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认证——“中国已经消除了疟疾”，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壮举”，是“经过了几十年有针对性和持续性的行动才取得的”。

　　在人口最多，地域最为复杂的中国，取得如此的成就，堪称人间奇迹。　　

　　疟疾，由虐原虫引发感染，主要由蚊子传播的，一种古老又凶险的疾病，是我国流行历史最久远、危害最为严重的传染病。“打摆子”、“瘴疠”之恐怖是老一辈人刻骨铭心的惨痛记忆，说它是万病之首也不过分。

　　古老到什么地步呢？

　　早在公元前1562-1066年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及青铜铭文上就有古“疟”字的记载。而人类基因组里头，有一大堆跟“抵抗疟疾”相关的突变。镰状细胞贫血症、蚕豆病的基因突变，都与对抗疟疾的演化有关。

　　自然地，先秦至汉时期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金匮要略》、《肘后备急方》等中医典籍就有关于疟疾治疗的病因、病机、症状、治法等的记载。

　　可以说，中医与疟疾的斗争从未停止过。之后还有唐时期的《千金要方》，直至明时期的《景岳全书》、清时期的《疟疾论》都有相应的治法记载。

　　但，疟疾在神州大地的肆孽从来没停过。

　　在1940年代，我国每年的疟疾感染病例高达3000万，直接受疟疾威胁的人口在3.5亿左右。

　　在局部地区，则更加凶险。

　　以湖北襄阳为例。

　　1935年襄阳大水灾后疟疾爆发，当时数以万计的难民们流离失所，露宿街头。由于水源被污染，蚊虫大量滋生，城里、乡下几乎没有不打摆子的。据《保康县志》记载，1940至1941年保康瘟疫流行，全县死亡2万余人，占人口总数的20%。

　　地处热带的云南思茅则更为严重（如今普洱市市区）。

　　季羡林曾在《赋得永久的悔》中这样描述：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八年，这里暴发了两次恶性疟疾，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患病死亡，县大老爷的衙门里，野草长到一人多高（实际上，当地疟疾从1920年就开始了）。

　　严重到什么程度？

　　原本是通往滇南的要道，清末七八万人口的市镇，死的死逃的逃，新中国成立时仅剩九百余人，人口损失超过85%，当地也成了虎狼出没的地方。有民谣是这么说的：“思茅思茅，活人不牢 ”、“要下思茅坝，先把老婆嫁”、“要往思茅走，先把棺材买到手”、“十匹骡子九匹倒，还有一匹不吃草”。

　　“千村薜荔人遗矢（屎），万户萧疏鬼唱歌”，是那个时代最最真实的写照。

　　我们的毛委员，在离开红四军，前往闽西参与工作的日子里，也患上了严重的疟疾，并且病情多次恶化，在生死边缘徘徊。幸而，毛委员靠着强大的意志力给挺了过来，后来，有了药，病才慢慢好了。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以讹传讹之下，远在万里之遥的共产国际还在1930年3月给毛委员发了一份千字的“讣告”，盛赞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1934年9月底，正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苏区濒临绝境之际，毛主席再次突发恶性疟疾，高烧数日不退，在匆匆赶到的傅连璋医生的十余日的精心治疗下才脱离了危险，病体稍愈又开始翻阅文件，因为“局势很紧张，休息是做不到的”。

　　而肆孽人间的“瘟神”，绝不止疟疾一个。鼠疫、霍乱、斑疹伤寒、乙型脑炎、天花、血吸虫病……，无一不严重地损害着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

　　缺医少药、卫生条件差、人民群众普遍缺乏对流行病的正确认识、感染地域分布广泛、感染人群多——这是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所面临的巨大困难。

　　就是在这背景之下，1950年，襄阳地区各级政府就利用广播、展览等各种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卫生知识。

　　在遥远的、“鬼都不去”的思茅坝，1950年当地成立卫生防疫委员会，办起了人民卫生院，之后，省卫生厅又建起了疟疾防治站，西南军区也派来了抗疟队。卫生消杀、群众救治、卫生宣传工作自此步入正轨。

