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续一）

　　4、从社会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来看待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的必要性。

　　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政治上层建筑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又反作用于政治上层建筑。由此看来，社会意识形态对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具有能动作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也就是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否则的话，旧的社会意识形态就会对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已经被消灭了，但是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并没有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还残存于人们的头脑里，风行于人们的习惯中，不时地表现出来。[15]社会上还存在着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16]这些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一旦泛滥开来，在一定条件下支配了人们的行动，那么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就会变成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也就复辟了。

　　这说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因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17]为了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无产阶级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就必须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确立无产阶级思想文化。这就要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发展要求的意识形态。

　　从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和作用来分析，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以后，才能够顺利进行，取得成效。

　　当然，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要对他们从思想上进行批判，批判他们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而不是在肉体上搞惩罚，把他们个人怎么样。在批判过程中，有的要进行审查，有的要监督工作，有的要调动工作，有的要下放劳动，如果不是查出叛徒、特务等历史问题，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把他们送进监狱的。在进入斗、批、改阶段以后，还要对他们的问题进行鉴别审查，一旦发现搞错了，就要予以纠正。在他们认识错误，悔改以后，还可以酌情恢复工作。就是顽固不化的，也要给予生活出路。[18]

　　在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的过程中，要及时发现和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学术权威。无产阶级的革命学术权威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而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就说：“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年轻人，让他们冒出来。”“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强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决的。” “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19]从中可以看到，要在斗争中造就无产阶级革命学术权威，就要从那些年纪小的、立场坚定的、态度坚决的、有政治经验的年轻人当中去选拔，然后以他们为左派领导核心，掌握社会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占领思想文化阵地。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能否进行到底的关键。

　　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在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消除了他们的阻碍以后，才能够推动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意识形态，推动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三）地富反坏右是一般革命对象。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党内走资派是继续革命的首要对象，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继续革命的重要对象，那么地富反坏右又是继续革命的什么对象呢？在继续革命的对象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在继续革命中应该如何处理地富反坏右呢？

　　1、地富反坏右是继续革命的对象。

　　中国革命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又分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地富反坏右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这是为什么呢？

　　地富反坏右，就是地主、富农、反动派、坏蛋、右派。地主、富农是民主革命的对象，通过土地革命或改革，废除了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对富农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20]特殊时候还采取保护富农经济的方针，[21]最后通过农业合作化，使农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反动派和坏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出现过，因而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右派，狭义地说是指一九五七年被划的右派分子，广义地说是指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地富反坏右，概括地说，就是对于中国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持敌视态度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敌对力量。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地富反坏右因为在屡遭打击中失去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再加上家庭出身和所受教育等因素的影响，不论从阶级立场还是阶级意识上来说，他们对于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政权有一种天然的仇视心理（当然这个群体出身的少数先进分子除外）。地富反坏右不是孤立的个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子女在内，在全国有着几千万人。由于他们过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上有着一定的地位，因而他们在社会上就能够产生比他们在全国人口当中所占比重大得多的影响。虽然他们的嚣张气焰被打下去了，但是在继续革命时期他们对社会主义仍然抱着敌视和反对的态度，凭借他们的阶级本能在社会上活动着。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总是在跃跃欲试，或者公开地、或者隐蔽地、或者和平地、或者激烈地进行着复辟变天的活动，妄想在社会主义遭受严重困难或者出现重大社会变动的情况下，乘机行事，反攻倒算，颠覆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异己力量，是无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巩固和发展的严重隐患。

　　正是因为这样，《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才将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作为农村文化大革命的两个重点之一。[22]

　　由此可以看出，地富反坏右成为继续革命的对象，并不是人为确定的，而是由这个群体对于革命的态度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在监控、改造、消除这个群体的隐患以后，才能够得到巩固和发展。为了维护革命成果，防止他们扰乱革命阵线，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政权，就要把他们作为革命的对象，采取继续革命的方式，在说服教育和劳动改造中，对他们进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主动出击，消除隐患，逐步将他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这是一个艰巨的工作。

　　2、地富反坏右在继续革命对象中的地位。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地富反坏右是继续革命的对象。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党内走资派是继续革命的首要对象，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继续革命的重要对象，那么地富反坏右在继续革命的对象中又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

