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斗争意味着什么？ 我们看到，在制定和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发生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上，表现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后是发展工业化还是休养生息、刘少奇天津讲话引起的风波、一九五○年东北变工互助的争论、一九五一年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争论、一九五三年新税制问题的争论上；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执行上，表现在一九五三年解散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五年春围绕农业生产合作社上马下马的争论、一九五五年五月后围绕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的争论上。这说明不论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还是执行过程中都发生了激烈的斗争。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在斗争中才得以取得胜利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民占中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农业的发展状况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因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分歧和斗争就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集中表现出来。我们的研究也就以农业合作化上的分歧和斗争为考察对象。 过渡时期总路线，简称“一化三改”，就是实现工业化，完成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工业化是发展生产力，进行三大改造是变革生产关系，这条总路线实际上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辩证发展的规律。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说： “这些同志不知道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首先，大家知道，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联系起来想一想，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 “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联系起来想一想，即：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的购买力。……我们的有些同志却没有注意。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41] 从毛泽东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揭示了农业合作化和工业化之间的逻辑联系。只有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才能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生产力，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原料、资金和市场，同时只有工业化的发展，才能为实现农业机械化提供物质条件，进一步巩固农业集体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也就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不仅在经济上具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也在政治上为巩固工农联盟，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奠定了物质基础。这并非心血来潮说出来的话，而是毛泽东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分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后作出的判断，是一以贯之的。直到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时候，鉴于实行包产到户后会给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带来的严重破坏，在与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谈话中，还忧心重重地再一次强调了这个问题。[42] 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分歧和斗争，实际上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到底是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的矛盾造成的。本来在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就决定了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虽然七届二中全会表决通过了这个决议，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分歧和矛盾。这种分歧和矛盾集中表现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后，是搞新民主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关键体现在经济上是否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政治上是否允许资产阶级继续参与国家政权。这实际上就是对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态度和方针政策的问题。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深远的，直到去世前他还说：“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43]争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其实，党内出现这样的分歧和斗争，并不仅仅是一种认识的不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非常激烈。这种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党内的路线斗争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党内路线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是党内路线斗争产生的社会根源。这是因为党内路线斗争的结果如何，会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的胜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视党内路线斗争和社会上阶级斗争之间的内在联系，发现阶级斗争的矛头所向，并对此保持高度的警觉。 我们注意到，这种分歧和斗争还存在于党的高级领导层，在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展开。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毛泽东和邓子恢的斗争，实际上也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分歧和矛盾的具体表现。从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在工业化还是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毛泽东和刘少奇都存在着分歧和矛盾。这种分歧和矛盾虽然在毛泽东的批评和说服教育下暂时得到了解决，当时也没有影响到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寄望和信任，但是造成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当然，话又说回来，党内出现分歧和矛盾又是具有必然性的，否则的话，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一般情况下，党内出现的分歧和矛盾可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发扬党内民主，运用整风的方法来得到解决。因而我们不能把党内出现的分歧和矛盾随意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将路线斗争庸俗化、儿戏化。但是如果这些分歧和矛盾关系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正视路线斗争的客观存在，也不能不对这种斗争无动于衷，默然置之，不仅要敢于而且还要善于进行路线斗争，直到取得斗争的胜利。 虽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上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但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中央不仅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而且还冲破重重阻力，提前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就是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正确性的有力证明。尽管如此，也显示出在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党内还存在着强大的反对力量。这种力量虽然在毛泽东的反击和批评下暂时偃旗息鼓了，但是他们却没有从思想上真正回归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以后还会在斗争中再次表现出来。 （三）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二——围绕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进行的斗争。 