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医疗卫生革命。 进行医疗卫生革命，搞好医疗卫生工作，使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是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 医疗卫生工作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搞好这项工作，不仅是保障人的身体素质的有力手段，也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表现。医疗卫生事业属于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但是医疗卫生为谁服务如何服务，却是由上层建筑决定的。社会主义医疗卫生工作应该坚持“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方针，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这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必然要求。那么，当时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医疗卫生布局与我国人口的分布恰恰是相反的。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在农村，百分之十五在城市。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却是在城市，而不是在农村。同时，城市当中又是把高级干部作为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服务对象。医疗卫生支出方面，往尖端研究支出过多，对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等较大规模的传统疾病重视不够，支出不足。农村不仅缺医少药，就是在医生的培养和医疗卫生检查制度方面，也不适应农村的需要。可是对这些问题却没有人过问，特别是作为医疗卫生主管部门的卫生部熟视无睹，默然置之。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 毛泽东对医疗卫生工作的不满首先在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问题上表现出来。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外宾时在谈到中国高级干部的保健工作时说：中国的保健工作是学苏联的。一个人，如果不动动，只是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出门乘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我们的保健工作，学了苏联的，把专门的医生变成不专门的，不多看各种各样的病，不好，要改。[140] 毛泽东的批评引起了卫生部的反映。中共卫生部党组七月十二九日向毛泽东写了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的报告。 报告说，今年六月二十四日，主席在会见越南外宾时，对我国的高干保健工作提出了批评。报告检讨说：我们的高干保健工作中严重地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助长生活特殊化的现象，而且一些医生、护士长时间脱离病房工作、门珍工作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关于改进办法，报告提出：一、取消专职保健医生、保健护士的制度；二、对于没有严重疾病的人，提倡积极锻炼身体，同时加强北京医院对医疗保健工作的管理，加强对医务人员进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提高医疗工作质量；三、取消存在于高干保健工作中的一些特殊化的做法。 八月十日，毛泽东阅后批示：“朱、邓、彭、康阅。请书记处考虑一下，此建议是否可行？并以决定告知卫生部。”毛泽东还对报告作了两处批注。在报告中的“今后中央领导同志有病需要医生出诊时，通知保健局或北京医院”处，毛泽东批注：“保健局应当取消。”在报告中的“加强北京医院对医疗保健工作的管理”处，毛泽东批注：“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141] 从卫生部党组的报告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批评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后，卫生部党组向毛泽东作了检讨式的报告，表示要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并没有立即批准这个报告，而是要书记处研究后再决定是否实行，这表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处理是慎重的。他在批注中明确提出要取消保健局，批评北京医院是一个老爷医院，这表明毛泽东对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制度是强烈不满的。 虽然卫生部向毛泽东呈递了解决高级干部医疗保健问题的报告，但是这不过是医疗卫生工作问题的冰山一角。毛泽东以此为突破口，对全国的医疗卫生工作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形成了更为明晰的认识，提出了改进医疗卫生工作的基本方法，确立了进行医疗卫生革命的指导思想。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同身边医务人员谈话。他说：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这么多年。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是在实践中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和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那种做法脱离群众，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谓尖端，高、难、深的疾病研究上，对一些多发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预防，如何改进治疗，不管，没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农村，重点在农村。今后城市的医院应该只留下毕业一两年的医生，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好的都放在农村。“四清”运动到一九六八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并没有结束啊！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把这些都告诉卫生部。[142]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医疗卫生工作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村缺医少药，而卫生工作的重点却是集中在城市，主要是给老爷看病。不论是医务人员的培养，还是检查治疗方法，乃至大量人力、物力的投置方向，都是不利于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水平的。作为医疗卫生主管部门的卫生部，对这种状况视而不见，没有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来。