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第三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原因分析。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为什么还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要首先弄明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理论依据？

　　这就要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揭示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真正原因。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运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运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只有通过对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分析，才有可能揭示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真正原因。

　　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才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前进，推动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因而我们就首先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着手，来研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原因。

　　（一）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

　　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来进行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同样，当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时候，就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反之则会对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因而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出发，就要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就要建立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虽然是两个术语，却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表述，生产关系就是经济基础。因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实际上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正是因为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才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变化。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还存在不存在社会矛盾呢？如果存在社会矛盾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又是什么呢？

　　今天看来一目了然的这样一个问题，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认识却并不一致，存在着严重分歧。斯大林认为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以后，就不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了。只不过是后来由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才使斯大林认识到这一社会矛盾在苏联仍然存在。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仍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矛盾是苏联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认识到正是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才是苏联社会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推动着苏联社会的前进。

　　鉴于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声望，他的这个观点传播很广，影响很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后，没有也不可能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反而通过主观盲目地批判，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认识上走入了误区，陷入了迷茫。

　　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上，毛泽东后来对斯大林在提出了批评的同时，谈到了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1]

　　这个时候，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借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存在着矛盾，而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2]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但是这一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和旧社会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这种不同的性质不仅表现在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还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上，还表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上，其外在表现则是适应还是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旧社会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出发，就要打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桎梏，扫除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优越性，表现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能够容许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3]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是存在矛盾的。正是因为这些矛盾的存在，才推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种矛盾表现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即存在适应的一面，又存在不适应的一面，是适应与不适应的统一。

　　那么，这两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也就是适应的一面占主导地位，还是不适应的一面占主导地位呢？

　　一般说来，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基本上是适应的，这种适应居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某些方面又是不适应的，这居于次要地位。这种不适应表现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还存在着某些不利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展的环节，表现在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上层建筑不适应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环节还会进一步暴露出来，表现在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也要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因而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出发，就要不断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的话，就会逐渐削弱乃至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进一步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不清除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领域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如果不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那么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由适应性向不适应性转化，矛盾的性质也就随着从非对抗性向对抗性转化。

　　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时候，适应性就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不适应性会退居次要方面，这个时候矛盾的双方会表现为非对抗性。反之，则不适应性就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适应性退居次要方面，矛盾的双方会表现为对抗性。这表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有时适应性占主导地位，这个时候的关系呈现出非对抗性，有时不适应性占主导地位，这个时候的关系呈现出对抗性。

　　处于非对抗性的社会基本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向对抗性转变；同样处于对抗性的社会基本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向非对抗性转变。从矛盾转化的逻辑看，矛盾双方的适应性和非适应性、对抗性和非对抗性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变化。即使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处于适应性和非对抗性的时候，也存在着不适应性和对抗性的因素，存在着向不适应性和对抗性转化的趋向，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隐患。不过这个时候不适应性和对抗性尚不占主导地位而已。当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处于不适应性和对抗性的时候，就会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这就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即使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处于适应性和非对抗性的时候，也要未雨绸缪，保持高度警觉，采取必要措施，解决社会矛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根本动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出发，遵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发展规律，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解决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方面，反修防修，继续革命，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二）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两条路线。

　　建国后，在生产力发展问题上存在两条路线：一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辩证论；一条是以刘少奇等人为代表的唯生产力论。前三十年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辩证论占支配地位的时期，后三十余年是以刘少奇等人为代表的唯生产力论占支配地位的时期。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于建国后六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我们知道，生产力是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生产资料又分为劳动对象和生产工具。其中，生产工具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毛泽东说：“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4]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也是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从生产力的构成来看，虽然生产工具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但是毛泽东认为立足既有生产条件，通过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仍然可以创造出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伟大奇观。这是因为生产力中的人具有能动性，而且生产工具也是人制造出来的缘故。而刘少奇等人孤立地看待生产工具的发展水平，淡化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人的主观能动性没有一个辩证的认识。因而在生产力的构成中，能不能认识到并且充分发挥生产力中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在生产力发展问题上坚持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的重要标志之一。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辩证论认为，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不仅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还要建立与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就要进行生产关系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标志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上建立起来了。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这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的标志。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以后，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虽然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但是上层建筑领域仍然存在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方面。这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建立了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后，才能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才能坚持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推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使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以刘少奇等人为代表的唯生产力论认为，鉴于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的实际情况，就要先发展一段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允许资本主义有一个较大程度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就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主要任务，以求快速改变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落后状况。

