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续一）

　　3、工农群众在文革进程中的作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工农群众是革命的主力军。那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时期，工农群众又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新的形势下的发展，是为了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而进行的革命，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前两次革命中起到主力军作用的工农群众，不论是从革命的逻辑还是维护自身根本利益的需要，不仅要参加继续革命而且还要起到主力军的作用。这是继续革命的需要也是维护工农群众自身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

　　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工农群众是主力军，对文革的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讲到了这个问题。一九六七年五月，他在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时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16]从中可以看到，虽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进行到底的问题上，还是要依靠工农兵才能完成。在军队支持下，工农群众在继续革命中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

　　工农群众参加继续革命是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必要行动。从文革历程中可以看到，没有广大工农群众的参加，没有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砥柱中流，在文革进程的关键时刻将革命推向前进，不仅夺权任务难以完成，更遑论进行斗、批、改了。工农群众的这种主力军作用又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难以比拟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正是在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下，根据形势的发展，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不断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的。

　　文革的任务就是要反修防修、反帝灭资和反封批孔，对象就是走资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地富反坏右，要想真正做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必须使工农群众参加文革，发挥他们历史创造者的作用，不仅形成强大的监督力量，而且还要付诸于行动，将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以及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清理出来，扫除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障碍，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当然，工农群众的主力军作用只有在继续革命的场景下才能够显示出力量。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工农群众拥有的民主政治权利。这种民主权利的行使在通常情况下往往受到限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为工农群众行使民主权利提供了机会和条件。这样以军队支左为后盾，广大工农群众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导下，积极投身到文革的洪流中，行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权利，维护工农阶级的根本利益，防止由国家的主人变成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保持党和政权的性质不变。

　　组织起来的力量是强大的。工农群众要想显示出力量，单靠孤立的个人是不行的。只有组织起来，形成凝聚力，才能显示出力量。群众组织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应运而生，如同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将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联合他们共同进行斗争，就是对群众组织领导人的严峻考验。这就要求以造反派为中心，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在维护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弄清是非真相，保留不同意见，讲清道理，消除分歧，抛弃前嫌，一致对敌。这是对群众组织领导人斗争艺术的要求，也是对他们立场和原则的检验。

　　由此我们看到，在继续革命中，工农群众不仅参加了革命，而且还是继续革命的主力军，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没有他们的参加和所起到的主力军作用，文化大革命不仅难以向前推进，取得不了成效，甚至还会中途夭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正是在工农群众的支持下，才清除了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取得文化大革命成就的。

　　4、文革中的造反派和保守派。

　　文革发动起来特别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工农群众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虽然各地情况有所不同，但是在两派的形成上却大同小异，都是以对待党员领导干部态度的不同来划分的。

　　文革中的两派虽然都是群众组织，但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造反派是适应文革潮流的，属于革命造反组织。而保守派则被称为保皇派，是与文革发展的潮流背道而驰的。两派之间由于政见的不同，形成对立的组织，不仅团结不起来，还互相攻击甚至酿成了激烈的武斗。从文革发展的历程来看，武斗是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份开始大规模升级的。[17]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当时也没有料到各地会普遍形成两派以及两派之间的大规模武斗。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会见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时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据王力后来回忆说：“夺权以后，主席也没有料到，太乱了。一月夺权开始后不久，主席不断讲另一面，一般不讲夺权、打倒，而是强调不准武斗，而且说得很严重，打人的要法办，干部怎么能和地主一样？都是对革命有功的。”[18]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消除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使工农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完成文革的任务，就成为文革能否顺利进行下去的最迫切的任务。毛泽东强调要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来解决问题。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他在中央军委转发五十四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报告上批示：“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19]

　　他主张不仅要对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就是对保守乃至反动组织都要做好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针对当时工人队伍中的两派组织，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20]一九六七年七月至一九六七年九月，毛泽东根据当时文革形势的发展情况，做出了系列指示，发表了重要谈话，十月七日中共中央整理转发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这是全面夺权以来中共中央第一次下达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论述，这个指示成为各地处理文革的指导方针。[21]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根据当时文革形势的发展状况，苦口婆心地劝说两派，要摒弃前嫌，消除分歧，团结起来，联合斗争，通过革命的三结合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他那高瞩远瞩的判断，入木三分的分析，循循善诱的说服，语重心长的劝告，即使在过了半个多世纪以后，仍然闪烁出熠熠的光辉。可是当年参加文革的工农大众，又有几个人能够明白毛泽东的良苦用心呢？他们直到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的下岗失业和失地以后，在由国家的主人沦落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的时候才逐渐醒悟过来。

