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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不正常的人” —— 高校的精神病学治理与“小张县中”的诞生 ...

2021-6-16 22:46|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831| 评论: 0|原作者: 蒋霄 李舵|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既然所有的“不正常的人”都被单向地认为是“精神病”的症候,那么当一个个体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正常”时,他唯一能想象的出路就是成为这样的“精神病”,自我询唤为“疯子”。



既然所有的“不正常的人”都被单向地认为是“精神病”的症候,那么当一个个体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正常”时,他唯一能想象的出路就是成为这样的“精神病”,自我询唤为“疯子”.

  生产“不正常的人”

  高校精神病学治理&“小张县中”的诞生

  导言:本文虽然与近期发生的某凶案有关,但并不关注案件本身的细节。本文所关注的恰恰是围绕本案件所产生的诸多观点背后的意识形态视角。这种视角在当下已经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人们试图从人格(是否变态、不正常)来解释犯罪行为,并基于此建立一套能够随时排除筛选出“不正常的人”的预防机制。然而,稍早发表的《这张安全网接得住学生吗?高校心理支援系统调查》一文却通过大量的调查访谈证明,高校内旨在识别并治愈心理问题的制度措施并不如设想中那样完善。而本文将从许多读者熟悉的校园场景入手,指出这套治理机制绝不会是中立的技术,对“不正常的人”的排除措施源源不断地制造着这一措施所排除的对象,反过来为这种本不必要的“正常”的制度实践提供了辩护。而且,这套起源于阶级压迫与剥削的治理机制总是试图消解结构性的分析,甚至把这套分析内化到“不正常的人”的意识中:既然所有的“不正常的人”都被单向地认为是“精神病”的症候,那么当一个个体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正常”时,他唯一能想象的出路就是成为这样的“精神病”,自我询唤为“疯子”(是为“小张县中”的诞生)。

  温馨提示:本文篇幅较长,如果之前完全不了解蝙蝠侠系列漫画或“阿卡姆精神病院”,建议可以跳过本文第一节,直接从第二节开始阅读。

  一|沪上阿卡姆

  ARKHAM

  邯郸路某高校内发生凶案的传闻,与湿润闷热的初夏季风一同汇入街头巷尾,煽动起一股心照不宣的焦躁不安。在“等一个反转”成为“围观入场券”的今天,种种流言蜚语在事发当天就传播开来。先是有传说,称凶手因被高校“非升即走”用人制度波及,于不惑之年失业,故一时冲动,方才激情杀人。但随即就有“反转”如约而至,称凶手历来情绪暴躁,有打骂学生的前科,根本不适应科研教学工作,遭到解聘咎由自取。而校方在这场惨剧中的错处仅在于,没有及时识别出凶手的精神健康问题并采取措施。

  稍晚或几乎同时,一些网民将这一凶案与5月以来发生在辽宁大连(5.22)、河北任丘(5.24)、河南安阳(5.25)、江苏南京(5.29)、安徽安庆(6.5)的一系列伤人案都归入了同一谱系之中。就以 “安庆案”为例,有网民根据警方通报中透露的蛛丝马迹挖掘出凶手数年间出没网络平台留下的痕迹,自称成功 “重构”了犯人的生活史与心灵史——据说凶手16岁时因为与家人发生矛盾被送进精神病院,在网上四处呼告仍没能得到任何帮助,于是心生对世人的怨恨。对此,这位网民感叹道:

  “我还是要呼吁一句,我们社会必须建立一套心理健康大数据系统了,对于遭受过伤害的,遭受过不公平待遇者,应该在心理上加以疏导抚慰,让他们的内心不至于产生太多负面情绪,更不会产生极端情绪,只有把更多的XX(隐去网民猜测的凶手实名)们杜绝在萌芽状态,我们才会拥有更多安全感。”

