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续一）

　　（6）文艺革命。

　　早在文革以前，毛泽东就提出了文艺革命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以及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就是进行文艺革命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谈到了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文艺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的能动性。[106]文革发动前夕下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经毛泽东多次审改后才定稿的。[107]这个《纪要》对当时的文艺状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是和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一脉相承的。

　　进行文艺革命，就是要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出发，将工农兵搬上文艺舞台，创作出能够反映时代需求的文艺作品来。这就要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对上层建筑领域中旧的文艺进行革命，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勤于调研，敢于创新，探索出一条文艺革命之路。

　　当时中国的文艺舞台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外国的死人统治着，广大工农兵群众并没有成为文艺舞台的主角，而是在跑龙套，处于边缘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社会主义文艺尚未占领文艺舞台。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文艺不仅不会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反而还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就要进行文艺革命，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搬上文艺舞台，让工农兵成为文艺舞台的主角，塑造出一个个有血有肉、个性鲜明、机智干练、果敢有为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勇往直前所向披靡的斗争精神，不畏艰险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通过对这些艺术经典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行为处事、音容笑貌的展示，形成社会主义的人文伦理导向，使广大人民群众在进行艺术欣赏的同时，潜移默化中得以坚定信念，陶冶情操，修养道德，锤炼意志，化为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

　　文革以前在社会主义文艺的探索上虽然也取得过一定成果，但是却没有使文艺舞台出现一个革命性变化。这是因为文艺革命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搬用旧的内容和形式，总是比较容易一些，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让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不论是在文艺的内容还是形式上都要发生革命性变化，因而能够创造出与旧的文艺作品相媲美的佳作来确非易事。这是因为：一是由于社会主义文艺精品的出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辛苦的、艰难的，是广大文艺工作者调查研究，文艺采风，集思广益，千锤百炼的产物；二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特别是中央及文艺界领导人的思想认识问题。他们没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接受唯物史观，没有真正认识到广大工农兵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主义文艺舞台应该以他们为中心，而是在头脑中还是旧的思想文化占据统治地位，致使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落实。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提出要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特别是他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对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108]这醍醐灌顶式的批评鲜明地指出了文艺界存在的严重问题，给文艺界及其领导人敲响了警钟。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文艺革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艰难起步，在克服了重重困难、排除了严重阻挠以后，才取得了一定成果的。一九六四年六、七月间文艺界在北京举行过一次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会演。在这次文艺会演中涌现出的一批优秀剧目成为后来革命样板戏的雏形。

　　文革期间全面夺权以后，当权力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时候，文艺革命就作为斗、批、改阶段的重要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文艺革命的道路是艰难的。在文艺革命过程中，不但要同现实中的守旧势力进行斗争，而且还要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进行艰辛的探索。由于时代的不同，内容的变化，文艺表现形式也要随着发生变化。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江青，主动担负起文艺革命的领导重任，深入一线，调查研究，艺术指导，严格把关，以旗手的飒爽英姿走在了文艺革命的最前列，她强调要有“十年磨一戏”的精神，[109]在京剧、芭蕾舞、交响乐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

　　文艺革命为什么要先从京剧、芭蕾舞、交响乐三个方面开始呢？

　　这是因为京剧号称国粹，汇聚百戏之长，在戏剧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不仅影响大，艺术革新的难度也最大。芭蕾舞和交响乐都是外国的古典文艺形式，不仅没有表现过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史，更没有表现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史，因而运用外国的古典艺术形式来表现中国革命斗争的内容，难度是空前的。正是因为这样，为了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进行文艺革命的过程中才要从京剧、芭蕾舞和交响乐的革命入手，将工农兵搬上京剧、芭蕾舞和交响乐的舞台，用这些文艺舞台上的经典艺术形式来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史。为了探索出一条正确的艺术革命之路，为京剧、芭蕾舞和交响乐领域进行的文艺革命指明方向，就要在这三个领域率先打造出一批文艺革命的样板，作为文艺革命的领头羊，推动着文艺革命的深入发展。这些样板戏不仅要有深刻的思想性，能够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陶冶，发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作用，还要有高度的艺术性，不但能够在文艺舞台上与经典旧剧相抗衡，又进一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使人们欣赏到文艺革命的真正魅力，在艺术美的鉴赏中能够使思想得到升华，做到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110]

