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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社会主义是可能的

2021-6-4 22:2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9233| 评论: 0|原作者: 远航一号|来自: 马列游侠

摘要: 社会主义的真正优越性,不在经济增长方面,而在于充分就业、铁饭碗、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工人疗养院;简单说,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人人都过上有人的尊严的生活,而不是像牛马一样没日没夜为资本家“奋斗”,又像农奴一样被资本家随意侮辱打骂。 



社会主义的真正优越性,不在经济增长方面,而在于充分就业、铁饭碗、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工人疗养院;简单说,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人人都过上有人的尊严的生活,而不是像牛马一样没日没夜为资本家“奋斗”,又像农奴一样被资本家随意侮辱打骂。

  最近有人在讨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比较以及未来计划经济可能遇到的具体问题。这是有意义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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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反对凭空想象未来社会的样子,但是在建设新的马列主义运动的过程中,总结以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并且在分析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矛盾的基础上,展望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怎样解决资本主义所解决不了的各种矛盾,却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未来革命所需要的理论准备的一部分。如马克思所说:“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当然,这种在头脑中先建成的建筑还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材料是否具备,结构是否合理,都要在建设过程中逐步解决。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经济应当逐步消灭商品经济并实行计划经济呢?这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真正建立并巩固,从而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实行计划经济,才能消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消灭巨大的经济浪费,从而为物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开辟道路。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必然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从而严重阻碍了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经济危机的原因,又有两个方面,一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群众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剥削,劳动群众的消费购买力赶不上现代大工业生产能力的增长,从而导致严重的生产过剩,进而导致经济危机;二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没有统一的计划,各个资本家根据自己主观的、片面的认识决定投资和生产计划,相互之间没有协调,于是就不可避免地在某些行业中带来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另外一些行业则发生严重的生产能力不足,从而引起严重的比例失调和资源浪费。(这里暂且不讨论马克思提出的利润率下降趋势导致危机的理论)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上述两种危机(消费不足和比例失调)都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要带来的。只有实行全社会统一的计划,在对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进行科学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再根据社会现有的劳动力和各种生产资料,做出合理安排,使得每一个行业、每一种产品的生产能力都与这一行业、这种产品的社会需要大致相当,才能消灭资本主义市场所带来的巨大浪费,消灭经济危机,保障物质生产力的快速平稳发展。

  实事求是地说,自二十世纪初以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实践都有很大发展,在克服消费不足危机和比例失调危机方面,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实践中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势或者不存在、或者很不明显。就消费不足危机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大大加强并自觉实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纯粹由于劳动群众购买力不足而引起严重经济危机的情况已经几乎不存在了。至于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比例协调的问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实践中相对于资本主义也没有表现出优势,局部的生产过剩或生产不足频频发生,有时还很严重。

  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就爆发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否可行的辩论。辩论中,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哈耶克等提出,消灭了私有制和市场以后,社会主义计划当局就无法收集并处理数量庞大的为了合理“经济计算”所必需的信息,因而是不可行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随着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的发展,就可以完全解决哈耶克提出的信息问题。这是一种误解。哈耶克提出的信息问题,更多地是针对大量人们亲身经历的、在具体环境中获得的、无法用统计数据表达的信息,类似于我们常说的“实践知识”。此外,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所谓大数据、云计算所依据的信息很多来自于垄断资本家窃取的消费者个人信息以及资产阶级国家搜集的公民隐私。这样的技术手段与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都是不相容的。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不应该是一个满世界摄像头的社会。

  那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什么认为资本主义市场比社会主义计划有优越性呢?主要有两条,一是认为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人都会为了发财致富努力劳动、努力创新;二是认为市场可以引导消费者、企业做出合理的经济决策,实现资源的有效率配置。这两点实际上也都是有问题的。就第一点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绝大多数劳动者是没有生产资料的,因而劳动和创造的积极性都是有限的;即使少数劳动者一开始还有幻想(比如新进城的农民工),假以时日,或者到了第二代长大的时候,也就纷纷幻想破灭,再也不做发财梦,直至“躺平”。