  尽管该网民倾向认定安庆案“凶手”在第一次被送入精神病院前并未患有精神疾病,但最后仍将“心理健康大数据系统”视作防范类似行为的救命稻草,这难免有些自相矛盾。即使姑且不论网民们提出的种种解决方案,随着被相提并论案件数目的增加,这类案件的“共同点”逐渐清晰起来:不稳定的因子并不来自于社会外(这点不同于近期键盘政治攻伐中越来越流行的“境外势力”论述),而是来自个别社会内部成员不透明的私人“人格”领域;这一领域虽然与该成员的社会关系密切,却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一个可见的社交环节(稍后说明这一点)。而且,正是个体的“人格类型”的隐秘性使个体成为了难以预告的社会风险的源泉。

  这种对特定“人格”危害社会稳定的担忧在当代流行文化中的最佳反映,非DC公司出版的“蝙蝠侠”系列漫画的中后期作品莫属。这部从1938年开始连载的漫画故事起先只是描写蒙面义警打击城市犯罪;时间来到70年代末时,民权运动与越战遗留的尚未抚平的社会分裂、长期经济滞胀与冷战军事对抗高潮一道,既制造了令人窒息的压抑氛围,同时也引起了大众文化的生产与消费者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以上因素与文化消费品细分市场的发展共同推动蝙蝠侠系列漫画风格的转变。自此,蝙蝠侠中的严肃、“黑色”成分逐渐增加。在1979年出版的#326期蝙蝠侠漫画中,“伊丽莎白·阿卡姆刑事精神病院(The Elizabeth Arkham Asylum for the Criminally Insane)”之名首次出现,它的阴森形象意味着困扰着20世纪美国城市居民的不安全感在蝙蝠侠系列中终于形成了特有的经典表达范式。而“精神病罪犯(Criminally Insane)”这一范畴的引入在为蝙蝠侠中反派角色勾勒集体群像的同时,也指认了一个司法、道德与医学交互错杂的知识网络。漫画中蝙蝠侠不仅能够通过非凡的武力制服对手肉体,更能够在这一知识网络所开辟的概念空间中克服反派角色引发的社会动荡。

  理解“阿卡姆(Arkham)”这一命名的由来,对理解作为社会寓言的蝙蝠侠系列漫画尤为关键;该词来源于知名美国科幻作家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按照作品设定,阿卡姆镇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某地,不仅仅是以研究怪异事物而著称的密斯卡托尼克大学的所在地,更与同样著名的敦威治与印斯茅斯镇毗邻,是克苏鲁系列故事情节开展的主要舞台。对生活在19-20世纪之交的洛夫克拉夫特而言,位于新英格兰的阿卡姆作为英国移民在美洲最初的聚居地,代表着美国难以斩断的旧世界脐带;大西洋彼岸古老的亵渎迷信潜伏在美国历史的起点,威胁着启蒙理性与“美国例外论”的脆弱同盟。因此可以说,挑拨洛夫克拉夫特敏感神经的因素是历史-空间的,社会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无法摆脱旧世界(既是欧洲,也是非洲与亚洲)堕落民族的影响而独善其身。

  作为对比,蝙蝠侠系列对“阿卡姆”之名的挪用则标志了美国大众文化中表征社会危机的范式转换:“伊丽莎白·阿卡姆刑事精神病院”所要面对的威胁既不源于历史,也并非来自于地球上某个“美国以外”的地点,而是来自于既通过犯罪行为症候又为犯罪行为所掩盖的私人领域中,一类人格的松散集合,它们通常未经定义地被统称作“反社会人格”。