前文我们研究了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定和执行上进行的斗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这个时候就要在巩固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基础上，将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主要的任务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作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但是在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上也发生了激烈的斗争，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在这种斗争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 1、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形成的背景。 一九五六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消灭了剥削制度，几千年深受剥削和压迫的人民终于翻身当家作了主人，社会主义建设的情绪日益高涨。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虽然在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还存在着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上建立起来以后，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就要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主要的任务了。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其实就是一条发展生产力的总路线。不过，它不是一条唯生产力的发展路线，而是一条生产力发展上的辩证论路线。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还要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进一步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具体实践。毫无疑问，大跃进就是发展生产力，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下，对农村生产关系进行的变革。这是农业生产力和农村工业化的发展要求。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是要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当时已经具备了探索的条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用了仅仅三年的时间就实现了政权巩固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三大改造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建立。一五计划超额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初步奠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也为我们提供了经验教训。这样就以《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为标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逐步形成了工农业并举、中央和地方并举、大中小型企业并举、国家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并举等一系列“两条脚走路”的方针，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快速健康发展。[44]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如何制定出来的呢？ 一九五八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这是根据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多次讲话精神写的。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毛泽东对这篇社论极为赞赏。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 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在谈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时说：还在创造中，基本点已经有了，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这个路线开始形成，由于两个原因，根本的是群众斗争的创造，其次是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总路线开始形成了，但是尚待完善，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了。 这样经过在党内的酝酿和讨论，最终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标志着经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直至八大二次会议，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全党予以确立，随后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45] 为了执行这条总路线，就要求全党上下动员起来，群策群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全党全国人民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中，加速中国工业化的实现。 2、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内涵。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46]在总路线的指引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发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总路线是纲，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总路线指引下的具体实践活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被称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三面红旗。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前所未有的战斗精神，鄙视列强的英雄气概，率领全国人民向着工业化进军的伟大征程。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又具有什么样的基本内涵呢？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的发展规律。这是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总路线的实践活动，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规律的具体体现。大跃进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人民公社化运动则是要变革生产关系。大跃进的发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修建，农村工业化的实行，单单依靠当时的高级社是难以完成的，这就为人民公社的建立提出了客观要求。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生产关系的变革，同时生产关系的变革，又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必须要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依靠谁、发展的目的为了谁的问题。这就要明确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对象和发展目的。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消灭了剥削阶级，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广大人民群众从枷锁中解放出来作了国家的主人，具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自觉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力军。他们战斗在生产和科技的第一线，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艰苦奋斗，节衣缩食，表现出冲天的干劲和战斗豪情，展现出中国人民一旦站立起来就具有的战天斗地勇往直前不屈不挠所向披靡的斗争精神，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在一穷二白的大地上书写出壮丽的画卷，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 社会主义建设既然依靠人民群众，那么发展的成果就必然为人民群众所享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建立，按劳分配的实行为人民群众共享劳动成果提供了根本保证。 按劳分配是调动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的重要手段。这是因为这种分配制度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建立为前提的。在公有制经济下，消灭了剥削，清除了经济上的阶级对立，是按照人们提供的劳动量来进行分配。这种分配方式比较公平，只要处理得当就不会产生较大差别，便于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在共同劳动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过要注意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忽视按劳分配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对按劳分配放任自流，直至走向两极分化；一是以防止两极分化，体现社会主义公平为名，实行平均主义，挫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这就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既要限制按劳分配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又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在分配中既要发挥按劳分配的积极方面，又要限制其消极方面，精神激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社会上既存在差别，又不会发生两极分化，使按劳分配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推动力。