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续一）

　　（四）革命对象综述。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就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以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为主要表现形式。地富反坏右敌视社会主义革命，也属于继续革命的对象。这样继续革命的对象就包括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地富反坏右。三者在继续革命对象中占有不同的地位。党内走资派是首要革命对象，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重要革命对象，地富反坏右是一般革命对象。

　　将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地富反坏右作为继续革命的对象，是由于他们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破坏作用所决定的；在继续革命对象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则是由于他们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破坏程度的不同所决定的。党内走资派是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破坏社会主义的主导力量，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破坏社会主义的主导力量。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构成社会的上层建筑。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就成为上层建筑领域两大革命对象。由于政治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决定性作用，以及走资派在党内的地位，继续革命的首要对象就是党内走资派而不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

　　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继续革命的时候，要弄清楚继续革命的对象，根据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地富反坏右在继续革命对象中的不同地位，紧紧锁定首要革命对象党内走资派，将主要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其次是重要革命对象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再次是一般革命对象地富反坏右，而不能适得其反，转移运动方向。这样才能够分清敌友，抓住重点，势如破竹，迎刃而解，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结合起来，在继续革命中取得实质性成效。

　　八、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动力。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过程中，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工农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动力。具体说来，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是继续革命的先锋，工农群众是继续革命的主力军，革命知识分子吹响了继续革命的号角，革命干部在其中起着重要领导作用。文化大革命正是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才不断被推向前进的。

　　（一）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是继续革命的先锋。

　　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走在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列，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先锋。为什么青年学生走在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列呢？要解释这个问题，还要从青年学生在近代历史上的作用说起。

　　1、青年学生走在近代革命的前列。

　　近代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青年学生走在了近代革命运动的前列。远的不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就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五四运动是一次由青年学生发起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这次运动由北平发起，随后波及到了全国一百多个城市，是一次由广大群众参加的政治运动。运动后期，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迫使北洋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显示出自己的力量，成为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标志。

　　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民族救亡的关键时刻，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的大中学生发起了一二九运动。这次运动迅速波及到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一九四七年，在人民解放战争正在进行的同时，国统区出现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这次运动是在国统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遍及整个国统区。青年学生走在了运动的前列，和国统区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形成了反对美蒋反动统治的第二战线，有力地配合了在第一战线进行作战的解放区军民的斗争，成为解放战争能够迅速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1]

　　从中可以看到，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往往是青年学生走在了革命运动的前列。他们受旧的保守力量影响较小，容易接受革命思想，怀有报国之志，富有青春的激情，思想敏锐，热血沸腾，敢想敢说敢干。一旦天下有难，他们就挺身而出，一往无前，成为革命斗争的先锋。历史是在他们的引领下，才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进入一个新天地的。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说：“‘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2]

　　2、文革星火在校园迸发。

　　文革星火在校园迸发，既是事出必然，又带有偶然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不论从历史的经验，还是从文革的范围以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要求来分析，在大中学生云集的校园迸发出文革的星火都是具有必然性的。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的，北大产生聂元梓等七名教师张贴的大字报却又具有偶然性。毛泽东将这张大字报批发全国以后，文革的星火就从校内扩大到校外，从北大发展到全国，促进了文革的迅速发展。

　　文革星火首先在校园迸发，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文革星火出现在校园是青年学生在历史发展中作用的必然结果。毛泽东说：“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3]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由青年学生引发，而后发展到广大工农群众中去的。既然青年学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中走在了前列，起了先锋的作用，那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逻辑发展的文化大革命中，青年学生势必也会同以前一样冲在斗争的前列，引领革命的发展，起到先锋的作用。这是历史发展的要求，也是他们在历史发展中所起作用的结果。

　　文革星火出现在校园是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表现。文化大革命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教育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组成部分，因而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必然会在教育战线上进行。况且这个时候的教育战线不论是在教育指导思想还是教育方法上都存在着不少矛盾和问题，迫切需要进行教育革命，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使无产阶级能够占领教育阵地。这个任务就要由革命的师生来完成。教育战线上的青年学生，长在红旗下，受党的教育多年，怀着崇高的理想，喷涌着革命的激情，于是就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贴大字报，率先起来造反，为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而斗争。文革的星火就是这样在校园里点燃了。