  这一集合并不限于严格医学意义上的精神疾病,这从蝙蝠侠漫画中为阿卡姆疯人院安排的常客名单中可见一斑。名单中的人物除了双面人(强迫症)与稻草人(药物导致的恐惧症)之外,鲜少表现出可以确认的临床精神病症;承受了精神病诬告的不仅限于企鹅人、杀手鳄、毒藤女,就连以疯狂著称的小丑也很难说具备病理意义上的疯狂。这些特定的“反社会人格”并不能在司法程序中用于免除犯罪责任,而是被视作标准司法程序之外的进一步深入调查,为作为社会有机体病症的犯罪指明了可信的病因,进而完成了从洛夫克拉夫特式“黑暗大陆”向神经病学式的“黑暗之心”的转化(借用康拉德有关非洲殖民史的著名小说之名)。而早该预见的是,近年在现实中的中国,大众舆论在愈发熟练地为一连串凶案寻找“心理学基础”时,舶来的“阿卡姆疯人院”也从大众文化的消费数据库中被一再读取,来帮助大众理解“犯罪人格”。只是,连续的惨案已经让所谓“民风淳朴哥谭市,人才辈出阿卡姆”变成一个过于沉重,以至讲不出口的致命玩笑。

  在这样的语境下,对于语焉不详的“反社会人格”的恐惧,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市民各种焦虑的出口,人们在想象一家“沪上阿卡姆”来识别和控制这种“反社会人格”,以“保卫我们的现代生活”(这个口号来自一位准确表达了小市民焦虑的网络活动家。)

  二|”精神病犯罪“的诞生

  CRIMINALLY INSANE

  不同于以文学方式生产“精神病-罪犯”形象的蝙蝠侠系列漫画,福柯率先对近现代司法与精神病学孪生实践中生产的罪犯形象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剖析。1975年,福柯将“不正常的人”定为当年他主持法兰西学院讲座的主题。根据19世纪的法国刑法第46条规定,将精神病学家引入司法程序,是要求他们对被告人的精神状态进行检查,以确定被告实施犯罪行为时究竟受控于理性,还是不幸地受到疯狂的宰制;如果是后一种情况,被告将被宣布无法对自己犯下的罪行负责,也因此得以免于刑罚。

  但是,福柯揭示的司法记录表明,在19世纪早期,精神病学家在司法中起到的作用与此种规定恰恰相反,他们从被告的生活史中谨慎地搜罗种种不合规范的举止,并以此重构被告的人格,进而以这种人格的连续性宣告被告何以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前就已铸下大错。“性格不细腻”、“优柔寡断”、“情感不平衡”、“缺乏对现实的判断”,以及最常见的“心理不成熟”都被用作对犯罪行为的解释。至此,精神病学家被认为能够证明,被告所犯下的罪行是他一贯顽劣品性的自然后果。

  福柯据此指出,精神病学家对司法的介入,以及其角色的微妙翻转事实上更改了司法惩罚的对象。“在科学知识的形式中,惩罚权力向犯法之外东西上的扩展合法化”,也就是说,精神病学对罪犯人格的关注使惩罚不再作用于犯罪行为本身,而是作用于导致了犯罪行为的特定人格。借用蝙蝠侠的例子,如果我们将“精神病罪犯”的外延拓展到临床精神疾病患者的范围之外,也就可以说,精神病学与司法权力的联合,在司法实践之中使一切当代罪犯都成了阿卡姆疯人院收押/治疗的那种五花八门的“精神病罪犯”。

  甚至可以说,在法官听取各路证据做出司法裁断之前,精神病学者就已经对被告进行了预审;根据福柯提供的一个例证,在一桩谋杀案的调查过程中,精神病学家的检查报告对社会地位较高的嫌疑人多有美言的同时,声称能够从另一位青年的种种人格缺陷中构建他的犯罪动机。在这个案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并不是法官,而是精神病学者对嫌犯做出了判决。