　　很快，时间到了1952年。

　　这一年，在朝鲜战场上节节失利的美军，悍然对中朝两国发动了细菌战。

　　1月底冰天雪地的朝鲜，美军扔下了一批不会爆炸的奇怪炸弹，随即，附近发现大量不合季节的苍蝇、跳蚤等“毒虫”，几天之后，陆续有志愿军战士患上鼠疫、脑炎等烈性传染病。

　　不光是朝鲜战场。远离战场的东三省与青岛等沿海地区，在美飞机入侵后，也出现了十余种传染病。　　

　　这个时候， 怎么办？

　　唯有紧紧地依靠人民。

　　于是，绵延至今的“爱国卫生运动”（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唯一没有断档的群众性运动）开始了。

　　这是一场全民动员的人民防-疫运动。

　　仅半年多时间，全国就清除垃圾1500多万吨，疏通渠道28万公里，新建改建厕所490万个，改建水井130万眼，捕鼠1.2亿多只，消灭了大量的苍蝇、蚊子、臭虫等害虫。

　　不光敌人撒下的细菌毒虫几乎被全部消灭，还大大改善了人民的居住环境，更重要的是“人人讲卫生”的风尚也树立起来了。

　　而这，正是有赖于全民的积极参与。

　　就在1952年当年，毛主席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在此之后，襄阳专署成立爱国卫生领导小组，认真贯彻“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在全区开展了消灭“五害”的卫生运动。

　　思茅则清除了成万担的垃圾，铲除了遍城的野草，挖通了许多淤塞了二十多年的臭水沟，捕杀了成千上万只老鼠、数以亿计的蛆蛹和蚊蝇。

　　在这过程中，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被激发了出来，许多简便易廉的土办法应运而生。

　　比如，四川郫县红光社（歌曲《毛主席来到咱农庄》的原型地）就把当地有毒的草“打破碗花花”浸在厕所、水沟里，解决蝇蚊问题。毛主席成都会议期间到当地视察后，非常兴奋地要求某报介绍这一当地农民的宝贵经验。他所肯定的不只是一种方法，而是当地群众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性地利用身边简便易廉的材料以解决问题的精神。

　　就全国而言，通过群众的广泛参与，除蚊灭蝇，推广挂蚊帐（后来发展为浸药蚊帐）；清理沟渠，死水变活水，养鱼吃蚊卵；高流地区人人服药；不喝生水，早晚刷牙，饭前便后洗手等等。这些统统逐渐推广开来。　　

　　成绩是显著的。

　　到1958年底，全国有722个县、市基本消灭了疟疾。

　　经过一年多户数、村子分布、山川河流、疟史访问等调查，1957年10月，思茅形成了完整的疟疾疫情分布地图。1958年，思茅坝区的发病率降到2.2/万人，同年在坝区72次按蚊普查中，仅捕获微小按蚊12只。可以说，自此之后，恶性疟疾在思茅已经翻不起什么大浪了。

　　随着随着基层卫生组织的逐步健全和群众性卫生运动的持续展开，1960年代末，恶性疟疾在襄樊绝迹。

　　之后，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626指示之下，又有了依托人民公社的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得到了根本改善；《赤脚医生手册》成书并发行，地方医疗、传统医疗相关的资源和宝贵经验也先后被发掘并整理成册，抗疟也有了更为坚实的后盾。

　　除了群防群治的爱国卫生运动及集体所有制下的合作医疗，另一条主线是新药的研发。　　

　　这不得不提到“523项目”。

　　1960年代的抗美援越中，越南有1/3的士兵染上疟疾，为此越南向中国求援，加之疟疾在国内只是被控制住，随时有在部分地区爆发的可能。内外因素综合下，在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下，集中国家力量攻关抗疟药物的532项目上马。　　