　　从研究中我们发现，毛泽东不仅是从生产工具和人的能动性的辩证关系中，而且也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中，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在承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还特别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提醒人们注意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还会起到决定性作用。毛泽东不是孤立地看待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是把生产力的发展纳入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中来把握生产力的发展变化。

　　而刘少奇等人则没有认识到生产工具和人的能动性的辩证关系，没有将生产力的发展放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中去考察，而是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来看待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虽然看起来他们似乎是强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却割裂了生产工具和人的能动性的辩证关系，无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没有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没有通过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创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上层建筑，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这样也就没有真正消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最终也难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是发展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党内是存在严重分歧的。毛泽东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就应该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在他起草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有明确的表述。[5]而刘少奇等人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还要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发展资本主义，搞社会主义是下一步的事。他们之间的这种分歧不仅在建国前夕刘少奇发表的“剥削有功论”的天津讲话上表现出来，还在一九五○年春东北农村互助合作问题上的争论、一九五一年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上的争论、一九五三年夏季批评“新税制”以及一九五五年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的争论上表现了出来。[6]这种争论实质上是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存在分歧的反映。

　　这种分歧还表现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上。在国内发展资金缺乏的情况下，要不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能动性，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在农业合作化以后，要不要建立人民公社，走出一条中国农村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上，党内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分歧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和一九六二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表现了出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导下发动起来的，因而这种分歧实质上是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存在严重分歧的反映。[7]

　　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存在的严重分歧，还表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还是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要不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上。这方面的分歧不仅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而且还在一九六二年出现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上表现了出来，同时还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表现了出来。[8]这种分歧实质上是他们在社会主义总路线（即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上存在分歧的反映。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总路线（即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上存在着一系列分歧，这些分歧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他们在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运动上的分歧造成的。毛泽东充分肯定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是要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问题，社会主义总路线（即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则是要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问题。而刘少奇等人则对此持不同意见。

　　这样看来，党内在生产力发展问题上，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那么，这就不仅使我们发问，为什么在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间会产生这样的分歧和斗争呢？

　　应该说，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是一致的，他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如何发展生产力方面。到底是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出发，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来解决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还是抛开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状况，孤立地去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实际上就是要不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来考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从这里可以进一步分析，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离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去解决生产力的发展问题，那么就不仅会难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影响到生产力的发展速度，而且还会改变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广大人民群众也就由社会的主人转变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难以平等地分享社会发展成果。这不仅关系到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还关系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从中可以看到，这里面不仅有思想方法的因素，也有立场的原因。从立场上来说，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出现的社会根源。从思想方法上来说，还是由于他们是坚持唯物论还是唯心论、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的不同造成的。这是形成分歧和斗争的认识根源。

　　实践出真知。这两条发展生产力的路线，经过了建国后六十余年正反两方面的检验。前三十年，在毛泽东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辩证论路线占支配地位的时期，我们看到，当时我们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人口增长一倍的情况下，不仅基本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以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复方蒿甲醚、籼型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等发明创造在世界科技长河中独领风骚，“两弹一星一核艇”横空出世，通过三线建设，大大缩小了中国东西部之间的工业发展差距，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后三十年，是以唯生产力论占支配地位的时期，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大面积破产，工农大众由国家的主人逐渐沦落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两极分化严重，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住房商品化成为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新的“三座大山”，国家开放了二十八个产业，二十一个被外资控股，中国经济的殖民化程度进一步加重，发展的主要成果被一小撮中外资本家撮取，社会主义政权面临着被蛀蚀的严重风险。两相比较，历史的发展已经为两条不同的发展路线做出了判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生产力发展问题上，存在着两条路线：一条是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辩证论，一条是唯生产力论。这两条路线的不同，从世界观上来说，是由于他们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造成的。从立场上来说，是由于他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还是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不同造成的。生产力发展上的两条路线，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反映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上的分歧和斗争。