  精神病学者对法官的越俎代庖不仅意味着法庭对19世纪以来的刑事被告人施加了自称更有根据的审查,使犯罪得以通过致密权力装置的分选对应于种种知识范畴;更重要的是,“精神病罪犯”的发明根本地改变了“惩戒性”司法权力作用于对象的方式,精神病学知识所生产的关于罪犯“人格”的“真理”,也为制定适应于社会需求的“人格”规范,并且操作罪犯的“人格”,使其重新合乎该规范的“康复性”司法权力铺平了道路。属于博尔赫斯的,冒着遭受刑罚的风险去执行犯罪活动的唐璜式罪犯形在司法-精神病学对偶权力的强光照射下消融了,取而代之是罪行的私人心理根源昭然若揭、有待接受司法强制措施的治疗与矫正的卑微次人类。福柯借此说明,精神病学知识的促成了19世纪以来惩罚权力向规训权力的转变,产生了一种更为精密,符合经济效益,适合于投资-回报比计算的权力技术。它不再奢侈地当众销毁逾矩个体以震慑其他个体之灵魂,而是致力于预防性地生产行为举止合乎规范的主体,精确发现并纠正那些“不正常的人”。

  随后,福柯开始从“精神病罪犯”起逐步拓展“不正常的人”的范围,从而根据这一范畴指认了知识权力、规训权力与生命权力缠绕交错的现代权力技术大观园。这一蔚为壮观的权力谱系图试图描绘福柯的一项重要观点,即权力不能被归结为界限分明的等级关系,更不能被归结为服务于特定群体的利益;相反,权力是弥散在社会微观末梢之中,由多重独立话语系统,多重权力技术共同编织的网络。

  然而,本文的任务却不在于跟随福柯的脚步,而是在福柯坚持对权力去中心化认知的地方进行一次列宁式的提问:这种权力网络,究竟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这一发问之所以并非不合时宜,是因为它指出福柯在正确地拒绝为权力赋予单一目的论式历史起源的同时,错误地拒绝对权力技术的社会效果进行总体化的分析,而这种总体化的分析,恰好就是马克思希望通过“生产方式”概念给出的。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在继承福柯全部批判成果的基础上,分析特定权力技术与作为总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

  在“精神病罪犯”这一主题之上,为福柯的权力理论做历史唯物主义式扬弃的突破点就隐藏在《规训与惩罚》这部著作之中。为何在19世纪,规训权力最终如在司法领域彻底替代了规训权力?正是在《惩罚与规训》关于英国济贫院的分析中,福柯已经预先为自己的问题给出了答案,在18-19世纪漫长的岁月中,英国济贫院推行的监禁与劳役相结合的制度为规训技术树立了良好的声誉,不仅因为这一实践成功控制了马克思所谓的“原始积累”过程所造成的流民人口,更因为它契合了资产阶级对效益的追求以及他们推崇的“经济人”价值观。

  这一事实隐约勾勒出了规训权力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同上升的历史线索,这条线索超越了福柯也曾论述过的19世纪工业-劳动组织,贯穿了大量生产标准化商品背景下的泰勒制,一直连接到了今日“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清晰可见地标明了规训权力是如何超越了作为早期孕育地的军事与教育机构,随着雇佣劳动条件下的工业生产的扩张而扩散到每一个社会末梢之中。不仅如此,正是在现代工业的推动下获得发展的实证科学,以及工业生产所制造的通讯网络与精密机械-电子设备,为规训技术所需的标准化以及对个体的精密控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使得规训权力在技术上能够自我实现。

  三|杜鹃之城

  CUCKOO'S NEST

  司法-精神病学孪生实践,以及作为这种实践对象的“精神病罪犯”在19世纪的诞生,带来的影响绝不会局限在司法领域。正如上文引述的那样,精神病医学在司法领域内大展拳脚也为精神病学赋予了并非违法的“亚审判权”。

  既然是精神病学为司法程序提供了适宜的对象与可靠的证据,既然精神病学坚信自身已经在需要矫正的缺陷“人格”与犯罪行为之间建立了可信的关联,那么即便脱离司法程序,精神病学也有理由基于相同的实践辨认出那些极有可能犯下过错的个体。以康复与治愈的名义,精神病学主导的规训技术怀揣着它从司法领域借用的权威散布到了司法未曾完全进入的社会末梢,混淆了刑罚与对犯罪的预防性措施(两者已事实上统一于规训技术),最终导致了一种严厉的控制措施在社会内的扩张。

