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续一）

　　（10）工农兵群众参加政权。

　　文化大革命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文化大革命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却是由工农兵来完成的。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讲到了这个问题。

　　一九六七年五月，毛泽东在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时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167]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识到工农兵和知识分子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在历史上起着不同的作用。知识分子虽然具有不少优点，但是却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具有依附性，在革命过程中往往表现出投机性，缺乏彻底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就要由工农兵来完成夺权的任务。

　　文化大革命进行的全面夺权，是工农群众和站出来的干部在军队支持下进行的。夺权以后，在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了由军队干部、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工农群众就以群众代表的身份参加到各级革命委员会中，有的还担任了领导职务。这样在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就有了群众代表参加。工农群众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参加到革命委员会中去的。

　　在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是否还要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呢？

　　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说过，现在不宜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的问题。[168]这是因为党中央内部存在的问题，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以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变动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为标志，得到了解决，因而就没有必要再向中央夺权，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了。这样就维持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基本格局。

　　进入斗、批、改阶段后，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进一步落实工农群众代表进入中央领导机关，参与党和国家管理工作的要求，以中共九大、十大和四届人大的召开为标志，在工人、农民中选拔了一批人到中央工作。

　　在中共九大的时候，就选拔了一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比较突出的先进分子，工农出身的优秀分子，作为大会代表参加了九大，有的还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在中共十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再一次提出要从工农群众中选拔接班人的要求，还要按照这个标准来选举中共十大代表、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

　　毛泽东考虑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二是要年轻。他在九大后，特别是在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一九七二年七月，他又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

　　正是从在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择一批人这种设想出发，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被考虑进入新的中央领导班子。

　　据周恩来说：这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农民、现役军人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合起来比例约为百分之六十七，其余百分之三十三，很大一部分是革命干部，这里边很多过去也是军人。”[169]

　　从中可以看到，在中共十大中央委员会中，工农兵及其他劳动人民占了百分之六十七，在中央委员会占了主体地位，工农代表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进入中央政治局，王洪文还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在工农代表进入党中央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年轻化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一九七五年一月，召开了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二千八百八十五名代表中，工农兵代表占百分之七十二，陈永贵、吴桂贤以及工人出身的孙健当选为副总理，李素文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70]

　　工农兵不仅是四届人大代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占据了主体地位。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这种主体地位，为工农兵行使民主权利，参与国家管理，巩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组织保证。

　　我们看到，不论是中共十大还是四届人大的召开，大批工农出身的干部当选为党代表和人大代表，其中表现突出者还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成为重要的领导人。他们不仅行使表决权，而且还从事党和国家事务的实际管理工作。这是工农群众进入政权机构，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监督干部，管理国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重要尝试。这种安排虽然最终并没有能够巩固文革的成果，却是有现实意义的。由于工农群众代表在党和国家机构中已经成为一支现实的政治力量，因而即使在毛泽东去世的情况下，仍然是雄风犹在，最后迫使颠覆毛泽东革命路线的人不能采取所谓合法的方式，而不得不采用政变的方式来抓捕文革领导人，这样也就在刀光剑影中将他们的面目暴露于天下。

　　从中央到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工作人员的配备上，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方针，搞好传、帮、带，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和优秀青年进入各级党政机关，巩固文革成果，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随着中共九大、十大和四届人大的相继召开，制定了新的党章和宪法，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成果（比如“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写入党章和宪法，一些行之有效的作法被作为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确定下来，不论是党章、宪法的总纲还是条文都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进行提供了党规和法律的保证。这是继续革命的成果，也是继续进行革命的保障。

　　由此引发我们的进一步思考，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以后，工农群众直接参加政权是具有必然性的。这是因为新中国就是工农两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工农群众直接参加政权是巩固和发展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

　　一般来说，在夺权政权以后，工人和农民由于文化素养和政治管理能力的限制，并不直接参加国家的管理，往往委托代理人——被称为人民公仆的干部来管理国家。这些干部主要来源于工农和知识分子，具备必要的文化知识、管理能力和丰富经验，是以人民公仆的名义来管理国家的。但是在这些干部中却容易产生修正主义分子和腐化变质分子，企图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行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使工农兵代表在人大代表中占有较大的份额，还要占据主体地位。同时，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革命委员会中，使以工农为主体的群众代表占据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还要使他们中的优秀代表能够进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优异者要成为领导层的成员。这样就使工农群众不仅能够真正参加从中央到地方的管理，而且还能够进入到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层。