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工业化。从国家安全考虑，必须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立以“两弹一星”为龙头的国防工业体系，解决中国工业布局问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着勤劳而智慧的人民，在工业发展中又面临着市场、资金、技术、原料等诸多因素的严重制约，这就要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优势，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群策群力，协同作战，万众一心，共同奋斗，将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转化成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力量，加速社会主义建设。 速度和效益的统一是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鲜明特点。速度虽然是总路线的灵魂，但是这个灵魂是以效益为躯体的。速度和效益的统一，就如同灵魂与躯体不可分割一样。总路线要求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多快是说建设的速度，好省是说建设的效益，因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速度和效益的统一。既不能离开速度去谈效益，也不能离开效益去追求速度，而要把速度和效益统一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我们不仅不会忘记而且必须正视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只讲速度不讲效益的情况，但是绝不能因为出现了这种情况就认为总路线中没有包涵着速度和效益相统一的辩证观点。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要坚持两点论，排除一点论，准确把握速度和效益的统一。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实际上体现了生产力和生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社会主义建设依靠人民群众，发展的成果也就为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享有，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将精神力量转化成改造中国的物质力量，追求速度和效益的统一，这些特点就构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内涵，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中表现了出来。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实践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时候，不要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五风”和缺点错误所误导，而要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来准确把握其本质内涵，真正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如同灯塔一样照耀着中国人民为实现工业化而进行的奋斗历程。 3、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进行的三次斗争。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发生过三次斗争。这就是一九五六年围绕冒进和反冒进的争论、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出现的右倾和反右倾斗争、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和反右倾斗争。那么，这三次斗争的基本状况如何呢？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1）一九五六年围绕冒进和反冒进的争论。 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进行的第一次斗争，就是一九五六年围绕冒进和反冒进发生的党内争论。这种争论实际上就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社会生产力发展速度上存在的分歧。 一九五五年夏，国务院开始着手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的十五年远景规划及二五计划轮廓。十月，毛泽东看了国家计委的报告，对设想中的发展速度不满意。十二月，在起草《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时，毛泽东提出反对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47] 当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认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冒进，因而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计划的安排上、二五计划的编制上以及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上提出了反冒进。[48] 毛泽东和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中宣部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既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中表现了出来。这篇社论是经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审定，于六月二十日发表的，成为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代表作。毛泽东并不赞成这篇社论的观点，在收到刘少奇送来的社论稿后，批了三个字：“不看了”，并对这篇文章片面引用他的话表示不满。后来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方针》的社论，经中央政治局若干同志看过后于十二月十二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说，多快好省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随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对反冒进进行了严厉批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在会议上作了检讨，将反冒进这股风压下去了。[49]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当时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也不是没有依据的。在一九五五年年度计划的安排上，由于几次调低基建投资，砍了一些非生产性的建设项目，致使资金结余达18﹒1亿元，钢材、木材、水泥等物资也出现了较多剩余，最后还不得不将剩余物资委托苏联进行销售。[50]这说明当时的经济还是存在着发展潜力的，一九五五年年度计划的安排上确实存在着保守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提出的反冒进，自然会引发毛泽东的不满和批评。这也从客观上说明毛泽东当时提出对反冒进的批评也是事出有因的。 当然，冒进是应该反的。所谓冒进就是超越当时客观实际的可能去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这不仅难以持久，还会给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严重隐患。反冒进，就其本义来说，就是要把这种超越客观实际发展的速度降下来，回归到现实可能达到的速度上去。从这一方面来说，当然是一种认识的分歧。毛泽东也没有否认一九五六年的经济发展出现冒了。他之所以批评反冒进，说反冒进泼了六亿人民的冷水，并不是主张超越客观实际发展的高速度，而是他认为当时这个速度经过努力以后是可以达到的。一九五五年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也提供了这样的现实依据。在他看来，经济出现问题以后，对于若干经济指标的调整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在人民群众意气风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大张旗鼓地进行反冒进，就必然会削弱广大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打击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速度。这是他坚决反对的。[51] 冒进和反冒进的争论，是围绕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展开的。这种争论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成为国家主人的工农大众热情高涨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从而会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认识上存在的分歧。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之所以提出反冒进，是因为他们认为当时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超出了客观的承受能力，不仅难以持久，还会造成严重隐患。毛泽东反对反冒进，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不顾条件地片面追求高速度，而是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通过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经济是能够达到高速发展的。 