　　在继续革命的对象中，与党内走资派是首要对象、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重要对象相比，地富反坏右不过是一般对象而已。这是因为地富反坏右与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中的不同作用所决定的。这个判断可以获得文献资料上的印证。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就各地社教运动中反映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

　　刘少奇说：“陶铸同志有一封信给我，提出了一个农村新兴的富裕阶层、特贫阶层的问题。还有些地方提新资产阶级分子。农村里面用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字？还是就叫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毛泽东说：“恐怕农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资本主义。你讲投机倒把，讲贪污盗窃，他懂得。”

　　刘少奇又说：“看来，工作队的骨干力量不够分配，领导不很强。是不是战线过长了？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

　　毛泽东淡淡地说了一句：“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

　　刘少奇说：“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也没有那么多。全国人口几亿，那些人总之是什么几百万、千把万嘛，又是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23]

　　从中可以看到，刘少奇认为地富反坏右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而毛泽东对此并非看得那么严重，他认为这些人就是那么千把万人，分散在各地，虽然要对他们进行清理，但是并没有说得多么严重。这反映出他们对地富反坏右在继续革命地位的认识上是存在分歧的。这种分歧后来逐步走向公开化，并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社教问题。谁也没有想到，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

　　刘少奇谈到最近看到的几个材料。他说：“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说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提呢？还是原来提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他显然不赞成前一种提法，注意点已放到当权派上面了。

　　毛泽东：“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

　　刘少奇接着说：“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

　　毛泽东说：“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

　　刘少奇又重复开头提出的问题：“这个主要矛盾怎么讲法？广东是老早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也看到了，我没有转发。这个问题恐怕要讨论一下，看这个语言怎么讲法？”

　　毛泽东好像没有理会，继续说他的：“他在那里记工分，搞会计，五大领袖嘛，五大领袖难道不是当权的？”

　　刘少奇还是讲陶铸提出的那个问题：“陶铸同志那个文件开始提出就有人不赞成，中央机关也有人不赞成，我听到了这个反映。”

　　毛泽东则照样讲他的：“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

　　毛泽东又说：“不要提阶层，那个东西一提就吓倒人了。只提党、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也是党委，县委也是党委，区委也是党委，公社党委也是党委，支部委员会也是个党委。”[24]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争论我们没有引全，下文其实还有他们在社教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问题上的争论。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对党内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在继续革命的对象中所占地位的认识上，毛泽东和刘少奇显然是存在不同意见的。毛泽东主张把继续革命的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而不是地富反坏右。刘少奇的意向则显然不是这样，而是更侧重于地富反坏右及新兴的富裕阶层。

　　毛泽东对地富反坏右在继续革命对象地位上的看法，还可以从他对章士钊关于暂不出版《柳文指要》来信的批注上反映出来。

　　章士钊曾经做过北洋军阀的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是前朝的遗老，旧的世界观固定之老先生，早年还资助过毛泽东等有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和革命活动，和毛泽东是故交。《柳文指要》是章士钊研究唐朝文学家柳宗元文集的力作。文革开始以后，章士钊感到他的这部著作与文化大革命的要旨出现不合，因而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将该书修订后再出版。毛泽东阅后批注如下：

　　章士钊的信中说：“我的所谓指要，纯乎按照柳子厚观点，对本宣科，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艺僵尸涂脂抹粉”。毛泽东在其中的后半句话旁划了一条竖线，写下批注：“此语说得过分。”

　　章士钊的信中说，《柳文指要》“这一类著作，放在今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中，必然促使进步奋发的农工新作者，痛加批判立令体无完肤”。毛泽东在“痛加批判”旁划了一条竖线，写下批注：“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而不是并不反共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点，不是‘痛加’。”

　　章士钊的信中说，自己因著《柳文指要》一书而“成为大众向上的绊脚石。换而言之，即不啻此次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反而不知不觉间堕入反党反人民的黑线之内，得受膺惩”。毛泽东在其中的“堕入反党反人民的黑线之内，得受膺惩”旁划了一条竖线，并写了这个批注：“何至如此。”[25]

