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五）从两条路线的斗争来分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建国后我们党制定了三条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围绕三条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党内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形成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直接引发了文化大革命。

　　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在制定和执行这条总路线的过程中发生了毛泽东和梁漱溟的争论、刘少奇天津讲话引发的风波、一九五○年关于东北互助合作的争论、一九五一年山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争论、邓子恢鼓吹“四大自由”、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春邓子恢解散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五年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上的争论，最终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在这条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中发生了一九五六年关于冒进和反冒进的争论、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出现的右倾和反右倾斗争、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和反右倾斗争，毛泽东领导全党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排除干扰，坚定信心，克服困难，走出低谷，在纠“左”反右中前进，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从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考察中可以看到，这条总路线在制定和执行中既遭到了党内官僚干部队伍的抗衡和抵制，又发生了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的分歧和争论。在毛泽东主持下以《二十三条》的制定为标志，拨正了“四清”运动的发展方向。

　　从两条路线斗争的历程中可以看到，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解决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问题，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解决的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问题。

　　过渡时期总路线，简称“一化三改”，就是在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的同时，还要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只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够更大限度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具体实践。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还要通过进一步变革生产关系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公社化就是在过去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将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再向前推进一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确立，不仅找到了一条从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向人民公社一级所有制乃至于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正确道路，而且还为农村工业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毛泽东将社有工业视为人民公社“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108]这个“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直到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国家工业化基本完成以后才出现了曙光，经过艰难的量变阶段后以蓬勃发展的态势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异军突起”，令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深感意外，[109]农村工业竟然一度占了中国工业产值的“半壁河山”。但是由于实行了包产到户，解散了人民公社，这个辉煌的前景昙花一现就成了历史的陈迹，积重难返的三农问题出现在了中国广大的农村。

　　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都明确提出了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到底能够达到多快，还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存在着严重分歧。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仅会消除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大大解放生产力，而且还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因而毛泽东不论是在农业合作化时期还是“四清”运动期间都反复强调不要因为运动影响农业生产，[110]而且还要发展农业生产，把是否提高农业生产作为检验农业合作化和“四清”运动成败的重要标准。[111]至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斗争刮起了新的“跃进”风，属于工作安排上的失误，不足为训。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吸取了这个教训以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任务能够顺利完成就提供了有力的证明。[112]刘少奇等人不论是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和一九六二年对困难形势的估计表明他们对此是持保守态度的。

　　在社会生产力发展速度上认识的不同，究其原因是由于坚持唯生产力论还是生产力发展上的辩证论这两条不同的发展路线决定的。这两条发展路线的区别在于，在经济恢复和政权巩固以后，究竟是要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还要不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变革生产关系，巩固和加强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具体表现为是先集体化后工业化还是先工业化后集体化，如何解决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向全民所有制经济的过渡问题，分歧的焦点则是消灭资本主义还是发展资本主义。

　　毛泽东认为为了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就要向社会主义过渡，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方式实现农业合作化，建立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完成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要建立人民公社，将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向前推进一步。人民公社化是农业合作化在新时期的巩固和发展。

　　他还认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两种表现形式，它们之间是互为依托、互相作用的。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为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原料、资金和市场，同时城市全民所有制经济又为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提供有力保证。如果一旦实行了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就会瓦解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随着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瓦解，城市全民所有制经济也会遭到毁灭性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就有可能垮掉，两极分化产生，资本主义就复辟了。这不论在毛泽东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113]还是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冈山前夕他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谈话中，[114]都一以贯之地坚持这个观点。

　　刘少奇主张建国后先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先工业化再集体化，以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115]不仅建国初期他就持有这种观点，直到一九六五年他还想从马列著作中寻找根据来证明他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并私下对高级干部说一直到现在他还坚持他的这个意见。[116]由此看来，虽然在毛泽东的批评、开导和教育下，刘少奇从组织上服从了毛泽东，但是从思想上却没有接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点，仍然自以为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这为后来他们之间的分歧埋下了隐患。

　　前两条总路线解决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解决的则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问题。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就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必须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教育就是为了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实践活动。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刘少奇也多次讲到反修防修问题，对基层政权的腐化变质估计的比毛泽东还要严重，[117]但是当涉及到“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问题时，他和毛泽东却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存在分歧的反映。

　　毛泽东明确主张社教运动要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而刘少奇却回避这个要害问题，只是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这是他们建国后在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上分歧的进一步发展，两者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刘少奇认为建国后还要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资本主义要得到发展。既然允许资本主义有一个新的发展，那就既没有必要进行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没有必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了。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问题上发生分歧的根源。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建国后在三条总路线上出现的分歧，贯穿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些斗争集中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展开，多数斗争与刘少奇具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两条路线斗争的分歧在于，为了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究竟是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出发，还要不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为将来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创造条件。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还要不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实际上就是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下，要不要进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分歧，直接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从这里可以看到，建国后党内出现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贯穿于建国后十七年的斗争历程中。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应。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是难以避免的必然性现象。这并不仅仅是一种认识上的分歧，而是立场的不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历时弥长，争论激烈，曲折回环，时隐时发，经过了十七年的风风雨雨，最终成为引发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

　　四、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透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原因。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说到底还是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因而我们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时候，只有从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分析入手，才能揭示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真正原因。

　　（一）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的形成。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仍然存在着社会矛盾。正是由于社会矛盾的运动，才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和进步。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

　　这一矛盾体系的构成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

　　构成这一矛盾体系的各个矛盾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矛盾体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无产阶级处于这一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资产阶级处于次要方面。在处理社会矛盾的时候，将社会矛盾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矛盾的性质不同，处理的方法也就不一样。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用专政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用民主的方法来处理。如果将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将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就会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就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防止“左”或右的错误的出现。