　　文革星火出现在校园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然选择。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能不能代代相传，红色的政权能不能保持本色不变，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关键在人。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就要培养千百万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泽东早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就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标准。[4]这个时候如何造就千百万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反修防修中必须考虑的关键问题。温室中的花草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的。只有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实践活动中，才能造就千百万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就是进行阶级斗争的伟大革命实践，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学校。这就要使广大青年学生投身于文化大革命中，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活动来进行锤炼，为培养接班人创造条件。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说，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来练练兵，使青年人在大风大浪中去经风雨，见世面，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5]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在校园的出现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表现在青年学生在历史上的作用、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以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这三个方面。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来表现出来的。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文革星火在校园出现。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一张《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矛头指向北大党委，在校园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张大字报后来刊载于《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总编室所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上。六月一日，毛泽东在这期简报上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广播了这张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发表这张大字报的同时，还配发了一篇《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6]

　　这件事在全国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文革星火从北京大中学校向外地蔓延，不少地方的青年学生纷纷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各地的不少大中学校开始出现文革的星火。毛泽东后来在十月二十五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7]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批发聂元梓的大字报对文革的发展起到了导向作用，催生了各地校园出现的文革星火。

　　通过分析我们看到，文革星火在校园的出现是具有必然性的，这个必然性又是通过聂元梓的大字报以及毛泽东将这张大字报批发全国这个偶然性来表现出来的。这张大字报将北京的文革星火带到了各地，文革的星火在各地校园相继出现。青年学生响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号召，走在了革命斗争的前列，以饱满的热情开始投入到文革的运动中。

　　3、红卫兵运动将文革星火传遍祖国大地。

　　红卫兵是由青年学生中的优秀代表组成的。“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清华附中的中学生率先建立了红卫兵组织，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分别贴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七月二十八日，他们将这两张大字报通过江青转送毛泽东，请求批示。八月一日，毛泽东写了《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印发会议。在信中毛泽东表示“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我们支持你们”。[8]

　　这封信虽未发出，但是社会上却知道了。后来毛泽东也谈到了这件事。他在十月二十五日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没有送出，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传出去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9]于是，各地校园纷纷搞起了红卫兵。红卫兵组织如同雨后春笋般地迅速涌现出来。

　　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开始走出校园，到社会上去进行活动。对此，是支持还是阻拦红卫兵的活动就摆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面前。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同刚去负责《人民日报》工作的唐平铸、胡痴谈话时就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说：“现在学生对一斗二批三改不感兴趣，心里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一斗二批三改，这是我讲的，现在群众不听了，他们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现在学生心不在一斗二批三改。我们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这个时候，社会上出现一个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北京的大中学校学生开始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联，外地学生也有不少到北京来。毛泽东认为，新出现的这种方式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北京迅速地推向全国，因此加以支持。对前一点，毛泽东说：“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出个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坏人也会出去。坏人出去无非是放毒，在家里放毒，到外面放毒，都是一样。”对后一点，他说：“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10]

　　毛泽东从青年学生的运动中发现，这个时候的青年学生心思还不在斗、批、改上，他们要求走出校园到社会上去。对于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进行的串连，毛泽东不仅没有阻止，而且还因势利导地肯定了这种串连，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于是，八月下旬起，红卫兵运动已形成全国性大串连的浪潮。北京的学生分赴各地，向全国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各地红卫兵也纷给涌入北京取经。从八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下旬，毛泽东共八次接见北京和来京串连的红卫兵总共一千一百多万人次。[11]红卫兵运动在各地风起云涌，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席卷全国，形成了气势磅礴的红色大潮。他们深入到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边疆，将文革的火种洒向祖国大地。

　　青年学生和红卫兵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看到，红卫兵是由青年学生组成的。青年学生并非都是红卫兵，但是红卫兵却都是青年学生。红卫兵是青年学生中的佼佼者。如果说青年学生是文革的先锋，那么作为青年学生代表的红卫兵就是先锋中的急先锋。他们走在青年学生的前头，起着带头人的作用。

　　红卫兵是青年学生中的佼佼者。他们正是青春年少的时候，学习了文化知识，怀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展现着蓬勃的革命激情，有着冲天的革命斗志，为了保持中国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颜色不变，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文革的洪流中。红卫兵运动是席卷神州大地的红色旋风，荡涤着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污泥浊水，为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开出了一条新路。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背负红色的使命，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爬越高山，涉过急水，登上雪峰，渡过险滩，跋涉在社国的大地上，深入到神州的角落里，排除万难，勇往直前，将文革的火种洒向了全国各地。他们用自己的青春、汗水、鲜血乃至于生命书写了人生的壮丽画卷，以实际的行动践行了做红色政权卫兵的誓言，这种无私奉献的革命斗争精神在革命史册上熠熠生辉，令人经久难忘。

