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资产阶级的“大重启”与世界历史的“加速”

美国资产阶级的“大重启”与世界历史的“加速”

作者：远航一号

   新冠疫情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仅从经济现象上来说，在中国表现为资本主义经济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和企业部门债务的上升；在美国，表现为政府部门巨大规模的赤字和债务的上升。

   自新自由主义时代以来，美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战略目标，就是彻底打垮本国工人阶级，撕毁并重写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一度形成的国内阶级妥协的社会契约。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的，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美国资产阶级借着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东风”，大力推行全球化，将制造业转移或外包给中国资本家，一方面借此压低美国工人的工资，另一方面与中国资产阶级通力合作、通过残酷剥削中国广大的廉价劳动力攫取超额利润。

   在2008年以前，虽然美国工人实际工资停滞，但是通过房地产泡沫和借债消费，美国工人仍然得以买车买房，并享受中国生产的廉价消费品“红利”，美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不是十分尖锐。2008-2009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后，新自由主义的虚假繁荣破产，居民消费也逐步萎缩，美国的工人阶级逐渐与中小资本家形成新的政治联盟，成为特朗普运动的主要社会基础。

   新冠疫情将美国和全球的资本主义矛盾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以美国资产阶级为首的国际资产阶级企图发动一次“大重启”，通过重组世界资本主义来克服当前的危机。作为“大重启”的第一步，美国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齐心协力以大规模选举舞弊的手段将特朗普赶下台，将资产阶级国家的“名器”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

   从美国资产阶级的观点看，美国和全球资本主义目前面临的危机是多方面的。首先，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目前受到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工人阶级反抗的威胁；西方各国人民群众正在掀起的“逆全球化”运动，有搞垮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的危险，新冠疫情使得这种危险变得更加紧迫了。第二，美国和国际资产阶级都希望稳定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地位，或至少迟滞美国霸权的衰落，因为在国际资产阶级的大多数看来，中国资产阶级无力也无能充当好世界资本主义的新霸权，而霸权“缺位”对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来说是极其危险的。第三，从长远来说，国际资产阶级中至少一部分希望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解决全球生态危机，实现全球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

   为了同时应对上述几个方面的危机，美国和国际资产阶级一方面幻想依靠新的技术革命（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来应对世界生态危机并攫取新的垄断利润，另一方面急于摆脱对于那些在他们看来已经十分昂贵并且效率低下的“白人”工人的依赖。为此，拜登政府事实上采取了鼓励非法移民大量涌入美国的政策，对于每天成千上万穿越美墨边境进入美国的来自于世界上几十个国家的非法移民执行匪夷所思的不逮捕、不遣返的政策，使得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速度已经达到大约每月20万、每年200多万的规模。相比之下，美国每年劳动力队伍的正常增长不过大约150万。

   此外，拜登政府还企图通过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来缓解美国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内外矛盾。上个周末，美国国会刚刚通过了一项总支出规模约为1.2万亿美元的基建支出法案。此外，美国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正在为一项规模更大、总支出在2万亿美元至4万亿美元之间（按照不同的计算口径）的所谓“重建更好的美国”法案讨价还价。如果顺利，后一项法案可望在今年年底以前通过。

   从表面上看，“重建更好的美国”法案像是一部社会改良主义盛行年代的左翼凯恩斯主义经济纲领，许诺要给美国人民提供免费的学龄前教育以及免费的社区大学教育（社区大学是美国的一种两年制的高等教育机构，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大专”），并扩大医疗保险等。但是，在一项名义上是以建设“人力基础设施”为主的法案中却规定，要对已经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估计有1000万至2000万）都提供为期十年的大赦，使得他们可以领取驾驶执照并获得工作许可。这相当于将美国正常劳动力市场上的产业后备军一下子扩大两至三倍。至于提供免费学龄前教育、免费社区大学等，恐怕也是为了将尚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劳动力进一步挖掘动员，以增加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廉价劳动力供应。

   但是，美国资产阶级的“大重启”计划不仅遭到了美国工人阶级的反对，目前也遭到了美国中小资本家因为切身利害关系的反对；此外，还受到了美国资本主义日益衰落的国力的限制。

   在新冠危机之前，美国政府在正常年景的“初级财政赤字”（从政府赤字中减去利息支付以后由政府一般性支出和收入引起的赤字）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如果拜登政府的两项支出扩张计划都得以通过并实行，美国政府未来在正常年景的“初级财政赤字”大约会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

   目前，美国一般政府部门（联邦、州、地方政府之和）债务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3倍。一个国家长期的政府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计算：

