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四）社会主要矛盾决定革命的性质。

　　社会革命的性质是由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鸦片战争后至新中国成立前，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民族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阶级矛盾），革命的性质只能是民主革命。由于领导阶级的不同，又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被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基本完成。此后，就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就要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原因，社会主义革命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方法。这个主要矛盾不仅存在于经济基础领域，还存在于上层建筑领域。因而不仅要进行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样看来，社会主义革命要分两步走：一是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二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究其原因还是由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缘故。

　　社会主义革命，包括生产关系（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原因，是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同时期，阶级矛盾的划分标准是不一样的。在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以生产资料作为阶级划分标准的，而在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却是以政治思想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这种阶级划分标准的变化，不是人为决定的，而是来自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正是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才使人们认识到阶级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只有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才能够得到解决。究其原因还是因为阶级矛盾不仅在经济基础领域而且在上层建筑领域都是主要矛盾的缘故。

　　这两次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如何呢？

　　通过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考察可以发现，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则是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充分条件。这是因为只有通过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奠定物质基础。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又何谈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同样，只有建立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才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使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巩固中不断发展壮大。否则的话，就会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致使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付诸于东流，最终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弄清楚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及两次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社会矛盾和革命性质的关系中可以看到，是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社会革命性质，而不是相反。近代的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着社会主要矛盾。当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的时候，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只能采用民主革命的方法，这个时期被称为民主革命时期。当着这个主要矛盾解决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了。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只能采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这个时期被称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样我们看到，由于社会主要矛盾的不同，决定着革命性质及其解决方法的差异。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社会革命的性质，因而就要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来分析革命性质的变化。而不能反过来说，是革命性质决定社会主要矛盾，革命性质的变化决定主要矛盾的变化。这是本末倒置，反果为因，是违反辩证法的。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这一主要矛盾中，无产阶级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资产阶级处于次要方面。这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和基础。无产阶级在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要采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不仅要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而且还要通过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只有在消灭了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和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以后，才能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如果在革命过程中，一旦遭遇挫折，半途而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完成，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就会迅速变成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在主要矛盾中两个阶级的发展态势就会出现攻守易形，资产阶级居于主要方面，无产阶级退居次要方面，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因而能否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解决。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斗争的大事。

　　由此我们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的解决。旧的主要矛盾解决了，新的主要矛盾又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新中国的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标志，中国由此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由于阶级矛盾在经济基础领域和上层建筑领域同时存在，因而不仅要进行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由此我们说，是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社会革命性质。

　　（五）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前文我们研究了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社会革命的性质，无产阶级居于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处于主导地位等问题。那么，阶级矛盾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是在随着形势的发展对过渡时期的认识发生变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我们就从过渡时期认识的变化说起。

　　1、两个不同的过渡时期。

　　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毛泽东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前后的认识是不同的。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前，毛泽东所讲的过渡时期，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原先预计用十八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实际上用了仅仅六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这个时候中国发生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与此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若干重大事件，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深入思考，认识到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仅仅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也是不巩固的，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36]

　　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认为整个过渡时期既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又包括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谈到两类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时说：“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过去一个时期，主要是提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没有提。甘肃省委去年提出两个矛盾究竟哪个矛盾为主？当时没有答复，要看一看。现在看来，两个矛盾都同时存在。去年所有制是改变了，但人并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包含两类矛盾（指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引者注）。八大讲目前敌我矛盾基本解决了，现在看来也对，但只能是在经济方面的，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这样说了。”

　　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第一次谈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但从这个讲话来看，当时对“敌我矛盾”和“阶级矛盾”这两个概念没有明确分清，他说八大讲“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实际上八大讲的是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了。[37]

　　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毛泽东所讲的过渡时期与一九五三年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所讲的过渡时期并不相同。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所讲的过渡时期，是指从新中国成立到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具体说就是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这一段时间。后来所讲的过渡时期，是指从一九四九年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也就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情况下，还要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很显然，第一个过渡时期，仅仅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第二个过渡时期，既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包括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前者我们称为狭义的过渡时期，后者我们称为广义的过渡时期。

　　由此可见，第二个过渡时期是在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认识到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后，主张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下提出来的。这表明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第二个过渡时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2、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否存在矛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曾经是一个疑问。斯大林对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持否定态度，直到去世前才吞吞吐吐地承认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问题。[38]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了。这个时候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从唯物史观出发，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剖析，不仅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还提出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创立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说：“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比如我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内外反动派，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这是和人民内部问题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39]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当时我国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也就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则比较复杂，在劳动人民之间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在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却可以按非对抗性来处理，是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统一。