　　（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包括三部分，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形式。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及产品分配形式，同时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及产品分配形式又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具有反作用。这三者之间是对立的统一，构成了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运动，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因而我们的研究就从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运动做起。

　　1、生产资料所有制。

　　一九五六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虽然在国家经济中占居了绝对支配地位，但是其它性质的经济——个体所有制经济仍然存在。那么，在国家经济中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个体所有制经济，以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1）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

　　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中业已占据绝对支配地位。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还在不断发展壮大，显示出蓬勃发展的生命力。

　　下面我们以一九七三年各种经济成份在我国工、农、商业中的比重为例，来说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结构状况。

　　先说工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九十七，工业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六。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此外，还有人数占百分之零点八的个体手工业。

　　再说农业，在农业生产资料中，耕地、排灌机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机、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体所有的。全民所有制的比重很小。因此，全国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国营农场所占比重很小。此外，还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再说商业。国营商业占商品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五，集体所有制商业占百分之七点三，个体商贩点百分之零点二。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

　　以上数字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在我国确实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以上海市郊区为例，一九七四年公社一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上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上升为三十点五，大队由百分之十五点二，上升为十七点二，生产队由百分之五十六点七，下降为五十二点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9]

　　这组数字反映了一九七三年我国工、农、商业中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结构状况。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八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巩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从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在工、农、商业中占了绝对支配地位，个体经济虽然所占比例甚小，但是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又分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经济在工、商业中占了绝对支配地位，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农业中占了绝对支配地位。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经济虽然在发展中不断得到巩固和提高，但是生产队仍然是基本核算单位，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由此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中，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个体经济同时存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占了绝对支配地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同时存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在工、商业中占了绝对支配地位，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农业中占了绝对支配地位。集体所有制经济仍然面临着在适宜条件下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的严重任务。

　　（2）生产资料公有制。

　　社会主义公有制表现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其所有权归社会主义国家全体人民所有。集体所有制，其所有权归劳动群众集体所有。集体所有制，又具体表现为城市集体所有制和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而以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占主导地位。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虽然从性质上来说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却存在着重大不同，形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内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内在矛盾。

　　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建立，不仅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而且还是将农业上的剩余及时调拨到工业上来，满足工业化发展要求的重要保证。当时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封锁和制裁，在国家工业化实现之前，就要求农业为工业（全民所有制经济）提供积累，这具体表现为由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金、原料、劳动力。这个时候是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持城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压缩消费，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这期间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存在是具有必然性的。国家实现工业化以后，就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这个时候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工业化又为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推动国家工业化的继续发展。这就要求工业和城市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提供价格适宜的工业品。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既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互相作用，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这就要处理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关系，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农业并举，促进工农业的协调稳定快速发展。[10]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虽然存在着重大不同，但是从性质上来说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且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发展的归宿。三大改造完成以后，集体所有制经济建立起来了。由于资金、劳动力、生产规模的扩大，通过内部合理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在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经济内部，随着社有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在条件适宜的时候，基本核算单位也要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再由生产大队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过渡。而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由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当然，这个过渡时期是长期的，此起彼伏的，最后也是必然会完成的。

