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续一）

　　（四）革命任务综述。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灭资，防止和平演变；反封批孔，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反修防修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首要任务、主要任务，反帝灭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任务，反封批孔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般任务。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本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时期进行的反帝反封斗争虽然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却又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反帝反封斗争存在着重大不同。

　　修正主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当时不论国际还是国内都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21]根据马克思主义内外因相统一的原理，党内特别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会对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造成毁灭性破坏，因而反修防修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首要任务、主要任务。从这里可以看到，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是具有必然性的。

　　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外部条件。三大改造完成后，虽然资本主义已经被消灭了，但是资本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仍然存在。已经消灭的资本主义会在一定条件下在这种社会基础上再次产生出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外部力量，而国内资本主义则是帝国主义颠覆社会主义的内部策应力量。这就要进行反帝灭资的斗争。

　　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由于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占据主流文化地位，因而要批判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就必然要进行反封批孔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关系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立、巩固和发展。

　　这样我们看到，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必须要开展反修防修、反帝灭资和反封批孔的斗争。反修防修是首要任务、主要任务，反帝灭资是重要任务，反封批孔是一般任务。三者虽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任务中的地位不同、分工不同，却具有密切的联系。只有搞好反修防修的斗争，才能为反帝灭资、反封批孔的斗争奠定基础，只有搞好反帝灭资和反封批孔的斗争才能为反修防修的斗争创造条件。反修防修、反帝灭资和反封批孔共同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

　　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1]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只有分清了敌友，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反对真正的敌人，将革命进行到底。

　　那么，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革命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呢？

　　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虽然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以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为主要表现形式。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敌视社会主义革命，也属于继续革命的对象。这样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地富反坏右就构成了继续革命的对象。当然三者在革命对象中的地位是不同的。

　　（一）党内走资派是首要革命对象。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首要对象是走资派。走资派和修正主义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为什么走资派是继续革命的首要对象，运动的重点要整党内走资派呢？党内特别是中央对走资派又是什么样的认识呢？下面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

　　1、党内走资派是修正主义的人格化代表。

　　党内走资派就是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具体说来，是指在共产党内，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掌握权力的那部分干部，而不是指一般的党员干部。党内走资派，从纵的方面来说，不仅在地方上存在，也出现于中央，潜伏于各级领导机构中；从横的方面来说，不仅存在于苏联共产党内部，也出现于中国共产党内部，在执政的共产党内部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必须要解决的关系党和社会主义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

　　毛泽东说：“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2]这样就揭示了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共产党内修正主义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具有必然性的。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党内特别是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会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党内走资派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修正主义路线是党内走资派的思想指导，党内走资派则是修正主义路线的践行者，是在这条路线指导下开展行动的。没有修正主义路线，党内走资派就失去了行为的依据；同样，没有党内走资派，修正主义路线也就执行不了。两者之间是联系密切，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缺一不可的，共同存在于反修防修的斗争实践中。

　　修正主义和党内走资派之间虽然密切相关，在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方面具有一致性，但是在适用的范围上还是存在着重大区别的。修正主义不仅存在于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之间，还存在于一般党员干部中间；而党内走资派则只是存在于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中间。由此看来，修正主义比党内走资派存在的范围要广泛得多。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共产党内，产生了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不仅存在于一般党员干部，还存在于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中间。作为一股社会思潮的修正主义，不会自己发挥作用，而是在侵入了走资派的头脑以后，通过党内走资派的行为才能显示出力量。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党内走资派就是修正主义的人格化身。因而要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就必须清除修正主义的践行者，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

　　不论是“四清”运动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运动的重点都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都有明确的规定。那么，为什么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呢？

　　根据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内因和外因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内因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外因处于矛盾的次要方面。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外因起辅助性作用。因而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要通过内因来起作用。事物的发展，主要地是由于内因决定的。这就是常常说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党内走资派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隐藏在共产党内，掌握着权力，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导致党和国家变质变色的内因。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乃至帝国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则是导致党和国家变质变色的外因。在导致党和国家变质变色的过程中，内因起主要的决定性作用。因而在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中，就要将打击的重点对准党内走资派。

　　我们不仅在理论上从内外因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中来认识这个问题，同时还可以在实践上从共产党在国家事务中的领导地位、走资派在共产党内的地位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等方面来进一步认识这个问题。

