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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百年的絮语,我们在其中的分化/条件/准备有哪些?

2022-4-28 14:46| 发布者: nssdwesss| 查看: 39399| 评论: 0|原作者: 石秋|来自: 工人论坛

摘要: 什么是形势?核心的解释是指人事上的强弱盛衰之势。譬如说越来越多的人被迫拉近距离,经济条件的距离 ,则共识达成的几率越大,形成趋势的力量就越强。

作者 石秋  来源 工人论坛 https://honglouzhu.tk/t/52931/1/3.htm(转载注明来源)

前言:2021年,是建党百年。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再次反思历史、现在,和将来的重要契机。应该说,百年后回顾当初,站在远离过去,身在当下,着眼未来的位置上,反思。

 

什么是形势?核心的解释是指人事上的强弱盛衰之势。譬如说越来越多的人被迫拉近距离,经济条件的距离 ,则共识达成的几率越大,形成趋势的力量就越强。内忧外患之下,行业普遍萧条,越来越多的人被迫拉近距离,经济条件的距离,生存压力的距离,距离越近,越容易凝成一股绳,不随个人主观意愿而改变,这就是形势。但是现在有这样的形势么?

 

社会工作是近几年中国基层社会的一大热点,也是基层治理最重要的一环。身在基层的体验是怎样的?就如同当年我们开展劳动法服务,提供维权支持,而后,我们开展社会服务,提供群众活动支持。形式变了,没有变的是立足基层,紧跟社会形势。在我们开展劳动法服务的时候,不少人认为我们学习劳动法,依靠劳动法,是甘当法权的奴隶,因此我们被瞧不起。在我们开展群众活动支持的时候,也有人认为我们依靠政府活着,是政府的走奴,因此我们继续被瞧不起。

 

所以,从开展服务得到的启示,距离产生分化乃至分裂,同时我们也不怀疑,这种分化是形势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必然要面对的现实。进一步说,随着社会资本的发展,工人群体日趋严重的分化和分裂也是必然。简单说分化指标,就是经济水平,通俗说就是在月入W级群体中,12W的,和35W的,在月入K级中,3K5K的,和6K1W的,差异没有相对明确的界限,但是W级和K级的差异,仍明显具有难以逾越的代沟。另一方面,人口分布日趋分散,这也就造成,群体性的认知分化,和更严重的影响。

 

从社群分化和分裂的现象上看,这对统治是有利的,但是资本增值效率更直接的方式是集中生产,集中消费。这也是为什么资本主义自产生以来,就呈现柔弱的伪娘风格,的原因所在。促进无产者更紧密的靠近在一起,则使政权面临更大的危机,而促使无产者相互间拉开距离,分化乃至分裂为更丰富的社会阶层,则使管理(剥削)成本增加,增值效率降低。

 

另一个角度,随着2013年之后,进取型工运急剧减少,保守型工运渐渐占据潮头,但这已是低潮的潮头。客观上,月入W级的工人数量从那个时候开始急剧增加,同时工厂从珠三角迁出,然后又迁入,工人从制造业迁出,有的返乡务工和创业,有的进入服务业,然后选择经过劳务中介充当临时工的工人增多。那么急剧增加的W级工人说明了什么?其实背景是K级工人的薪资增长停滞。同时急剧增加的背景是,增加前的基数低,一个时期内增加的数量对比基数而言,呈现急剧的效果。事实上,W级收入,即使在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占比仍不超过20%

 

所以我们看下数据,2011年至2019年近十年城镇单位从业人员仅增长了5.2%,而同期工资总额增长了157.35%。举例看,2010年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是1320元,而到了2019年最低工资标准是2200元,增长率66.67%。2011年深圳正规工厂(按劳动法标准用工)的普工月工资大约是3K2019年普工月工资大约是4.5K,理论增长率50%左右。如此是否更好理解了月入W的工人数量急剧增加的真实性呢?

 

我们看到的社会万象,并不会主动到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我们能看到多少,取决于我们接触多少。这也是为什么,远离工人阶级的人们能够畅谈所谓马列主义,和身在工人群众中的人们,却不能看到阶级矛盾和力量所在。毫无疑问的是,进入2021年的时候,在2020硬抗着希望的人们,迎来的却是一盆寒彻骨血的冷水。这种考验,是如此严重,如此炽烈。恰逢建党百年,所以我想起写写以下文字。

 

分化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词?阶级的意义由人群来承载。人群是个包容着极其丰富的多样性的概念。阶级内部存在差异群体,也就是今天常说的“阶层”。那么阶层从何而来?阶层必然来自阶级内部的分化。普遍意义上,阶级内阶层越多,则冲突的承载力,系统稳定性就越强,进步性和攻击力也越弱。同时,阶层越多冲突发生的概率也越多,冲突挤压形成的阶级的一致性概率也越大。分化是持续的动态过程,阶层之间距离也必然是持续动态变位的关系。因此,可以认为分化是社会能量积累或者削弱的过程。分化会导致某些诉求的多样性,也可能促进某个诉求的一致性。而且,分化和统一具有转换机制,也是常态机制。

 

经过八国联军和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女真贵族和汉地主集团苟合的统治阶级,出现了显著分化。首先是以李合肥和曾屠子为代表的汉地主集团,开始大肆利用女真政权工具,敛聚私财发展私人裙带。而后,以袁世凯集团为代表的汉地主集团,进一步利用女真政权工具,敛聚私财发展私人军队。接着,由于战乱频发,民间财富快速集中,中小地主集团在财富日益膨胀的同时,危机感也日益增强,对女真政权威胁其利益的担忧与日俱增。最后,袁世凯集团和中小地主集团都产生了强烈且一致的,推翻女真政权的愿望。共识达成,由此辛亥革命爆发。

 

中间女真贵族和汉地主集团的分化是关键。汉地主集团自身的分化是整个辛亥革命时期的主旋律。普遍来说,以推翻女真政权为目标的政治活动,在汉地主集团内部不断在凝聚着共识。袁世凯集团是女真政权内的二五仔,虽然在女真政权中占据权力高位,但他们推翻女真政权的想法早就有迹可循。而孙中山集团纠集的是财富日益膨胀的民间资本,搏一把改朝换代的利益。其中,袁世凯集团因为有政权依托,所以集团利益高度集中。而孙中山集团的同盟会,本身就是各种杂牌组织抱团一搏的形态,除了在推翻女真政权这个诉求上高度集中,其他利益相关则分歧巨大,组织分化的距离感明显。其中,就包括了从苏联得到支持的马列主义的萌芽势力。这样的情形似乎有些类似俄国的社会民主党?

