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与阶级斗争，1980-2020年

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与阶级斗争，1980-2020年

作者：远航一号

近日，中国资产阶级上层重弹所谓“共同富裕”的老调。怎样看待中国资产阶级上层的这一策略变化？中国资产阶级上层的这样一种“改良”姿态，将怎样影响中国资本主义未来的发展以及将来中国革命的前景，是有利于缓和中国社会矛盾还是会不以资产阶级自身意志为转移地加剧中国资本主义的矛盾？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国民收入分配的现状以及在过去一个时期的变化。

那么，怎样才能够对国民收入分配的状况得出一个相对准确、全面的认识呢？有人认为，只要观察自己个人以及周边亲友的经历就可以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中国是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方圆900多万平方公里，各个地方、每个地方各个社会群体的情况千差万别。仅仅从个人和亲友的情况出发，或者仅仅依靠通过局部社会调查得来的印象，很难正确反映全局的、一般的状况。除了这种局部与整体之间不可避免的差别以外，个人对于经济状况的认识往往还受到阶级地位、思想感情、政治见解的影响，从而产生更多的偏差。比如，无论在左派还是右派的反体制积极分子中，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认为中国工人工资的上涨永远赶不上物价的上涨；言外之意，就是一般工人实际工资的购买力是趋于下降的。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不需要接受资产阶级所谓“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日子过得好多了”一类欺骗宣传。毫无疑问，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对亿万劳动者残酷剥削的基础上；这种残酷剥削，体现在血汗工厂、996、过老死等各式各样的非人压迫上。但是，尽管有这些非人压迫，中国一般劳动者的物质消费水平与资本主义复辟之初相比，有了很大的增长，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要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情况，包括了解国民收入分配的情况，就必须要善于运用资产阶级统计数据。无论什么社会制度，要了解一个社会一般的、全面的情况，必须通过了解和分析统计数据。有人可能会说，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有大量水分，乃至于公然造假，因而没有利用价值。不客气地讲，这种对资产阶级官方统计数据一概简单否定的态度，是一种十分简单化的、无知的做法，是一种思想上的懒惰作风。

当然，资产阶级国家为了欺骗人民群众、粉饰太平，是完全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对某些数据做一些篡改，从而部分地掩盖真相的。但是，资产阶级实行统计调查制度的目的，并不是单纯地为了欺骗人民群众，更主要地，是为了获得有关社会和经济的相对准确的数量信息，并以此作为资产阶级国家制定政治和经济政策的依据。如果听任统计数据全面地、大范围地失真，这最终会导致资产阶级国家无法进行有效的政治和经济决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即使资产阶级的统计部门确实有可能对一部分数据进行篡改，但大量的、占主要部分的统计数据往往还是相对准确或者有参考价值的。即使对于资产阶级统计部门已经加以篡改的数据，通过与资产阶级统计部门发布的一些相对准确的数据相互比对，也可以对之做出修正从而得到比较接近真实状况的数据。

从一般经济与社会研究者的经验来说，中国官方统计数据的质量在世界范围来说是比较好的，虽然不能与美国这样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顶尖核心国家相比，但是好于绝大多数外围和半外围国家的统计数据质量，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和经济分析所需要的数量信息的基础。

就国民收入在社会各阶级间的分配来说，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主要是来自资金流量表和投入产出表。这两套数据相互之间采用的方法、数据并非完全一致，每一套数据系列内部在不同时间段上所采用的方法、数据也不完全一致，从而给研究者带来很大困惑。

红色中国网的红色经济观察编写组包括了一些在国际上知名的政治经济学专家。经过2014年以来的反复推敲和研究，我们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比较成熟的估算中国经济中劳动收入份额的方法。

下面第一个图比较了自1980年以来分别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资金流量表、国家统计局的投入产出表以及红色中国网的红色经济观察计算得出的中国经济劳动收入份额历年变化的情况。此外，第一个图还包括了自1980年以来中国经济中的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在历年变化的情况，作为参考。