　　将运动的重点对准党内走资派，是由共产党在国家事务中的领导地位所决定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一切事务，都要依靠党来进行领导。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又在宪法上得到了保证。正是由于党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核心领导力量，在国家事务中处于领导地位，那么一旦党内出现了修正主义，产生了走资派，就会对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文化造成毁灭性破坏，导致党和国家改变颜色。在这种情况下，党对国家的领导制度，恰恰成为党内走资派推行修正主义的有利工具。这样就将打击的主要目标锁定在党内而不是党外，要在党内找到致使党和国家变质变色的决定性力量。因而在反修防修的斗争中，就要将打击的重点对准党内走资派。

　　将运动的重点对准党内走资派，是由走资派在共产党内的地位所决定的。走资派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掌权的那部分党员干部，才能称得上是走资派。就是说，走资派从范围上来说只能是在党内，从性质上来说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从地位上来说是在党内掌握着权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掌权这三者就构成了走资派的特征。由于走资派不是一般的党员干部，而是指在党内掌握着权力的党员干部，因而大大小小的走资派都在党内掌握着一定的权力。他们隐藏在共产党内，以党的各级领导人的面目出现，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利用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从内部来瓦解共产党，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起到了国内外阶级敌人难以起到的作用。这会把社会主义大厦从内部腐蚀蛀空，酿成亡党亡国的严重后患。因而就要将打击的重点对准党内走资派。

　　将运动的重点对准党内走资派，是因为走资派一旦在党内出现，就会盗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推行修正主义。党的组织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3]这个组织原则将民主与集中结合起来，既发扬了党内民主，又保证了集中统一，使得共产党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坚持集中统一的领导，不仅保持了生机和活力，还提高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实践已经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在一定条件下又可能会被走资派利用，作为他们推行修正主义的工具。一旦走资派控制了各级党委特别是中央的领导权，就会盗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求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控制党的各级乃至中央领导权，不换思想就换人，打击党内健康力量，压制不同意见，搞专制独裁。因而为了防止走资派盗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推行修正主义，就要将打击的重点对准党内走资派。

　　正是由于党在国家事务中处于领导地位，走资派才利用在党内的地位，盗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推行修正主义，因而走资派就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大隐患。这是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为了及时清除这样的“定时炸弹”，毛泽东不仅发出了一旦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地方就要进行造反的号召，而且还发动了旨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文化大革命。[4]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在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问题上，不论是党中央还是地方党委内部都是存在着严重分歧的。毛泽东认为地富反坏右已经整过一次了，这些人在社会上已经没有什么力量了，真正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造成颠覆性破坏的还是党内走资派。[5]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就有不同意见。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当毛泽东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他就当场表示了反对的态度。[6]虽然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将这一论断写入了“二十三条”，但是刘少奇还是对此持保留态度的。这种保留态度在工作组问题上又一次表现了出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形式上是运动究竟是在党委的领导下还是依靠群众自发起来进行，实质上则是他们在运动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派问题上分歧的反映。这种分歧还表现在地方党委及领导干部中间。尽管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他们作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但是却没有得到他们的响应，最后为了取得文化大革命的成效，才不得不转入了全面夺权阶段。[7]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因为一旦党内特别是中央出现走资派，推行修正主义，就会给无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文化的巩固与发展造成毁灭性破坏。这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内因，也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决定性力量。这就要将运动的重点锁定党内走资派，只有将他们清理出来，才能消除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大隐患。

　　3、对走资派的政策界定。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锁定了走资派以后，怎样才能够将走资派辨别出来呢？

　　这确实是一个难题。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讲话时说：“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8]此前，十月五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到文化大革命时也说：“有两种矛盾，第一是敌我矛盾，第二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比我们过去打仗困难得多。”[9]

　　从这里可以看到，在斗争中要将走资派辨别出来是不容易的。因为过去的革命敌我阵线清楚，泾渭分明，好辨别。现在的走资派，却没有贴着标贴，而是混迹于共产党内，以党的领导干部的身份出现，讲着马列主义的语言，还表示要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示，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在这种情况下，确实一时不好辨别。同时，犯思想认识错误的与敌我矛盾的搅和在一起，给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带来不少困难。这就要求在现实斗争中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矛头对准走资派，将这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人物清理出来。

　　在运动中要将打击的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走资派就在党内，因而要在党内而不是党外寻找走资派。同时，还要认识到走资派并非指党内的一般党员干部，而是指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在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中，也并非人人都是走资派，而是其中一部分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员领导干部。因而要打击走资派，就要将目标锁定到党内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的范围内，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那些党员领导干部清理出来。