从这里来看，在冒进和反冒进上的争论，实际上就是一个对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速度的认识问题。这不仅反映了他们对于我国国情、经济形势乃至发展潜力上的不同认识，还反映出他们对于政治形势的估计、人民群众思想觉悟的认定、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能不能将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认识上存在分歧。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问题，路线问题。因而冒进和反冒进上的争论，从表面来看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实际上却反映了对于我国社会政治形势的认识问题。这就是毛泽东将反冒进问题提到如此高度的原因。 当然，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到底有多大，经济发展速度到底有多快才是合适的，还是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的问题。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主张快速发展经济，并非是一味地追求高速度，而是在多快好省的基础上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这就要根据当时的客观实际情况制定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目标，超越了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就是“左”，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实践状况就是右。我们注意到，在当时的情况下，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我们党来说还是一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认识。这就要对“左”和右进行准确的界定，避免判断上的随意性，保持斗争的严肃性。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虽然在南宁会议上说过反冒进离右派50米了的话，说他就是反反冒进的，后来在将反冒进压下去了以后，他又在成都会议上说冒进和反冒进的争论是在路线一致下的分歧。[52]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于反冒进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又没有将其作为路线斗争去处理，通过正常的党内斗争，采取和缓的方式予以了解决。虽然这是在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前夕发生的斗争，但是通过批评反冒进，毕竟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创造了适宜的氛围，为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奠定了基础。 冒进和反冒进上的争论，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进行的第一次斗争。通过批评反冒进，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打通了思想，扫除了障碍，做好了准备。这关系到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究竟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发展速度，能不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这里既要反对不顾客观条件，任意拔高经济发展速度的“左”的倾向，也要反对悲观消极，无动于衷，默守陈规的右的倾向。这就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客观条件出发，通过认真探索制定出符合实际的经济发展速度。 （2）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出现的右倾和反右倾斗争。 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随后发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主要分为农业大跃进和工业大跃进，就是要调动一切力量，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一九五七年随着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展开，掀起了农业大跃进上的高潮。一九五八年又以钢铁翻番，进一步掀起了工业大跃进的高潮。随着大跃进高潮的到来，在农村出现了合乡并社，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一县一社。 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出现了不少严重问题。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中首先发现了这些问题，并领导全党着手予以纠正。他先后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进行纠“左”，对一九五九年的钢铁、粮棉等指标进行了大幅下调，要求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认真读书，遵循价值规律，分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人民公社不仅要生产粮棉，还要发展工业，不是自给自足，而是要发展商品生产，确立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将相当于高级社的生产队作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一九五九年七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不过是此前纠“左”的继续，还进一步提出了将生产小队作为半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在庐山开会还带有让大家放松一下，调节休息之意。[53]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分歧和争论，当时在国内外党内外都已出现。苏联赫鲁晓夫集团热衷于搞美苏合作，中苏关系因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以及意识形态方面出现的分歧正在走向激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苏联赫鲁晓夫集团指手划脚，说三道四，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国内党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批评和指责乃至挖苦和嘲笑也不断反映到党的高级领导层。[54]这种分歧和争论在庐山会议上不仅存在而且正在不断走向激化。 毛泽东召开庐山会议的目的还是为了继续以前的纠“左”，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错误改掉，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合适的经济发展目标，找到适合当时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民公社体制，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会议一开始两种不同意见就发生了激烈交锋：一方主张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来纠正“左”的错误，一方虽然没有公开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但是通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缺点错误的批评，意图从指导思想上来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实际上就是要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这种动向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恰在这个时候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彭德怀在信中虽然肯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阐述了自己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问题的意见，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错误，一是浮夸风，二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所致。[55]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信后，觉得只是一种意见，开始并没有看得多么严重，就批示印发大会了。[56] 彭德怀的信印发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实际上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上，双方围绕彭德怀的信发生了更为激烈的争论。这个时候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发言支持彭德怀的观点，阐述了自己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系列观点。毛泽东召集大区书记开会，听取他们的意见。柯庆施、李井泉等人对此表示不满，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的，希望毛泽东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57]会议动态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进行了长达五个小时的谈话以后，商定第二天开大会。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不点名地批评了彭德怀的观点。[58]此后，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 现在不少人对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后，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感到不好理解。本来会议是纠“左”的，怎么突然就转为反右了呢？ 