 

因为有着一致的,伟大的反清目标,所以,在这个一致性之下,所有势力之间的矛盾都暂时搁置,且留下明确的自由活动的空间。在这样的情形里,从苏联得到支持的人们,以传播马列主义思想为手段,开始了组织和发展。那么,当这个一致目标得到实现之后,发生了什么?李大钊等共产主义者死于北洋军阀余孽张作霖之手,张太雷、瞿秋白、恽代英等死于地主集团的国民党之手。注意,其中,瞿秋白死于国民党鹰犬宋希濂之手,而宋希濂又被陈赓视为好友,且解放后关押释放后曾担任全国政协五六七届委员。有多么伟大的目标,就必须克服多么巨大的困难。

 

在各方势力统一反清目标的时期,毛泽东等人还未成长起来。到了反清目标实现,各方势力内讧的时候,之前埋下的种子开始发芽。学习或没有学习过马列主义的革命者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此时,从现象上看,新的革命者来自旧的反清集团的分化。中间有个重要事件不应当被忽视,即当时身处上海的章士钊为毛泽东等人提供了两万银元资助。而当时的人力车夫一个月的收入尚且不足一银元。在两万银元分摊到个人之后,毛泽东手上的银元应有千数。显然,这对于毛泽东而言,是从图书管理员成为革命者的转折点。那么,为什么会有两万银元的资助呢?核心原因在于,章士钊背后的江浙新地主集团,当时在政治上的投资抱有较高的热情,而江浙新地主集团得益于上海开放口岸,成为身兼旧地主、工商业资本,和买办身份的组合式新地主,他们热切渴望实现稳定可靠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这个现象,不仅发生在毛泽东这里,在之后的蒋介石,也同样从江浙新地主集团中获得了至关重要的投资,以至于作为党魁的蒋介石在上海还需要和黄赌毒头子杜月笙称兄道弟,把酒言欢。换句话来理解,也可以说,没有江浙新地主集团的贪婪和恐惧,或者就没有毛泽东和蒋介石后来的逐鹿。所以,江浙新地主集团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值得回味。

 

如果回顾看下孙中山集团,那么必然会发现,孙中山和南方新地主集团之间的关系。经过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南方新地主集团与旧地主集团之间距离较远,在海外积累巨额财富的过程中,受到西方资本和文化的深刻影响,与传统富饶地区的江浙新地主集团有很大的不同。这背后的意义,同样值得回味。

 

在辛亥革命之前,太平天国运动对历史的影响最为重要和深刻。曾屠子募集十万湘军屠戮太平天国,随之产生了大量的新地主,而这些新地主,不少之前是贫下中农的子弟。战争使他们跨阶级致富,这有着较明显的示范效应。在太平天国后期,部分太平军加入捻子军,席卷鲁豫苏皖地区,间接促使了左宗棠和李合肥所代表的地主集团崛起。地方集团的崛起是相对中央政权而言的。换句话说,太平天国运动事实上直接促使了曾屠子、左宗棠和李合肥集团与女真贵族之间的分化。另一个关键,太平天国运动瓦解了这些地区之前较为稳定的社会结构,释放了被儒教禁锢的反清思想,对之后的基层教育影响极大。因此,统治阶级的分化,是百年前最重要和关键的社会特征

 

或者说,我们回溯到百年前内忧外患的时候,频繁的战乱致使赋税加剧,正常生产得不到保障,农村贫下中农人口的生存危机到了高度一致的地步。什么是饥饿?其实是一种常态不饱之下渐渐滋生的恐惧。这种恐惧在殷实人家看起来,像话剧一样,场景假,演技感强烈。但是百年前的殷实人家实在太少,更致命的是,当时的殷实人家也面临了“出柜”种种压力。除了李合肥、盛首富之流,更多的已在风雨飘摇中,例如周树人家。因此,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民间暴力活动日益活跃,进而带动了更多的中小地主,产生投资武装势力谋求自保的想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的辛亥革命积累了军事基础,也当然给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留下了遗产。贺龙的祖父,就是响应太平天国运动的中小地主代表。

 

真正重大的分化恰在于此。中小地主地位不稳,日趋飘摇,使其流向贫下中农的概率,大于晋升和维持地主地位的概率,恐惧迫使这个群体开始发生歇斯底里的反抗。五四运动的愤怒背后显然有承接这个历史恐惧。这种分化既削弱了统治阶级的力量,同时也增强了被统治阶级的力量,成为后来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规则,是所有人维持安全感的准绳。当曾屠子不经过财政规则,而直接从战争中掠夺财富的时候,被破坏的就不仅仅是规则本身,而重点是中小地主和贫下中农们照旧统治或者照旧生活下去的安全感因此被破坏和削弱了。这里指的规则是,利益兑现的规则。这也是当初女真贵族和汉地主集团苟合的基础。这个规则约束力的削弱,直接导致分化的愿望增强。显然,这也是为什么女真政权事后选择弃用曾屠子,启用左宗棠和李合肥的原因。在规则内,允许明骗不允许强抢。骗,是在规则内的行为,抢,则是突破规则的动作。

 

