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欧亚主义之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建构

　　▍玉兹整合：哈萨克斯坦的地区权力结构

　　《哈萨克斯坦民族百科全书》指出：“玉兹（Juz）作为哈萨克汗国的行政区划是由15-16世纪期间形成的部落氏族联合体所组成，即世居于七河、楚河、塔拉斯河、锡尔河及伊犁河流域的大玉兹十一部，横跨阿勒泰山与乌勒套山之间的哈萨克丘陵额尔齐斯河流域的中玉兹六部和叶德尔河、扎伊克河、额尔格斯河、图尔盖河、托博尔河流域的小玉兹三部。三大玉兹二十部是哈萨克汗国境内构建凝聚塞、匈奴、乌孙、康居、突厥、乃蛮、克烈、钦察、金帐、蓝帐及莫卧儿汗国的主体部落，拥有共同历史、语言、文化、信仰及血缘关系。”

　　哈萨克人代代相传：“给予大玉兹马鞭，让其放牧；给予中玉兹纸笔，让其辩论；给予小玉兹长矛，让其抗敌。”研读古老的传统分工不难看出，小玉兹负责军事，中玉兹负责政治，大玉兹负责经济。另一方面，这又代表着小玉兹敢于冲锋陷阵，中玉兹忠于文化传承，大玉兹善于精打细算。近代以来，哈萨克社会的重大变革均由中玉兹精英发起、组织和完成的。中玉兹精英提倡学习、吸收西方文化思想，始终坚持“另起炉灶”的发展原则，强调在不侵蚀哈萨克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创新。

　　由于以哈萨克中玉兹为主、小玉兹为辅的阿拉什党政治精英在俄国内战时曾长期与布尔什维克为敌，因此在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运动中被彻底根除。1964年勃列日涅夫推行干部民族化与本土化之后，出生于阿拉木图大玉兹厄斯特的哈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库纳耶夫成功运用哈萨克玉兹部落纽带关系，构建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地方民族官僚体系，割据一方，为哈萨克基层精英踊跃参与苏维埃政治创造了条件，奠定了以大玉兹为核心的哈萨克地方行政体制，初步确立了当今哈萨克斯坦政治及经济精英的雏形。

　　在大玉兹恰甫拉西提部出生的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强调国家稳定的核心是族裔团结，哈萨克内部团结是重中之重，并且提出12条相关必要前提：（1）基因关系与共同祖先；（2）共同语言；（3）共同遗存价值观；（4）共同文化；（5）共同历史；（6）共同人种特征；（7）共同信仰；（8）共同统一领土；（9）共同统一国家；（10）共同经历；（11）共同空间；（12）共同领袖。《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延续民族精英化进程，培养新一代“黄金青年”是现阶段哈萨克三大玉兹的共识。

　　迁都阿斯塔纳可谓哈萨克政治精英之政治结构及权力平衡的重组，即大玉兹-中玉兹联盟。处于政权核心的大玉兹通过将国都迁至中玉兹腹地，一方面实现了资源的再分配，复兴了这片曾经被高度殖民化的地区，让中玉兹在可控范围内获利壮大，重归历史之地位。另一方面，中玉兹以此支持承认大玉兹在哈萨克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在国家构建过程中全力配合，进而成为哈萨克官僚体系与教育领域的中枢支柱。

　　非主体族裔的大规模外迁、海外哈萨克人的回归以及本土哈萨克人口的自然增长等因素，使哈萨克斯坦南部锡尔河流域两州和西部四州，率先完成了民族结构单一化和地方精英本土化进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之“欧洲西部-中国西部”高速公路及中欧铁路线均横跨以上地区，最终进入欧洲。

　　▍意识形态多元化与权力结构再平衡

　　随着苏联解体、美苏冷战的终结，维持区域地缘空间统一的原信仰大厦土崩瓦解，接踵而来的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各国工业体系之间相互“脱钩”与“断链”，引发地缘经济动荡，致使民心开始涣散、各方势力蠢蠢欲动，政治与经济资源的持续枯竭激化了族际矛盾，导致社会根基日益脆弱。欧亚主义就是在这一特殊背景下，被位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政治精英所动用。该思想意识除了能最大限度地弥补突如其来的意识形态真空、安抚民心外，还可以延续、巩固原有的经济空间与生产体系。