　　这个项目有7个省市、60多家科研机构、超过500名科研人员协力攻关，用屠呦呦的话来说“这是军民大联合的项目，大家都是很协作、不分你我的。”

　　脱颖而出的是屠呦呦团队。

　　这个团队耗时3个月从包括各种植物、动物、矿物在内的2000多个方药中整理出640个，再从中进行100多个样本的筛选。后来，在重新学习葛洪的《肘后急备方》时，屠呦呦发现发现其中记述用青蒿抗疟是通过“绞汁”，而不是传统中药“水煎”的方法来用药的，于是她改用低沸点溶剂，果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新型抗疟药物青蒿素自此被发现。

　　这两个关键点都来自中医药典籍。

　　自己率先试药，既是名老中医通行的做法，也是那个时代人民科学家的必然选择。

　　难怪屠呦呦在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颁奖典礼现场发表演说时引用毛主席的话，称：“‘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经历，深感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她还把成功的秘诀归功于时代：“今天，我再次衷心感谢当年从事523抗疟研究的中医科学院团队全体成员，……没有大家无私合作的团队精神，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将青蒿素贡献给世界。”

　　1972年3月，她以研究小组代表身份报告了青蒿中性提取物的实验结果，论文题目是：《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抗疟中草药工作》，掀起了全国对青蒿抗疟研究的高潮。

　　中科院之声曾说：“青蒿素……经历了从1966年开始前的应急阶段到1966年后的大协作再到1976年后的成果分享阶段……同时它还经历了从战备任务到常规任务的转变……”

　　青蒿素的发明拯救了全球亿万人的生命，就连老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BBC也不得不承认，"若用拯救多少人的生命来衡量伟大程度，那么毫无疑问，屠呦呦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

　　为此，它将屠呦呦与居里夫人、爱因斯坦、图灵并列，入围“20世纪最伟大科学家”。

　　有了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有了公有制下健全的、为人民的医疗卫生体系，有了依托中医诞生的抗疟新药青蒿素，只要不犯大的错误并积极行动，疟疾的彻底解决只是时间问题。

　　这正应了毛主席在1958年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后写的《送瘟神》诗后小记写的那句话：“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1972年-1975年，江苏、安徽、湖北等黄淮流域省份曾爆发疟疾。这个时候，以上亿人数计的全人群服药和传染源控制为主的防治策略，并建立区域疟疾联防联控机制，控制了大规模疟疾的暴发流行。1974年，襄阳也开始了全民预防服药。

　　之后，采取的依然是疫点人群服药、媒介控制及健康教育等综合措施。其中，媒介控制则因时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地域不同媒介的生物学特征采取不同办法——原则没变，变的只是技术手段。

　　2010年启动《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年）》，将全国流行县分4类实施强化控制或消除策略。2011年建立“国家寄生虫病防治信息管理系统”。2012年总结提出消除疟疾的“线索追踪，清点拔源”策略和“1-3-7”工作规范，即发现病例1天之内上报，3天内完成调查，确认有无其他病例和传播风险，7天内采取灭蚊等措施确保疫情不蔓延。

　　最后，2017年全国首次实现无本土原发感染疟疾病例，2020年实现消除疟疾目标，并于2021年6月30日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消除疟疾认证。

　　至此，肆孽华夏大地数千年的疟疾正式在中国被“消灭”，这是一项堪称人间奇迹的伟大的成就。

　　“华佗无奈小虫何”，神医华佗都解决不了的一系列问题，新中国迎刃而解了。

　　这难道还不是“神医”吗？

　　这充分说明了人民健康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医疗卫生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性质和结构问题。

　　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建国之初，毛主席和他终生信仰的亿万人民，创造性地用自己的实践，为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奠定了最为根本的原则。

　　这一原则，在过去的近几十年尤其是去年“科罗娜”肆孽全球以来，得到了反复检验、对比、实践，结论只有一个——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人民群众的健康问题。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瘟君”被创造世界历史的人民给送走了。

　　这教我们如何不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