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第二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形成。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在一九五六年后开始萌芽的，历经十年到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已经基本上形成，而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伟大实践。那么，这个理论形成的概况又是如何呢？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一九五六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在中共八大上将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确立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毛泽东却对此表示质疑，这个时候也没有提出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虽然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但是却没有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做出明确的论断，也没有提出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中国发生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以及此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深入思考。在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起草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首次提出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1]随后，他又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一步分析了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关系问题。[2]

　　这就不仅使人发问，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为什么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

　　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说到底还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的。这是因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同样也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就要求与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否则的话，旧的上层建筑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又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有人可能会问，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又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继续革命是有特定含义的，不是指不断革命，而是指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如果不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难以获得巩固，甚至还会付诸于东流。因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就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不论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如果我们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那么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进行的，因而就叫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了。这就是继续革命的由来。

　　可能还有人会问，阶级是以是否掌握生产资料来作为划分标准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怎么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划分的标准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主要不是以生产资料，而是以政治思想作为阶级的划分标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写道：阶级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我们已经消灭了，但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的还没有消灭。这个问题，是在去年整风时发现的。[3]从这里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不是以是否掌握生产资料而是以政治思想作为阶级划分标准的。

　　这种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的判断，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在以后党内出现的阶级斗争中一次又一次地表现了出来。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进行的斗争，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这场斗争的实质，不是要不要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而是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基础上，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这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因而这场斗争从性质上来说就是一场阶级斗争，是一场发生在党内的阶级斗争。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4]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发生的斗争，是党内存在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党内出现的阶级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种斗争表明资本主义在中国仍然存在着复辟的危险性，同时还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这种斗争的出现，究其原因还是因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造成的。

　　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是在困难时期党内乃至高级领导层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产生动摇的表现，“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虽然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召开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击退了“三风”，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基础上，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通过调整人民公社体制，迅速摆脱了困难，走出了困境。但是这种动向却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由此他经过深入思考后，不仅重申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还进一步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级的基本路线。

　　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为了坚定社会主义信念，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避免修正主义出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在城乡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时候先后制定了《前十条》、《后十条》，指导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发展。

　　为了进一步总结社教运动的经验，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实质上反映出他们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的分歧。

　　从中看到，社教运动是在基本路线的指引下进行的，毛泽东认为社教运动就是要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紧紧依靠群众来进行运动。而刘少奇则认为在社教运动问题上，是党内外矛盾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要解决的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反对将运动的重点确立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张依靠工作队，通过扎根串联，进行大兵团作战的方式来进行运动。毛泽东将这种分歧与以前他们在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上的分歧联系起来进行考虑，最终认为刘少奇已经不适合于再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斗争，还是一九六二年进行的斗争，乃至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的斗争，进一步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产生党内的阶级斗争，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苏联赫鲁晓夫集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沉痛教训，又给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这是阶级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表现，也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依据。这说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人为确定的，而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说阶级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奠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石。

　　其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经基本上形成了，而后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又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那么，这个理论又是如何提出的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这个理论的提法有一个酝酿的过程。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红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中，第一次公开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概念；一九六七年《红旗》第九期社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改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光辉理论”；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万岁》中，改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光辉理论”；直到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才正式确定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5]

　　这样看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中才正式提出来的。关于这篇文章的起草情况，戚本禹后来有一个回忆：

　　“大约是在1967年5月，毛主席在讨论修改《伟大的历史文件》—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的文章时说，今年是苏联十月革命五十周年，乘这个机会，把苏联变修的问题在理论上说清楚，有些事情还可以结合我国的文革来讲。要写一篇用马列主义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章。

　　这篇文章就交给了陈伯达和我们几个人来起草。我们公推关锋为主要起草人。关锋说，这文章很难写，而且时间又很仓促。所以，在那段时间里，关锋经常把自己关在钓鱼台的房间里冥思苦想。他的秘书说，关锋怕别人打扰他的思考，一般不接电话。

　　在起草过程中，我和王、关三人经常在一起进行讨论。一般都是关锋为主，即由关锋谈他的构思、王力作记录，我也不时提出一些我的想法。”

　　“到8月下旬，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时候，这篇文章的草稿已经完成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它第一次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做出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后来，王力、关锋受审查后，陈伯达、姚文元、张春桥继续对这篇文章进行了修改。”[6]

　　从戚本禹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这篇文章是在毛泽东的提议下起草的。毛泽东希望趁着纪念十月革命胜利五十周年的机会，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成功经验，汲取苏共走向修正主义的沉痛教训，从理论上对我国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进行深入分析，进一步说明开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这篇文章是由毛泽东提出命题，中央文革几位秀才集体写作，而后又经过反复修改，在毛泽东批准后发表的。在这篇文章中不仅首次提出了无产阶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且还通过对这个理论要点的梳理，经过提炼初步形成了这个理论的框架。那么，这个理论要点又是什么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这篇文章经过反复修改，特别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进行整理后，陈伯达、姚文元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将文章第六稿报送毛泽东审阅。他们在送审稿上写道：“这篇社论，又再作修改。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作了新的整理。列宁的话已经充分引了。文章对苏修的打击，有一定作用。大家很希望主席能看一看，并加修改。”三日下午五时，毛泽东阅后在送审稿的信封上批示：“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7]

　　看来，这篇文章是经过毛泽东批准后发表的。陈伯达、姚文元等人整理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即“主席思想六条”），在发表前经毛泽东审阅过，得到了他的同意和认可。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毛泽东直接提出这个术语的文献依据，但是从毛泽东在审阅这篇文章时，同意用这个术语来概括他关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这些观点来自于毛泽东的文章、批注、讲话和谈话）来分析，他对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概括他关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观点是赞成的。这是没有疑义的，业已获得了文献资料上的证明。

　　那么，这个理论要点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共六条：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8]

　　从这六个理论要点看来，这是把毛泽东关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论断从逻辑上进行了编排，要点中的语言几乎都是毛泽东的原话，只是为了内容上的衔接，才加上了若干词句，从而初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整理完毕后，又经过毛泽东审阅同意后才发表的。这样就使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第一次鲜明而又系统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不仅推动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进程，而且还对国际共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样为了纪念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而写的这篇文章，在经过反复修改且又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后，以《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题目，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还刊登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六期上。[9]两报一刊发表的这篇文章，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强烈震动，还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鼓舞着广大工农兵群众高举继续革命的理论红旗，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具体表现为到底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不同选择上。

　　通过社教运动进一步暴露了不少党政机构已经腐化变质的严峻事实。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中，掌握在敌人手里，还提出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10]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不改变这个状况，在一定条件下，这股势力就会变成从内部搞垮共产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决定性力量。因而毛泽东谆谆告诫全党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特别是要警惕中央出现修正主义。[11]这就要从思想上武装群众，教育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来进行整党，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以前进行的运动方式都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就只有采取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方式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后来被写入中共九大、十大的政治报告和党章，写入了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成为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这是文化大革命产生的理论基础。我们只有在对这个理论进行深入剖析以后，才能够提纲挈领，不仅把握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脉络，还可以画龙点睛地揭示出文化大革命的本质。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必由之路。因此，研究文化大革命，就不能不研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由此看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要解决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避免修正主义出现的指导思想。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能否巩固，社会主义能否发展，乃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