次出现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权组织了针对华人的大屠杀,就像沙皇政权针对犹太人所做的一样。这些恐怖事件向我们展示了统治阶级的能力,如果工人不在下一个时期夺取政权,发达国家将来也会面临类似的情况。 压迫的主要负担总是落在社会最贫穷阶层的妇女身上。然而,特别是在第三世界,有许多针对其他阶层妇女的野蛮和不人道待遇的案件。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与社会上的一切不公正现象作斗争,同时立足于工人阶级,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带领社会走出这条死胡同,对妇女的每一种不公正现象都应予以谴责。 在不伤害宗教敏感性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用巧妙的语言揭露宗教的作用。亚洲和中东的革命斗争要求与各种宗教蒙昧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进行无情的残酷的斗争,因为这些宗教和原教旨主义不论其“反帝国主义”的煽动手段如何,总是在社会中起着最反动的作用。除非它与反对所有宗教的斗争同时进行,否则女性解放将永远是一个乌托邦,因为宗教不可避免地维护和延续了其对妇女的奴役。 妇女与失业资本主义危机的表现在即使是在经济繁荣时期也存在着高失业率。这对妇女和青年的影响比社会其他部分更为严重,妇女的失业率远高于平均水平。这些数字低估了实际情况,因为它们不包括大量已经放弃了找工作的希望,不再费心在人才市场签约的妇女。劳动力临时化的普遍趋势(在市场灵活化的幌子下)对妇女的损害最大,大多数妇女,即使没有这一点,也已经被判处享受最糟糕的工资和条件。现在他们的情况每况愈下,正如《经济学人》所承认的那样,据称更适合妇女的兼职和临时工的不受控制的蔓延,是将这种条件强加给社会中最手无寸铁的阶层的理想借口:
它还补充道:
各地的兼职工作都在增加。对许多女性来说,这是她们唯一可以考虑的工作,因为可以兼顾工作和家庭。这对雇主来说非常有利,因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自己的雇员,为提高效绩而施加压力,并付给他们微薄的报酬。这个主题的新变种不断出现,最新的是“临时工”:从本质上讲,这是指那些预计工作时间不会长久的人。这些人在各行各业工作,做临时工、合同工或随叫随到。在美国,据劳工部部最近的估计,他们的人数大概有550万,其中一半以上是女性,近一半是兼职人员。他们的工资低于非临时员工,而且通常不会从雇主那里获得医疗保险或其他附带福利。 德国版本的被称为“小就业”,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它正在突飞猛进地增长。它依靠的是一种法律优惠,免除月薪低于620德国马克(340美元)的人缴纳德国全面(且昂贵)社会保障体系的费用,但也将他们排除在养老金权利和失业救济之外。据估计,仅从事这类“次要”工作的总人数就超过400万,其中约一半是女性: “由于家庭责任,女性平均在有偿工作上投入的时间远远少于男性。因此,她们的周薪或年薪远落后于男性。在整个欧盟,大约三分之一的职业女性每周工作时间低于标准的35-40小时(尽管这一平均值掩盖了巨大的差异),在男性中,兼职者的比例只有5%左右,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要么是学生,要么是即将退休的年长员工。 在美国,女性从事兼职工作的比例低于欧洲,但男性的比例较高。日本的数据看起来与欧洲的相似,但那里的许多女性“兼职”几乎都是全职工作,只是她们的工资比正式的全职工作者少。在任何地方,‘兼职’仍常常被翻译为‘二等阶级’。”(《经济学人》,1998年7月18日) 超负荷工作和家庭《经济学人》最近发表的一份关于职场女性的调查报告描绘了一幅可怕的画面,过劳折磨着现代美国人——不仅是蓝领工人,还有白领工人——这必然会对家庭生活和个人关系产生最具破坏性的影响:
“当然,现在大多数有学龄儿童的美国家庭都在过着报告中所描述的那种生活,”《经济学人》(18/7/98)补充道。 然而,这些工人对自己的命运并不满意,一半以上的人认为“缺乏时间”是他们最大的问题。这是现代资本主义最突出的矛盾之一。当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提供了更好的工作环境和更短的每周工作时间时,数百万人被迫过着领取救济金却无所事事的痛苦生活,而数百万其他“幸运的”有工作的人则被迫过着苦差事、长时间工作和无休止的工作压力的生活。他们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健康和身体健康,以及家庭生活和与子女的接触。 技术的进步正被用来增加老板对工人的奴役,甚至让兼职在家工作的人也成为不限制工作日的办公室奴隶。诸如便携式电话、传呼机、传呼机和笔记本电脑等的发明,使得对工人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即使在没有直接监督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工作场所和家庭之间、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之间的区别不再有任何意义。资本的暴政,使得它对工人及其家庭的绝对控制,成为绝对的。因此,在21世纪初,我们应该问自己的问题不是“来生存不存在?”而是“在死前我们,有真的在‘活着’吗?” “第二班”为了外出工作,有孩子的妇女必须想方设法让孩子得到照顾。在一个健全的社会里,除了头几年最优厚的带薪育儿假外,免费普及教育的原则也应该在儿童最小的年龄就推广到儿童身,而不是现在这样。工薪阶层的母亲被迫把她们的孩子交给缺乏经验和不合格的人照看,让他们在不令人满意的“托儿”中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悲剧就发生了,耸人听闻的媒体充分利用这些机会煽动对不幸妇女的仇恨。但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将指责的矛头指向为此类怪物创造条件的社会。 根据美国国家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研究所最近的一项研究,大约80%的美国婴儿在出生后的头12个月里经常由母亲以外的人照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4个月大之前就开始照顾孩子,而他们通常每周被照顾约30小时左右。但它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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