太平天国运动使贫困人口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同时10万湘军也滋生了不少新晋的富人和小富人。随之而来,也增加了这些新富人(中小地主)后来造反的能力。同时贫困人口在日益加剧的压迫和剥削之下,更进一步的拉近了距离。但不是贫困使人团结,而是巨大数量的穷人一致贫困,和普遍的小富人出柜压力,促使团结形成。出柜的小富人在很长一个阶段里,是穷人组织的粘合剂和润滑剂。正是有小富子弟毛泽东等人,百年前的革命才成为可能。在宏观上理解,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必然造成统治阶级内部的联合失效,分裂出越来越多被迫出柜的伙伴。被统治者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必然是更多人穷到了一致的程度,而不仅仅是到了穷的临界点一种情形。被统治者的先锋队形成,显然指的是使穷人组织起来的条件。现象上看,作为粘合剂和润滑剂的中小地主“出柜”,进入了穷人组织活动中,发挥了组织粘合和润滑的作用。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出柜”的小富人不必然是穷人组织的领导,和穷人组织的先进分子,而且穷人组织如果进一步定位是工人组织,则“出柜”的小富人成为工人组织的领导或者先进分子的概率,不仅不必然,而且概率很低。因为,工人阶级自身有着较强的组织性和阶级意识。

 

以阶级分化阶层的视角看待历史,还可以这样理解。封建时期以往的每次政权更迭,统治阶级的阶层从相对集中,到相对分散,被统治阶级则是从高度一致的贫困走向分散的贫困。唯一不变的可能是贫富对立的常态存在。直到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出现了从高度一致的贫困,走向高度一致的发展。换句话说,百年前那场历时二十多年的革命运动,实现的结果不是贫困社群从一致走向分散,而是社群仍然维持一致,是整个社群的一致改善。从无依无靠的普遍贫困,走向有所依有所持的普遍脱贫(注意,这里的“脱贫”是50年代相对40年代的脱贫,是60年代相对50年代的脱贫,而不是小富人们所谓的脱贫)。为达成一致进步或者说一致改善的效果,七十年前的革命者们,建立和加强了社群联系。在农村,通过互助组到公社的发展,使小农相互联系联合成为公社,个体的小农生产汇聚成集体的公社生产。在城市,通过大量兴办全民制和集体制工厂和百货公司等,吸纳城镇居民和青年农民成为职工,使习惯了在城镇开展小生意等小生产活动的居民,汇聚在一起成为集体劳动的职工。使向往汇入国家建设大潮的青年农民,脱离农村环境进入工厂,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一员。这其中,习惯了城镇小生产生活的居民,是最先被全民制工厂接纳的群体,但是他们本身人数较少,而且不是中国社会一致脱贫(也可理解为后来出现的一个词“共同富裕”)的主要力量,所以事实上大部分全民制工厂中,更多的是来自农村的青年劳动者。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实现目标的关键之处在于,维系集体的分配制度,即逐步建立的五大保障制度。

 

说到这,有必要回溯最近三四十年的社会建设。从计划生育强制政策实施开始,城镇职工的生育权被限制的同时,农村因为分田到户而瓦解的村集体制,也因此受益了更多的生育权。于是出现一个现象,在深圳进行社会考察就会发现,潮汕地区农村,广西东部地区农村,8090年代家庭生育五六个七八个娃的现象,很普遍。四川、湖南,和河南或者生的较少些,但只要是农村人口,就极少有独生子女的现象。

 

显然,计划生育强制政策实现的结果是,城镇职工的子弟数量被控制在相对弱势的水平上,农村子弟数量则被推为中国青壮人口的主流。由此,在这个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城镇职工子弟和农村青壮,实现了更广泛的杂交,融合。并且这种融合是以农村青壮为主力的融合。现实的来说,现象就是各种滋生于农村的陋习,开始在城市中流行。由此,人口的出身带来的背景,出现了更细致的分化。为什么说是更细致的分化呢?因为真正重大的分化并不在计划生育强制政策范围内。

 

众所周知,从分田到户之后,开始出现一个名词,或者说一个叫作“农民工”的群体。意思是以农民身份(农村户籍人口)从事工人工作的人们,他们被称为“农民工”。到了九十年代,教育改革首先冲击就是中专(职高)和技校学生,他们毕业后不再获得包分配的享有五大保障权利的工作岗位,而是被迫离乡背井流入私营单位成为最早的“学生工”,即从学校出来的第一份职业是私营单位基层岗位上的工人。虽然他们多数来自农村家庭,但是“农民工”甚至所谓的“第二代”“新生代”农民工之类标签,对于他们而言,都显然是被矮化和异化的标签

 

此外还有一个群体。也是从九十年代开始。改制下岗被迫涌向市场,成为私营单位的工人。这部分人因为之前身份残留的自尊,在珠三角,他们通常羞于向身边的外来工们张扬自己原国家职工的身份。也因此,他们在珠三角的存在感,只有深入到工人群众中才能体会,只有在工人运动中才能得到彰显。作为被分化到珠三角私营资本市场的最后一部分工人,他们与农民工和学生工之间差异明显

 

这里面我们注意到,从时间点划分,九十年代中期之前的外来工,主要是农民工,之后登上珠三角工人舞台的是学生工,紧随其后是下岗职工。这里说的都是聚集在中国工人最集中地区的外来工。

 

比外来工人数更庞大但同时非常分散的,是原城镇职工。他们也是计划生育强制政策最重要的当事人,也是整个阶级分化过程中,最关键的部分。随着改制落实到下岗阶段,下岗工人子弟开始走向更分散的未来,他们也因父辈下岗的原因,开始失去身份认同,失去曾经的归属感。在教育上得到突破的工人子弟,从此眼里只能看到资本的绚丽和人上人的舒适。而在教育上没有得到突破的工人子弟,或者成为当地工人,又或者加入到外来工行列。应该说,无论他们身处哪个环节,他们与生俱来的时代印记,虽然给他们的一致性留下了积极影响,但都无法突破时代潮流的冲刷,被分化和分裂的命运。在这个历史阶段,显然最可能达成一致性的群体是外来工。

 