　　为什么在文革进程中工农群众分裂成造反派和保守派呢？这两派还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就是在造反派内部也是如此呢？

　　我们可以从内外因两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从内因上来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认识问题。当时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对文革的认识从总体上来说是肤浅的。虽然他们在口头上也讲着中央文革文件里的语言，但是却没有从思想上对文革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以及自身阶级地位的变化有一个理性的认识。这种认识的浅显，限制了他们的视野，造成了鲁莽的行动，在自身根本使命的认知和行为上陷入了歧途。

　　二是利益使然。群众组织的形成，两大对立组织的角斗，往往是为了自己小团体的利益打得你死我活，这是狭隘的派性在作怪。这种状况就是在造反派组织内部也大量存在。在对待当权派的问题上，保守派不是从革命大局出发，而是从当权派对自己的好坏来处理问题。这样保守派就成为当权派维护自己利益的别动队。狭隘的派别利益限制了他们认识的深入，左右了他们的行动，使他们偏离了文革的目标和轨道，陷入了武斗的漩涡，干扰了文革的进程。

　　从外因上来说，是由于当权派的调拨。文革本身就是要将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全面夺权阶段，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当权派之间并没有一个鲜明的界限，他们都是共产党内的领导干部，穿着同样的衣服，讲着同样的语言，以党员领导干部的面目出现，分辨起来确实不容易。走资派就趁机组织一部分群众来保护自己，还以当时自己掌握的权力为他们提供方便。这样就转移了运动的方向，使自己从斗争的漩涡中解脱了出来。这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因而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22]这是群众组织分裂的外部原因。

　　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文革期间工农群众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组织。这些群众组织从总体上来说可以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这种状况的出现，严重影响了工农群众内部的团结，削弱了他们的战斗力，造成了更为混乱的局面，严重制约了文革的进程。这种状况如果不能得到解决，文革就有可能出现失控，进而走向天下大乱，重演辛亥革命后分裂的局面。[23]这个时候，消除派性，走向联合，就成为当时最迫切的任务了。

　　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要求结束这种混乱的局面。这个时候一方面以一九六七年十月毛泽东关于文革指示的下发为标志，对两派进行说服教育，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通过革命的三结合走向革命的大联合；另一方面对于不顾文革大局，派性作怪，冲在前面，热衷武斗的组织和个人进行处理。不论是武汉七二○事件中百万雄师被解散，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王、关、戚的垮台，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文革中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出现乃至于两派之间武斗的发生是出人意料的。这是工农群众仍然处在蒙昧状态还没有对文革具有深刻认识的反映。这样就分裂了工农群众，严重干扰了文革的进程，使得毛泽东在二、三、四三个月能够在夺权上看出眉目的预测最终没有实现。[24]文革的时间才不得不又一次被推迟，延长了文革的历程。武斗的出现，不仅干扰了文革的进程，而且还激化了社会的矛盾，致使两派在联合的时候更为困难。同时，武斗又违犯了文革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要求，败坏了文革的声誉，给别有用心的人否定、诋毁文革提供了口实，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5、沉痛的教训。

　　毋庸讳言，工农群众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主力军。没有工农群众的参加，就没有全面夺权的成功。没有全面夺权的成功，就难以扫除斗、批、改的障碍，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因而工农群众对文革的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痛心地看到，在文革进行过程中工农群众分裂成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派（还有置身事外的逍遥派）。这两大派以及各派之间的斗争，造成了工农群众的分裂，严重削弱了他们的力量，给文革的进行造成了严重的阴影，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教训之一，要认真执行毛泽东做出的文革指示，紧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步伐。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就反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可是在运动中还是出现了武斗。武斗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大规模地展开，局势进一步再不采发展到如果取果断措施就有可能出现失控的危险。这个时候，不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群众竟然对此毫无察觉，仍然是派性作怪，毫无顾忌地向前冲，而不是以大局为重，响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号召，及时采取措施，将重点放到联合的方向上来。在斗、批、改阶段也是如此。正是由于工农群众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因而不仅没有能够及时地解决问题，推动文革的发展，反而严重干扰了文革的进程。这样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他们就难以避免被淘汰的结局了。本来，如果他们保持清醒头脑，和中央步调一致，这种状况是不致于出现的。

　　教训之二，要将斗争的矛头对准走资派，而不是对立派群众组织。两派群众都应该认识到，走资派就是要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旦他们上台，就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使广大工农群众由国家的主人变成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会受到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走资派是他们的共同敌人。因而批斗、打倒走资派是他们的共同任务。这样就不能感情用事，凭一时义愤，转移斗争对象，放虎归山，留下后患。