长期债务与GDP之比 = 初级财政赤字与GDP之比 /（名义GDP增长率 - 债务利率）

   新冠危机之前，美国政府债务的平均有效利率大约是3%，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大约是4%（其中，通货膨胀率约为2%，实际经济增长率约为2%）。如果未来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减去债务利率之差仍然是1%，那么，初级财政赤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就意味着，在长期，美国政府债务将趋近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倍！

   长期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是一个理论极限值。就可预见的将来而言，按照美国政府债务目前的增长速度，到本世纪中期，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大约会比现在增加一倍，达到大约2.5倍。如果那时因为通货膨胀率上升等原因，使得美国政府支付的利率达到5%，那么美国政府每年仅利息支付就要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2.5%，如果再加上5%的初级财政赤字，美国政府部门的总赤字就要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7.5%！显然，这将是完全无法持续的。在这种不可能的现象发生之前，美国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一定会以其它的形式先爆发。

   新冠危机之前，美国政府部门的总赤字大约是国内生产总值的6%，而美国私人部门（居民部门与企业部门之和）的总盈余大约是国内生产总值的3%，这就意味着整个美国经济对外的赤字大约是国内生产总值的3%（就是经常账户赤字）。

   如果未来几年，美国政府部门的初级赤字稳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5%左右，而因为利率上升利息支付也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左右，美国政府部门的总赤字就会常年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如果美国私人部门的总盈余回落到正常年景的水平，那么，未来几年，美国经济的经常账户赤字就会逐渐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7%左右。

   一个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必须靠资本净流入（即对外借贷）来弥补，否则就会引起货币大幅度贬值。过去，美国经济的经常账户赤字主要靠中国的大规模贸易顺差（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净输出）来弥补。未来，如果美国经济的经常账户赤字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7%，那么，考虑到中国的经济规模与美国差不多，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大概至少需要达到中国经济总量的5%以上才能支撑美国所需要的资本净流入。

   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相当于中国国内储蓄超出国内投资的部分。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也面临严重的矛盾。由于半外围资本主义的矛盾以及中国工人斗争力量的增强，中国资本家的平均利润率一直在趋于下降。未来，随着中国工人加强“躺平”斗争、中国人口老龄化、中国进口的能源和原材料成本上升，中国经济的储蓄率很可能趋于下降。这就会加剧中国资本主义维持国内资本积累以及维持世界资本主义稳定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之间的矛盾。

   一种可能是，未来几年，为了吸引国际资本净流入并应对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威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国的中央银行）不得不实行更加紧缩的货币政策，引起美国利率大幅度上升。美国市场利率上升后，如果中国的中央银行不想听任外汇储备大规模流失，可能被迫提高利率。如果中国市场利率大幅度提高，可能戳破房地产泡沫，引起中国经济危机；中国国内需求大幅度萎缩后，可以保证贸易顺差被动上升（因为中国的经济危机减少了国内消费和投资、增加了国内储蓄率），并支撑美国所需要的资本净流入。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中国资产阶级实际上为了维护世界资本主义的“大局”而部分牺牲自己的利益，但由此带来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以及对中国资产阶级统治合法性的冲击，将是难以逆料的。最低限度可以说，中国资产阶级将承担巨大的经济与政治风险！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迫于尖锐的国内矛盾，中国资产阶级拒绝为美国资产阶级“买单”。美联储提高利率后，中国资产阶级为抑制资本外流并缓解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可以选择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政策（以人民币升值预期来抵消中美之间的利率差）。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由于美国吸引的资本净流入无法再弥补其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美元将大幅度贬值乃至发生崩溃。

   在后一种情形下，在短期，中国经济将出现畸形繁荣。美国与世界其他地方（比如欧、日）的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后，投机资本将大规模流入中国，推动人民币币值进一步升高，并引起中国房市、股市等资产泡沫；其情形将类似于1990年以前的日本或1997年以前的东南亚。由于资产泡沫和人民币升值，中国经济的对外贸易将由大幅度顺差转变为大幅度逆差，中国经济将暂时代替美国经济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总需求的稳定器。

   但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并不能像美国那样以本国货币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全球总需求的“稳定”作用将是短暂的。一旦资产市场泡沫破裂，投机资本将大规模外逃。这时，中国将爆发类似于1997年东南亚危机那样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而且，由于这时经济危机伴随着大规模资本外逃，资产阶级当局将无法用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来稳定国内经济。

   无论发生两种情形中的哪一种，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都将集中爆发，世界历史加速的时刻也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