时间来到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阶段,2008年之后整个由海外订单支撑的快餐式工业,瞬间陷入迷茫。也从此开始,被外来资本强力揉捏呈现一定程度一致性的外来工群体,突然的有些不知所措。也是从哪个时候开始,游离在龙华三和职介周边的工人群体开始形成,显然我的意思是,进一步的分化开始呈现。这又回到一个问题,分化和一致的异步关系。青壮农民和城镇职工被从各自的出身群体中分化出来,过程中很大一部分又被资本剥削活动压制形成一致关系(即外来工身份)。而同时,经过学校拧压后的青年农民和青年职工子弟,最终通过流向工厂形成更高度的一致性。而在整个过程中,关键的地方在于,分化影响力。即,大部分学生毕业后流向工厂成为普通工人,少部分学生则没有成为普通工人,而是成为被普通工人高攀不起的资本家或者高级白领或者政府单位工作人员等。因此带来的影响力是,学生毕业后成为工人并不是牢固的设定。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毕业生的认知归属就是分裂的。显然可以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的一致性,带有明显的强制效果。这种效果导致工人在潜意识上强化了对社会不公的反抗意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被社会制度压迫的时候,自然就有对社会制度的反抗,至少是萌芽的反抗意识。

 

我们换个视角,看一看外来工群体不远的过去。在2010年以前,加薪诉求的工人运动是常态,这在诉求类型上证明了那个时期工人斗争的性质。同时也证明了一个关键常识。人口分化的最有效工具,就是经济水平,反之,人群达成一致性(共识)的锚点,必然是经济条件,即通俗理解的,在市场经济下资源兑换的介质,钱。因此一切的利益集团在权衡一致性概率的时候,在谋求一致性的时候,无不以资源兑换的介质——钱,作为普遍标尺。之所以在工运当中,唯一一致性体现在经济的诉求,原因和土改和革命的关系一样。试图矮化和抹掉工运本质的人们,就是利用这一点来攻击,工人只有经济斗争的觉悟,而没有更高级的政治斗争的认知(这些人们认识不到经济是政治的基础,也认识不到力量在群众而不在政客的常识)。也正因为这样,在已发生过的许许多多斗争运动当中,这些矮化经济斗争的人们,只能是个旁观的门外汉。也正因此,体现了这些人和工人群众的不一致所在,同时也警示了分化助推力的价值归属。

 

2010年之后,补偿性诉求成为工人运动的常态。这当然跟频发的工厂迁移有关系。换个角度看,也是工人群体走向另一个阶段分化的信号。工厂迁移之后,对工人的直接影响就是原有的工人集体,被打散分流到市场。也就是说,补偿性诉求的工运,一般是一次性的。而对比来看,2010年之前进取型的工运,常见多次的,连串的。譬如之前有家工厂,一年期间发生了12起全厂工人参与的运动,再比如某厂,一个月内,发生了3起几乎全厂工人参与的运动。当然,这些运动毫无疑问主要诉求都是,加薪。这就对比出来,2010年之前的资本活动,客观上使工人群众的一致性得到加强。但是,促成一致性产生的联系,是不牢固的,正如后来发生的事情,随着工厂的迁移,工人的一致性也随之分化。分化则是整个私有制时代的主旋律。也只有社群不断的深入的分化,才有可能使得少数人掌握控制多数人的力量。而多数人对一致性的实际认可,则将是少数人获得优势资源的关键阻力。当然,分化带来的低效率,就像双刃剑一样,时时刻刻也在威胁着少数人口的精贵们。为追求更大的利润,或者说为获得利润的效率更高,精贵们又不得不努力在分化和一致性中间,进行平衡操作。所以,在一个无时无刻都在宣扬精英价值标准的社会里,一个精英主义无处不在的社会里,一个分化和分裂随时随地进行着的社会里,我们必须脚踏实地扎根基层,方有可能敏感到阶层分化的形势。

 

社会分化(分裂)活动,是我们的巨大挑战。如何在客观世界的分化活动中,踏上准确的节奏,是汹涌潮头下,立于不败之地的基本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顺势而为的认知尤其显著。百年前军阀混战的时期,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势力都以军队为旗杆子,三五条枪,十来号人,就能拉起队伍占一方领地。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的政权斗争的表现形式,具有高度一致性。显然,这种一致性的表现并不是深奥的道理,而是最基本的常识逻辑。在这个阶段,为什么是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因为当时党的领导集体他们看不到现实社会的潮流,也意识不到社会分化活动的节奏,不能捕捉到社会分化运动中的一致性关键所在,所以,毛泽东指出的常识,尤显关键。

 

经过党内激烈和残酷的斗争,长征之后毛泽东终于取得了领导权,党也正式进入稳定团结的道路上,坚持到了和逃跑军阀张学良的交集,进而促成西安事变(注意,张作霖是杀害李大钊的刽子手)。再一次推动国共回到更大的一致性上来,从此进入了国民党历史上的抗战时期,也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显然,逻辑是,虽然是你死我活的矛盾,但是国共两党有着抗日这一共同的大目标,那么搁置分歧,合作抗日则符合大势所趋。更重要的是,党内绝大部分的领导干部,都清楚第二次国共合作对于党事业的作用和意义。所以,红军可以改编到国民党序列里,成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如果换是革命洁癖者之类,这几乎接近改旗易帜的事情,能做到么?共产党的军队为什么接受国民党的编制?这个问题换到今天,怎样理解?