　　人民内部矛盾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早在根据地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毛泽东在讲话中列举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表现，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两面性，指出了对抗性的矛盾可以按非对抗性来处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可以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前提条件是——党的政策的适当和民族资产阶级同意接受改造。

　　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相同。前者用专政的方法，后者用民主的方法。当然，随着矛盾性质的转变，处理的方法也要随着变化。

　　毛泽东创立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从矛盾性质的对抗程度上，将社会矛盾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处理方法也要随着矛盾性质的变化而变化。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缓和社会矛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关系。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提出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打退了右派的进攻以后，又提出了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那么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需要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从客观实践出发，对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从理论上来进行分析和说明，注重联系，弄清区别，界定性质，严格把关，为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指导。

　　毛泽东在探索和思考中逐渐对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关系问题形成了明晰的认识。八届三中全会期间，他将这种认识在会议上作了阐释。经过会议讨论，在党中央内部达成了共识，作为方针政策下发全党贯彻执行。

　　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八届三中全会各组负责人开会，主要谈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把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清楚地区别开来。他说：“阶级矛盾与敌我矛盾有区别。资产阶级同我们的矛盾，有对抗的和非对抗的两面。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富裕农民仍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非对抗性的，但处理得不好也会转化成敌我矛盾。阶级矛盾，重要的是在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民中间，他们有的不对抗，有的对抗。”“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着阶级矛盾（因为资产阶级还有选举权）。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40]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对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间的关系作了一个明晰的说明。阶级矛盾分为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和非对抗性的阶级矛盾。一般来说，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是敌我矛盾，非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当然，在一定条件下，对抗性的阶级矛盾还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反之亦然。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是阶级矛盾不一定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不一定是阶级矛盾，但是阶级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

　　由此我们看到，大部分阶级矛盾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因而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些矛盾是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弄清了这个问题，也就不难理解后来对待党内走资派或者犯有走资派错误的人，为什么要把他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了，有的还要留在党内，乃至党的高级领导层了。这也就容易明白当着有时候对这些人的处理向着敌我矛盾转化的时候，毛泽东还要及时出来纠“左”，要求给这些人改正错误的机会，期待着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改过自新。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与以前相比有着重大不同。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时间的延长上，而且也在内容及阶级矛盾的划分标准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时期毛泽东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在如何界定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关系上，毛泽东认为阶级矛盾的大部分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小部分表现为敌我矛盾。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是人民内部矛盾却不一定是阶级矛盾。因而准确界定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关系，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六）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运动来分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社会主要矛盾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要解决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就必须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只有抓住并解决了主要矛盾，才可以提纲挈领，使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迎刃而解。

　　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之所以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说到底还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所决定的。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从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可以看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不仅存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领域，还存在于上层建筑领域，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才能够得到解决，进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因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不仅要进行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生产关系（经济基础）领域的阶级矛盾基本上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了，但是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矛盾还是主要矛盾。如果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矛盾不能得到解决，那么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对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就会导致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不仅难以获得巩固，反而还有可能付诸于东流，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因而阶级矛盾就不仅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主要矛盾，而且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从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必须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就要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之后，还要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阶级矛盾不仅是上层建筑领域同时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缘故。

　　我们应该注意到，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阶级划分标准上与以前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时期是以政治思想而不是以生产资料来作为划分标准的。阶级划分标准的变化，并非人为决定的，而是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造成的。这一阶级划分标准，具有特殊性和时限性，并未否定阶级划分的一般标准。

　　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就要弄清楚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关系。阶级矛盾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作为非对抗性的矛盾来处理。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是阶级矛盾却不一定是敌我矛盾，只有小部分阶级矛盾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不一定是阶级矛盾，但是大部分阶级矛盾却是人民内部矛盾。因而在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大部分阶级矛盾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这对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时期如何定性和处理阶级矛盾具有重要意义。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由于这个主要矛盾既存在于经济基础领域，又存在于上层建筑领域，因而就要进行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由此看来，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

　　前文我们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之所以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说到底还是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的。社会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直接引发了文化大革命。

　　（一）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已经建立，但是社会上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仅仍然存在，而且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只有采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才能够得到解决。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阶级矛盾，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同时存在，这样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不仅要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逐步完成工业化，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是社会发展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必然要求，这个时候要不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为时代赋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本来，按照毛泽东中国革命的理论，第一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既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又不能中途夭折，裹足不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紧接着就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当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还要依据具体情况来作出决定。

　　中国共产党已经掌握了全国政权，社会上仍然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是允许资本主义发展，还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采取什么样的路线方针政策就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那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呢？这些方针政策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从研究中我们发现，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不是共产党人主观制定的，闭门造车的产物，而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共产党人的头脑中，经过共产党人的努力，从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形成路线方针政策，最后又回到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这就要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认清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基本情况，形成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路线方针政策。由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只能来源于中国社会的革命斗争实践，因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也就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出现路线方针政策上的分歧，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两条路线斗争形成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