　　“样板是尖端，是榜样，是方向。”[111]样板戏，不仅为京剧、芭蕾舞和交响乐的革命指明了方向，而且还为文艺领域的其它改革提供了借鉴。通过京剧、芭蕾舞和交响乐的革命，首先打造一批样板，以后以此为标准，在整个文艺领域搞出无产阶级的经典作品，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艰难曲折的革命斗争史能够在中国文艺舞台上占据主流地位。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在文艺革命进程中先后出现过三批样板戏。这些样板戏以革命的内容，崭新的面貌，澎湃的激情，新颖的艺术形式，使文艺舞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一批样板戏是在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进行的文艺会演中产生出来的。当然，这批样板戏在一九六四年组织的革命现代戏观摩会演中已露雏形，后来又经过进一步打磨加工才完成的。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上海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芭蕾舞剧《白毛女》，和山东的《奇袭白虎团》，会同北京的《红灯记》、《沙家浜》，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聚集在首都北京进行会演。这次会演从五月一日到六月十七日，“历时37天，演出218场，接待了将近33万名观众”，以六月十七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观看《智取威虎山》为标志，才宣告圆满结束。

　　会演期间，五月十日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一九六七年第六期的《红旗》杂志，分别刊载了江青一九六四年七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谈京剧革命》。同时刊登了《红旗》杂志的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社论说：“京剧革命已经出现了一批丰盛的果实。《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等京剧样板戏的出现，就是最可宝贵的收获。它们不仅是京剧的优秀样板，而且是无产阶级的优秀样板，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各个阵地上的‘斗批改’的优秀样板。京剧革命的这些辉煌成就像春雷一样地震动了整个艺术舞台，它意味着无产阶级的百花已经到了盛开的时节了！”[112]

　　这次会演以后，人们将参加这次会演的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海港》、《沙家浜》、《奇袭白虎团》，交响音乐《沙家浜》，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称为八个样板戏。这八个样板戏是在京剧、芭蕾舞和交响乐三个艺术领域取得的文艺革命成果。这是文革中的第一批样板戏。文艺舞台毕竟受众有限，为了扩大样板戏的宣传，进一步普及样板戏，从一九六八年就开始筹划将样板戏拍成电影放映。由于这些样板戏的演出时间一般都在两个半小时以上，为了适应电影艺术的需要，进一步提高样板戏的质量，江青要求对样板戏进行修改的同时将样板戏的演出时间压缩到两个小时以内。于是在样板戏电影拍摄前，编演人员又对剧本进行了反复修改，有的地方几乎是推倒重来，在千锤百炼中终于完成了这个任务。经过修改后的样板戏，内容更为紧凑，衔接更为自然，结构更为合理，人物形象更为鲜明饱满，演出本定稿以后在报刊上发表，拍摄的样板戏彩色电影也于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二年间在全国先后放映。[113]

　　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斗、批、改”阶段后，又编排了第二批样板戏。这批样板戏是在江青关怀指导下，一九六八年以后在北京、上海和山东试验创编排演的。第二批样板戏的剧目有京剧《龙江颂》、《杜鹃山》、《磐石湾》、《平原作战》、《红色娘子军》、《红云岗》，芭蕾舞剧《沂蒙颂》、《草原儿女》以及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这批样板戏于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在发表演出本的同时，还拍摄成彩色电影在全国陆续上映。[114]

　　接着又开始编排第三批样板戏。这批样板戏有钢琴弦乐五重奏《海港》和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京剧《草原姐妹》、《山城旭日》、《节振国》、《敌后武工队》、《金雁岭》、《苗岭风雷》。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又决定抓反对走资派的文艺节目，于是京剧《决裂》、《春苗》、《第二天春天》、《战船台》，以及芭蕾舞《青春战歌》进行了紧张的编排。[115]这批样板戏只是搞出了个雏形，基本上还处于彩排阶段，本身比较粗糙，与前两批样板戏相比不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有待于进一步的加工，在反复修改中臻于完善，却由于怀仁堂事变的发生而被迫中止了。