  作为这种控制措施扩张的结果,精神病学在一处不同于法院、监狱或是医院的场所确立了自身的地位。《这张安全网接得住学生吗?高校心理支援系统调查》(以下简称《安全网》)[1]一文通过整理并分析相关政府规定,指出2011年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制定和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本建设标准(试行)》以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标志了精神病学在高校之中正式地获得了自身的一席之地。上述文件要求高等院校需建立覆盖“校、院(系)、学生班级”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网络,并在学校级别设置机构“负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纳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而在实际操作中,“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在高校主要由学生工作部,就是通常所说的“学工部门”执行。后者由校党委领导,同时也下辖了日常管理学生工作的“辅导员”岗位。这些政策的支持者主张,依照全国统一标准建立的高校心理健康工作网络能够为受心理健康问题困扰的学生提供“安全网”,使校方能够及时发现需要帮助的学生并提供支援。

  《基本建设标准》:http://www.moe.gov.cn/srcsite/A12/moe_1407/s3020/201102/t20110223_115721.html

  《基本要求》: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2/moe_1407/s3020/201105/t20110528_120774.html

  但据《安全网》所述,现实中的高校心理健康网络却并不如理想中的那样尽如人意。首先,规定中的多层教育咨询网络中的许多职务并没有开展实际工作的资源与能力,高校心理危机预警实际上主要依靠校设心理咨询部门与例行问卷调查。而其中最为关键的心理咨询部门,也持续面临着专业人员配备不足的问题。这一问题在经费投资充足,师资专业化水平高的东部沿海高校中尚可勉强应付,而在各方面条件较差的内地和西部地区高校则更为严重。总体而言,资源与专业工作人员的匮乏限制了高校心理健康网络向学生提供支援的能力。

  另一方面,《安全网》给出的调查结果同样显示,与负责管理学生的“学工部门”的机构重合又使得高校心理危机干预实践在“照顾”与“控制”的模糊界限之间徘徊不定。根据常规流程,高校心理咨询工作人员需要在咨询或问卷调查中将被识别为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之情况通知辅导员,由后者对学生进行“重点关注”,而对学生一方来说,辅导员出于管理职责给予的“特别关照”往往渗入学生的日常生活,事实上造成了对学生的监视。校方也可能会对针对一些问题特别严重的学生会联系其监护人,甚至医疗部门进行干预;虽然上述流程符合《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本建设标准》的要求,但是在精神疾病患者遭受污名化的社会背景中,上述混合了医疗支持与行政管理的措施往往给需要心理支持的学生造成了更大压力,使他们可能抗拒主动向校心理健康机构寻求帮助。

  更进一步,正如在前文进行的大量分析所证明的那样,非正常化、隔离与排除是精神病学话语无法剥离的内生特征。任何基于精神病学话语进行的实践都必然带有遗传自其昔日司法宿主的威权特征。这种特征最突出地体现在了高校“心理问题”诊断的扩大化上。在不同学校要求学生填写的衡量心理健康的调查问卷中,总会出现部分并非直接指向心理健康方面,而是指向了学业与工作适应能力(甚至政治观点)的问题。在高校之外,上海市与成都市都曾以类似的“无故不上学、不上班、不出家门、不和任何人接触”的标准“排查疑似精神病患者”。这些现象恰恰验证了前文所阐述的观点,既无论是“精神病罪犯”,还是弱化的“精神病患者”与“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其身份首先都不是根据身体症状,而是通过社会或工作适应性得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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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城秒变疯人院,小丑竟是我自己

  由此,为解决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而生的“安全网”,在权力技术实践的中介下就退化为鉴别行为举止不合规范,不能适应学校要求者的“筛查网”。被这张“筛查网”所网罗的个人,发现自己身处于“不正常的人”的队列之中,被分离出来,等待接受测量、监督与纠正。虽然不可否认,这个过程之中的一些实践确实对缓解一些精神疾病病患的痛苦十分必要,但就是在这一行政监管与医疗措施混杂不清,歧视与治愈盘互交错的晦暗权力空间中,许许多多的痛苦也因这种在常态与病态,规范与逾矩间的强制区分而发生。与此同时,这种区分也并不以个人痛苦的计量,而是以这个个体的“有用性”作为自身的法度。