　　哈萨克斯坦政治精英在“丁”字形的欧亚主义思想基础上，将其延伸成多元化。以南北走向的哈萨克民族主义为中轴，并入了自西向东横跨里海的泛突厥主义与贯穿中亚河中地区的图兰主义，已构建出“王”字形的多元意识形态体系，其核心功能是既可相互联合，又可相互制衡，更关键的是可根据人口结构与国家利益的变化进行管控调整。总体而言，哈萨克斯坦意识形态体系的目标，是构建哈萨克斯坦爱国主义。需要确切说明的是，哈萨克斯坦爱国主义的核心是以阿拉什主义为主轴的民族主义，而构成阿拉什主义的两大支柱，分别是代表乌勒套精神的人文主义阿拜思想（Abay’s ideology）和民主资本主义的阿里汗（Alikhan Bukeikhanov）学说。前者强调族际和谐、文化和睦、求同存异与相互学习，后者坚持北方哈萨克-鞑靼-巴什基尔联盟。

　　近来，哈萨克斯坦朝着深化区域内部合作的方向努力，首先是因为经过30年的独立发展，国家综合实力大大提升，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由此可以将战略眼光放得更远。其次是维护中亚区域战略均势与平衡，通过内部协商解决争端，对外保持一致，避免大国干预，此举也可以理解为“中亚是中亚国家的中亚”。最后是中亚各国决策者的观念变化，各国领导人意识到，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只有五国共同合作方能化解危机。需要指出的是，中亚各国所有的政策制定或调整，都是为了维护独立与主权。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希望摆脱依赖，实现全面自主，联盟选择不过是为了实现该目的所采取的策略。现阶段，身份认同在联合中亚各国上的影响不大，但在凝聚国内力量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来的一系列重大政经变革，将进一步影响哈萨克斯坦的民族国家建构。

　　首先，实施哈萨克字母拉丁化。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中指出，要在2025年之前全面完成哈萨克文拉丁化的推广工作，实现拉丁化哈萨克文在各个领域的覆盖和使用。虽然这是在不动摇俄语法律地位的前提下进行的改革，但对以俄语为母语的非主体民族而言依旧是个打击。改革导致政府机关、国有企业、服务及金融机构对国语的要求提升，其所属工作人员必须同时掌握至少两种语言和文字。这自然削弱了单一俄语族群的竞争能力，迫使其选择移民他国，而俄罗斯联邦正在推行的“同胞”移民计划则会加速这一进程。因此，文字改革将长期有效地推动哈萨克斯坦人口结构的单一化。

　　其次，升格奇姆肯特（Shymkent）市为国家直辖市及提升图尔克斯坦市的国际地位。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于2018年6月19日批准国家行政区划改革方案，将南哈萨克斯坦州更名为图尔克斯坦州（Turkistan），并将其州级政府机关由奇姆肯特迁移至图尔克斯坦市，而奇姆肯特则升格为共和国第三大百万人口的直辖市。突厥语国家在2021年3月31日召开的合作委员会非正式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图尔克斯坦联合宣言”，授予哈萨克斯坦图尔克斯坦市“突厥世界精神首都”的地位。自此，图尔克斯坦作为哈萨克斯坦民族精神复兴的象征，成为新一轮中亚区域一体化的源泉与文艺复兴重镇。奇姆肯特市则作为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枢纽，借此提升哈萨克语的国际地位与南部的城市化水平，增强区域竞争能力。

　　第三，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同盟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坐落于七河阿拉套山（Jetisy Alatau）南北两侧的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不仅在文化上同属草原文明体系，而且两国政治及经济利益长期以来始终保持高度一致，可谓血浓于水的兄弟国家。对哈方而言，吉尔吉斯斯坦的地缘政治重要性高于经济因素，即七河地区的地缘完整性。七河地区作为“中亚的心脏”，是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交通枢纽，自古延续着“得七河者得河中，得河中者得中亚”的发展规律。2021年1月28日，吉尔吉斯斯坦当选总统萨德尔·扎帕罗夫（Sadyr Japarov）正式宣誓之际，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特使兼民族和睦大会副主席詹塞伊特·图伊梅巴耶夫（Janseiit Tuimebaev）在其就职典礼上表示，哈、吉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更上一层楼。显然，这些示好不仅是在言语层面，其影响也不限于两国范围，至少，哈、吉同盟的深化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以铁路为核心的中亚区域交通一体化。