　　这些样板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艺术结晶，再现了波澜壮阔艰难曲折的革命斗争进程，构思精巧，场面宏大，思想深邃，艺术精湛。既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进行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杜鹃山》，英姿飒爽反抗剥削压迫求得妇女翻身得解放的《红色娘子军》，也有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战场和秘密交通战线上与日寇进行角逐的《红灯记》、《沙家浜》和《平原作战》，揭示了“旧社会将人变成鬼，新社会将鬼变成人”这一鲜明主题的《白毛女》，还有反映解放战争时期深入虎穴剿匪作战的《智取威虎山》，又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出奇致胜直捣敌巢的《奇袭白虎团》。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既有高唱集体主义凯歌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的《龙江颂》，又有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高扬国际主义精神的《海港》，还有在继续革命的斗争中与旧的教育制度坚决斗争的《决裂》，践行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春苗》，以及下乡知青与走资派进行斗争的《青春战歌》。

　　在这些样板戏中成功塑造了李玉和、郭建光、杨子荣、严伟才、方海珍、洪常青、柯湘、江水英、赵勇刚等一系列艺术形象，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史上的杰出代表，是人类艺术史上的光辉典范。他们个性鲜明，栩栩如生，英姿勃发，刚毅果断，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大义凛然，豪气如山，出身于工农兵群众，尽瘁于革命事业，扎根于基层，放眼于未来，是工农兵群众的艺术造型，是鼓舞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强大动力。

　　这些样板戏不仅在京剧、芭蕾舞、交响乐领域，还在钢琴伴唱、钢琴协奏曲等诸多领域取得了成效，不仅在艺术上能够和旧剧相抗衡，还独辟蹊径，开辟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新天地，初步在舞台上树立了工农兵群众的艺术形象，取得了文艺革命的阶段性成果。文艺革命的实践必然要从理论上得到总结，这就是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所以，其他一切人物（包括正面和反面的人物）的安排和环境的处理，都要服从于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一前提。[116]这是文艺革命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是社会主义文艺必须遵循的创作原则，是唯物辩证法在文艺创作实践上的一次具体运用。

　　在斗、批、改过程中，文艺革命在取得成果的同时，却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影响到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一九七五年七月，毛泽东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批评。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毛泽东还对电影《创业》作出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这“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117]

　　在斗、批、改阶段，毛泽东对文艺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他主张要坚持“双百”方针，对待犯错误的文艺工作者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坚持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方向，巩固文艺革命的发展成果，逐步调整文艺政策，既要反对右的错误，又要纠正“左”的倾向，使社会主义文艺园地百花齐放，争奇斗艳，万紫千红，竞放异彩，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这也是斗、批、改阶段的重要任务。

　　文艺革命是斗、批、改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掌握文艺工作的领导权，才能够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因而文艺革命是在全面夺权的过程中才取得了初步成果的。文艺革命就是要在文艺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使广大工农兵占领社会主义文艺舞台，创作出反映工农兵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和建设的优秀作品。革命样板戏是文艺革命的重要探索，也是文艺革命的初步成果。在全面夺权已经完成，进入斗、批、改阶段以后，文艺工作也就由以前夺权时期的激烈斗争转化为恢复正常秩序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行动了。

　　（7）教育革命。

　　教育革命是斗、批、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教育革命就是围绕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展开的。社会主义教育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由于文革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这是在教育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依据。毛泽东认为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战线，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少数人执行了错误路线。[118]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也是毛泽东的一贯观点。[119]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后进行教育革命的主要背景。

　　进行教育革命，要依靠什么样的力量呢？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以《关于教育革命的几个方案》为题撰写的编者按中引用了毛泽东一段话：“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120]

　　进行教育革命，要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个革命派是由革命师生和工人以及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组成。教育革命的领导权要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因而在斗、批、改阶段工人阶级进入学校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了。那么，在斗、批、改阶段如何进行教育革命，将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呢？

　　教育革命的表现之一，就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将学生思想教育放在首位。工人阶级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是坚持社会主义教育方向的根本保证。

　　进入斗、批、改阶段后，毛泽东多次谈到这个问题。

　　一九六八年八月，姚文元发表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引用了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一段话。该文说，毛主席最近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阶级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121]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加写了一段文字：“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风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122]

　　八月十九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又谈到高等学校的问题。他说：“要依靠教员、学生、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但光依靠他们还不行。有的学校就是不搞斗批改，专打内战，所以要派解放军和工人进去，或者解放军少一点工人多点，或者一半一半，但一定要有工人。”[123]

　　八月，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八月二十日建议对部分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报告上批示：“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均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124]