　　这种路线方针政策上的分歧集中体现在，阶级矛盾是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要不要立即解决这个矛盾以及如何解决这个矛盾上。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同时期，这种分歧的表现也有所不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主要体现在要不要立即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上。这就是到底是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集中表现在社会主要矛盾的认定上。党内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存在的严重分歧，是路线方针政策上的分歧。这种分歧是由于立场和认识上的不同造成的。这直接关系到在中国是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要不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从社会发展上来看，关系到中国到底是发展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从这里我们看到，党内两条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既是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实践的不同反映，同时又能动地反作用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的论断了。[1]因而我们说，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于建国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具体表现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斗争上。那么，在这三条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上，党内又进行了什么样的斗争呢？

　　（二）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一——围绕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的斗争。

　　建国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首先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上表现了出来。那么，围绕这条总路线又经过了怎样的斗争呢？

　　1、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必然要求。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决定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制定了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基本政策，决定了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

　　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2]

　　从中可以看到，实现工业化，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国家，是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提出的基本要求。

　　当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是不是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还要看时机和条件。这是因为当时国统区的经济已经趋于崩溃，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交通堵塞，社会动荡，这个时候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在政局稳定和生产恢复之前是谈不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在这个问题上，当时党内并没有实质性的分歧。分歧是在政治巩固和经济恢复之前，究竟要不要创造过渡的条件，或者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后，究竟要不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情况下才逐渐产生的。

　　建国后，人民政权没收官僚资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国营工业，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经过“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统一财经，稳定物价，到一九五二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工农业总产值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民族资本主义逐渐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社会主义工商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值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过建国初期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这三大运动，维护了国家安全，巩固了人民政权，稳定了社会形势。这个时候老区的农业互助合作也面临着是向前发展还是向后退却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机已经成熟，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从现存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是在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首次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他说：“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3]

　　那么，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是什么呢？

　　一九五三年八月，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结论时作出重要批示，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完整的阐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4]

　　从毛泽东的批示中可以看到，过渡时期指的是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当时估计需要十八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总路线的内容，就是实现工业化，完成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一化三改”或“一体两翼”。这条总路线是今后我们党工作的纲领，离开了这个纲领就要犯右倾或“左”倾错误。

　　毛泽东还进一步揭示了这条总路线与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逻辑联系。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根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制定的，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这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都是错误的。这种动向值得注意。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机日益成熟。这个时候，毛泽东以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为指导，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由此看来，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在新时期的发展，与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是一脉相承的。但是，这个时候党内却有一些人不顾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无视当时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的现实，仍然认为尚不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消极无为，牢骚满腹，甚至公然反对。这表明党内在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毛泽东的批示就反映出这种状况。那么，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上，当时斗争的具体情况又如何呢？

　　2、围绕制定和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的斗争。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要不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当时党内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分歧。分歧主要表现在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可以向社会主义过渡。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前，要不要为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后，要不要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上，是经过一个休养生息时期，还是立即进行工业化建设；在工业化过程中，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还是优先发展轻工业。围绕这些问题党内发生了一系列的分歧和斗争。这种斗争贯穿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之间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1）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上的分歧。

　　七届二中全会虽然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议。但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过渡的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表现了出来。

　　毛泽东认为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前，就要及时发现并培养社会主义的因素，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后，就要实现工业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工业化引领社会主义改造，以社会主义改造来促进工业化的发展。通过农业合作化，发展农业生产，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条件。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优先发展重工业，以促进工业化的快速实现。正是由于这样，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才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时，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是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5]毛泽东的观点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解放后关于互助合作问题的系列谈话及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相关指示中有明确表述。

　　刘少奇明确提出共产党员“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他认为现在处于新民主主义阶段，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完成工业化。这个阶段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应当使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都能够得到发展，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表明刘少奇主张在工业化完成以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之后，应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轻工业，然后再建立和发展重工业。他认为，只有先发展农业、轻工业，才好安排生活，积累资金，奠定重工业发展的基础。他反对过早地“动摇、消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他认为，实行社会主义，就意味着要触动私有制。这只会伤害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对发展生产不利，在农业机械化之前实行集体化也是不可能的。他认为私有权在今天的中国，还有其一定积极性，一般地还不能废除，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是很久以后的事情。这在刘少奇一九五一年七月五日在中南海春耦斋的讲话（即对马列学院一班学员的报告提纲《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以及其他一些文章、报告中有明确阐述。[6]