    在上图中，“劳动收入份额”指的是各种形式的劳动收入（工资和薪金、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收入以及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金和提供的其它福利）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其中，按照资金流量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包括了1992年至2019年期间的连续数据；按照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包括了1990年至2017年期间的各个基准年数据，每两个基准年之间相隔两年或三年，缺失的年份用线性内推法粗估；按照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则包括1980年至2020年期间的连续数据。

   首先来看按照资金流量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在1992-1999年期间，按照资金流量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始终保持在接近60%的较高水平。从2000年起，国家统计局修改了资金流量表中关于“劳动者报酬”的定义，主要是将一部分所谓“混合收入”（即小业主和小资本家的收入）重新定义为“营业盈余”的一部分。2000年，按照资金流量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是53%；此后，按照资金流量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趋于下降，至2010年，下降到47%。2015年，按照资金流量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回升到约52%；此后几年，一直保持在大约52%的水平。

   相比之下，按照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波动较大。1990年，按照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是49%，至1997年竟然上升到55%，至2005年又下降到42%，，至2010年又上升到47%。这几次大的波动更多的是反映国家统计局统计方法和数据来源的变化，而不是真实的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的变化。2010年以后，投入产出表的统计方法和数据定义调整为与资金流量表相一致，从而按照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也与资金流量表基本一致。2015年，按照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到52%，至2017年略微下降到51%。

   从资金流量表、投入产出表两套官方数据可以大致得出这样的结论：按照中国官方统计，中国经济中的劳动收入份额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至2010年总的来说趋于下降。其中，在2000-2010年期间，按照资金流量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6个百分点；按照投入产出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7个百分点。2010年以后，资金流量表与投入产出表基本一致，按照两个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都表明，在2010-2015年期间，劳动收入份额显著回升约5个百分点；2015年以后，按照两个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都保持相对平稳。

   与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中国国家统计局不同，红色中国网的红色经济观察编写组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自己的理论指南。我们以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工资、居民收入、社会保险等数据为基础，计算出从1980年至2020年的连续劳动收入份额序列。仅从统计分析上来说，与国家统计局的资金流量表、投入产出表相比，红色经济观察的劳动收入份额序列时间跨度更长并且连续不断，可以反映资本主义复辟以来各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状况及其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的反映。在上述历史时期的范围内，我们所采用的统计方法、概念和数据来源可以做到基本一致，因而可以对不同时期的变化趋势进行有意义的分析和比较。

   下面第二个图介绍了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各个组成部分在1980-2020年期间变化的情况。

   我们所计算的劳动收入总额包括了五个组成部分：农村居民劳动收入、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城镇个体就业人员劳动收入和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和其它福利。

   农村居民劳动收入：农村居民劳动收入总额用乡村总人口乘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劳动收入来计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劳动收入包括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工资性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经营净收入；其中，前者属于常住农村、只在城市从事季节性打工的农民工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得的收入，后者则大致相当于个体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获得的收入。关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的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的城乡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2019年，中国乡村总人口约5.5亿（其中乡村就业人员总数约3.3亿、农业就业人员总数约1.9亿）。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在中国官方统计中，所谓“城镇单位”（又名“城镇非私营单位”）主要包括“国有单位”（主要是党政机关以及教育、医疗等事业单位）、股份制企业（其中一部分是“国有控股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以2019年为例，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总数约1.72亿；其中，国有单位就业人员约5500万，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就业人员合计约8500万（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就业人员约3000万）、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就业人员合计约2400万，此外还有一些诸如集体单位、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等就业人员较少的企业类别。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城镇非私营单位”包括了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以及已经私有化、非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企业等显然属于私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并不包括官方定义的所谓“城镇私营单位”。

   总的来说，“城镇单位”属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正式部门”，就业人员的工资水平、福利待遇要明显好于其它就业类型，税收、劳动法等资产阶级法律在“城镇单位”中执行得较为“规范”。在各类工资和收入数据中，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工资总额数据也最完整、最可靠。

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用城镇私营单位和城镇范围内的乡镇企业就业人员之和乘以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得出。在官方统计中，所谓“城镇私营单位”指的是“由自然人投资设立或由自然人控股、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企业，大致相当于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家族式资本主义企业。此外，所谓“乡镇企业”也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官方统计不直接提供城镇范围内乡镇企业就业人员的数据，但这一数据可以用全部城镇就业人员减去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城镇个体就业人员以后的余额来推算。2019年，城镇私营单位和城镇范围内的乡镇企业就业人员之和约为1.65亿（其中，“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约为1.46亿）。