　　红卫兵运动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原因。红卫兵运动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形成的，同时又极大地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红卫兵运动。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没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对继续革命的怠工，也就没有波澜壮阔的红卫兵运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严重矛盾，青年学生在历史上的作用，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由青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的革命志向，以及毛泽东的大力支持和倡导，构成了红卫兵运动形成的重要背景。由此可见，作为青年学生佼佼者的红卫兵，参加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形成震撼华夏的红卫兵运动是有其必然性的。

　　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大潮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形成的。毛泽东的号召和支持不仅与红卫兵运动大潮的形成具有直接联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具有决定性意义。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要支持红卫兵运动呢？这是因为在如何才能够冲破旧有运动的窠臼，排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挠，将文革的火种洒向祖国大地，保持红色政权的性质不变，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问题上，毛泽东在进行着艰辛的探索，苦苦地寻求着这一突围之路。

　　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12]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寄望于年轻人、青年学生。他们受旧的习惯影响较少，敢想敢说改干，朝气蓬勃，思想敏锐，精力充沛，锐不可当，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由青年学生先进分子组成的红卫兵，就是这样担负起了历史的使命。这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也是毛泽东发动红卫兵运动的初衷。

　　当然，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红卫兵运动的分化。从整个红卫兵运动的轨迹来分析，红卫兵分为老红卫兵、保守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老红卫兵组织得最早，是由高干子弟组成的。比如西纠、东纠、海纠以及后来的联动等红卫兵组织。开始的时候，他们积极投入到文革的洪流中，却宣扬反动的“血统论”，转移运动方向，避开党内走资派，将打击的矛盾对准老师和地富反坏右。文革初期的打、砸、抢事件往往是他们干出来的。这自然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制止和打压。当文革将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他们的父母成为打击的对象时，他们就转而反对文革，由文革的参加者变成文革的反对者了。保守派红卫兵不论是在文革发动时期还是全面夺权阶段都存在过。支持工作组和党委的红卫兵，当时是多数派，被称为保守派红卫兵；造党委和工作组反的红卫兵，当时是少数派，被称为造反派红卫兵。从当时的政治态势上来分析，保守派红卫兵在党委和工作组支持下，不仅人数众多而且还力量强大，而造反派红卫兵则人数较少，只是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舆论支持。但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随着中央领导层改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一步批判，全面夺权的实施，老红卫兵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保守派红卫兵中的大多数转向造反派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成为红卫兵运动中的主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尽管红卫兵运动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逆流、分裂和斗争，但是红卫兵作为文革急先锋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他们将文革的星火传到祖国各地，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创造了必要条件。虽然红卫兵运动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毛泽东的支持和倡导无疑对红卫兵运动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4、青年学生在文革进程中的作用。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文革进程中青年学生起到了先锋的作用，而由青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则是其中的急先锋。通过红卫兵大串连，荡涤了“四旧”，树立了“四新”，将文革的星火洒向了祖国大地，文革的烈火成燎原之势。文化大革命就是在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青年学生走在了运动的前列。他们响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号召，以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思想武器，怀着坚定的信念，抱有理想的目标，为了社会主义红色江山的颜色不变，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文革的洪流中。正是在他们的积极参与下，文化大革命才打破了社会上的一潭死水，掀起了惊涛骇浪，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和震撼力，以磅礴的气势迅速传遍神州大地。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和斗争，没有他们在文革进程中所起到的先锋作用，没有他们将文革的火种传到四面八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不可想象的。从这方面来说，青年学生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进一步发展是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的。