 

那么分化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内涵之一,从敌人的分化积蓄我们的力量。最开始,吸引旧军阀的加入,进入到国民党的分化场景,参与国民党的建设,利用国民党的渠道吸收更多追求进步的旧军阀,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吸收国民党俘虏和投诚者,接纳国民党反蒋势力……总之一切从敌人阵营游离和剥离和脱离出来的力量,我们统统接收,进行改造,使之融入。这就是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一直坚持的重大策略。所以,分化问题是毛泽东关注的焦点,也是把握形势的关键。

 

在几十年的历史回溯里,显而易见的分化,分化,再分化。到了后来,分化的节奏出现了不一样的隐晦的操作。以至于后来的人们,身在其中而不知所以然。这里,我忽然想起说起,十多年来我们所面临的分化。早在最初的时候,走出夸夸其谈的“左派”群体,来到浩瀚如海的工人群众中,显然是一次走向自觉的开始,也是被历史大潮潜移默化的分化。我们和政客派分化,和教条派分化,和精贵主义者分化,和冒险派分化……不知不觉,我们就和普通的工人群众一样,成为社会沉淀最底的,无声无息埋在时代最深层的人们,为活着而挣扎。

 

另一方面,从农村劳力中分化出来的工人,有许多渐渐的开始怀念农村,怀念农民的身份。正如我们现在返乡看到的那样,留在农村发展的农民,他们仿佛既悠闲又富裕。村庄里,别墅一样的楼房比比皆是,村村通的公路上,小车川流不息,人们散漫的在乡镇里晃荡,麻将馆里总是围满了口袋里有些钱的农民。只要一说起搞什么营生,那么总是,到处的小工地干一天两三百,家里有楼,房里有粮,完全可以干一天玩三天的节奏,正经的大神气派。然而,更多的农村劳力事实上仍然义无反顾奔赴千里之外。我们总能被表象钓起一点点羡慕,同时又总能被现实锻打得毫无脾气。所以,分化大势潮流,我们不可抗拒。接纳、改造,合作,求同存异的发展,是我们必须的努力。

 

条件

 

首先是正确的路线。

 

我们回溯百年前的历史,就会发现,早期毛泽东最重要的社会活动,是在湖南农村的调研和考察,最重要的社交关系,是和农民群众之间的紧密联系。结果不仅是众多从农民群众中脱颖而出的积极分子们,对毛泽东产生了信任和认可,而且因为这些积极分子们的认可,以及毛泽东主导的群众路线的实践,使根据地及周边的普通农民群众,纷纷加入到井冈山革命大潮里。井冈山革命阶段,可以认为是闽赣农民运动和军事集团有效结合的一场运动。在这个阶段里,闽赣革命老区的农民武装并入了红军,同时大量的群众纷纷加入毛泽东的队伍。以至于在经过五次反围剿之后,被迫长征路时,中央红军人数已从朱毛会师时的5千多人,增加至近10万人。没有大量的与农民群众的接触,没有切实有效的与农民群众的联系,是不可能在当时的条件下实现队伍如此迅速的壮大。我们都知道毛泽东的三湾整编,关键举措是将党组织建立在队伍基层(连队)。不仅是牢牢的将军事队伍掌握在党组织手上,同时最核心的意义在于,将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军事队伍的基层,从而使军事队伍成为党政策的执行者,党路线的体现者,和党思想的表达者。所以,关键是由毛泽东群众路线为主导的党。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毛泽东的革命历程,是长期处在被否定被孤立被瞧不起的境遇中。那么他被谁否定?被谁孤立?被谁瞧不起?他不是被当时的农民群众否定,孤立,和瞧不起。即使是在后来,我们也不应当忘记,毛泽东被各种捧杀的历史。

 

那么,客观条件有哪些?

 

说起列宁的观点,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即足够数量的背叛者出现。这里面有个关键,背叛者不由任何人主观决定,社会力量的碾压之下,背叛者自然而然出现。百年前的中国,女真政权不是因为八国联军入侵而灭亡,不是因为中日、中法、中英等对外战争失败而灭亡,也不是因为太平天国运动而灭亡。真正导致女真灭亡的原因,是频繁的战乱促使女真统治集团的背叛者不得不背叛。首先是袁世凯的私军,其次是孙中山的同盟会。女真不是被人民推翻的,而是被统治集团内部的背叛者联盟,推翻的。在整个辛亥革命期间,中国的主要人民(农民集团)并没有提出要求,也并没有主动站队。或者,我们可以认为,辛亥革命本质上是统治集团内部之争,而不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争。而且,最终辛亥革命获得胜利,关键因素还在于背叛者袁世凯。所以,辛亥革命更迭的政权,并未推翻女真贵族的价值存在,女真皇帝依然在明朝的皇宫里,依然有太监和宫女,依然有锦衣和玉食。甚至,这种并非革命的运动性质,使得袁世凯仍然存有改朝换代当皇帝的冲动。

 

百年前的局面,经过辛亥革命确认,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事实已形成。而经过太平天国运动确认,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也是事实。但是被统治者的先锋队组织是否形成了呢?在共产党成立之前,从同盟会而来的国民党已经成立。然而,这个组织是否代表了被统治阶级?显然,所有不能代表被统治阶级的先锋组织,都不可能获得来自被统治阶级强大的凝聚力,因此国民党在接下去的几十年里,一直是共产党壮大的养分。

 

回过头来说,记录历史的人们决定了我们比较容易看到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各种现象,但不容易直观的看到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具体证明。所以,我们更多只能从较为清晰的统治阶级状况,去反观被统治阶级的状况。自从西方入侵以来,女真政权和汉地主集团为应付对外赔款,使被统治阶级的生存每况愈下,不仅使足够多的被统治者不能照旧生活下去,随着动荡局势的持续,统治集团的背叛者也越来越多的出现。也就是说,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统治者,裹挟着更多被统治者不能照旧生活下去。

 

我们回溯中外历史,就会发现统治集团的内斗往往是革命的导火索。那么统治集团为什么会内斗呢?显然,中央力量的衰弱是关键原因。人都是欲望动物,有三分颜色,大多数人就敢开染坊。在中央力量衰弱的阶段,曾屠子、李合肥等就敢于明目张胆骗财政巨款,袁世凯更是公然将北洋军进行私有化操作,孙中山也能够凭着钱多多而造反。而支持孙中山的,显然除了体制外的新地主集团,也当然的大量来自女真政权体制内的官僚和裙带。然后,中央力量为什么会衰弱呢?这就要回到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的问题上看,利益兑现的规则,也是中央财政最重要的基础。进入女真政权后期,土地兼并日趋严重,但是地域宽广,人口庞大,这使得女真政权仍具有较为稳定和可持续的财政收入。八国联军入侵之后,巨额赔款和之后的频繁战乱,特别是太平天国和捻子军的运动,使女真政权的财政周转出现了巨大障碍,直接导致汉地主集团强行打破了女真政权的财政系统,使巨额的财政资源涌入李合肥之流的私囊。财政系统周转不灵,李合肥之流的汉地主集团中饱私囊,是女真政权中央力量衰弱的关键所在,也是后来袁世凯集团所以崛起的关键背景。