　　[ 延伸阅读]

　　托卡耶夫执政后

　　哈萨克斯坦形势政策述评（节选）

　　✪陈寒旭、韩隽

　　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后纳扎尔巴耶夫时代的哈萨克斯坦

　　2019年6月9日，哈萨克斯坦大选如期启动并顺利完成选举。纳扎尔巴耶夫的积极支持者、拥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资深政治家托卡耶夫高票当选，成为继纳扎尔巴耶夫后的第二任哈国总统。新总统上任后积极作为，延续首任总统时期的内外政策，加大力度刺激经济，于保民生稳政局的同时，先后在政党、选举等方面颁布重要文件，并成立国家最高改革委员会，逐步推进国家政治改革。

　　托卡耶夫上任后，陆续出台政令，改组政府，调整高层人事任命，进一步提高国家治理体系的效率和现代化水平。此外，还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政党、议会的重要法令，将政治改革提上日程。2019年6月17日，托卡耶夫签署《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总统令，大刀阔斧改组哈国政府。

　　进入2020年，虽然哈国内外形势愈加艰难，但托卡耶夫政府仍不断推动政治领域的改革。

　　首先，以达丽伽·纳扎尔巴耶娃去职为契机对政府高层领导进行调整。2020年5月2日，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终止参议院议长达丽伽·纳扎尔巴耶娃的职权，随后在推特上对纳扎尔巴耶娃担任议长期间开展的“积极且富有成效的工作”表示感谢。4日，现年49岁的原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玛吾林·阿什姆巴耶夫当选为哈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参议院议长。此后，托卡耶夫任命45岁的阿伊达·巴莱耶娃为信息和社会发展部长，任命41岁的达吾然·阿巴耶夫为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除这三人外，哈政府高层还有48岁的安全理事会秘书亚瑟特·伊斯克涅夫、46岁的“祖国之光”党第一副主席包尔詹·拜别克和43岁的总统顾问埃兰·卡林等“年轻力量”。

　　其次，颁布有关政党、选举的重要法令，成立国家最高改革委员会，释放推动政治改革的信号。2020年5月25日，托卡耶夫签署并批准《哈萨克斯坦选举法修正案》和《哈萨克斯坦政党法修正案》。新法案规定，要在政党选举名单中给妇女和青年至少30%的选票配额。此外，注册政党所须征集的民间签名由4万人降至2万人4。同日，托卡耶夫还签署了此前争议较大的《关于对组织举行和平集会的法律进行修订的法案》,该法案对民众举行和平集会示威活动作了详细规定，为民众同政府对话创造了更多机会。28日，上议院审议通过《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议会及其代表地位法》修正案及《就议会反对党问题对哈萨克斯坦议会委员会法进行补充修改》法案。新法案对哈国“反对党”进行定义并将其合法化，同时赋予反对党提名下议院常设委员会主席候选人的权利，这些举措在哈国是空前的。新法案的通过将有效提高女性和青年的参政机会与热情，并将对多党制的进一步形成产生积极影响。

　　哈国长期依赖能源出口拉动国内经济，这种单一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其经济发展明显呈现衰弱态势。近年随着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哈国经济发展乏力，民众开始对经济发展缓慢和社会福利不足等问题表现出不满。为此，托卡耶夫新政府加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改善营商环境，加强旅游业和制造业等产业经济发展，确保社会稳定。