　　当然还会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在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不能实现这种过渡，而且还适得其反，发生倒退，退回到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致使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趋于瓦解。出现这种情况，不仅是由于此时集体所有制经济主要还是采用手工生产，比较落后的缘故，也是由于商品制度的存在对集体所有制经济产生的消极影响。当然还有其它方面复杂的原因。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不同经济形式的存在，是商品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得以存在的主要原因。这是因为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要进行结算的缘故。商品制度不仅存在于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之间，还存在于不同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以及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内部。这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是存在商品经济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产生分化。这样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必然会在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在集体所有制度经济内部产生不同的利益分配。一部分厂矿企业可能会发展壮大，一部分厂矿企业可能会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浪潮中被淘汰掉。这种发展的不平衡会在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在集体所有制经济内部引起分化。这种分化如果任其发展的话，就会成为新的两极分化的经济根源。

　　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就会使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面临重大挑战。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变化，又会使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发展面临失去资金、原料和市场的风险。这样全民所有制经济与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的有序循环就会被打破，不仅有可能导致全民所有制经济在发展中走向衰败，甚至还有可能改变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性质。因而能不能巩固和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促进集体所有制经济向全民所有制经济的过渡，不仅是关系到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问题，也是关系到全民所有制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以上我们分析了集体所有制经济与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关系，以及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展的不同趋向对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影响。其实，全民所有制经济自身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同的发展趋向。

　　全民所有制经济建立后，在发展过程中既存在机遇，又面临挑战，或者是巩固、发展和壮大，或者是被削弱，走向衰败。全民所有制经济在面临两种发展前景的情况下，即使抛开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影响暂且不论，单纯从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来看，为了巩固、发展和不断壮大全民所有制经济，防止其被削弱，进而走向衰败，就要在坚持全民所有制经济性质的前提下，探索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加强管理，改革创新，群策群力，实行民主，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使干部职工爱厂如家，以高昂的热情投身于工业化建设，解决全民所有制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使全民所有制经济得以健康发展。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由此看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虽然都属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相同，既存在着密切联系共同发展的一面，又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这就要不仅正视而且还要解决两种经济形式之间存在的矛盾和斗争，搞好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创造条件推动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防止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瓦解和破坏，促进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顺利发展。

　　（3）个体所有制。

　　三大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中已经占了绝对支配地位，但是个体经济仍然存在。由于其固有的性质，在一定条件下还有可能卷土重来，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冲垮社会主义公有制大厦。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个体所有制经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中虽然所占比重极小，却分布极广，遍布于手工业、农业和商业领域。个体所有制经济就是小生产。小生产的历史绵长，当时还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国家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的现实要求出发，当时国家尚没有力量包揽整个社会需求的方方面面，而个体所有制经济又以其生产的适用性，经营方式的灵活性，渗透到社会需求的方方面面，能够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需，还有着一定的生命力。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经济尚有着其存在的必然性，难以被消灭。这就是个体经济存在的社会背景。

　　尽管个体所有制经济有其存在的背景，但是并不表明无产阶级政党可以对个体所有制经济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11]小生产就是个体所有制经济。个体所有制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会产生分化，一部分壮大了，一部分破产了。这样在分化的基础上，就会产生资本主义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列宁认识到在小生产存在的情况下，如果不对其发展加以限制和引导，就会产生资本主义和新生的资产阶级，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向无产阶级政党发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预警。

　　由此我们看到，个体所有制经济的存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具有必然性，但是个体经济的发展却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隐患。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对个体所有制经济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限制、利用和引导的方针，既发挥个体所有制经济满足人们社会需要，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有利的一面，也要对个体所有制经济膨胀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保持高度警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服务化水平的提高，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进步，最后将个体所有制经济逐步消灭掉。

　　（4）生产资料所有制内部的矛盾运动。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内部存在着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又是由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构成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内部就存在着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才推动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发展变化。

　　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的性质不同，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矛盾。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当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中占了绝对支配地位，而个体所有制经济所占比重很小，却分布极广。从两种经济发展的结果来分析，或者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消灭个体所有制经济，或者是个体所有制经济不加节制地发展，导致资本主义私营经济再次出现，最后颠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二者必居其一。