 

所以,虽然我们知道列宁归纳了三个条件,但深入的对照现实,会发现自古而来,被统治者不能照旧生活下去,更早于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而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更迭,统治集团内部集团权力的更迭,定然在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之后,辛亥革命显然属于这样的情形。经过北伐战争之后,辛亥革命完成的是统治集团(女真权贵)向另一个统治集团(汉族地主)过度的任务。在这当中,新的汉地主集团的代表袁世凯集团,本身就来自女真政权内部,而体制外的地主集团显然对袁世凯集团抱有极大的期待。这就回到了一个共识原则,利益兑现的规则。所有的利益集团都期待建立和坚决的维护对自己有利的且稳定的利益兑现规则。袁世凯集团本身和李合肥代表的老地主集团,以及国外政治资本都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而正在崛起的新地主集团,对海外政治资本有深深的依赖(他们许多事实上是买办和地主的双重身份),因此袁世凯集团也就具备了成为各个地主集团媾和的大床条件。所以,当孙中山被抛弃的时候,一切都自然而然,众地主集团转而拥护袁世凯为代表,共建新秩序(新的利益兑现的规则)。

 

汉地主集团的合流,取代了女真贵族集团主导的女真政权。李合肥之流为这个过度产生了强大的推力。正是李合肥的推动,使得当时的汉地主集团对女真权贵集团产生了普遍和强烈的背叛欲望。李合肥客观上成了汉地主集团的卧底,以女真贵族代表的身份,挑起满汉统治者的仇恨和对立情绪。为汉地主集团的崛起营造了恰当的气氛。而来自富农家庭的毛泽东,和来自破落地主家庭的周恩来等,都曾经是汉地主集团的一员。他们在汉地主集团的内斗中,从背叛女真权贵集团的汉地主集团中叛离出来,竖起了革命旗帜。那么说,女真权贵集团和汉地主集团的冲突,显然也是直接促使汉地主集团的背叛者走上阶级革命道路的关键动力吧?

 

显然,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是这一切产生的背景,也是这一切发生的关键条件。

 

然后我们来看看第三个条件,当时是什么情况。孙中山的同盟会是诸多“反王”的联盟,其中就可看出,当时的造反风气是何等剧烈。在同盟会之后,受到苏联影响的精贵们,毫无疑问和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影响的精贵们一样,认为这是条改变社会规则的终南捷径。事实上,我们永远的必须的不能认为身处被统治者之外人们,会天然的产生真实的被统治者的立场。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显然不可能具有真实的当时贫下中农的立场。他们首先的立场是国家(民族),是来自苏联革命带来的理论上的阶级立场。所以,在中国共产党初期,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安然在上层路线里,遨游博浪。也因此不难理解,后来陈独秀成为托派分子的合理性。

 

换而言之,在最早时期,第三个条件其实并未真正形成。直到国共合作破裂,毛泽东走进湘赣闽,开始井冈山革命,来自湘赣闽贫下中农群众的众多先锋,汇入到共产党的队伍中,第三个条件,才开始逐步形成。可是,第三个条件如何解读,却在当时人群中被忽略而过。甚至普遍认为,是认可马列主义的地主们担当了第三个条件的大梁,譬如说发生在海丰的农民运动,地主彭湃直接代表了第三个条件。这样一来,精英主义的关键作用得到了证实。群众路线成了精英主义的附庸策略。也间接证明了,在后来发生的一切的必然性。

 

我们要看到,群众路线是第三个条件的灵魂,是第三个条件成立的关键。军队容易建立,有钱就行,但是第三个条件要实现,则必须有三湾改编带来的改变,群众路线落实到整个队伍的每个角落。毛泽东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使得红军成为真正代表群众利益的组织,使得党真正成为能够发挥先锋作用的组织。也就是说,直到三湾改编之后,中国革命的第三个条件才真正开始形成。

 

群众路线的落实,是第三个条件形成的关键。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则是第三个条件产生的基础。百年前的朝代更迭没有结束地主集团的持续分化,这也是后来革命发生的重要背景。动荡的社会带来了机会,不仅是资产阶级的,也是无产阶级的。在这个阶段大量的地主集团成员,流离失所,游离在了贫困线上下,成为推动社会动荡的主要力量。而频繁的战争和权力失序,则使大多数贫下中农无法维持之前勉强糊口的生活,不得不在生和死之间做出抗争,由此逐渐凝聚产生抗争的一致性,则必然因此产生一些积极分子和先锋成员。地主集团的“叛徒”具有引发社会动荡的能力,来自无产阶级群众的先锋分子则具有落实群众路线的能力,两者达成一致性,则是第三个条件,组织和领导广泛群众的条件。或者说,第三个条件,也是在第一和第二个条件逐步形成的条件下产生的。因此,在不脱节于第一、二条件的判断之后,才能对第三个条件的情况进行分析和判断。

 

回过头来说,第一个条件是,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在百年前的统治阶级毋庸置疑是曾和女真贵族“勾搭成奸”的老地主集团,以及与西方资本“勾搭成奸”的新地主集团。其中老地主集团因为长期寄生在女真政权身上,随着女真贵族集团的衰弱,自然而然与之发生分化。在这个分化过程中,和女真政权之间的依附距离,分别产生了李合肥集团,袁世凯集团,和依托海外资本的孙中山集团。因为是依附性质的存在,李合肥集团的独立性很弱,失去了女真主子,他们很快就分崩离析。而袁世凯集团次之,在袁世凯死后,这个集团当然的也陷入了分裂。孙中山集团本身是由相对松散的地主和资本小团伙组成,他们的一致性在于反清,在这个一致目标实现之后,自然而然的分崩离析。所以,自太平天国之后,到中共建党之前,中国的统治阶级就持续在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剧烈动荡中。