　　这些工农代表进入领导机关以后，由于文化水平较低，在具体管理国家事务方面会表现出不足，但是可以派一些知识分子来进行帮助，逐步提高他们的管理能力，缩小他们在管理国家事务上和干部存在的实际差距。他们参加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机关，主要是把握社会的发展方向。因为不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现实的实践上，地方党委、中央机关乃至于党中央都有可能出现腐化变质，走上修正主义道路。为了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就要工农代表参加到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中。这是工农群众参与政权的根本使命，也是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防止政权腐化变质的政治保证。从这里出发，所谓管理能力的高低与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命运比较起来，就退居次要地位了。有人以他们文化水平的问题来反对他们参与国家事务管理，虽然说的是实情，却是本末倒置了。

　　即使他们进入到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也是以工农群众代表的身份参加进去的，并不脱离一线劳动。他们有时在领导机关工作，有时还要到一线参加劳动，不论是劳动还是在机关工作的时间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但是一定要以不脱离一线劳动为原则。这是保持工农代表本色，防止他们进入领导机关后出现腐化变质的一个有力保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为工农阶级直接管理国家提供了参加政权的机会和条件。进入斗、批、改阶段后，工农代表参加政权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参加不仅是使工农代表进入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委、人大、革委会等党和国家机构中，还要进入到中央的核心领导层，使工农阶级真正以主人的姿态行使民主权利，监督各级干部，维护本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是反修防修，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可靠保证。

　　（11）小结。

　　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后，就要将斗、批、改的内容具体化，落实到实际的工作中。这些工作在全面夺权完成之前遭到了重重的阻挠，是在夺取了政权，排除了干扰以后才得以进行的。具体表现在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创办五七干校，文艺革命，教育革命，医疗卫生革命，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恢复正常秩序，工农兵群众参加政权等问题上。这是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实际行动。通过这些具体的行动，全面贯彻落实斗、批、改，清除在上层建筑领域存在的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因素，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则是这个阶段的具体任务。

　　4、斗、批、改具体目的的实施又遇到了严重阻挠，致使文化大革命随着斗、批、改时间的延长而延期。

　　全面夺权以后就进入了斗、批、改阶段。毛泽东原先预计斗、批、改的任务到一九六九年夏季就要完成了。[171]随着斗、批、改任务的完成，文化大革命也就结束了。但是斗、批、改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阻挠，导致时间被延长。

　　阻挠的因素之一，是探索中的曲折造成的。斗、批、改是一次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全新探索，没有经验可循，需要在摸索中前进，在这个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斗、批、改是在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取得成效的。由于探索中出现的曲折与失误，影响到斗、批、改的顺利进行，致使斗、批、改的时间被延长。

　　阻挠的因素之二，是受到当时备战的严重影响。这个时候中苏边境严重对峙，发生了珍宝岛自卫还击战。苏军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虎视耽耽，严重威胁到我国国家安全。一九六九年国庆节后，中央领导人纷纷离开北京，疏散到外地。备战一度成为当时压倒一切的工作。[172]当时紧张的备战严重影响了斗、批、改的进程。

　　阻挠的因素之三，是林彪事件的严重影响。全面夺权完成以后，毛泽东和林彪在要不要进行斗、批、改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集中表现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上，也就是在中共九大以后是继续进行斗、批、改还是主要发展生产。[173]虽然以体现林彪观点的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被否决，体现毛泽东观点的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被通过为标志，使这次争论暂时得到平息，但是造成的影响则是深远的。随后，不论是在一九六九年十月发布的“第一个号令”还是一九七○年秋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的宗派主义活动日益明显，甚至出现了夺权的严重动向，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林彪集团在思想上搞了修正主义，政治上搞了分裂主义，组织上搞了宗派主义。鉴于林彪集团主要成员都在中央政治局内，控制着中央军委办事组，他们思想上的蜕变，组织上的宗派活动，成为当时文革发展面临的最大危险。因而，毛泽东在林彪及其集团成员没有承认错误和悔改的情况下，进行南巡活动，向党内公开了他和林彪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要在党内解决林彪集团的问题了。[174]毛泽东还同意国庆节前召开九届三中全会，还要补选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后召开四届人大。[175]但是却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对斗、批、改的进行，时局的演变，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这个时候清除林彪集团的影响，解决事件遗留问题，就成为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林彪事件的出现及其处理，成为斗、批、改时间被延长的决定性因素。

　　阻挠的因素之四，是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其他意外事件的干扰与影响。斗、批、改阶段，就是要对文革发动及其全面夺权阶段被打倒的干部进行审查，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即使犯有走资派错误的干部，一旦在悔过自新以后，一般还要酌情使用。这个时候围绕文革期间被打倒、冲击、靠边站的干部的使用问题出现了不少分歧和争论，这种分歧与争论又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联系在一起，以致于在长时间内难以取得一致意见。本来，在中共十大召开后，就要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会议，但是由于在人事安排上的分歧和争论，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中共中央委员、公安部长李震自杀案件，致使四届人大又一次延期了。[176]这成为斗、批、改被延长的重要因素。