这种状况也没有引起其他人的注意，没有人去管这件事。这引发了毛泽东严厉的批评。鉴于医疗卫生工作主要是为城市的人服务，而在城市中又是主要为老爷服务，因而毛泽东就将卫生部称为城市卫生部、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提出要进行医疗卫生革命。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要培养农村医生，改进检查治疗方法，将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在人民群众中出现的多发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以及如何预防和治疗上，能够惠及民生。从这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当他从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上看到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时，兴奋的心情为什么溢于言表，乃至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第二天就欣然命笔写下了中国人民改天换地的宏伟诗篇——《七律·送瘟神》了。 为了尽快改变这种情况，他甚至提出将新毕业的、本事不大的医生留在城市中，其余的包括好的医生要到农村去。他还不无忧虑地感叹道，即使“四清”运动结束了，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还远远没有结束，仍然有繁重的工作等待着去完成。于是他才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 卫生部接到毛泽东关于医疗卫生工作的谈话后，进行了反省和自查，提出了改进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建议，并制定了相应的整改措施。 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同卫生部部长钱信忠谈话。毛泽东说：过去农村卫生工作是无人管的，卫生厅也不大管。你说的半农半医这办法好。医务人员下去三分之一，任务一是医疗，二是训练农村医生。农村卫生员应给点工分。使用在农民身上的那部分药费，由国家出。避孕不能光宣传，应帮助解决药费和工具。卫生工作要照顾到打仗的问题，分科不要太细，不要内科不能看外科，医生不能搞护理。[143] 从中看到，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提出了解决农村医务人员的办法，一个是下放城市医务人员，别外就是培养半农半医的农村医务人员。毛泽东对此是赞赏的。毛泽东从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在农村不能分科太细，农村医务人员要成为多面手，能够看多种常见病，给半农半医的医务人员工分，由国家承担部分农村医疗费用。这就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落实提出了政策指导。这种半农半医的农村医务人员，就是后来赤脚医生的先声。 这是毛泽东在文革发动前夕关于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谈话。他明确提出要把他的这些话告诉卫生部，卫生部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和全面夺权阶段，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毛泽东的这些指示是无法落实的。当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夺权任务已经完成，进入到斗、批、改阶段的时候，落实毛泽东关于医疗卫生工作的指示，进行医疗卫生革命，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就成为斗、批、改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了。 在斗、批、改阶段，为了落实好毛泽东关于医疗卫生工作的指示，一九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将上述谈话的整理稿委托汪东兴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暂不发表，将来再说。退东兴同志存。”[144]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在内部传达过，当时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正在有条不紊地按照步骤在落实。鉴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教训，他也许担心这个谈话一旦发表会导致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一哄而起，反而不利于工作的有序开展，因而就采取了暂不发表的态度，压下了这个谈话整理稿。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就要为占中国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民治病。这就改变了以往的医疗卫生格局，使得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民获得了相对公平的医疗待遇，为他们提供了健康的有效保证。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医疗卫生领域的重要体现，是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具体行动。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不是一时的口号，而是要变成加强医疗卫生工作的实际行动。医疗卫生事业不能市场化，不能采取商品交易的方式，而要在国家提供支持的背景下，以公益性事业的方式，有时还要作为福利支出来进行。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开展提供了经济保证，国家还要进一步加大对于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支出。这就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就要加强对农村医务人员的培养。没有医务人员，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是难以开展起来的。即使将城市的医务人员下放到农村，仍然远远难以满足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需要。这个时候国家也难以为农村提供受过医科学校专门训练的足够毕业生，国家的财力也难以为农村医务人员提供工资支出。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由城市下放医务工作者为农村培养医务人员。这样的农村医务人员应当是多面手，能看多种常见疾病，既当医生又会护理，适应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需要。 这种农村医务人员后来被命名为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是指在农村不脱产的从事医务工作的人员。他们没有编制，不领工资，既务农又从事医务工作，拿着队里的工分，费用支出由农村集体经济提供。一九六八年九月和十二月，《红旗》杂志先后发表《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杨屋大队实行合作医疗的调查报告》，加以宣传推广。