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民族主义与法西斯的历史联系

（该资料由不周山同志编辑整理）

一、二战前乌克兰民族主义及其激进组织的兴起

（一）一战前的俄乌关系历史渊源

1.从基辅罗斯到波兰立陶宛王国

俄罗斯与乌克兰同属于东斯拉夫人，9 世纪形成的基辅罗斯被大多数学者和民众认为是东斯拉夫人共同的祖先，俄语和乌克兰语均为东斯拉夫语支。13世纪蒙古大军西征中断了基辅罗斯的发展进程。东北罗斯处于蒙古大汗的统辖下,沦为金帐汗国的属国，并逐渐演变成俄罗斯民族。西南部罗斯因地处偏远，蒙古大汗鞭长莫及，走上了与东北罗斯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随后被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征服。1340 年，立陶宛人打败金帐汗国军队后，现今乌克兰的大部分土地被纳入立陶宛大公国的版图。为抵御俄罗斯沙皇国（即沙皇俄国）的扩张，波兰和立陶宛于1569 年签订卢布林联盟条约，组成波兰立陶宛王国。两国合并后，立陶宛统治下的乌克兰地区并入了新的波兰立陶宛联邦。波兰立陶宛联邦几乎涵盖了今天乌克兰的全部领土，只有南方部分地区由奥斯曼土耳其及其盟友克里木鞑靼人控制[1]。乌克兰人占联邦总人口的1/4, 大多信奉东正教。波兰立陶宛联邦为了巩固统治，加强了对乌克兰的殖民治理，譬如在经济上推行农奴制，在宗教上要求乌克兰民众改信天主教，在政治上把仍信奉东正教的乌克兰民众视为二等公民[2]。

2.东乌克兰地区并入沙皇俄国

波兰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激起乌克兰人的强烈反抗。从17世纪20-30年代开始，反对波兰统治的起义不断出现。1648年，乌克兰爆发了由哥萨克的盖特曼·鲍格丹·赫梅利尼茨基领导的反波民族大起义。起义开始后，赫梅利尼茨基一直试图寻求可靠的盟友以共同抗衡波兰，权衡利弊后他最终选择与沙皇俄国结盟。1654年1月在基辅近郊的小城佩列亚斯拉夫，赫梅利尼茨基代表乌克兰接受了俄国沙皇对乌克兰的统治和保护权。此后，双方签署关于俄乌合并的《佩列亚斯拉夫协议》。协议规定，乌克兰承认沙皇的最高权力，同时几乎享有独立国家的所有权利：保留乌克兰哥萨克制度，拉达仍为乌克兰最高权力机构；哥萨克有权选择盖特曼，但需要向沙皇通报；保留哥萨克军团建制以及市民和农民选举的地方行政机构；保留乌克兰财政和税收制度；保留乌克兰独立的司法机构；保留哥萨克特权和农民、市民的所有权利。哥萨克军队仍由盖特曼指挥，册编哥萨克为6万人。协议仅从两方面限制乌克兰的权力：乌克兰最高权力机构必须承认沙皇；盖特曼需向莫斯科通报外国使团来访情况[3]。东乌克兰地区由此成为沙皇俄国领土的一部分。

3.乌克兰完全并入沙皇俄国版图

18世纪下半叶，俄国利用波兰中央政权走向衰弱之机，打着保护乌克兰东正教徒的旗号联合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了波兰，西乌克兰地区也成为俄国领土。到18世纪末，90%的乌克兰人居住在俄国疆域内，只有加里奇、特兰西瓦尼亚和北布科维纳仍属奥地利管辖[4]。

乌克兰并入俄国版图后, 沙皇政府开始在乌克兰推行俄罗斯化政策，即“小俄罗斯”计划。首先，从语言和思想上对乌克兰人进行同化。在尼古拉一世执政时期，俄国制定了严格的书刊审查制度，任何宣扬热爱乌克兰的思想和著述都会受到怀疑和审查。1876年5月，亚历山大二世还签署了厄姆斯法令（1905年才被废止），禁止国内出版乌克兰语书籍；禁止境外出版的乌克兰语书籍流入境内；禁止乌克兰语演出, 禁止学校教授乌克兰语课程。其次是教育领域的同化。为了减少波兰人对乌克兰的影响，从尼古拉一世时期开始，俄国在西乌克兰地区的学校逐渐采用俄语来取代波兰语教学。1830年波兰起义发生后, 西乌克兰地区的波兰语学校完全被取缔。最后, 是宗教领域的同化政策。西乌克兰地区长期受波兰统治, 很多乌克兰人信奉希腊天主教, 已经被波兰化。起初, 俄国对希腊天主教会比较宽容。但是在希腊天主教会上层支持1830—1831年的波兰民族起义后, 俄国政府查封了希腊天主教会, 其教区转交给俄国东正教会[5]。

4.东西乌克兰地区差异

由于先后受到蒙古汗国、立陶宛大公国、波兰立陶宛王国和沙皇俄国等的统治，乌克兰形成了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差异。大体上讲，西乌克兰地区主要处于波兰、原奥匈帝国等属于西方基督教文化系统国家统治下，而东乌克兰地区主要受到沙皇俄国、苏联时期的俄罗斯等属于东正教文化系统国家的影响。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均在这里施加影响，不仅导致乌克兰东西两部分长期处于分割状态，而且还造成乌克兰的地域文化差异。经济上，西部地区农业比较发达，东部地区是重要工业区；宗教上，信奉天主教的多在西部，信奉东正教的主要在东部；民族构成上，西部地区乌克兰族人占多数，东部地区则俄罗斯人相对集中；政治倾向上，东部亲近俄罗斯，西部亲近西方[6]。