　　从中看到，在斗争激烈的全面夺权阶段过去后，就进入到实现稳定，建立秩序，破旧立新，巩固成果的斗、批、改阶段。毛泽东本来预计到一九六九年夏随着斗、批、改任务的完成就可以结束文革了，但是随着斗、批、改过程中出现的曲折，备战的影响，林彪事件，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其他意外事件的影响，致使斗、批、改的时间被延长。随着斗、批、改时间的延长，文化大革命也就自然被延期了。

　　5、文化大革命在斗、批、改具体目的的实现中走向尾声。

　　进入一九七五年以后，以四届人大的召开为标志，斗、批、改的具体目的就要进入收尾了。邓小平进行的整顿就是为完成斗、批、改收尾工作才在毛泽东支持下开展起来的。随着斗、批、改收尾工作的完成，文化大革命就要结束了。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斗、批、改不仅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而且还基本上完成了，取得了伟大胜利。这种伟大胜利表现在：从省、市、自治区到基层单位层层建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在大批判中进一步端正了思想，深化了认识，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力；将地富反坏右及腐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清理出阶级队伍；通过整党建党，清除了党内走资派、叛徒、特务，建立了一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先锋队，纯洁了组织，提高了战斗力；通过创办五七干校，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干部和管理人员，加强了干部和群众之间的联系，清除了干部和机关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通过文艺革命、教育革命、医疗卫生革命，使工农兵占领了文艺舞台，培养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走中西医相结合的道路，初步解决了为什么人、培养什么人、到哪里去的问题；通过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恢复正常秩序，使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能够得到适宜的处置和安排，即使死不悔改的也给予了他们生活出路；工农兵群众直接参加政权，把握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等等。

　　在斗、批、改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就是要巩固文革成果，维护社会稳定，处理文革的遗留问题，以便适时结束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八月就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一九七五年一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期间他在杭州听取周恩来汇报时又说“还是安定团结为好”。[177]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说“要安定，要团结”。[178]这个时候毛泽东是在稳定大局的前提下，完成斗、批、改的善后工作，处理好文革的遗留问题，以便结束文化大革命。正是这样才召开了四届人大，选举了代表，安排了人事，制定了宪法，恢复了秩序。这是完成斗、批、改工作的标志性事件。此后，就要完成斗、批、改阶段的遗留任务，结束文化大革命了。邓小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整顿的。

　　四届人大以后，由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以第一副总理的身份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一九七五年七月，王洪文外出调研期间，邓小平又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79]这个期间，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对军队、铁路、工业、农业、科技、教育、文艺、党等诸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以此来巩固文革成果，健全规章制度，恢复正常秩序，发展社会生产，完成斗、批、改的收尾工作，适时结束文化大革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在党内高层做了不少说服工作，排除干扰，委以重任，竭力支持邓小平开展的整顿工作。但是事与愿违，邓小平在整顿过程中既未报告毛泽东批准，也未经中央政治局研究，就把三项指示为纲确定为当前工作的指导方针。[180]这实质上是以三项指示为纲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意图扭转文革的发展方向，以整顿为名，行否定文革之实。这种作法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

　　其实，这个时候毛泽东从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对党内双方的态度，是在坚持文革路线的基础上，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其目的就是消除分歧，团结起来，完成斗、批、改的任务，以便结束文化大革命，而不是要打倒任何一方。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四日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汇报时还对此作出了明确肯定。[181]

　　一九七四年毛泽东对江青等人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又对江青出现的悲观情绪以及想请假休息的想法予以开导，说“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观片面。多休息好，似不宜请长假。”。[182]对邓小平扭转文革发展方向的右倾错误，也是先在中央政治局内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帮助他认识错误，这种批评会还是在邓小平主持下召开的。就是在邓小平拒绝做出关于文革决议的情况下，也没有把他怎么样，而是减少工作，而不脱离工作，仍然让他留在中央政治局内。对于即将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战斗队，不搞串联。[183]对左右双方的态度，实际上是在维护文革成果的前提下，从稳定大局的要求出发，使双方摒弃前嫌，扩大共识，团结起来，为结束文革采取的行动。要不是后来发生了天安门事件，邓小平担任的职务是不致于被撤销的。在发生了右倾翻案风以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下，临近收尾的文革才又拖了下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四届人大召开以后，巩固成果，健全制度，恢复秩序，发展生产，制定目标，处理遗留问题，通过整顿来完成斗、批、改的收尾工作，就要结束文化大革命了。但是邓小平以整顿为名，行扭转文革方向之实，不仅激化了矛盾，还迟滞了斗、批、改的收尾工作，使将要结束的文化大革命又拖了下来。这样直到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也没有宣告结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