　　要在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中揪出走资派，不仅要看他们的言论，而且更要看他们的行动，要从他们的言行中来判断究竟谁是走资派。这就要将干部所犯的走资派错误与一般的官僚主义和思想作风问题区分开来。既不要把一般的官僚主义和思想作风问题看作走资派所犯的错误，也不要将走资派所犯的错误视为一般干部的官僚主义和思想作风问题，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准确界定走资派，将打击的矛头对准走资派。

　　同时，对文革的态度也是鉴定走资派的一个重要标准。党内走资派是文革的重点打击对象，因而走资派是反对文革的。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文革发动以后，不少党员干部对文革抱着消极态度，有的虽然积极参加了文革，却没有站在造反派群众一边，而是成为保守派的后台，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群众分裂，在全面夺权的斗争中最终被打倒。

　　应该说，全面夺权阶段对党员干部的冲击是比较大的。不能说被打倒的党员干部都是走资派。在进入斗、批、改阶段的时候，就要进行甄别鉴定，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将顽固的走资派与犯走资派错误的党员领导干部区分开来，将犯走资派错误的党员领导干部与犯一般性错误的党员领导干部区分开来。一旦他们认识错误，悔过自新，就要及时解放他们，安排他们适宜的工作。就是对于顽固的走资派也要给予他们出路，使他们能够生活下去。[10]

　　走资派虽然属于敌我矛盾，但是在一般情况下还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因而文革期间除了查出历史问题的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以外，绝大多数犯走资派错误的党员领导干部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这就要求在处理走资派的时候，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既不能将处于敌我矛盾的走资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也不能把处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走资派按敌我矛盾来处理。如果将处于敌我矛盾的走资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样如果把处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走资派按敌我矛盾处理，就会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因而在处理走资派的时候要小心谨慎，认真对待，防止出现“左”倾和右倾的错误。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确定了运动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派以后，还要对党内走资派进行准确的界定和处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清除和解决党内的走资派问题。

　　4、瞄准打击对象，防止转移运动方向。

　　我们知道，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是说，在运动中要以党内走资派为主要打击对象。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党内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分歧在实践上的表现就是有人企图转移运动的方向。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四清”运动期间，刘少奇认为党内不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1]既然不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就不能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共产党内掌握权力的干部了。这样实际上就对这些隐藏在党内的走资派起到了保护的作用。任何运动都是有打击对象的。既然党内不存在走资派，那么打击的主要矛头就会指向地富反坏右以及基层干部和群众了。这是转移运动方向的一个实例。

　　文革开始以后，围绕究竟是在党委领导下来进行运动，还是由群众自发地来进行运动，在党中央内部又出现了严重分歧。这个分歧在工作组问题上表现了出来。当时要搞运动就是因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内部出现了走资派，如果在党委领导下来进行运动，走资派又掌握了党委的领导权，由这样的党委来领导运动，又怎么能够清除走资派，将运动搞好呢？即使地方党委烂掉了，上级派来了工作组，在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情况下，又怎么能够保证派来的工作组领导好运动呢？

　　由于走资派隐藏在党委内部，有的已经掌握了党委的领导权，运动的重点又是整党内走资派，在党委领导下而不是由群众自发地来进行，这样实际上就是保护了党内走资派。试想，当走资派以党委领导人的身份来主持运动，在反对党委领导人就是反党的背景下，又会有谁能够将斗争的矛头指出党内走资派呢？因而才在毛泽东提议下，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了工作组。这引起了刘少奇的不满。于是在七月二十九日召开的大会上公开表示自己不知道如何搞文化大革命，还以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来为自己进行开脱。[12]八月四日在毛泽东批评工作组问题上的错误时，刘少奇以不怕下台为由拒绝接受毛泽东的批评。[13]这是转移运动方向的一个实例。

　　党中央内部的争论和分歧在社会上也反映了出来。文革发动阶段，有人提倡“血统论”，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就是宣扬“血统论”的有力证据。如果按“血统论”和这个对联来进行文革，那就不要在党内整走资派了。因为党内走资派，都是在党内掌握权力的干部，这些人过去对革命做出过不小的贡献，有着一定的资历，现在又担任着领导职务，按常理来说，他们怎么会是挨整的对象呢？因而在现实斗争中应该保护他们。不论是当时的西纠还是后来的联动就是以此为纲领组织起来的。他们搞打砸抢，在群众中划分“红五类”和“黑五类”，将矛头对准地富反坏右、老师和学生，摇旗呐喊，主观冲动，横冲直撞，聚众斗殴，搞得乌烟瘴气，破坏了阵线，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这样就转移了运动的打击方向。这是转移运动方向的又一个实例。