　　2019年托卡耶夫上任后，将民生问题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并陆续出台大批惠民政策。11月18日，政府推出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的“5-20-25”住房计划。在帮扶低收入弱势群体方面，托卡耶夫推行为贫困人口免除债务政策，此举将彻底免除25.5万哈国公民的债务，数千人将从困境中解脱。2020年，哈国继续实施民生保障政策，为居民提供社会救助，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将医疗改革纳入政府工作计划。此外，哈政府集中精力抗击疫情。疫情期间，政府投入了大量财政资金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经济补贴。近年来，哈国将经济发展重心转移到产业多样性和加工制造业上，制定并实施了2010—2014年和2015—2019年工业和创新五年规划,取得了积极成果。托卡耶夫执政后，继续在调整产业结构上下工夫。

　　▍哈萨克斯坦的政治经济挑战

　　近年，哈国采取了多项措施发展经济，如建成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以吸引外国投资、发展工业和制造业、加大对高科技产业园区的支持力度等，但受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国际油价下跌、本币贬值、通货膨胀等内外因素影响，哈经济态势疲软。尤其是2020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呈负增长，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创新高，反对派也借2019年大选之机开始活跃。这些问题是对托卡耶夫执政能力的巨大考验。尽管托卡耶夫政府在政治、经济和民生领域积极作为，但仍面临着严峻挑战。

　　（一）结构性调整成效有限，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数据显示，2019年哈国经济发展总体呈现疲软态势，进入2020年后，经济跌入谷底。对比2017—2020年哈国GDP增长率可以看出，2017—2019年哈经济发展平稳，2020年GDP出现负增长 (见图1)；2019—2020年哈CPI指数攀升，其中2019年3—5月、10—12月，2020年1—6月、9—12月指数涨幅均超过3%，市场持续通货膨胀。2020年底，CPI月增长幅度超7%，经济形势不容乐观(见图2)；2019—2020年通货膨胀率同比平均超5%，2020年12月通货膨胀率最高，达到7.5%,市场连续两年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 (见图3)。

　　图1 哈萨克斯坦GDP年均增长率单位:%

　　图2 2019—2020年哈萨克斯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图3 2019—2020年哈萨克斯坦通货膨胀率 单位:%

　　2019年11月14日，托卡耶夫在科克舍套出席会议时批评中央和州政府对当地粮食价格上涨失控无所作为，而该州只是哈国经济不景气的缩影。根据哈国民经济部统计数据，2019年初东哈州有450家面包企业，11月后有125家倒闭，从事烘焙的个体户和公司数量减少27%。2019年，哈国在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中经济表现也不理想。1—9月，预算赤字达8 131亿坚戈。这是欧亚经济联盟国家中表现最糟糕的，而联盟内其他国家均实现预算盈余。

　　在全球经济开启“倒车档”的大环境下，2020年哈国经济持续雪上加霜，虽然政府实行了减免税收、为弱势群体提供一定经济支持等积极政策，但国家财政资金有限，输血式的预算援助并不可持续。在财政收入减少、社会支出持续增加的形势下，政府和民众都承受着巨大压力。虽然政府采取各种措施积极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但取得的成效相对于严峻的经济形势来说犹如“杯水车薪”,想要彻底改善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不足，任重道远。

　　（二）反对派再度活跃，抗议频发

　　2019年纳扎尔巴耶夫辞职后，其最严厉的批评者、逃亡的银行家和组织抗议活动的反对党政治人物穆赫塔尔·阿布利亚佐夫便指责纳扎尔巴耶夫计划进行一次“权力继承”,称其希望纳扎尔巴耶娃接替总统职位，随后多次煽动民众情绪，挑动民众上街集会示威，向政府施压。

　　2019年3月20日，托卡耶夫在主持政府会议时提议将首都改名为努尔苏丹，反对派借此在哈国内发起抗议。6月9日总统选举当天，反对派在几个城市发起集会，呼吁抵制仓促举行的选举，并称这次选举是为了让忠于纳扎尔巴耶夫的政治家上台。