　　教训之三，要在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批斗走资派。从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分析，一般来说走资派还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这就要在批斗走资派的时候，要格外慎重，按政策办事，讲究斗争策略，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而不能搞武斗，一味地体罚，更不能不问青红皂白，打倒一切当权派，搞过火斗争。在走资派表示悔过以后，还要及时解放他们，安排适宜的工作。在这方面是存在不少教训的。

　　教训之四，造反派组织的分裂与对立为走资派提供了剿灭造反派的机会和借口。造反派组织之间应该凝聚成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但是在全面夺权以后却出现了分裂和对峙，有的还发生了武斗。这是由于对形势的认识和权力的分配以及利益上的分歧造成的。这说明在造反派内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派性问题，不仅影响到造反派内部的团结，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就要求造反派的负责人正视并妥善解决这一问题。不然的话，就会被走资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在这个问题上，造反派的头头们解决得并不好，没有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为后来走资派剿灭造反派提供了机会。这是令人痛心的。

　　教训之五，造反派和保守派要在维护工农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他们都属于工农大众，是同命相怜的阶级兄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前途和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中来维护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工农群众的主人翁地位。这是维护工农群众根本利益的可靠保证。只要懂得了这个道理，工农群众就容易团结起来。在文革进程中不管两派之间出现了什么样的分歧和矛盾，比起这个根本利益来也是次要的。这就要求双方进行协商沟通，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化解矛盾，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向斗争。而不是祸起萧墙，自相残杀，最后让走资派坐收渔翁之利。

　　教训之六，保守派要在利益取舍中进行文革。这就要处理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眼前利益就是走资派给予保守派的小恩小惠，长远利益就是通过文革来维护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保守派的形成，除了认识的原因以外，主要的还是由于他们从走资派那里获得了好处。走资派惯于用小恩小惠来拉拢保守派，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别动队。保守派在前台，走资派在后台操纵着保守派与造反派的斗争。这是一出双簧戏。保守派与造反派本来是同一战壕的阶级兄弟，但是这个时候却成为了仇敌，打得死去活来。保守派在为走资派火中取栗。文革的路线被否定后，走资派上台执政，不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双双沦落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这个教训是沉痛的。

　　教育之七，逍遥派的历史责任。逍遥派，又叫观潮派，是指工农群众中置身于造反派和保守派之外的人。表面上看，他们比较超脱，处于两派之外，逍遥自在，悠然自得，乐此不疲，但是却逃避了历史责任。他们没有意识到一旦文革路线被否定，其实他们和造反派、保守派一样都是难以逃脱雇佣劳动者的命运的。他们没有利用毛泽东为他们提供的机会和条件去积极参加文革，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而是默而置之，置身事外，看着造反派在孤军奋战，最终当下岗、失业的大潮席卷而来的时候才有所觉悟。但是却已悔之晚矣。这是令人惋惜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文革期间工农群众两派之间斗争的教训是沉痛的。这些教训表现在能不能紧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步伐，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要正确区分和处理走资派，两派之间如何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等问题。虽然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最终完成了夺权任务，进行了斗、批、改，但是对文革造成的负面影响则是深远的。

　　（三）革命干部是继续革命的重要领导力量。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走资派就隐藏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中。因而继续革命打击的矛头就要对准党内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那么，鉴别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信念的根本标准是什么呢？他们是如何对待继续革命的呢？他们在继续革命中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1、继续革命是检验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信念的试金石。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看一个干部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不是具有共产主义信念的人，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干部，拿什么作标准呢？拿什么去鉴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参加继续革命，看他对待继续革命的态度。只有不仅口头上表示愿意参加继续革命，而且在实际行动上也积极参加继续革命的干部，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具有共产主义信念的干部。

　　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成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具有共产主义信念的人，就必须践行唯物史观。这就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要解决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就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具体实现形式。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以后，还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否则的话，旧的上层建筑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只有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向着共产主义社会迈进。

　　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不是具有共产主义信念的人，主要地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对继续革命的实际行动。这种实际行动来源于他对唯物史观的准确把握，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忠贞。只有从理论上认识到继续革命的必要性，才能主动地、自觉地参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具有共产主义信念的人，怀着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建成社会主义的胸心大志，必然会积极响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号召，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为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而斗争。