[145]此后农村的赤脚医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赤脚医生是在医疗卫生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在医疗卫生工作中起着中坚作用，为农村医疗卫生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就要进行医疗检查制度的变革。要根据农村特点以及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宜的检查治疗方法。这就要从医疗卫生工作实践出发，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出一套检查治疗方法，以使能够快速诊断病情，对症下药，使患者较早摆脱痛苦，得到痊愈。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还要将农村常见的多发病、常见病、传染病、地方病等传统疾病作为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这就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运用政权的力量，采取国家和集体共同治理的方式，搞好农村公共卫生，切断病源传播，做好预防工作。经过若干年努力后，重大传统疾病在农村基本上得到了控制。 在医疗卫生革命的过程中，在国家支援下，逐步探索出一条以农村集体经济为依托，以赤脚医生队伍为主体，开支少、收效大、普及率高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种合作医疗制度，是在国家支持下，由集体和农民个人集资，分担农村医疗费用的办法。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医疗卫生革命结出了硕果。医疗卫生领域的斗、批、改，主要是在下放医疗卫生人员的同时，推广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到一九七五年，全国已有赤脚医生130多万，卫生员、接生员360多万，70％以上的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 [146] 医疗卫生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中西医相结合的过程中探索医学革命的道路。早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卫生部党组就向毛泽东并中央报送了关于组织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毛泽东对此极为赞赏，写信给杨尚昆，要他与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徐运北商量，替中央起草一个简短的指示，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加以办理。他还强调说，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他在信中还特别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随后，中共中央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发出为转发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给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指示。这个指示连同卫生部党组的总结报告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在《人民日报》发表。[147] 经过几年中西医相结合的经验积累以后，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进一步提出了从中西医相结合的探索中来进行医疗卫生革命。将中西医的研究结合起来，吸取两种医学研究的长处，用中医的方法来研究西医，用西医的方法来深化对中医的研究，在中西医的比较研究中来探索医学革命的正确道路，推动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发展和进步。这个时候取得的最明显的成就就是屠呦呦团队利用中医方法成功提取出青蒿素，研制出了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复方蒿四醚。这成为中西医相结合的一个杰作。二○一五年屠呦呦因此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医疗卫生革命，就是要革新旧的医疗卫生制度，建立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医疗卫生制度，在中西医相结合中推动中国医学的迅速发展。这就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医疗卫生工作的唯一宗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下放医疗卫生工作人员，培养农村赤脚医生，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消灭农村的重大传统疾病，使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民获到必要的医疗保障，使医学真正能够为中国的劳动人民服务。同时，还要走中西医相结合的道路，推动中国医学的创新和进步。这就是医疗卫生革命的目的。 （9）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恢复正常秩序。 文化大革命转入全面夺权以后，许多干部和学者是作为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被冲击、打倒的，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在遭到冲击、打倒的人们当中，有不少是应该平反的。进入斗、批、改阶段后，就要对被冲击、打倒的干部和学者进行鉴别，调查取证，弄清是非，甄别平反。因而审查案件，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恢复正常秩序，就成为斗、批、改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了。 这就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不论是文革发动之际还是进入斗、批、改阶段，毛泽东对党内干部的基本判断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干部被冲击、打倒了呢？ 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指出，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148]在全面夺权即将完成，进入斗、批、改阶段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谈到了对党内干部状况的判断。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他在与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149] 既然毛泽东都认为干部中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到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为什么运动中会有那么多的干部遭受冲击乃至于被打倒呢？ 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不论是从参加的人数、规模还是波及的范围上都是空前的，造成的冲击面是相当大的。