　　最大规模的反对派示威集会活动发生在托卡耶夫访华前夕。2019年9月2—4日，哈国几个主要城市先后出现小规模的反华示威集会。示威者称中国要将一些废弃工厂转移到哈国，因此向托卡耶夫施压，要求其取消访华行程，阻止中国通过在哈修建工厂和投资其他项目进行“扩张”。“哈国现有的所谓‘反·华运动’是一种零散的现象，在发生的时间节点和参与人员构成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产生主要是受到外部因素影响，或者由于国家对某些行为缺乏公关支持以及国家信息政策的不完备。”6日，托卡耶夫发表讲话称，“近期出现一些谣言，如将土地售给外国人、将外国废旧工厂迁到哈国、引进数千名外国劳工等，这些谣言都来自别有用心者，他们操控了民众的爱国情绪。这些做法是地缘政治的一部分，目的是破坏人民团结和国家稳定。”21日，反对派计划再次在努尔苏丹和阿拉木图进行示威活动，但因消息被警方提前获知而失败。

　　从纳扎尔巴耶夫辞职到哈国大选，虽然反对派借以煽起民众反政府情绪的原因不同，但足以说明哈国内政治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托卡耶夫当选以来，坚决延续纳扎尔巴耶夫时期的施政方针，虽然哈国局势平稳，国家各项工作有条不紊，但反对派针对哈诸多社会问题和敏感的周边问题发起的抗议活动引起了哈政府的高度关注。

　　（三）“朱桑”行动后，经济下行趋势致安全威胁增加

　　自经历了2016年极度糟糕的安全形势后，近年来哈国对暴力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成效明显。2019年，哈国将主要力量放在维护安全局势上，开展“朱桑”行动巩固前期反恐成果。当年，美国国务院发布了《2018年度国别恐怖主义报告》,称哈国已经没有恐怖主义事件发生。2020年，在经济下行、社会失业率上升的巨大压力下，哈国面临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威胁变得复杂化。

　　由于此前“伊斯兰国”组织活动频繁，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首先面临着极端主义思想扩散的现实威胁。“圣战”回归者对母国进行攻击，是中亚国家目前和今后都面临的安全隐患。2019年1月，哈国执法机构在外交部的协助下开展了一项名为“朱桑”的特别行动，目的是将2012—2015年间前往叙利亚并在“圣战”中死亡的、已沦为叙利亚恐怖分子囚徒的哈萨克人的遗孀和子女带回国，并帮助他们“恢复健康”,防止未来恐怖分子“回流”。截至2019年12月，“朱桑”行动共分四个阶段来实施：首次行动于1月5日开始至6日结束，共有47人撤回哈国，包括10名妇女和30名儿童，儿童大多为1至5岁，其余7人是哈萨克男子；第二次行动从5月7日开始至9日结束，共有231人撤回哈国，包括59名妇女和156名儿童，儿童中有18名是孤儿；第三次行动从5月28日开始至31日结束，共有246人撤回哈国，包括67名妇女和171名儿童；第四次行动在11月27日结束，共撤回71人，其中包括19名妇女和49名儿童。由于此前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国家在遣返本国外流极端分子时存在较大争议,因此哈国的“朱桑”行动获得了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会的高度评价。

　　2020年，哈国严格的社会管制措施直接冲击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最明显的是中小企业主面临生存困难，普通民众失业率上升，尤其是以往的劳务移民，生活愈加困难。4月17日，阿塔梅肯国家企业家协会副总裁乌斯杰米洛夫对媒体称，哈国80%以上的企业财务状况出现恶化。6月25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努雷姆别托夫表示，在第一季度实行隔离措施的高峰期，哈国失去工作和收入的人口达420余万，其中登记失业人口为44.2万。4—5月，随着隔离措施逐步解除，失去工作和收入的人口降至114万。到6月底，虽然哈国失业人数已降至73.5万，但在全球经济下滑加速、各种风险因素不断积聚的大背景下，疫情的反复无疑给哈国的经济社会建设乃至国家安全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哈国的财政预算压力巨大。

　　近年来，极端组织通过网络大量招募成员。疫情期间，足不出户的民众上网频率增加。有观察人士警告称，在边境关闭和封锁的经济危机形势下，失业的移民工人很容易成为极端组织的牺牲品。有效的隔离制度必须付出昂贵的社会代价，但普通民众也需要工作来养活自己和家人。随着民众承受的心理压力不断增大，哈国社会不稳定风险上升。托卡耶夫政府的执政能力面临极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