　　我们在肯定青年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先锋作用的同时，也不能不指出他们由于自身存在的局限性所产生的缺点和失误。青年学生虽然朝气蓬勃，富有斗争精神，但是他们毕竟还没有踏入社会，自身阅历有限，认识也比较肤浅，有时又表现出幼稚和冲动，这样就难以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做出理性的判断。青年学生毕业以后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虽然对问题比较敏感，转变、觉察问题快，但是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13]知识分子的这种本能，并非是在青年学生成为知识分子的时候突然出现的，而是当他们还是青年学生的时候就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状况的存在，无疑会严重影响到青年学生在文革中的作用。同时，青年学生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也严重影响到他们在文革中的作用。工农群众是社会生产的主力，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青年学生与工农群众不同，虽然他们反应敏锐，激情高涨，但是却没有实现与社会实践、工农业生产的密切结合，在社会发展中还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这就会严重影响到他们在文革中的作用。这样我们看到，青年学生在文革中还是具有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与他们对社会的认识程度、自身的特点和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具有密切关系。这些因素的存在严重影响到青年学生在文革中作用的发挥，从而对文革的进程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我们要从唯物史观出发对青年学生在文革中的作用做出准确的评价，予以恰当的定位。既要看到青年学生在文革中起到的先锋作用，又要看到他们在文革中存在的局限性，以及由于这种局限性所产生的缺点和失误。这就要求在斗争中要对他们进行指导，既要发挥他们在运动中的先锋带头作用，通过他们的实际行动将文革的星火传遍祖国大地，又要注意到他们在文革中的局限性，对他们可能发生的缺点和失误保持警觉，，避免给文革造成更大的损失，以利于促进文革的顺利进行。

　　5、应该汲取的教训。

　　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当年积极投身文革的洪流，在文革的发动和进程中起了先锋的作用，对文革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暴露出他们的局限性，出现了不少缺点和失误，存在着应该汲取的教训。

　　青年学生要认真领会并坚决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关于文革的指示。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积极响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号召，举起造反的大旗，矛头指向走资派，对文革的发动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他们中的不少人却没有对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战略部署和指示进行认真领会，紧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步伐，当着天下大乱，在“三支两军”中通过革命的“三结合”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进行斗、批、改的时候，他们仍然固守着造反的观念，没有及时转变过来，反而成为大联合的阻碍。这样也就难以避免被清理出政治舞台的命运了。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对他们进行的严厉批评，就是一个代表性事件。

　　两派斗争严重削弱了青年学生的实力，破坏了青年学生的声誉和战斗力。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在斗争中分裂成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后来又分裂成几派。这样就难以团结起来，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影响到青年学生作用的发挥。出现这种状况，既有认识的因素，也是利益使然。不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在这个方面都是有责任的，都存在着缺点和失误。当然程度大小会有所不同。这样就难以将青年学生团结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文革的发展。不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都应该进行深思：两派的分裂对充分发挥青年学生在文革中的作用，对文革的进程及其最后结局究竟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实践中究竟如何才能够在真正领会文革精神的基础上，通过辩论，化解矛盾，增进了解，扩大共识，消除派性，步调一致，使各派在共同的目标下团结起来？这是对青年学生及其领袖认识水平和领导能力的严峻考验。

　　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在对待工农和军队支左问题上的教训。文革发动起来后，党内走资派调动工农反对学生，不少部队在支左过程中也出现了错误，支持了保守派，却没有支持造反派。即使在造反派内部也因为彼此之间的斗争，致使军队在支左工作中因为支持了其中的一派，而遭到另一派的攻击，陷入了困境。应该看到，不论是调动的工农还是支错的军队，往往是认识问题，一般来说做工作后是能够把他们争取过来的。如何处理这些复杂的问题，是对青年学生及其领袖的严峻考验。这个时候就要在文革方针政策的基础上，既要排除干扰，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又要防止激化矛盾，探索策略的灵活性，通过适宜的宣传，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必要时还要借助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和帮助，争取获得工农和军队的理解和支持，以便于化被动为主动，扭转不利态势，推动文革的进行。这是对斗争艺术和水平的检验。这方面确实存在着不少教训。

　　坚持正确的斗争方式，要文斗，不要武斗。毛泽东多次说过，文化大革命要文斗，不要武斗。[14]武斗只能触及皮肤，而不能触及灵魂。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只有通过文斗才能达到目的。在武斗的问题上，两派都有责任，一般来说以保守派责任更大。文化大革命发动后，特别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在许多大中学校园里发生了武斗，武斗又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一方要消灭另一方，使得原来的分歧更为严重，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是派性恶性发展的产物。两派之间由认识的分歧蜕变为争权夺利，这样就偏离了文革的轨道，对文革的进行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以上我们分析了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在文革发展中应该汲取的教训。这些教训就是要认真领会和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示，防止和消除派性，正确对待工农群众和军队支左错误以及如何做到要文斗不要武斗。虽然青年学生在积极参加文革方面，成绩是主要的，贡献是突出的，但是也应该认真总结和汲取其中的教训。通过对这些教训的剖析，反思自我，弄清是非，纠正错误，克服缺点，引以为戒，防止以后再犯同样的错误。