同时，这次运动与以往不同，都是在共产党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一时很难分辨清楚。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说：“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150]这是造成较大冲击面的又一原因。再次，还与当时不少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有着密切关系。他们或公开地或秘密地抵制和对抗文化大革命，挑动群众斗群众，使文化大革命的进行遇到了重重困难。这样为了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也就难以逃脱被打倒的命运了。[151] 其实，早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毛泽东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他就说：“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他在会见阿中友协代表团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方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152]这样运动中即使造成了重大冲击，冤枉了一部分好人，反正横竖不杀人，搞错了以后再平反，有效地避免了不可挽回的后果的出现。 可以看到，不论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还是全面夺权阶段，毛泽东就意识到了运动会对干部、学者造成重大冲击。全面夺权完成后，进入斗、批、改阶段的时候，就要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了。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他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在谈到犯错误的干部时说道：“这是属于共产党人犯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对运动作了这样的估计：“不能说这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了，也不能讲搞得统统很正确，没有搞错。从我们所知道的，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群众要么不搞，一搞起来就很厉害，就不那么文明了，也搞武斗，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喷气式。说我们中国人那么文明，我是不太相信的。群众劲来了，就不那么文明了。所以这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他们这种方法不能解决问题。”[153] 由此看来，毛泽东对文革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清楚的。这里面有不少人搞错了，还是要平反的。他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持肯定态度的。这就构成了进入斗、批、改阶段以后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基本依据。 从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判断出发，文革期间被错误冲击、打倒的干部是可以通过落实政策，获得解放，得到平反的。即使犯错误的干部，也要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争取他们转变过来。一旦他们在认识错误以后，就要解放他们，让他们参加适宜的工作。对于一时转变不过来的干部，也要给予出路，作出安排，使他们能够生活下去，以待于他们将来能够转变过来。这就要将没有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与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干部区分开来，将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干部与被误判的干部区分开来，将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干部与仍然顽固不化的干部区分开来，对于顽固不化的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也要给予生活出路。毛泽东在斗、批、改阶段的谈话和批示中多次反复强调过这个问题。 干部被打倒以后，立了专案，成立了专案组。对专案组搞出来的专案材料，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这里要将隐藏在共产党内的叛徒、特务和犯走资派错误的人区分开来。前者属于敌我矛盾，后者虽然具有敌我矛盾的性质，但是一般还是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专案的设置及其定性，直接关系到干部的前途和政治命运，因而一定要采取慎重态度，避免出现误判，产生冤假错案。毛泽东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呢？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专案组的材料至少一半不能相信。”五月二十六日，在听取军委办事组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时，他说：“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内查外调搞不出什么东西，搞了很长时间没有搞出什么东西。有的学生没有经验，有的还有派性，这一派整另一派。”他还说：“不要把责任推到下面，不要怪下面，谁叫我们不管呀！”在武汉，他对当地负责人说：“下点以前，主要的是要把政策学会，一定要把政策交代清楚。政策不交代清楚，不要下去。”“监护的人，统统放了，不管他职务大小，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看搞专案小组很危险。他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计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个专案组搞了一二年，没有搞出来，怕思想上右倾，宁可‘左’一点。”“我不是完全反对专案小组。搞专案要有经验的人，年龄大的人，要与群众结合。现在有的人年纪轻，造反精神很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得历史。”“听说河南地专县一级的第一把手，有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出来主持工作，这个经验很好，全国不太多。”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湖南对当地负责人说：“出极左极右是社会上有那股思潮，‘省无联’（指‘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引者注）极左，那时很吃香，有一股极左思潮。”七月八日，他在浙江对当地负责人说：“要教育帮助新干部，就是要当见习官。他们没有经验嘛，就是要当见习官嘛！老干部是有经验的。”[154] 从毛泽东的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对专案材料要认真对待，有许多专案材料是不可信的，如果草率从事，仅仅依靠这些专案材料匆忙定案，就会造成冤假错案。