 

换句话说,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关键指标,就是统治集团中的各种势力,开始失去具有一致性的利益兑现途径。大家获得和维护自己利益的途径,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分歧和冲突。李合肥的利益兑现途径是贪污女真政权的国家财政(国库),而袁世凯集团的利益兑现途径,本来是女真政权的国家财政,结果被李合肥这么一折腾,袁世凯只好从民间资本搜刮财富,用于兑付集团利益。因此,袁世凯和李合肥的矛盾作用到了女真政权身上。当女真政权不复存在之后,李合肥集团也随之烟消云散,成为村巷里的大户,上不得朝堂。袁世凯集团从女真政权实现利益兑现的途径被李合肥堵死之后,也亟需另某出路。于是,共和制成为它与孙中山集团达成的一致。但是很快,袁世凯称帝,一致性打破,不仅袁世凯集团和孙中山集团因此分化成为冲突势力,甚至袁世凯集团内部,也因此分崩离析。所以,袁世凯一死,军阀林立。

 

第二个条件是,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经过太平天国运动,我们可以确认,当时的贫下中农已到了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境地。再进一步看,在扑灭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曾屠子所带的10万湘军,有不少从贫下中农跨越为地主和富农。但真正的关键在,被屠杀的太平天国军人,绝大部分是之前的贫下中农。换而言之,战争使贫下中农人口减少,同时使部分贫下中农跨越阶级,成为榜样,成为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一种结果。然后再看,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抗争,必然是早于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到了辛亥革命后,照旧不能生活下去的被统治阶级已经在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底线(生死边缘)徘徊有了几十年。且这样的徘徊时间越久,被统治阶级反抗的一致性就越强。曾屠子以官方名义用金钱主导募兵,十年组成了十万团练。三湾改编之后,躲到山里的党组织以造反组织的名义用群众路线主导募兵,六年时间组成了近十万的红军。进入抗日战争时期,短短几年时间,在群众路线的主导下,上百万的军队悄然形成。

 

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引发的一个问题,被统治阶级的标准是什么?这个问题常常被人们概念性的一掠而过。把标准具体化,统治阶级是指,在社会活动中获得资源分配优先权的人们,通俗理解就是有钱人。被统治阶级就是指,在社会生产中,常态处于被限制资源分配权的人们,通俗理解就是穷人。在调研被统治阶级状况的过程中,毛泽东把跟被统治阶级生存状况息息相关的各种信息,都进行了了解和分析。事实上,被统治阶级的状况不是概念性的,而是能够对应到方方面面细节具体的信息。首先就是人口,以经济水平为指标,区分人群和对应人口数量;其次就是职业属性,显而易见毛泽东认为当时的人口绝大多数是从事农业生产的贫下中农;第三是矛盾焦点的一致性。

 

在贫困人群当中,做细致的分类,知道每种不同类别的人口状况,数量,和诉求焦点。也因此能够更客观和准确的判断,被统治阶级的分化程度,以及一致性。从而找到有效的方法,聚焦一致性的行动。正是在大量的实践调查之下,毛泽东总结归纳了当时中国阶级矛盾的种种关键点。那么这里要提个问题,为什么百年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热衷高唱苏维埃革命的马列调子,却不重视实践调查和阶级状况的总结归纳呢?因为他们是为了革命理论而进行革命实践,而不是为了无产阶级(穷人)当家作主而革命,不是为了阶级利益而革命。也因此,如果没有毛泽东主导的三湾改编,我们无法相信他们会最终取得胜利。进而理解发现,毛泽东独特于其他领导人的许多主张,在今天看来都具有常识属性。然而,正是因为其他领导人本身没有群众路线的思想基础,所以在常识面前仿佛孩童一般幼稚和无知。譬如说,枪杆子里出政权,这是不是一个常识?在军阀林立,战乱频发的年代,这不应该是一个常识么?譬如说农村包围城市,这是不是一个常识?在全国城市都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时代,在一个太平天国灭亡不过几十年的时代,在一个地主集团显然仍是统治阶级的时代,农村才是阶级矛盾的主场,才是最迫切需要革命的环节,这是不是一个常识?再譬如说井冈山革命时期,敌众我寡的现实是不是常识?敌众我寡的现实里,采取游击战术是不是常识?四次反围剿使用游击战术取得的胜利,是不是常识?为什么常识被当时的领导集体否定?原因只有一个,当时的党集体没有群众路线的思维,没有群众立场(阶级立场)。他们只想着建立政权,和快速取得更大胜利,而不是想着政权是为谁建立,胜利是谁的胜利?没有顺着群众的目光着眼现实,和展望未来,没有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革命目标里,当然也毫不在意群众成为炮灰,为了他们的“理想”而灰飞烟灭。这让人想起,传说毛泽东晚年曾自嘲认为,自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其中关键就在于,目标和路线的区别。毋庸怀疑的是,当时的领导集体,对无产阶级群众的了解,一定是无知且盲目的。他们必然不知道,被统治阶级具体是哪些人们,他们的状况是怎样的,他们分类(分化)和一致性又是怎样的……自然,在判断革命条件的时候,无知的“工人阶级革命”理论,就因此堂而皇之了。

 

第三个条件显然是绕不过去的必要条件。而群众路线无疑是创立和建设无产阶级政权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

 

准备

 

从共产主义小组的形式来看,最初并不存在有效的组织形式,是苏联介入,并担当了建党的领导者,党组织建设才开始起步。换句话说,陈独秀和李大钊并没有建党的能力和实力,但是他们却是早期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因此说,没有苏联,没有群众路线,仅仅依靠思想传播者们,并不能够建立有效组织,和保障组织的有效性。但作为准备工作,显然思想传播也是重点和关键环节。然而还必须指出,李大钊很快就牺牲了,而陈独秀不久也投降了托派,他们都没有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艰苦卓绝的参与者。

 