　　（二）工农群众是继续革命的主力军。

　　前文我们研究了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起了先锋的作用。那么，工农群众在继续革命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他们为什么要参加继续革命呢？又有什么样的教训值得总结呢？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先从工农群众在近现代革命中的作用谈起。

　　1、工农群众在近现代革命中的地位。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近代的中国由此进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工人阶级虽然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是全国产业工人才几百万人，人数较少，单靠工人阶级自身是难以取得革命胜利的。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寻找自己的同盟军。中国农民阶级虽然是小生产者，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是却占中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人多势众，又深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具有较强的革命性。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就必须和农民阶级联合起来，建立工农联盟，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

　　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要想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动员农民阶级起来参加革命，就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进行反封建的斗争。这样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上，工农阶级就有了共同的利益。这是工农联盟建立的基础。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同盟军，工农两大阶级就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参加下取得胜利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接着又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消灭剥削和压迫，使工农群众真正翻身当家做主人。如果不进行农业合作化，那么即使农民分得了土地，在农民个体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小农经济，就会在发展过程中产生新的阶级分化，一部分农民破产失去土地，一部分富裕农民购得土地，剥削制度又会在农村卷土重来。同样，如果不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那么工人阶级就难以摆脱雇佣劳动的命运。这样在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就有着共同的诉求和意愿。

　　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维护工农阶级根本利益和巩固工农联盟的重大举措。革命完成后建立的城市全民所有制经济和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既是维护工农阶级利益的根本保障，又是巩固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因而工农阶级必然会成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军。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在他们的参与和推动下，才最终取得胜利的。

　　这样看来，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工人阶级都是居于领导地位，工农群众处于主力军地位。革命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以工农群众作为主力军，经过艰苦斗争才最终取得胜利的。历史已经证明，工农群众是革命的主力军。

　　2、工农群众参加文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前文可以看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工农群众参加了革命，那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工农群众又是如何呢？

　　我们知道，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是继续革命的先锋，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起到了先锋作用。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以后，单靠学生是难以完成的。要完成革命的任务，就需要工农群众的参与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15]

　　在文革进入到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工农群众参加文革是具有必然性的。这是文化大革命发展的需要。只有在工农群众的参加下，才能实现文革的目的，完成文革的任务，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那么，从历史的角度看，为什么文革的进行需要工农群众的参与呢？

　　工农群众参加继续革命是中国革命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又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既然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工农两大阶级的参加下才取得胜利的，那么作为这两次革命逻辑发展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然也要有工农群众的参加才能够取得胜利，进行到底。从这里说，工农群众参加继续革命是具有必然性的。

　　从国家性质来看工农群众参加继续革命的必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国体上来说，工农两大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为了保持国家政权的性质不变，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就要使广大工农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参加继续革命，行使民主权利，监督人民公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出现。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工农群众参加继续革命是具有必要性的。

　　参加继续革命是维护工农群众自身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关系出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只有在与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支持下，才能够得到巩固和发展。否则的话，旧的上层建筑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这就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即文化大革命。只有取得了继续革命的胜利，才能够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只有建立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才能够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构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主要部分，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因而工农群众参加继续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成为维护自己根本利益，防止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命运的可靠手段。

　　从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来看工农群众参加继续革命的必然性。在社会发展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主体则是工农大众，因而历史主要是工农群众创造的，他们对历史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青年学生在社会发展中虽然起着先锋的作用，可以宣传、鼓动、唤醒群众，却不能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因为决定历史发展方向和进程的主要力量是工农群众。从青年学生和工农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不同作用的分析出发，单有青年学生而没有工农群众的参加，要想取得继续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工农群众参加革命的必然性。

　　由此我们看到，工农群众参加继续革命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是由于中国革命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性质的必然要求，工农群众维护自身根本利益的需要，青年学生和工农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不同地位所决定的。广大工农群众参加继续革命是历史发展的要求，继续革命进行的需要，将文革进行到底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