对干部的审查，专案的处理，要慎重考虑，防止极左极右思潮的出现。他特别推荐河南地专县有百分之五十的第一把手出来主持工作，这是在解放干部，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中的一个范例。他认为这个经验很好。这就为如何对待专案，干部甄别平反，恢复名誉，指出了方向。 在甄别审查的过程中，不仅将犯了错误的干部与错误处置的干部区分开来，还要将错误处置的干部解放出来，恢复名誉。那么，对于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干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 其实，毛泽东早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在为《红旗》杂志发表《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写的编者按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顽固的走资派或其他被广大群众认为不好的人，只是我国人口中的一小撮。这于这种人，也要从教育入手，以期使他们虽顽固而能转化，虽不好而能变好。总之是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这些是我党长期以来一贯的传统政策，应向一切人讲清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也是一次伟大的教育运动。”[155] 九月三日，毛泽东为《红旗》杂志发表调查报告《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写的编者按中说：“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156] 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说：对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所谓保者，就是帮助他们嘛。看，就是看他们以后的情况，改不改嘛。我的意见，改了也可以，不改也可以，强迫人家的，我就不那么赞成。你有这么几位，有啥要紧啦？至于有一些老同志嘛，将来是不是还可以工作嘛。我所谓老同志，就是各地方已经打倒了的，比如讲谭启龙、江渭清这些人。我想，也许过几年之后，大家的气消了，让他们做点什么。统统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赞成。[157] 这样看来，对于犯了错误的走资派，要采取一批、二保、三看的方针。既要批判他们，又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还要看他们以后的表现，关键是要他们转变思想认识。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只是极少数。不要强迫他们，要他们自己来认识问题，主动地进行思想意识的转变。即使没有转变过来，也没有什么要紧，因为他们毕竟是极少数，无关大碍。从党的阶级政策出发，也要给他们出路，使他们有生活来源，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过几年群众气消了以后，还可以让他们做一点工作。 毛泽东认为对于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干部，要注意采取团结的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帮助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一旦在他们立场转变以后，就要及时解放他们，还要安排他们适宜的工作。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执行“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上批示：“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对报告中讲到要解放一位厂党委副书记的地方，毛泽东批注：“像这样的同志，所在多有，都应解放，给予工作。”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草拟了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毛泽东又加写了两段话：“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158]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说：“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没有王明犯的大。七大时一个也没有丢。我们还是按过去老规定，凡是能团结的都要团结，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大多数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敌我矛盾处理。至于有些人，江渭清、谭启龙、张平化、赵紫阳、霍士廉，要好好研究一下，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严重问题。如没有什么严重问题，只是这一次犯严重错误的话，过一个时间，群众的气消了，就可能解放他们。” 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审改九大报告时又加了一句：“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观点出发，继续给以帮助。”[159]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于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是采取团结态度的。这种团结是有目的的，也是有原则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他们认识的转化，态度的转变，站到革命的立场上来。原则就是在他们认识错误取得群众谅解以后就及时解放他们，还要安排他们适当的工作。为了促进他们子女态度的转变，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采取歧视态度，而要称他们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简称“可教子女”），以便于他们提高认识，与旧的家庭划清界限。文革期间，薄一波作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成员被打倒，他的儿子薄熙成是作为可教子女的代表当选为团中央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团中央委员的。[160]这就是一个证明。 在落实政策过程中，如何鉴别犯了错误的好人，也就是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在认识了错误以后，改邪归正了呢？判断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为此，当时毛泽东的联络员谢静宜专门请问毛泽东。 谢静宜问毛泽东什么是“犯了错误的好人”时，毛泽东说：“即使是原来走资本主义道路了，犯了错误，可是现在人家说了：‘我从此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反过头来走社会主义道路。’那么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不是好人，走什么主义道路的人是好人呢？”毛泽东在讲到“反过头来”这几个字时，用右手有力一翻，向前一推做了一个手势，坚定而有力。