回顾发现,一大建党的12人,毛泽东和董必武,1921年至1949年,共28年在党组织内,与中国革命战争整个历程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期间,毛泽东的妻子、孩子、弟弟等亲人为革命事业付出生命,他也多次被党内集团打压和夺权,甚至多次游离在生死边缘。同期,陈独秀做了什么?其他一大的代表们,又做了什么?我们不能找理由说,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贡献。如果不能保持一致性,何来的力量?没有力量,又何来的胜利呢?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做到了难能可贵的榜样。他不仅是表面看到的牺牲,更深刻的是,他对党组织的不离不弃。而之所以屡次被排挤被打压被夺权,他仍然没有离开党组织,没有离开革命队伍,正是因为他对群众路线的坚定立场,对实现革命目标的坚定立场,他时刻注意到组织力量的必要性,促进和发挥一致性效果的必要性。在整个革命战争时期,党组织历经多次权力更迭,甚至不少党内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惨遭屠杀,可以说革命的残酷性不随人主观愿望而温和,同时对革命者的坚韧是极大的考验。

 

再回顾一段特殊的历史,井冈山革命时期,三湾改编之后,毛泽东和朱德在红四军的管理上,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分歧。在分歧激化时,经过党组织的选举,毛泽东落选原任的前委书记。这个事件的重大意义在于,群众路线不仅是在党外,而且也应在党内。正是由于党创建初期的中央背景,决定了群众路线的缺位。苏联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党也充斥着马克思主义骨子里的精英思维,再加上三湾改编成效尚未巩固,旧军阀习气在队伍中仍保存一定的实力。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党内群众路线的工作,有多么的不容易?在这个阶段毛泽东思想的处境,可以说是非常艰难。

 

统一思想,是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时期贯彻始终的党内的群众路线。为此,我们不妨回味一番,从毛泽东和朱德的分歧,和陈毅的分歧,和后来整个党中央的分歧,再到遵义会议弥合分歧,之后再次因为军事决策上,毛泽东反对攻占打鼓新场,而被撤职。换而言之,即使毛泽东通过许多的实践证明了其军事路线的正确性,但因为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本质是其坚持和坚守的群众路线的反映,不仅仅是军事技术上的表现,所以在还不具备群众路线思维的党领导集体看来,毛泽东的观点常常不具有合理性,不能说服他们,也不能得到他们在认知上的信任,或者说党集体对毛泽东的排斥背后有深层次的原因。这在打鼓新场冲突之前……假设说,毛泽东不是一大代表,那么他不知道他要被开除多少次党籍了吧?例如傅柏翠那样。

 

群众路线的另一个表现,土改。这是在军事斗争基础上,毛泽东始终紧抓的一项重要工作。通常理解,土改是土地革命的形式。往具体上说,土改的动作是打土豪分田地。结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看,土改也是党经费的一个来源。但是,土改的目的真的主要是为了筹集革命经费么?显然,土改主要作用是针对土地资源高度集中之下,农业生产者和农业食利者之间矛盾进行的群众工作。即,回应群众的需求,从而争取更多的群众加入队伍,削弱敌人的力量,壮大我们的队伍。

 

另外提个问题,贫下中农毫无疑问是被统治阶级的主要人群,那么富农属不属于被统治阶级成员?在国家范围上讲,以国家的总人口为基数,相对贫下中农而言,富农当仁不让是统治阶级一员,但相对地主集团而言,显然富农还比较接近被统治阶级的位置。所以,从国家层面来看,富农应属于统治阶级中较为容易向贫下中农立场转变的成员。那么回过来说,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主要是看贫下中农能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然后看富农被推向贫下中农的动力有多大。这其中要注意到矛盾焦点,农业生产者和农业食利者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而富农和贫下中农之间的矛盾是次要矛盾。因此,组织发动贫下中农,团结富农(小地主),安抚开明地主,打击土豪劣绅,这是时时被强调的策略。

 

但是,阶级立场不能被阶段性策略抹掉。团结富农,甚至团结中农的时候,都不应当丢掉贫农立场。也就是说,土改受益的主要是贫农,而不是中农,甚至富农。所以,个体维权能力最弱的贫农,土改后的确权措施尤为关键。土改确权的关键措施其实是红军。但是红军如果转移了怎么办?换句话说,老百姓怎么办?贫农怎么办?于是部分贫农选择了加入红军。但是更多贫农没有加入部队,还要生存,怎么办?这个问题一度成为焦灼在毛泽东心头的重大问题。所以,除了军事队伍的建设壮大,根据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农村的统一战线工作也是关键之一。并不是每个地区都有一个蛟洋傅柏翠。

 

以海丰的彭湃为例,民间说法彭家是海丰地区首富,拥有的田地“乌鸦都飞不过去”,意思是不停歇的话,鸟也飞不过他家的田地。高度集中的田地资源,反过来说就是,当地大量人口没有田地。在一个工业极为落后,商业相对落后的地区,没有农业生产则无法维持当地经济,大部分人没有农业生产的主动权,那么就意味着生存的主动权也没有。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彭湃是如何在当地发动革命运动的呢?他无论如何呐喊和宣称,当地农民都无动于衷,最后他采取的方式就是,当众将他家的田契地契付之一炬,向当地农民群众证明其革命的真实性,由此获得了一些当地农民的认可和拥护。但是,这种认可和拥护没有持续。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海丰并没有再延续彭湃发动的革命浪潮。也没有像闽西的傅柏翠那样,实行地方红色自治。土改,核心不是分掉地主的田地,而是使佃户和贫农获得田地,并且使他们分到的田地成为公认的他们的田地,即为分到的田地进行确权,和保护确权后的土地权。

 

落实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后,除了战争,最重要任务就是土改,持续的土改。毫无意外,土改动摇了地主和富农对党的支持,使混入党内的部分地主和富农想方设法篡夺组织领导权,打击甚至残杀党的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另一方面,土改毫无疑问凝聚和巩固了群众对党的队伍党的政策的支持,使党的政权在农村地区落地生根。但是,土改的前提是什么?是军事力量。那么军事力量的前提又是什么?是粮草和人力资源。然后粮草和人力资源的前提呢?是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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