2009年以前，国家统计局不提供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对于2009年以前的年份，我们用就业状况与私营企业相近的城镇集体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来代替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城镇个体就业人员劳动收入：本来，在官方统计中，“个体就业人员”指的是主要依靠个人和家庭成员劳动为生的小商品生产者。不过，近年来，大量的所谓“新就业形态”就业者，如快递员、外卖员、滴滴司机在官方统计中被认为是与互联网平台发生“独立承包”关系的就业人员并被归为“个体就业人员”。因此，在官方统计中，城镇个体就业人员的人数近年来恶性膨胀，从2010年的约4500万暴涨到2017年的约1.17亿，增加了约7200万，占同期城镇新增就业人员总数约四分之三。

所谓“城镇个体就业人员”中，具体情况千差万别，有小业主，有外卖员、快递员等雇佣劳动者，也有个别的小资本家。目前，关于城镇个体就业人员的收入没有可靠的官方统计。原来主要以小业主为对象的城镇居民“经营净收入”的概念已经不能反映所谓“新就业形态”急剧膨胀以后许多“个体就业人员”的收入情况。我们暂且假设，城镇个体就业人员平均的劳动收入（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等“平台经济”劳动者的工资以及小业主收入中的劳动部分）等于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从而城镇个体就业人员劳动收入总额等于城镇个体就业人员乘以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从劳动力市场的规律来说，如果城镇个体就业人员的平均劳动收入低于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那么城镇个体就业人员就会放弃现有的“平台经济”工作或者放弃自己苦心经营的小微企业，转而谋求在一般私营企业中出卖劳动力；这样，两个部门中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就会逐步趋同。所以，假设城镇个体就业人员的平均劳动收入等于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有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近年来官方统计的“个体就业人员”恶性膨胀，但是其中并不包括“劳务派遣工”。在官方统计中，劳务派遣工被视为实际用人单位的雇佣人员，其工资也算入实际用人单位的工资总额。

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和其它福利：除了上述城乡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各项外，劳动收入总额还应该包括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以及企事业单位向职工支付的各项福利。

在1998年及以前，国家统计局提供完整的城镇单位保险福利开支总额。对于1998年及以前的年份，我们就用城镇单位保险福利开支总额来代表那个时期的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和其它福利。

对于1998年以后的年份，国家统计局不再提供企事业单位保险福利开支的数据。不过，国家统计局提供历年的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社会保险基金收入的来源有企事业单位和职工、城乡居民和财政补贴。各地对各项保险中单位和个人的缴纳比例所做的规定不尽一致。但大致上，在企事业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中，单位缴纳的比例约为70%、个人缴纳的比例约为30%。考虑到总的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中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城乡居民和财政补贴，对于1998年以后的年份，我们假设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等于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的50%。

此外，根据一些历史数据，我们假设城镇单位职工的福利总额相当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的25%。社会保险以外的福利费用可能包括由企事业单位提供的住房公积金、交通补贴、餐饮补贴、出差报销或补贴、劳保开支等。

我们假设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城镇范围内的乡镇企业就业人员和城镇个体就业人员没有除雇主缴纳社会保险以外的福利。

   从上面两个图可以看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刚夺取了政权的官僚资产阶级根基还不稳，为了欺骗群众，采取了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给城市工人发奖金等收买人心的政策。1983年，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中国经济劳动收入份额一度上涨到约58%。但是，好景不长，在八十年代的后半段，一方面官僚资产阶级推行所谓“厂长经理负责制”、“承包制”向工人阶级进攻并为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做准备，另一方面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吞噬了劳动人民的购买力（在官方统计中，1988年和1989年是“改开时期”城镇单位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发生下降的仅有的两年）。至1989年，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到48%。

   1990年，惊魂未定的官僚资产阶级一度为了稳定政局对城市工人阶级做出了短暂的让步。此外，此前没有被纳入官方统计的大约2400万乡镇企业职工被纳入官方统计。在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劳动收入份额恢复到了53%。