　　由此我们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时期，在是否存在党内走资派以及运动的重点是否是党内走资派方面，党内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严重分歧的存在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党内出现的分歧和矛盾，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要清除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走资派，而走资派为了自身的利益进行抵制所导致的结果。从程度上来说，这个时候的分歧和矛盾还处在认识阶段，从性质上来说，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至于西纠和联动的行为，既体现了社会上存在的阶级斗争，又与党内的分歧和矛盾密切相关，是党内分歧和矛盾在社会上的表现。

　　虽然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不论是在“二十三条”还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都明确规定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还通过变动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以及解散西纠和联动，为文革的顺利进行，防止运动方向的转移，提供了有力保证。但是斗争并没有止息，一有适应的机会就会又一次表现出来（比如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怀仁堂事变）。历史的演变已经对此作出了证明。

　　（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重要革命对象。

　　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存在于意识形态方面。要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就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对象。那么，为什么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对象，而不是像党内走资派那样是首要对象呢？

　　1、是重要革命对象，还是首要革命对象？

　　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对象。那么，为什么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对象，而作为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走资派却是继续革命的首要对象呢？

　　这是由于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在上层建筑领域的不同作用决定的。

　　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方面。走资派是在共产党内掌握着权力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干部，属于政治上层建筑范畴，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在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方面占有主导地位的人物，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政治上层建筑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又对政治上层建筑具有能动作用。从两者之间的关系上来分析，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作用上，走资派显然比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要大得多。

　　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从意识形态方面着手，先制造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14]一般来说，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毕竟没有直接掌握权力，他们的主张要想变成现实，还是要依靠走资派的行动才能够实现。从这里可以看出，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在上层建筑领域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因而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将党内走资派而不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作为继续革命的首要对象，而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作为继续革命的重要对象。

　　2、是重要革命对象，还是主要革命对象？

　　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是重要对象，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是主要对象。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在上层建筑领域占有重要地位，而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占有主导地位的缘故。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表现，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在意识形态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因而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要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作为主要革命对象。这是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来界定的。同时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作为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主要对象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就不是主要对象，而成为重要对象了。这是从上层建筑范畴来界定的。到底是重要革命对象还是主要革命对象，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所处地位的不同造成的。

　　虽然在意识形态方面还存在着其它剥削阶级的思想文化，但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集中表现在无产阶级思想文化和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斗争上。无产阶级思想文化和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斗争不会自动开展起来，是要通过人来进行的。在意识形态方面，这两种思想文化的斗争，是掌握无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和掌握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斗争的双方不过是这两种不同性质思想文化的人格化代表而已。鉴于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在宣扬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群中占据主导地位，那么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也就成为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人格化代表的集中体现了。

　　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到底是重要革命对象还是主要革命对象，是从不同的范畴以及在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革命中所处地位的不同决定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格化代表的集中体现，是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

　　3、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是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

　　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具体表现。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不同性质的思想文化的斗争，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斗争。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确定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更要锁定主要对象。只要抓住主要对象并予以解决，其它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而能不能抓住并解决主要对象，就成为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

　　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将矛头对准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因而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就成为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概括地说，这个对象是由一般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组成的。由于一般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与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影响和作用不同，在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难易程度不同，因而不仅要把一般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与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区分开来，还要把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与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区分开来。

　　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处理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对象的人的时候要特别慎重。如果把一般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作为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来处理，就会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把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作为一般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去处理，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同样，如果把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作为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来处理，就会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作为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去处理，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就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划清三者之间的界限，对一般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和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予以妥善处理，将重点放在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的处理上。

　　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归根到底还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

　　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具有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当中的头面人物。他们不仅资历老，见识广，影响大，功底深厚，还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派，是挂帅印的，从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是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集中代表，因而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要把重点对准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

　　应该认识到，我们说的将重点对准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具体说来是指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言的。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必须将重点对准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将他们批臭驳倒，扫除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障碍。只有这样，才能将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从中可以看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就要紧紧抓住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把它作为革命的重点，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出发，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进行猛烈的批判，不仅勾画出他们的真实面貌，还剖析他们的思想本质，进一步指出他们虽然表面上打着民主和人权的旗帜，实际上却是与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相反，在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擂鼓助威。不仅从理论上驳倒他们，还要在实践中限制他们的活动。只有在把他们批臭驳倒以后，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和一般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才容易转变过来。这是夺取意识形态方面领导权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