　　虽然章士钊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人，却并不反共。从他的经历及世界观上来考察，一般说来还是属于地富反坏右这个群体的。正是因为这样，章士钊才在信中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希望在自我批判中能够争取主动，使自己得到解脱。从毛泽东的批注中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需要痛加批判的并不是章士钊这样的人，而是“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这些坏人其实就是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而不是并不反共的作者。对于章士钊这样的人，批判可能会有的，但料想不是重点，更不会痛加。从这里可以反映出，像章士钊这样属于地富反坏右群体的人虽然会遭到批判，但不是批判的重点。

　　由此我们看到，不论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争论还是毛泽东对章士钊来信的批注，都可以反映出地富反坏右并非文化大革命的重点。虽然这些人会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构成威胁，但是这些人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已经被清除，政治上也处于被管控的状态，在全国也就是几千万人，又是分散在各地，因而如果没有党内走资派的策应和协助，他们是不会对无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文化造成毁灭性破坏的。这就要对地富反坏右给予恰当的定位，既要看到他们对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威胁，又要看到这个群体并不是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决定性因素。这样才有助于防止有人将打击的主要矛头指向地富反坏右，放走重点打击对象，给无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文化的巩固和发展造成严重隐患。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中却规定“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呢？[26]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为什么还是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个重点之一呢？

　　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地富反坏右作为农村文化大革命的重点之一，是因为这个群体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是仍然存在于农村，不仅是农村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发展的敌对力量，还是农村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尽管这样，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首先对准党内走资派，其次才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这说明即使在党内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之间，党内走资派仍然是首要革命对象。

　　地富反坏右分为改造好了的和没有改造好的。农村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对准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而不是改造好了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由此我们看到，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农村文化大革命的两个重点之一。既然地富反坏右是农村文化大革命的重点之一，那么从继续革命对象的全局来看，又是不是继续革命的重点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地富反坏右在资本主义复辟中的影响和作用上来进行分析。一般来说，这个群体在党外而不是在党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反右派斗争中又被沉重打击过，还是被监管的对象，与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比较起来，他们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影响和作用比起前两者要小得多。因而尽管地富反坏右是农村文化大革命的重点之一，却不能把他们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来看待，不能把他们在农村文革（局部文革）中的地位作为他们在整个文革中的地位。这就是说，他们在文革和作为文革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文革中具有不同的地位。正是因为这样，他们在继续革命表现形式的文化大革命中，仍然是一般革命对象。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地富反坏右和党内走资派比较起来，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中并不占有主要地位，因而在继续革命中并不是首要革命对象。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比较起来，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因而在继续革命中并不是重要革命对象。地富反坏右虽然是农村文化大革命的重点，但是却不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因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中仅仅占有一般地位，是一般革命对象。

　　3、要正确对待并妥善处理地富反坏右问题。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地富反坏右是继续革命中的对象，却也仅仅是一般革命对象。由于农村文革是全国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再联系到地富反坏右在资本主义复辟中的作用和影响，因而尽管地富反坏右是农村文革的重点之一，但也并不能由此改变他们在整个继续革命对象中的地位。这就要求我们在继续革命过程中，既要把地富反坏右作为打击对象，又不能把他们当成重点打击对象，正确对待并妥善处理地富反坏右问题。

　　地富反坏右以及他们的家属和子弟，在全国也就是几千万人。出身于这个家庭中的人，自然会受到家庭的影响。他们中的一些人受进步思想的影响，虽然会背叛这个家庭，走上革命道路，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在这个群体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因而在继续革命的过程中，就要正确对待并妥善处理地富反坏右问题。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出身于这个群体中的人呢？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谈话给我们提供了思想指导。

　　一九六四年五月，毛泽东在听取三五计划汇报时，谈到划阶级时说：“划阶级主要是把坏分子清出来。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分论是不对的。问题是，你是站在原来出身的那个阶级的立场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的立场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又不能搞宗派主义，又要团结大多数。地富子弟要团结，连地主富农中的一部分人也要团结。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只要愿意改造，就应该要他们。我们在工厂中划阶级，主要是把那些国民党的书记长、反动军官、逃亡地主、地富反坏分子清查出来。并非查所有的人，并非主要为了查剥削阶级出身的技术人员。他们过去有的是为剥削阶级服务，只要现在表现好，就要信任他们。即使表现不大好，也要改造。这个问题，我是首先看了西安在工人中查阶级的报告才提出来的，去年转发了给大家。”他还把发现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留在那里就地改造，作为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四条标准之一。[27]