　　从中可以看到，在进入斗、批、改阶段后，为了进一步落实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原则，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要派出工宣队、军宣队到学校占领阵地，在农村则由工人阶级的同盟者——贫下中农来管理学校。只有这样，才能坚持无产阶级办学方向，进行教育革命，使学校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这是斗、批、改阶段在教育战线上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可靠保证。

　　教育革命表现之二，教育必须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就要改革办学体制，实行开门办学，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过去是封闭办学，为教学而教学，教育与社会生产相脱节。出家门进校门，学生只知道死读书读死书，为读书而读书，远离社会实践，动手能力不强，缺乏在社会实践中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了实行教育与社会生产相结合，就要改变办学体制，实行开门办学，创办学校农场、工厂，建立校外学农、学工基地，进行军事训练，加强思想教育。学生定期参加劳动，将所学知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能够经受锻炼，而且还可以消化吸收书本知识，在实践中将所学知识转化为自己从事实际工作的能力。这是提高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重要保证。

　　毛泽东在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以后，多次强调要使学校教育与社会生产相结合，学生、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

　　毛泽东早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在《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示中写道：“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25]

　　一九六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为《红旗》杂志发表《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写的编者按中说：“对过去和现在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和在学学生，党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有责任，热情地、严肃地帮助他们中间一些至今还不懂得或还未下决心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人们，逐步地改变过来。对于已经结合或者愿意结合的人们要加以鼓励，这方面的动人事迹及其变化过程也要加以调查和择要发表。”[126]

　　九月三日，毛泽东为《红旗》杂志发表调查报告《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写的编者按中说：“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127]

　　九月，毛泽东在修改调查报告《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时，加写了一段话：“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那个医生。”[128]

　　在斗、批、改阶段毛泽东将各地在教育革命中出现的一些好的调查报告修改后转发全党参考，他在转发时做出的批示不仅为教育战线进行的革命指明了方向，而且还提供了政策导向。学校教育要与工农业生产相结合，传授知识与提高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并重，从实习中加强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通过开门办学，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提高学生实践能力，扩大受业范围，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将教育革命落到实处。

　　教育革命的表现之三，是学制要缩短。毛泽东多次谈过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129]他认为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不过是书本上的知识，还不能转化成实际的能力。一个人能力的培养，学问的提高，不仅仅是在学校教育中获得的，更是在实践中得到的。与其在学校教育上花费过多的时间，还不如使学生在学得基础知识以后，通过参加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社会革命实践活动，逐步地提高自己的学问和能力。这就要缩短学制，为社会实践提供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文革期间小学实行五年制，初高中各实行两年制，大学恢复招生后实行二（三）年制，就是学制缩短上的探索。

　　教育革命的表现之四，是删繁就简，改革教材，减轻学生负担，贴近实践需要。当时不论是中小学生，还是大学生，正是发育和长身体的时候，但是课程负担却很重，造成了很大负荷。这极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也无助于学生能力和水平的提高。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说：旧教学的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他还说：课程讲得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130]

　　三月十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三月六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十六期摘登的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莲一关于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来信上作出批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这“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131]

　　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学生课程太多，压力太大，这是不利于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文革期间砍减了课程，减轻了学生负担，使学生从繁杂的课程和题海中摆脱出来，有较多的自由和支配时间，强健了身体，提高了效率，为学生自主学习创造了条件。读书要消化吸收，有自己的心得体会，化为自己的知识，有所选择，贵在创新。知识是工具，通过学以致用，增强自己从事实际工作的能力。教材要进行改革，根据各地社会生产需要来编写教材。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和总结三大革命实践活动丰富经验和发明创造的基础上，做到政治与业务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通俗易懂，形象生动，推陈出新，富有新意，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

　　教育革命的表现之五，是教学方法的改革。在教学过程中，是注入式还是启发式，是培养高分还是提高学生的能力，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教学方法。当时的教学方法是注入式，以培养高分学生为目标，这种方法只会让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死记硬背，教会学生如何应付考试，而不注重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发掘和培养。这对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是极为不利的。因而要进行教学改革，进行启发式教学，着重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能够得到全面发展，成为有用之才。

　　一九六四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在与毛远新谈话时说：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教员应该把讲稿发给你们，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学生，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他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132]

　　毛泽东认为教学改革主要是教员的问题。他反对注入式教学法，主张进行研究性学习。教员要将讲稿发给学生，让学生自己来研究问题，启发、帮助学生，和学生一起来探讨问题，以便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探究中提高学生的能力和才干。教学方法的不同，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对教育革命的实行具有重要意义。这是教育革命的关键环节。