　　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一般来说，阶级矛盾是对抗性的，但是在我国特殊的条件下，这种对抗性的矛盾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用非对抗性的方法来处理。当然如果搞不好，或者资产阶级不愿接受，也会变为敌我矛盾用对抗性的方法来处理。[1]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着阶级矛盾。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2]

　　由于阶级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因而在处理社会矛盾的时候，就要抓住主要矛盾。只要解决了主要矛盾，其他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因而在处理主要矛盾的时候，就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阶级矛盾大部分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只有少部分才是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的。但是也要注意到，处于非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向对抗性转变，同样处于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向非对抗性转变。

　　这样看来，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中，社会基本矛盾处于决定性地位。基本矛盾决定主要矛盾。只有抓住主要矛盾并予以正确地处理，才能解决基本矛盾，促进社会的发展。要解决主要矛盾，就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只有处理好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解决好主要矛盾，提纲挈领，势如破竹，使整个社会矛盾体系迎刃而解，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而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成为能够处理好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的关键环节。

　　（二）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的运动中来分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在这一矛盾体系的运动中产生的。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斗争中引发了文化大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既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又包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生产关系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又叫做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又叫做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构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内涵。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时候，就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反之就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因而这一基本矛盾实际上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一般来说，生产力在这一基本矛盾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又在这一基本矛盾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已经建立起来了，还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中占了绝对支配地位，但是个体经济仍然存在，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仍然在每时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人和人之间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尚未真正建立。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是尚不巩固，在生产关系内部仍然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条件。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这种状况在经济基础内部也同样存在。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就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否则的话，旧的上层建筑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这里可以看到，正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才导致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产生。因而我们说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

　　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说到底还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所决定的。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可以看到，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仅要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就要进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因而社会主义革命，既包括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包括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究其原因，还是因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缘故。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既然社会主义革命包括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时期，那么阶级矛盾就不仅是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而且也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因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阶级矛盾在社会主义两个革命时期都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在这两个革命时期的阶级划分标准上却是不同的。在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是以政治思想来作为划分标准的。毛泽东不仅在党内工作会议上这样讲过，康生也曾经作过这样的说明。[3]当然，这是阶级划分标准上的特殊性，只适用于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

　　不论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在党内的反映。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于建国后十七年发展的风风雨雨，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集中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上表现出来。前两条总路线解决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问题，第三条总路线解决的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问题。这三条总路线就是要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基本矛盾问题。由此我们看到，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的内在联系。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践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实践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实践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社会主义力量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在三条总路线的指导下，冲破重重阻挠，战胜千难万险，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动员群众，说服教育，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探索中不断将社会主义推向前进。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党内进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除个别情况外，一般还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就是究竟要不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坚持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辩证论还是唯生产力论这两条不同发展路线上的分歧，关系到中国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命运。这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之间集中展开，在三条总路线的斗争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引发了文化大革命。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社会基本矛盾决定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引发了文化大革命。

　　（三）文革发生的必然与偶然。

　　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从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运动中可以看到，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以后，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还要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是因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虽然不是经济基础领域的主要矛盾了，却还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主要矛盾。由于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在社会基本矛盾中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因而这个时候的阶级矛盾就不仅在上层建筑领域而且还是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否则的话，旧的上层建筑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不仅难以获得巩固，而且还会付诸于东流。从这里来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发生是具有必然性的。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最终以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出现，又具有偶然性。

　　邓力群在《国史讲谈录》中多次引用彭真的话，说当时毛泽东是想通过整风的方式来解决党内出现的分歧和矛盾，但最终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这个原因他还不能讲。彭真虽然说出了这个事实，却不愿意讲明其中的真实原因，留下了历史的谜团。这尤为发人深思，耐人寻味。[4]

　　我们可以从逻辑上判断出这个原因肯定是不利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否则的话，在文化大革命已经被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的情况下，彭真又会有什么样的顾忌呢？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彭真为什么要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方式了。这是因为一旦他讲明了这个原因，就会与当时否定文革的大局发生矛盾。作为一个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洞悉中央决策内幕的高级领导干部，既不愿违背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掩盖事实真相，又不能对当时否定文革的政治大局表示异议，因而就留下了这样一个线索，让后人通过研究与思考自己来揭开这个谜团，还原历史真相。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后，遇到了党内官僚干部势力的层层阻挠，还进一步发现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没有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同时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也产生了严重分歧。虽然以《二十三条》的制定为标志，拨正了“四清”运动的方向，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引发了毛泽东更深入的思考，向全党发出了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预警。

　　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得党内整风和社教运动的推行遇到很大困难，致使这些运动流于形式，难以收到本质性成效。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不得不寻找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途径。这可以从文革被否定后我们党搞的整党、三讲、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教育以及反腐败的成效中从反面得到验证。从这里可以看到，如果党内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能够取得成效的话，毛泽东是不会采取文化大革命这种激烈的方式来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

　　虽然这个时候以毛泽东在党内的影响，变动刘少奇的地位并不困难，这从后来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地位的改变上可以得到证明。这里令毛泽东忧虑的是，如果将来他不在了，党内特别是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又该怎么办呢？他在反复思考之后才找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将来一旦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人民群众就自发行动起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揭竿而起，群起响应，将修正主义消灭掉，使中国重回社会主义的大道。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一次谈话中就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5]因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最终以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出现还是具有偶然性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从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运动出发，必须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产生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又以文化大革命这种激烈的方式来进行却又具有偶然性。因而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

　　总之，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构建了社会主义矛盾体系。这一矛盾体系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组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社会基本矛盾决定主要矛盾。阶级矛盾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从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运动中来分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发生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出现却又具有偶然性。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