　　从全民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在国家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和比重来看，对个体所有制颠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担忧似乎是杞人忧天。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千里长堤，溃于蚁穴，对这种状况绝对不能掉以轻心。这是因为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个体所有制经济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同时社会上的私有观念以及落后习俗的广泛存在，构成了个体所有制经济发展壮大的社会基础。而个体所有制经济具有自发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熟视无睹，麻痹大意，默然置之，不是限制、利用，而是采取鼓励其发展的方针政策，就极有可能冲毁社会主义经济大厦，造成蚁穴溃堤的严重后果。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虽然都是公有制，在发展过程中却也存在着矛盾，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一是集体所有制经济顺利发展成为全民所有制经济；一是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瓦解，倒退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最后导致全民所有制经济解体。集体所有制经济既有可能在前进的基础上成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也有可能在倒退的条件下成为全民所有制经济解体的分化因素。同样，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会成为集体所有制经济搞好的重要条件，反之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就会失去目标和方向，最终也难以逃脱瓦解和破产的命运。这就要求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人要保持高度警惕，采取有力措施，清除消极影响，妥善处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发展的矛盾，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防止不利局面的出现。

　　这样看到，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矛盾运动，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两种趋向：一是个体经济发展为集体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再发展为全民所有制经济；一是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后，倒退回个体所有制经济。个体所有制经济又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最后导致全民所有制经济性质的蜕变。这表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变质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人实行什么样的方针政策，就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2、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

　　我们将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称为社会人际关系。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剥削阶级在我国已经被消灭了，工农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旧的人际关系逐渐破灭，新的人际关系正在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人际关系究竟又如何呢？

　　（1）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确立。

　　我们知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正是由于这样，才形成了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在奴隶社会表现为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的斗争，封建社会表现为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阶级斗争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在阶级社会里，由于剥削制度的存在，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是难以真正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摆脱了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由于消灭了剥削制度，人和人之间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被废除，这就为人和人之间平等关系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但是在剥削制度被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建立的最大障碍被扫除，但是阻碍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因素仍然存在。它们公开地或潜在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成为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建立和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给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确立和发展投下了巨大阴影，致使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建立面临着严重困难。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即使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阻碍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最大障碍被扫除了，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还是无从谈起。这就要探究制约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因素，清除人和人之间关系上的巨大阴影。

　　（2） 社会主义人际关系中的巨大阴影。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剥削制度已经被消灭了，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确立的根本障碍虽然被扫除，但是在人际关系的形成上仍然存在着不少阻力，面临着巨大的阴影。这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和注意，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当然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在所有制方面还要有它的变化，有它的发展。但是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的性质总还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当然将来还会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达到了这一步，它的性质，在一定时期内又会没有多大变化。可是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化的。例如我们的国营企业，解放以后，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而在这十年中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12]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建立起来以后，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管理问题。这是因为在一定时期内，所有制的变革总是有底的，在所有制比较稳定的时期内，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却是大有可为的。进行整风，改进管理，要领导者平等待人，以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通过改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形成社会主义的人际关系，来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其实，管理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权利问题。要搞好管理问题，不仅要保证管理者必要的权力，而且还要保证劳动者能够行使民主权利。只有保证劳动者在行使民主权利的基础上，真正做到当家作主，才能搞好管理问题，建立社会主义人际关系。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谈话中还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13]

　　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一贯观点。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思想，具体表现为人民群众具有管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等的权利。这就要不仅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而且还要在国家法律法规中体现出来。这是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关键环节。那么，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在形成过程中又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在形成和发展中虽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仍然存在着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并非人为想象的，而是客观存在的。这不仅在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上表现了出来，而且更在党内整风、“三反五反”、“四清”运动中有明显的表现。从这个时候的调研报告及材料中可以看到，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机关、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