   此后，中国进入了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时代，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几千万城市工人下岗；农村集体经济瓦解后，所谓“三农问题”全面恶化。至2000年，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到39%，与1990年相比减少了14个百分点。相比之下，按照官方的资金流量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在1992-1999年期间没有变化，按照官方的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在1990-2000年期间反而增加了5个百分点，完全不能反映这个历史时期资产阶级全面进攻、工人全面溃败的阶级斗争动态。

   2000-2010年期间，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又下降了3个百分点。这个变化趋势与官方的资金流量表、投入产出表所显示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但是红色经济观察所计算劳动收入份额在这个时期的下降幅度大约是同一时期官方统计中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幅度的一半。

   2010年至2015年，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从36%增加到45%，增加了9个百分点。官方的资金流量表和投入产出表也显示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趋于上升，但是上升幅度是5个百分点，大约是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幅度的一半。

   2015年以后，官方的资金流量表、官方的投入产出表、红色经济观察都显示中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与官方劳动收入份额的差距保持在6-7个百分点。

   以上分析表明，自2000年以来，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与官方统计的劳动收入份额在变化趋势上大体一致，但变化的幅度在每个时期各有不同，而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始终小于官方统计的劳动收入份额；两者之间的差距在2000年曾经高达14-15个百分点，到了2017年仍有6-7个百分点的差距。

   那么，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与官方统计的劳动收入份额相比较，哪一组劳动收入份额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呢？在上面第一个图中，除了三组劳动收入份额以外，还显示了自1980年以来中国经济中的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历年变化的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在三组劳动收入份额中，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与居民消费比例最为接近，变化趋势也大体一致。

   据国家统计局的城乡居民住户调查，2017年，中国居民平均约将可支配收入的70%用于消费。2017年，按照红色经济观察的计算，中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约为45%，如果其中的70%转化为消费，那么，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在这一年的消费总额大约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1.5%。2017年，中国经济中全部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8.5%。这就意味着，资本家阶级的消费总额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或相当于劳动群众消费总额的22%。如果假设资本家阶级占全国总人口的5%，以上结果意味着资本家阶级的人均消费大约相当于劳动群众人均消费的4倍。

   如果我们采用官方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那么，2017年中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为51.5%，如果其中的70%转化为消费，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在这一年的消费总额大约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这样，留给资本家阶级的消费总额仅有国内生产总值的2.5%；这意味着资本家阶级的人均消费仅比劳动群众的人均消费高出约30%。这样的结果显然是荒谬的！

   通过与居民消费数据做比较，可以看出，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显然比官方的劳动收入份额更加合理。

   为什么官方统计中的劳动收入份额会显著高于红色经济观察的劳动收入份额呢？通过对官方的投入产出表做分析，可以发现，其中很大一部分差距可以通过对农业部门劳动收入计算方法的差别得到解释。在官方的投入产出表中，实际上将农业部门的全部产值（增加值）都视为“劳动者报酬”，因而使得2017年农业部门的“劳动者报酬”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约8%。相比之下，按照红色经济观察的计算，2017年，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的总额（大致相当于个体农民从农业生产和经营中获得的劳动收入）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与官方统计中农业部门“劳动者报酬”的差距为4.5%；这可以解释2017年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与官方统计的劳动收入份额之间总差距的大约70%。

   无论是红色经济观察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还是官方统计的劳动收入份额都表明，在2010-2015年期间中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了明显上升，此后又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劳动收入份额的这些变化反映了中国阶级斗争形势的哪些变化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仅仅是一种“假象”，是因为物价水平上涨了，资本家为了弥补工人生活成本的提高，不得不给工人增加工资。这是一种漏洞百出的错误观点。且不说不经过工人阶级的斗争，资本家会不会自动就根据生活成本的上涨给工人涨工资，如果工人工资的增加纯粹是物价上涨引起的被动反应，那么，资本家一手给工人增加工资，另一手又用高物价把拿出去的钱再拿回来，那么，在整个的国民收入中，资本家的利润所占的份额怎么会下降？工人的工资所占的份额又怎么会上升呢？