东西地区之间更重要的、对国家整合具有更大影响的差异则表现在民族发展进程方面。在18-20世纪期间, 西乌克兰人与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德国以及苏联的武装冲突尤其有助于该地区民族认同的形成，因而到20世纪初，西乌克兰地区的民族主义日益兴起。与此同时, 沙俄统治下的东乌克兰地区，由于俄乌间之间缺乏军事冲突，这使东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分界线甚为模糊[7]。

（二）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潮的初兴

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至19世纪初期。从那时起，受到欧洲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思潮影响的一大批乌克兰知识精英，就力图从文化、历史、语言和地理的角度, 通过对乌克兰民族文化独特性和优越性的论证, 来唤醒长久处于异族统辖下的乌克兰人的“民族精神”，并为乌克兰民族解放和民族自决提供理论和舆论基础。1798年，乌克兰现代文学之父和民族语言先驱伊万·科特利亚列夫斯基 (Ivan Kotlyarevsky) , 第一个使用现代乌克兰语创作文学作品，开历史之先河。而在19世纪乌克兰最著名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塔拉斯·舍甫琴科 (Taras Shevchenko) 的笔下，乌克兰人不再是沙俄眼中的“小俄罗斯人”或俄罗斯民族的一个分支，相反，它拥有自身独特的种族、文化和历史属性，“那些共用乌克兰语的人民, 都是乌克兰民族家庭的一份子”[8]。

现代乌克兰民族主义则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加利西亚表现出来的，伴随着西乌克兰人对波兰人、犹太人和俄罗斯人的敌意越来越大。对波兰人的敌意与民族主义对其社会经济状况的解释有关，也与波兰人占领乌克兰领土并剥夺了乌克兰人的贵族和知识分子的感觉有关。民族主义对犹太人的敌意与以下事实有关：许多犹太人是商人，而且其中一些人是波兰地主的代理人。乌克兰人认为，犹太人支持波兰人并剥削乌克兰农民。对俄罗斯人的怨恨与俄罗斯帝国对乌克兰民族运动声称属于乌克兰的大片领土的管理有关。加利西亚的犹太人被看作是波兰地主的代理人，而乌克兰东部的犹太人则经常被认为是俄罗斯帝国的代理人。犹太人同时支持波兰人和俄罗斯人，并通过贸易或官僚机构剥削乌克兰人，这种刻板印象成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话语中的一个重要形象。乌克兰民族主义在加利西亚东部兴起，而不是在乌克兰东部，因为那里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活动受到俄罗斯帝国的压制。哈布斯堡帝国的政治自由主义在1867年后的发展，使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比东部的乌克兰人更具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神秘主义。十九世纪下半叶，乌克兰东部的系统化俄罗斯化政策使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之间的民族区别越来越没有意义。大多数东部乌克兰人认为乌克兰是俄罗斯的一个地区，并认为自己是一个与俄罗斯人相似的民族[9]。

进入20世纪前后，乌克兰的历史学家米哈伊洛·赫鲁什维斯基 (Mykhailo Hrushevsky) 、斯捷潘·鲁德涅斯基 (Stepan Rudnytsky) 、尤里·利帕 (Yuri Lypa) , 和米哈伊洛·德拉霍曼诺夫 (Mykhailo Drahomanov) 等人，在论证乌克兰民族历史、文化的独特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证明：中世纪基辅罗斯的赫赫武功，17世纪盖特曼·鲍格丹·赫梅利尼茨基 (Bohdan Khmelnytskyi) 领导的反抗波兰立陶宛联邦的斗争, 伊万·马泽帕 (Ivan Mazepa) 领导的反抗沙俄暴政的人民大起义，这些都是乌克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开端，也是乌克兰民族有权寻求民族自由进而建立独立国家的直接证据。在他们充满情感的描述下，乌克兰人民作为一个民族实体, 早自它与邻近的摩尔多瓦、匈牙利、波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等民族相分离时, 就已经在黑海北部宽广的草原和森林—草原地带定居。这里为周边的黑海、喀尔巴阡山脉、高加索山脉南部、波兰的沼泽和森林地带所环绕，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单独成片, 且具有独特内聚力的地理区域，构成了乌克兰人世代繁衍生息的民族家园。 (1)与历史上曾先后统治乌克兰的波兰、俄罗斯帝国相比, 乌克兰民族家园具有独特的自然与文化属性：“黑海在物质和精神上通过自北向南的天然水系, 将乌克兰的领土连接了起来。它连同流向黑海的诸多河流, 是乌克兰民族古老的、便捷的高速公路, 第聂伯河是‘乌克兰的中枢神经’”。正是借助这个巨大水系所构成的网络, “在乌克兰大地上, 最终形成了单一的习俗、语言和宗教。” (2)从这个意义上说, 尽管乌克兰长期以来处于俄罗斯帝国或波兰的统治之下，但乌克兰民族的历史发展，为其争取独立的政治诉求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自然与历史证据[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