[161] 由此我们看到，对于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如果他们承认了错误，表示要改正错误，不再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就可以解放他们，有的还要安排他们的工作。至于他们的声明表态是不是真的，还要依靠以后工作的检验。这样看来，在甄别平反阶段，对于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一般来说是以他是否承认错误，表示改正错误作为解放依据的。后来解放干部，落实政策，也基本上是以此为依据来实行的。 毛泽东不仅对平反冤假错案提出方针政策，而且还对重要干部的解放直接作出批示，指导着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原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来信上批示：“欢迎进步。”在原海军政委苏振华的信上批示：“此人似可解放了。”在杨成武女儿关于杨成武是受林彪等人政治陷害的来信上批示：“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在原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子女的来信上批示：“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在原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子女的来信上批示：“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在被迫害自杀的原马列研究院秘书长柴沫的妻子来信上批示：“似不应除名。（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在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来信上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期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周恩来随即批示让刘建章保外就医，并要求公安部会同北京卫戍区再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162]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恢复了邓小平和陈云的工作。邓小平在文革初期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邓小平在检讨、自述和信件中多次表示要改正错误，希望留在党内，进行自我改造，愿意回到毛泽东革命路线上来。毛泽东表示要将邓小平与刘少奇区别开来，制止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有人要开除邓小平党籍的提议，九一三事件后解放了邓小平，还委任他担任很重要的工作。对陈云也是这样。同时，还对过去贺龙、罗瑞卿以及杨、余、傅事件平了反。在中共十大的时候，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苏振华、杨勇、廖承志、陶鲁笳、叶飞有一大批文革初期被冲击、打倒、靠边站的老干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163]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落实政策，恢复名誉，平反冤假错案，一般来说是在毛泽东作出决策以后，由周恩来出面执行落实的。毛泽东是决策者，周恩来是执行者。后来，有人从否定文革的需要出发，无视毛泽东在落实政策中的决策地位，硬说是在周恩来主导下才进行的解放干部、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而毛泽东却是在周恩来的要求下才被动接受的。这样就颠倒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中的位置，是不符合事实真相的。 至于说对于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的甄别平反，也是在毛泽东指导下进行的。毛泽东不仅发表了讲话，还具体作出指示，指导着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说：对于一些学者，所谓学术权威，不要做过分了。冯友兰、翦伯赞，还有吴晗，也还有某种用处。你如果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请教他。毛泽东还提到北京的华罗庚、赵纪彬、任继愈，上海的周谷城、刘大杰、谈家桢、苏步青，广州的杨荣国。[164] 其实，不仅仅是毛泽东点名的这些学者，其它像他们这样的学者，也可以照此处理。在毛泽东讲话以后，这些学者的处境都明显得到改善，恢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至于翦伯赞的自杀，事出有因。是因为基层办案人员违反党的政策造成的。[165]翦伯赞自杀后，毛泽东很难过，还要求谢静宜到北大调查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问题。在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的甄别上，毛泽东是以清华、北大两校为试点，以谢静宜为联络员，派出了工宣队、军宣队，解决了两校的武斗，恢复了正常秩序，解决了政策落实问题的。在毛泽东指导下，谢静宜解放了蒋南翔、陆平，解决了钱伟长、刘仙洲、梁思成、冯友兰等教授的问题，落实了他们的住房和工资，是党员的还恢复了组织生活。[166] 以点带面，其它学者的落实政策可以照此进行。通过审查，对于弄错了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就要对他们进行平反，恢复名誉；对于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也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在他们认识错误以后，恢复他们的正常待遇，安排他们工作；即使尚未想通转变立场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也要采取适宜的政策，给他们出路，让他们能够生活下去，帮助他们，以待于将来的转变。 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斗、批、改阶段以后，对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也包括其他人士）进行了甄别平反，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恢复了正常秩序，取得了明显成效。从整个历程上来看，这个工作从八届十二中全会就已经开始，九大以后全面铺开，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加速进行，到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进行整顿的时候就进入到扫尾阶段了。如果不是邓小平以整顿为名企图扭转文革的方向，那么本来进行的落实政策恢复正常秩序的工作就要完工了。由此我们看到，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恢复正常秩序，是在毛泽东指导下，践行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是为完成斗、批、改任务而进行的实际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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