　　身教重于言教，正己方能正人。心底无私天地宽。真正的革命者是无私无畏的。进行继续革命，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首先要将革命的矛头对准自己，革除自己头脑中存在的私有观念，做继续革命的表率。只有这样，才能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不怕任何千难万险，激励后人，鼓舞斗志，勇往直前，不怕牺牲，将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反之，如果在继续革命的过程中，只是对别人进行斗争，而将自身存在的私有观念隐藏起来，这样在私心支配下的继续革命，不仅在斗争的过程中起不到表率的作用，没有说服力，而且也是没有力量的，更难以进行到底。即便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也是难以长久的。因为存在私有观念的革命者又会成为新的革命对象。

　　这样在继续革命的问题上，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能不能参加继续革命，敢不敢向自身存在的私有观念开刀，就成为检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信念的试金石。

　　2、干部队伍的分化。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就隐藏在党内干部队伍中，具体说来是潜藏于党内领导干部队伍里，因而文革打击的矛头就对准他们这支队伍。这个时候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还处于党内各级领导岗位上，手中掌握着权力，他们能不能正确对待文革就成为运动能否进行下去的关键。

　　在能否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问题上，形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一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就是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一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压制群众，转移斗争方向，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25]派出工作组和撤销工作组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表现。

　　两条路线的斗争虽然以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改组和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变动而在中央得到解决，但是从中央部门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仍然普遍存在着对文革的敌对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提议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来打通思想，取得一致意见。这次会议预计开七天，实际上开了二十天。会议的主旨是，要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做说服工作，向他们交底，使他们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他说：“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26]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次会议并没有把这些领导干部争取过来。会后，他们不是积极地投身于文革，而是仍然对文革无动于衷，表现出淡漠的情绪，有的甚至还敌视文革，调动群众来保护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运动方向。这样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才不得不进入到全面夺权阶段。[27]由此可见，进行全面夺权，并非是文革部署的既定要求，而是在文革进行过程中，从领导干部消极对待文革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而又没有取得成效的情况下才展开的。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大批干部遭到冲击，不少领导干部被打倒。在这种情况下，干部队伍出现了分化。有一部分干部主动投身文革的洪流，站到革命群众一边，支持造反运动，协助他们进行夺权，进行了亮相。山西省委负责人刘格平、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就是省部级领导干部中的代表。上海市委写作组从市委机关冲杀出来，站在了造反派群众一边。与此同时，在各地各级进行的夺权中都有革命干部站到造反群众一边，主动投身到文革运动中的实例。

　　这样在全面夺权的浪潮中，干部队伍发生了分化。一批革命干部站了出来，支持革命群众的造反行动，和他们并肩战斗，进行夺权斗争，将文革推向前进。这些人在斗、批、改阶段也就自然被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结合进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了。

　　历史地看，在文革深入发展特别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干部队伍的分化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分化表明有一部分干部积极参加文革，站在了革命群众一边，和他们共同进行夺权斗争。这对于革命干部的思想改造和文化大革命夺权的成功，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3、革命干部在继续革命中发挥着重要领导作用。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文革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干部队伍发生了分化。一部分革命干部站了出来，参加到继续革命的行列，和青年学生、工农群众一起进行斗争。那么，这些革命干部在斗争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革命干部站到文革斗争的行列，推动了文革的进程。走资派就隐藏在干部队伍中。当时正是由于干部队伍特别是许多领导干部对待文革的消极态度，有些人敌视、抵制文革，文革才不得不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革命干部从干部队伍中分化出来，就如同堡垒从内部攻破一样，水落石出，图穷匕见，使党内走资派的面目逐步暴露出来，处于涸辙之鲋的地位。这会促进文革的发展，加速文革的进程。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上海市造反派在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的支持下，夺取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力。山西省造反派在山西省委负责人之一的刘格平支持下，夺得了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山东省造反派在王效禹的支持下，在山东驻军的协助下，夺取了山东省委、省人委的大权。贵州省造反派在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支持下，夺得了贵州省委、省人委的权力。黑龙江省造反派在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的支持下，夺了黑龙江省委、省人委的权力。于是，从上海开端，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紧跟而上的一市四省的夺权，构成了一九六七年春全国夺权的第一个浪潮，对全面夺权产生了深远影响。[28]