其实，只有把当时国内外、党内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议论，与庐山会议上发生的激烈争论结合起来去分析，才有可能揭示其真相。当时已经进行了九个月的纠“左”，虽然还没有完成，但是毕竟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有的是没有经验，有的是干部浮夸造成的，这就要弄清原因，分清是非。对于犯错误的多数干部究竟是追究他们的责任，还是从保护他们的积极性出发，在他们改正缺点和错误以后，继续使用他们。这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虽然争论的双方都打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旗帜，但是争论的焦点恰恰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也是毛泽东关注的重点。 会议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决定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当时庐山会议上出现的右倾并不是人为制造的，而是客观存在，这就是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为借口，去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如果不是毛泽东及时领导了反右倾斗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很有可能会被否定。而一旦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也就否定了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这样就必然会导致两种结果：或者是照搬苏联模式，或者是倒退到一九五三年社会主义改造之前。这两种结果都是毛泽东所竭力避免的。要避免这两种结果的出现，就必须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探索一条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这才是庐会议上发生反右倾斗争的深层原因。 庐山会议进行的反右倾斗争本来是正确的。令人惋惜的是，在处理反右倾和纠“左”的工作安排上却出现了严重失误。本来，庐山会议上出现的右倾已经被批判和纠正了，在全党来说纠“左”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这个时候就应该继续进行纠“左”。可是却将庐山会议反右倾的文件传达到了县以下，中断了纠“左”的进程，在反右倾的斗争中各地又掀起了新的跃进风，成为造成三年严重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59] 这是工作安排上的失误。我们不能因为工作安排上的失误，造成了严重后果，反过来说当时在庐山会议上进行的反右倾斗争是错误的。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汲取了这个教训，就使得此后进行的经济恢复任务顺利地完成了。这就是一个例证。[60] （3）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和反右倾斗争。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后在全党上下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中断了纠“左”的进程，于是又出现了大办工业、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办文教等活动，在全国掀起了新的跃进高潮，结果造成了国民经济更为严重的比例失调。这个时候发生了连续三年的大面积自然灾害，同时又因为偿还苏联债务等因素，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 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导致党内出现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造成困难的原因以及克服困难的方法上。这种分歧不仅在地方存在，就是在党中央领导层中也同样存在。这集中表现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等领导人之间展开。虽然在毛泽东主导下，通过召开会议，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基础上，克服了困难，使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但造成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经济形势判断上的分歧。从一九六○年冬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纠正业已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毛泽东不仅召开会议，听取汇报，还派出三个高级调查组分赴各地，进行调研，对年度经济发展指标作了大幅度压缩，在坚持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探索适合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民公社体制。 一九六一年九月召开庐山会议的时候，毛泽东认为现在已经到了谷底了，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以后会一天天好起来的。这个形势判断不仅在当时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而且在一九六一年底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也获得了党内的共识。[61]但是，在党内乃至高层不同意见仍然存在，陈云就因为持不同意见才拒绝毛泽东要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要求。[62] 七千人大会以后，刘少奇发现了三十多亿元的财政赤字。在经济形势的判断上，刘少奇和陈云的观点趋于一致，认为最困难的时候还没有过去。[63]后来被毛泽东批评为黑暗风。在形势的判断上，毛泽东和刘少奇、陈云等人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 造成困难原因上的分歧。毛泽东认为既有经验不足的问题，也有“五风”盛行、工作上的失误及自然灾害的原因。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曾以民主集中制为中心，着重阐述了人的认识规律问题。刘少奇则在对造成困难的原因没有进行深入分析的情况下，笼统地说造成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既没有将探索中的失误与“五风”区别开来，也没有对人祸进行准确的分析，这样势必会造成人们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怀疑。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流露出这样的看法。[64] 解决困难的方法。针对出现的严重困难，毛泽东主张在坚持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探索人民公社体制的实现形式。而刘少奇、陈云等人认为要实行包到到户或分田到户。 在困难面前，毛泽东通过一九六一年的反复调研和讨论，发现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公社规模过大，在生产大队内部存在着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在生产队内部存在着人和人之间的平均主义，因而他率先抓住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的关键环节，提出反对两个平均主义的主张。既要反对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也要反对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65]他提议将人民公社的规模保持在原来所在的乡的范围内，把生产小队改为生产队，作为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的基本核算单位，这样既缩小了公社的规模，又解决了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同时还取消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除去五保户等特殊人外，一律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解决了人和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样就重新确立了新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66] 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另一种解决困难的方法。中共中央提倡调查研究，使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许多中央及中央部门领导人到基层进行调研。邓子恢在调查研究后提出了包产到户的主张。田家英作为毛泽东派出的高级调查组负责人，在调查后向毛泽东建议实行分田到户。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在调查后也向毛泽东提出分田到户的主张，他甚至还说如果分田到户了，四年就可以恢复经济，否则需要八年。[67]陈云和田家英的主张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四位常委的赞成。[68]如果一旦实行了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不仅否定了人民公社化运动，还否定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就会给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造成毁灭性破坏。因而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夏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69] 这个时候彭德怀给中央上书要求平反。这是要改变庐山会议的右倾定性，涉及到对庐山会议开展反右倾斗争的评价问题。当时小说《刘志丹》（上册送审样书）被认为是给高岗翻案。这两件事联在一起，被称为翻案风。[70] 党内出现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和注意。他要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思想教育工作，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拨正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这就是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及反右倾斗争。 