　　教育革命的表现之六，考试方法的改革。考试是教学的指挥棒。如何进行考试，直接关系到如何进行教学。因而如果不对考试方法进行改革，也就难以将教学改革进行到底。考试方法的改革要以培养实用型人才为目标。而当时通行的考试方法却是与此背道而驰的。毛泽东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说：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突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133]

　　三月十日，他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三月六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十六期摘登的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莲一关于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来信上作出批示，又一次批评了考试方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134]

　　七、八月间，毛泽东在与毛远新谈话时说：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135]

　　毛泽东认为所学课程中，有的可以不必进行考试，比如逻辑、语法，知道一点就行了，真正理解还是要到工作以后通过慢慢体会才能掌握。而考试科目也不要采取通常进行的考试方法，而是题目公开，由学生自己看书研究完成。如果有了创新可以得满分，如果面面具到，答得虽然完整，却没有新意，也不给高分。通过考试方法的改革，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学生的创造性，培养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个问题，他用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中的状元和名落孙山者的实例来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说明。

　　教育革命的表现之七，则是招生制度的改革。招生制度的改革是与考试方法的改革一脉相承的。教学方法的改革，考试方法的改革，必然会带来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招生制度的改革又为教学方法的改革和考试方法的改革提供导向，是巩固教学方法的改革和考试方法的改革成果的重要保证。学生初、高中毕业后，不直接升入大学，而是到农村工厂劳动两年，再从学生中选择合适人选进入大学深造。高校招生制度的改革，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方式，从品德优良有社会实践经验表现较好的工农兵中来选拔学生。这样就改变了过去以考试分数高低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来录取学生的招生制度。学生到大学深造两三年，然后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

　　文科大学以社会实践为对象，学会开展阶级斗争，而不是关起门来办学。在社会斗争的大学中成长起来的学生才最有生命力。农业大学要办到农村去。其它理工科大学还要不要办呢？又如何选择理工科大学的学生呢？

　　《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发表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中发表了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一段话。他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136]

　　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为《红旗》杂志发表《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写的编者按中说：“从根本上说来，走从工、农、兵及其后代中选拔工程技术人员及其他意识形态工作人员（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路，是已经确定的了。”[137]

　　从中可以看到，从党的阶级路线上来说，要从工农兵及其后代中选拔学生到大学深造，学成后再回到社会实践中。上海机床厂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为教育革命的进行提供了新鲜经验。通过招生制度的改革，以德育为第一位，将在革命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优秀青年送到大学，扩充知识，增长才干，加强训练，提高本领，将他们培养成为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教育革命的表现之八，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教育革命在斗、批、改阶段的重要表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斗、批、必阶段的时候，毛泽东发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他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138]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既是教育革命的重要内容，又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缩小城乡差别的实际行动。广大知识青年离开了安逸的家庭，舒适的城市，纷纷奔赴农村、边疆和老区，用自己的青春、汗水、鲜血和生命书写了人生的壮丽篇章，展现了中国青年一代改天换地所向披靡的斗争精神，奏响了一曲共产主义凯歌。在艰苦的农村和边疆地区，他们咬紧牙关，勇往直前，历经磨难，豪气冲天，在风吹雨打和艰苦斗争的考验中逐步走向成熟，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这是践行教育革命，陶冶青年情操，砥砺青年品格，磨练青年意志，抵制和平演变，防止修正主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举措。

　　文革期间进行的教育革命在一九七一年八月通过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集中体现出来。这次会议是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在北京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军队和高等院校的代表六百三十一人。会议总结了教育领域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高度评价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教育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夺回了教育战线上的领导权，从根本上改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增强了认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了执行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自觉性，有力地推动了教育革命的的胜利发展。[139]

　　这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及其通过的《纪要》是对教育革命的总结，分析了原因，统一了认识，肯定了成就，规范了行动，为今后教育革命指明了方向。当然，在教育革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招生中的“走后门”问题，生源参差不齐对教学的影响问题等等。这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加以解决。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文革进入到斗、批、改阶段后，在教育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具有必然性的。这就要使无产阶级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领导学校，将教育革命的思想贯彻到教育战线的实践中，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将政治思想教育放在首位，缩短学制，精减课程，改革教材，改革教学方法，改革考试方法，改革招生制度，发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