  在精神健康“筛查网”的作用之下,治理逻辑的循环式短路发生了:生活“不正常”、不适应校园社会的人被识别为精神病,精神病又被认为会表现为“不正常”的社会行为。在这一过程中,“不正常的人”作为潜在社会威胁被不断生产出来。在精神病学话语与严密行政管理的双重加持下,权力设置它自身的目标。它理所应当地将围墙之后的高校设想为由规范个体组成,并生产规范个体的乌托邦世界,它需要在知识与实践两个方面都为其余的社会部门树立典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它不允许肆意妄为的个人打破权力对暴力的垄断,不允许真真假假的“精神病患”、性少数派,追求以自发互助扩大平等权利的妇女、对未来的雇佣劳动生活感到绝望的贫寒学生,换言之,一切无力或无意愿遵循社会总体生产方式所规定生活的人群登大雅之堂,扩大自身的影响。

  进而,精神病学权力在校方认为适宜的限度内得到了相对于校园之外更粗糙的应用—治愈的功能让位于更基础的排除功能。以安全的乌托邦,也以规范的乌托邦为名义,这种安排增强了高校体制内没有制服与监禁的局部警察化。正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共和国的教师就是共和主义者的“灰色轻骑兵”。并且,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这种警察化绝不是没有摩擦与代价的,对“不正常的人”的排除措施源源不断地制造着这一措施所排除的对象,这反过来却为这种本不必要的“正常”的制度实践提供了辩护。

  四|精神病学反动

  PSYCHOSIS

  通过对精神病话语在高校中实践的分析,我们可以轻易看到,这种实践远非技术中立而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对高校中应用精神病学治理实践的辩护与为警察制度的政治中立历史永恒性提供的辩护如出一辙,而为了探究这种话语实践所产生客观政治后果,我们可以将其带入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也既事实上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分析中进行一番审视。正如他在“全面管理的研究”一节中所述的那样,工业社会学与心理学为无产阶级——即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到监视,筛选与规范以符合雇佣劳动与剩余价值生产的一整个自在阶级——对生活境遇所表达的模糊不满提供了“伪具体性”的解释。这种解释将自身限制在对经验事实的精确概念转译内,以期在绝不超出个人的层面上透视超经验的“精神对象”,在其对传递经验事实的拒绝之中,含糊地,难以表达地,指向使经验得以成立的社会前提的内容。

  作为后果,这种“治愈性”的时间取消了无产者对“不幸意识”表达中的批判性要素,将其替换为压制性、治理性的,可供精神病学与科层官僚联手排除或是操作的,最终也最重要的是个人的,内容。最终,精神病学话语塑造了一种服务于反动政治,而非解放政治的,“单向度”的“虚假意识”。这种意识阻塞缺乏对社会与栖居于社会的个人生活经验的总体性认知,阻塞了无产阶级对自身社会位置与历史可能性的全面自觉。只要不拘泥于概念,承认当代规训权力治下高校学生已经失去了自身的封建特权想象,而已经无可辩驳的成为了一支十分必要的“产业后备军”,我们也就能够理解马尔库塞的分析完全适用于高校内部的精神病学治理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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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重要的是,精神病学生产的这种虚假具体性不仅在个人层面上生产了萨特意义上所谓的“自欺”,更生产了无法通过集体政治行动治愈的创伤。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校园内的精神病学实践促成了整个“个人”层面在现代社会的生产。因此,当精神病学在实践中不慎激化了来自其他实践的,或是它本身所制造的矛盾,这种矛盾也在事实上形成了个人化的,去政治化的爆发。精神病话语在实践施动者与接受者之间的泛滥诱使后者将自身预先构建为了“逾矩的个人”,而非具备解放性社会行动潜力,也能够在这种社会行动之中缓解痛苦的具有集体化向度的主体。而只需回顾近几年那些尚未得到报道的事件,尤其是“邯郸路某高校”内发生的事件,就可以发现,比起精神疾病病患的个人化逾矩行为,校方更无法忍受的是具有潜在集体行动向度的逾矩。而相比于后一种逾矩,校方宁可接受精神病学权力技术在个人层面制造的些许摩擦,甚至宁可将集体性逾矩询唤为精神病逾矩。如果这一批评可以成立,那借助精神病学权力技术,高校组装了一种反动政治的循环闭合。集体行动与政治化的向度在话语与事实层面遭到了双重放逐。