毛泽东在坚持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建立了适合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针对陈云说的要实行分田到户经济需要四年时间可以恢复，否则需要八年，毛泽东一九六二年八月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不要那么多，今年一年，明年一年，六四年扫尾。后来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判断，宣告了他领导全党建立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是正确的。[71]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出现严重困难的时候，党内在当前经济困难形势、造成困难的原因和解决困难的方法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追根究底还是因为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立场的不同造成的。况且刘少奇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上已经表现出了动摇。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注意。 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毛泽东后来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曾经写出了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难道不是发人深醒的话。[72]虽然这件事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信任，但是无疑给毛泽东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对刘少奇以后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表现出了忧虑。随着以后“四清”运动中两人分歧的出现，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步走向了恶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围绕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展开了三次斗争。这些斗争表明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充满风险的。从斗争中还可以看到，影响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的真正危险并不仅仅存在于社会上，还存在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乃至于党的高级领导层。那么，这些斗争说明了什么呢？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4、斗争说明了什么？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三次斗争，这就是一九五六年围绕冒进和反冒进的争论、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出现的右倾和反右倾斗争、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和反右倾斗争。三次斗争表明，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阻挠和干扰，充满着艰险和困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在斗争中不断将社会主义建设推向前进的。 这三次党内斗争的出现，从根本上来说是如何做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调发展，从实质上来说是要不要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从性质上来说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从认识上来说是如何看待探索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究其原因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的分歧造成的。 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时候，就警告说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这实际上就类似于右倾了。在将反冒进压下去以后，他又说这是在路线一致下的认识分歧。后来他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九日写的按语中将反冒进与一九五六的国际方面发生的风浪相提并论，并与一九五七年右派的进攻联系起来。[73]这就可以进一步说明，虽然毛泽东没有将反冒进作为路线错误来予以处理，但是反冒进的右倾表现则是明显的。 庐山会议上的斗争表面上是针对一些具体的缺点错误，实际上则是围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展开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74] 关于庐山会议上的斗争与社会上存在的阶级斗争的关系，毛泽东在修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稿《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时加写了一段文字：“资产阶级残余的思想政治活动既然存在，就一定会在共产党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而现在果然出了一小批（在中央委员会内是四个人）代表他们说话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部分共产党人的悲观主义思潮，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社会上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思潮在党内的反映。”[75]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中写道：“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76]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庐山会议上出现的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是因为这种斗争是围绕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实践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展开的，是在生产力发展的速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调发展、要不要探索一条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如何看待探索中出现的缺点错误等问题上存在的分歧。 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和反右倾斗争，是围绕如何看待当前的困难形势、产生困难的原因及解决困难的方法展开的，集中在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上表现出来。当时毛泽东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产生困难的原因是由于经验不足、干部的浮夸及自然灾害造成的。这就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前提下，通过探索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社体制来摆脱困难。刘少奇等人不仅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而且还主张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对三面红旗表现出动摇。这就不仅否定了人民公社化运动，而且还否定了农业合作化。这是关系到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事。 这个时候出现的激烈争论，就是在三面红旗上的分歧造成的。冒进和反冒进上的争论已经初见端倪。庐山会议上出现的争论是在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发生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是在下调粮、棉、钢等经济发展指标，重新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的情况下才出现的。这些斗争表明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党内出现了右倾和反右倾的斗争。这三次斗争具体表现在对当时经济发展的速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调发展、如何看待探索中的失误、对困难形势的估计和造成困难的原因及解决困难的方法等方面的不同认识上，实质上则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分歧造成的。试想，如果在总路线的根本立场上是一致的话，即使在具体问题上有些不同意见，又怎么会产生如此的分歧和斗争呢？ 这样看来，当时分歧的焦点集中在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这不仅关系到是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还是照搬苏联模式，还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毛泽东才说这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继续。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但是不能照搬。这就要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立足于中国国情，借鉴苏联经验，汲取苏联教训，排除干扰，顶住压力，坚定不移地去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 要正确看待探索中出现的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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