　　他进一步解释说：如果只按出身，那末马、恩、列、斯都不行。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只能经过知识分子，工人每天在剥削压迫下生活、工作，自己产生不出马克思主义，要有知识分子。[28]

　　毛泽东的谈话为解决阶级出身问题指明了方向。共产党对待出身上的态度是，既要讲成分，又不能唯成分论，而是重在个人表现。讲成分，是因为出身剥削阶级的成员，不论是从家庭利益还是从个人思想、观点、认识、品性、习惯的形成上，都会受到家庭的熏陶，并直接影响到对待革命的态度以及在社会实践中的行动。从这个角度上说，是应该讲究成分的。但是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出身不由已，信仰和行为却可以由个人选择。革命导师马、恩、列、斯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这样也就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成员的人提供了悔过自新的道路，有利于他们思想的转变和自我改造，在团结的基础上，逐步将他们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

　　毛泽东关于出身问题上的观点，是有着理论依据的。这个理论依据就是坚持了唯物辩证法。讲成分，是坚持了唯物论。重在表现，不唯成分论，是坚持了辩证法。将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坚持了唯物辩证法。我们重视家庭出身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作出的判断。这是坚持了唯物论。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即便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在成长过程中还要受到社会的影响和作用，随着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人的思想也在发生着变化，背叛自己的家庭，改变自己的思想观点。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并非只是个别现象。这是坚持了辩证法。因而我们在处理出身问题的时候，不能将家庭出身和个人表现割裂开来，而是要从二者的结合中来做出判断。这是唯物辩证法应用在出身问题上的一个生动事例。

　　我们要对作为继续革命对象的地富反坏右有一个准确的定位。既要看到地富反坏右是继续革命的对象，又要进一步认识到在继续革命中这只是一般革命对象，而不是主要革命对象和重要革命对象，将改造好了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区分开来，将矛头对准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做到这一点，在继续革命进行的过程中，就要防止发生两种错误的倾向：

　　一是无视地富反坏右在社会上的存在及对无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文化的威胁这个客观事实，将地富反坏右排除在继续革命的对象之外，从而使得这个群体能够蛰伏下来，失去对他们进行改造的机会，给继续革命的进行造成重大隐患。这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重要表现。

　　一是提升地富反坏右在继续革命中的地位，将他们作为主要革命对象，而不是一般革命对象。这样就将打击的主要矛头对准地富反坏右，不利于对他们的争取和改造。同时，没有将改造好了的地富反坏右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区分开来，而是将打击的矛头对准这个群体中的所有人，致使打击面过宽，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重要表现。

　　当然，“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在一定条件下是相通的。如果将打击的主要矛头对准了地富反坏右，无疑就减轻了对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的打击力度，使他们在打击的高压下逃了出来，这样就转移了运动的方向，对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起到了庇护的作用，将运动引向歧途。这就从“左”又跳到了右。由此可以看到，“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在对立的同时，又是相通的。因而我们要准确锁定地富反坏右在继续革命对象中的地位，妥善处理地富反坏右问题，防止两种错误倾向的出现。

　　这两种错误倾向的出现是有原因的，或者是由于认识错误，或者是有意为之。如果是认识错误，就要帮助犯错误的人弄清是非，分辨真假，提高认识，纠正错误，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如果是有意为之，就是包藏祸心，庇护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这是转移运动方向，破坏继续革命。这就要在继续革命的过程中进行仔细考察，将两者区分开来，端正思想，查找原因，根除庇护，区别对待，将重点放在有意为之方面。这是在处理地富反坏右的问题时应该注意到的。

　　在继续革命过程中，要想正确对待并妥善处理地富反坏右问题，就必须准确地认识地富反坏右在继续革命对象中所处的地位，处理好出身与个人表现的关系，防止两种错误倾向的出现，改造和争取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属成员。只有这样才能将他们中的多数逐步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