　　革命干部的亮相，站在工农群众一边，会推动全面夺权的发展。夺权就是夺党内走资派手中的权力，但是究竟谁是走资派呢？他们头上没有明显的标志，同其他干部穿着同样的衣服，讲着马列主义的语言，又善于伪装自己，确实不好做出判断。这是后来夺权阶段持续时间较长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就要耐心地、细致地根据他们的言行来进行鉴别。革命干部从干部队伍中分化出来以后，不仅使干部队伍的人数少了，隐藏的走资派孤立了，而且亮相干部毕竟身在干部队伍中，熟悉其中的情况，由他们来揭发批判走资派，更容易使走资派显出原形。这对于准确地锁定走资派，加快夺权的进程，完成夺权的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革命干部的亮相，参加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不仅会提高革命委员会的管理能力，还会增强革命委员会的权威。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由军队干部、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参加。军队干部和革命群众虽然具有革命精神，但是却对业务管理不熟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因而为了有效行使权力，发挥职能，作为全面夺权以后临时权力机构的革命委员会，就需要革命干部的参加。革命干部不仅在当地和部门中具有影响力，而且还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领导能力也较强，又投入到革命的行列，积极参加了文革，进入了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层，因而他们的亮相对于文革的进行、革命委员会职能的发挥和权威的提高，均具有重要意义。

　　从考察中可以发现，革命干部在文革进程中起着重要领导作用。革命干部以前处于领导岗位上，熟悉党的方针政策，具有组织领导能力，能够分析形势，制定斗争策略，因而在他们参加到工农群众的斗争行列以后，就自然会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一起组成造反队伍的领导层。全面夺权以后，又成为新成立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的重要领导成员，继续进行斗、批、改的工作。因而革命干部不论是在全面夺权阶段还是在斗、批、改阶段，在文革的进程中都起着重要的领导作用。这种重要的领导作用，是由于文革发展的需要和革命干部的基本素质以及他们个人主观努力的结果。

　　革命干部在文革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领导作用。这种重要领导作用表现在革命干部亮相以后，加快了全面夺权的步伐，提高了革命委员会的管理能力，增强了革命委员会的权威，推动了文革的进程。革命干部不仅加入到文革的行列，积极参加了文革，还在其中发挥着重要领导作用，为文革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4、要准确界定革命干部在继续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文革的消极态度，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毛泽东才不得不把文革推向全面夺权阶段的。这就在客观上反映出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待文革的基本态度。

　　从《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可以看到，这个文件对干部分为四类：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错误的，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9]

　　走资派隐藏在干部队伍中，具体说来是在掌握权力的那部分领导干部中间。因而文革开始后就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党内掌握权力的那部分领导干部。在对待文革的态度中，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走资派自不待言，就是犯有严重错误的领导干部，或者犯有一般错误的领导干部，乃至于表现比较好的领导干部，往往对文革抱着消极或抵制的态度。这样就使文革的发展遇到了很大困难，造成了后来不得不实行全面夺权的结局。

　　全面夺权阶段，干部遭到了严重冲击，不少领导干部被批斗、打倒，甚至还发生了武斗，有的领导干部受了皮肉之苦。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造反派群众由于政策运用失当采取了激烈的手段以外，究其原因还是由于他们自己以前的作为和对文革的消极态度以及在背后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方向破坏文革造成的。

　　在进入斗、批、改阶段以后，就要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为错误处理的干部恢复名誉。这个时候有人就钻政策的空子，为了求得宽大处理，在检讨中表示自己进行了深刻反醒，认识了错误，实际上却是对文革恨之入骨，等待出来以后，一旦风向有变时，再闹翻案。参加革委会的一些革命干部，在掌握了权力以后，就挟私报复，清洗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打击造反派群众。这种状况值得警惕。

　　从干部在文革发展中的历程来分析，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主体并没有积极地参加文革。虽然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站了出来，参加到造反的行列，但是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并不占优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革是因为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问题才发动起来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主体又是对文革抱着消极的态度，没有积极地主动地投身到文革的大潮中，有的还在组织群众保护自己，破坏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还有人为了能够恢复工作，不惜弄虚作假，假装承认错误，骗取信任。这说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文革中没有也不可能起到主要领导作用。

　　但是，在全面夺权过程中，毕竟有一部分干部站了出来，他们不仅参加了夺权斗争，还进入了革命委员会，做了斗、批、改的工作，对推动文革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他们本身就是领导干部，因而在站出来参加到文革的进程中以后，往往还是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领导作用虽然是重要的，却也是有限度的。这是因为军队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不仅在和他们一起发挥着重要领导作用，在一般情况下还要起到比他们大得多的作用的缘故。军队是推动文革进程的后盾，革命造反队伍是推动文革进程的主力军，站出来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过是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而已。

　　这样我们对文革进程中革命干部的作用，就有了一个准确的定位，从总体上说，尽管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主体在文革中的作用是消极的，但是其中的革命干部却在文革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从整个文革进程来分析，是革命干部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其中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而不是主要领导作用。这是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应该注意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