  作为这种放逐的代价,我们不得不一再见证将自身遭遇同样理解为个人“失范”或“失位”,因而只能用个人的极端暴力行为来虚假“自我赋权”(毕竟,权力的“最后”层次永远是暴力),从而确实犯下对非直接责任者的罪行。道理很简单:既然所有的“不正常的人”都被单向地认为是“精神病”的症候,那么当一个个体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正常”时,他唯一能想象的出路就是成为这样的“精神病”,自我询唤为“疯子”。

  一些熟谙网络亚文化的团体把这样的人物称之为“小张县中”,并把这样的行为称为“县中”,取历史人物张县中据说实行了不针对特定对象的非理性、无差别屠杀的“典故”。而这样“疯狂”的“小张县中”的出现成为了永无止境的潜在风险,正如前文所述的那样,这再次证明了“永久警察化”的必要性。最终这种精神病学反动政治所成功排除的,不仅仅是“不正常的人”,还有高校内外萌发的解放之可能性本身。

  然而,这种意义上的“县中”所依托的张县中形象,并不是历史上真实的张县中,也不是新中国以来的革命史观所建构的作为“农民革命领袖”的张县中,而正是由特定网络政治思潮重构,用以暗示一切对社会结构的反抗都一定是无差别的暴力,不可能诞生任何“进步性”的。对于一些“县中”使用者来说,他们可能会辩白,他们是在“反其意而用之”地运用这个概念来表达,即使是这样的无差别暴力,他们也愿意(在假想中)接受以作为对现实秩序的否定。然而,在这样的话语脉络中,“真正的革命选项,仍然被排除在外——而且不仅仅是在特定历史中被排除,更是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哲学出路被排除了”。对并非压迫主要责任者的残杀不可能真正改变我们上文分析过的这种治理-压迫机制,而恰恰成为推动这种机制循环的“动力”。

  因此,我们回到最近对最近所发生的这桩案件的认识中来。我们反对一种精神病学归因的理解,绝不意味着我们试图用“结构性矛盾”正当化嫌疑人的行为。许多关于嫌疑人个人人格与经历的描述是无法证实或证伪的。毋宁说,我们恰恰主张借来罗尔斯的所谓“无知之幕”罩在所有对他个人人格的讨论之上;不去辨析难以辨析的,犯罪者个人内心的动机到底是“疯狂”还是“(他所以为的)反抗”;如此我们自然就识别出,真正值得讨论的东西,恰恰是其个体必须由自己负责的最后决断之外,可能与别人的经验进行通约的类似的结构。

  参考文献:

  [1] PXMLS,《这张安全网接得住学生吗?高校心理支援系统调查》,发表于https://www.wainao.me/wainao-reads/higher-education-mental-health-support-system-06012021。《安全网》的作者针对当前国内高校心理支援系统的现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与访谈,形成了逾十万字的记录,为包括本文作者在内的所有人提供了把握精神病学在高校内实践情况的第一手可靠资料。特别感谢《安全网》的作者PXMLS为拓展这一话题所作出的努力与贡献。建议在阅读本文的同时参考《安全网》一文,以了解本文未能完全覆盖的丰富材料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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