   实际上，从统计上来说，如果果然发生了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情况，几乎一定意味着实际工资不仅在上涨（也就是说名义工资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物价的增长速度），而且上涨速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上涨速度。

   在历史上，中国经济曾经在八十年代后半期和九十年代前半期发生过两位数的高通货膨胀，两次高通货膨胀时期都伴随着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而不是上升。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长期的、持续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一定是反映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官僚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攻倒算。到本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中国全面确立，中国进入了“正常”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在经历了本世纪初前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城市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队伍显著扩大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开始出现萎缩的趋势。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复辟和剥削以后，劳动群众的阶级觉悟有了初步的发展。2007年以后，沿海制造业工人的斗争开始逐步高涨。此外，以国企“老工人”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为基础的马列毛主义社会运动迎来了第一次高潮。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社会的阶级力量对比开始出现了对工人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不利的变化。

   习近平当局上台后，企图恢复反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路线。在所谓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对剩余的国有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2015年，习当局又提出全面的“供给侧改革”计划，企图向残余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工人阶级发起全面进攻。此外，在2015年以后，习当局加紧了对自由派和左派的劳工组织的镇压。

   但是，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的阶级斗争形势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复辟之初。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一步萎缩，资本家面临着青壮劳动力和有技能的熟练劳动力短缺的困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开始逐步学习与资本家斗争的办法，并且提出了新的经济和社会要求。资产阶级的反扑与对工人阶级客观上有利的长期结构性趋势相互作用的结果，在2015-2018年期间，中国阶级斗争形势出现了暂时的僵局，形成了劳动收入份额相对平稳的局面。

   但是，据红色经济观察的计算，2019年，中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开始恢复上升，增加到46%；2020年，进一步上升到47%。

   虽然在2018年以后，一批左派青年小组遭到镇压，但是，大批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青年在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下逐步觉醒并开始接受马列毛主义的大趋势并没有改变。尽管中国处在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政治压迫之下，中国的劳动群众还是以各种灵活多变的方式开展自己的反抗。在青年中愈发流行的“躺平”要求正在从根本上威胁依靠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劳动强度的中国资本主义剥削体制。广大劳动群众根据自身直接的生存利益所做出的拒绝生育、推迟生育的决定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彻底断绝中国资本主义所需要的青壮劳动力供应。这些变化意味着，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再上一个台阶。

   面对阶级斗争形势的新发展，中国资产阶级的上层不得不抬出“共同富裕”的欺骗口号。但是，基于中国资产阶级贪婪狭隘的本性，也是受制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作为半外围国家无法在世界市场上攫取大量垄断利润），在“共同富裕”的口号后面，永远是口惠而实不至，拿不出真正的真金白银来缓和阶级矛盾。

   尽管如此，中国资产阶级上层的这一策略变化仍然有着一定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上层在2013年就开始策划、在2015年全面发动的对工人阶级的新一轮反扑已经彻底失败了，因而现在不得不至少在口头上承认工人阶级要求的某种合理性，在口头上承认 —— 如果再不满足工人阶级的这些要求，中国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就无法维持了，资产阶级国家就要“国将不国”了。

    然而，资产阶级现在既然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口号，那么，假以时日，他就无法阻止中国的无产阶级以及其他的广大劳动群众来要求真正的“共同富裕”。这种真正的“共同富裕”不是资产阶级所许诺的庸俗富裕（无论是“中国梦”还是“美国梦”），而是消灭996、消灭血汗工厂、消灭工人不能热饭不能上厕所的奴隶制度，是每一个劳动者都有人的尊严的“共同富裕”，是杀富济贫的“共同富裕”，是每一个普通的年轻人都可以摆脱金钱和宗族束缚自由追求爱情的“共同富裕”。中国的资产阶级当然无法提供这样的“共同富裕”；而当中国的绝大多数劳动者都意识到，中国资产阶级无法拿出他们自己许诺要拿出的“共同富裕”，而996、蜗居、过劳死、爱情的绝迹又为绝大多数劳动者无法再忍受的时候，旧世界爆炸和毁灭的时候就要来临了。

   只有在旧世界的废墟上，联合起来的自由的人们，才能开始建设一个更好更美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