　　从毛泽东、刘少奇两人在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分歧可以看到，毛泽东主张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后就要实现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刘少奇则主张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然后再发展重工业。在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时期，就要及时培养社会主义因素，为社会主义过渡做准备。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后，就要及时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刘少奇认为要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在实现工业化以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7]

　　由此看来，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在于要不要实现工业化以及如何实现工业化，是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这表明他们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上存在着严重分歧。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是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后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共产党内是存在着严重分歧的。毛、刘之间的分歧不过是这种分歧的反映。作为党内处于第一、第二位的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不仅会在党内，而且还会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2）在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上进行的斗争。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前，要不要在经济恢复发展的过程中，着力培养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后，要不要实现工业化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党内外是存在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定的斗争中表现了出来。

　　① 是发展工业化，还是休养生息？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后，毛泽东认为要实现工业化。为了促进工业化的快速实现，还要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过了多年的战争，人民政权刚刚建立，现在需要休养生息。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工业化，需要巨额的资金，这就只有让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积累。一九五三年政协会议上毛泽东和梁漱溟的争论就是以此为背景展开的。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再搞工业化农民活不下去了。毛泽东觉得这个完全是为了国家大计，非作不可的事。据胡乔木回忆说，争论不仅是对梁漱溟一个人。当时在党外，民主人士中，有人对立即实行工业化有疑虑。对社会主义改造有意见还不是第一位的。这些人认为，战争过后要有一段时间休养生息，搞工业化会使农民的负担大为加重。梁漱溟是一个代表。党内也有争论，如对统购统销。[8]

　　梁漱溟的观点在党内外都在代表性。毛泽东批驳了梁漱溟的观点，说发展工业化是大“仁政”，而不发展工业化是小“仁政”。他们争论的实质是要不要发展工业化的问题。[9]

　　虽然刘少奇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工业化，但是他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后，主张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这就在实际上表明了刘少奇在工业化及其实现方式上的态度。

　　② 刘少奇天津讲话背离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刘少奇到天津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四月十日抵达天津，五月十日回到北平。在一个月时间里，他深入机关、工厂、学校听取汇报，调查了解情况，同干部、工人、职员、资本家等各方面人士座谈，还作了多次报告，阐述了他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的观点。

　　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是同他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密切相连的。

　　他强调，在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过程中，最容易发生模糊认识的是，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斗争对象，搞乱敌我阵线。

　　他批评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出现的“左”倾情绪和行为时说，进城了，敌人看不见了，就把眼睛盯准“大肚皮”资本家，把子弹朝他们打来，像农村分田地一样，要分工厂、汽车、洋房、机器；或向他们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或强令资本家不准辞退工人；或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的坏，不说他们的好；干部、工人不敢接触资本家，否则就是立场不稳。总之，只强调斗争的一面；不强调联合和利用，以利于发展生产的一面。这是一种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行为。

　　他强调，私营工商业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的发展，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所允许的。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还要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

　　他设想，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时期，工业逐步发展起来了，就“非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可”。这表明刘少奇主张在工业化实现以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

　　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还说了“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的话，后来薄一波也认为这些话是不妥当的。当时，薄一波把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据薄一波回忆说，毛泽东对他的讲话总的是肯定的，认为讲得好，只是觉得“剥削越多越好”的话不一定这么讲。[10]

　　从中可以看到，刘少奇在建国前夕到天津进行调查研究，发表了系列讲话，阐述了党中央关于民族资本主义的政策，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使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得到了适当发展。这对于政权的巩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无疑是有益的。从发挥民族资本主义在经济恢复和发展中的作用而言，是与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一致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若干重要观点背离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明确提出，在城市工作中要以工人阶级而不能以资产阶级为依靠对象，对于民族资本主义要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而刘少奇在讲话中却对资本家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讲出了“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的话，说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对工人阶级好处多，坏处少，这显然背离了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关于民族资本主义的方针政策。同时也表明刘少奇这样一位在共产党内身居第二位的领导人，对于到底是工人养活资本家还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这样一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已阐明了的问题也没有搞清楚。他不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会比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否则的话，又怎么会对资本家的剥削情有独钟，顺口说出“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的话来呢？

　　至于薄一波认为刘少奇的这个表述是说话走了“火”，意思是说言词表达不当，他转述的毛泽东的看法似乎也是这样。[11]对于刘少奇这样一位在共产党内身居要职的领导人，毛泽东对他讲话的表态当然是慎重的。同时，仅凭一次讲话也难以判断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态度。刘少奇的讲话到底是走了“火”，还是他在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真实态度的自然流露，则还要结合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其他表态进行综合分析以后才能做出判断。

　　③ 一九五○年围绕东北变工互助问题上的争论。

　　在土改后的农村，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农村中出现了新的阶级分化，当时共产党在农村组织的互助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