  至于市场引导消费者、企业做出合理决策,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御用文人往往把所谓“看不见的手”吹得神乎其神。实际上,资产阶级经济学自己从来没有在严格意义上证明“看不见的手”能真正做到资源有效率配置。亚当·斯密严格来说只是提出了一个假说。一直到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没有真正从数学上证明所谓“一般均衡”可以存在(也就是证明存在一组价格可以同时保证所有市场上供求平衡)。到了二十世纪中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才勉强可以证明,在加了一系列极端不现实的假设(比如消费者和“厂商”都有完全信息)以后,在所谓“完全竞争”条件下,可以实现所谓“帕累托最优”。这个所谓“帕累托最优”又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一个很奇怪的概念,说的是资源配置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不损害他人的情况下改善自身的福利。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论,是无法衡量和比较社会总福利的,所以只能用一个人的福利与其自身的福利相比较。

  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市场价格的作用。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承认,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和私利,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一般来说也是为了满足个人利益。那么,在所有人都追求个人利益的前提下,社会怎么会进步呢?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理论,归根结底是为了证明,当许多个消费者的需求和许多个资本家的供给加在一起以后,相互作用所形成的价格,可以合理反映消费者的“偏好”,还可以合理反映各种社会资源的成本。这样,在价格的引导下,无论资本家还是消费者为了追求私利都可以做出符合整个社会进步方向的选择。一切为市场经济的辩护,归根结底都是基于这个论点。

  但是,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己的研究已经得出结论,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价格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正确”的,就是说不能正确地反映社会的利益或社会的成本。比如,差不多所有的商品价格都不包括这些商品的环境成本,更不必说给劳动者强加的996、过劳猝死等巨大社会成本(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市场价格“不正确”的情况叫做Market Failure或“市场失败”;中国资产阶级为了美化资本主义市场,将其翻译为“市场失灵”,仿佛市场一般还是很灵的,只是偶尔失灵)。这样,一个社会全是由自私自利的人组成的,又受到了“不正确”的价格的引导,从而拼命地追求那些私人利益大于私人成本但是真实社会成本大于真实社会收益的结果(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内卷”),在长远不仅不会带来社会进步,而且包含着巨大灾难的危险。

  就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践来说,确实没有做到如当初列宁所许诺的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方面超过资本主义,也没有在劳动生产率的长期增长率方面超过资本主义。但是,在半个世纪以上的长期经济增长率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与同期发展水平类似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可以做到大致相当。当然,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以及自由派分子,会拿出所谓西德比东德发展更快作为例证,但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拿出中国与印度相比作为反例。就大样本的、同等发展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来说,长期经济增长率大致相当,应当是持平之论。

  社会主义的真正优越性,不在经济增长方面,而在于充分就业、铁饭碗、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工人疗养院;简单说,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人人都过上有人的尊严的生活,而不是像牛马一样没日没夜为资本家“奋斗”,又像农奴一样被资本家随意侮辱打骂。

  社会主义既然有这样大的优越性,在历史上又是怎么失败的呢?一是因为,官僚集团窃取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权,然后又为了自己发财致富并且要把权力和财富世世代代传下去,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官僚集团不仅自己要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而且还动用他们所掌握的宣传机器,欺骗人民,用所谓“发达国家”的“高消费”划大饼,又用复辟初期所谓“万元户”典型刺激劳动群众中的某些落后观念,然后拼命鼓吹所谓“大锅饭、养懒汉”,“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类似于撒切尔的There Is No Alternative或“别无选择”),使得许多缺乏政治经验的劳动群众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心。

  除了官僚集团的叛卖以外,社会主义国家在历史上的失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只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就需要参加国际资本主义分工,与资本主义做生意,因此就要与资本主义经济竞争。要在资本主义市场上竞争,或者靠技术,或者靠资源,或者只能拼廉价劳动力。由于历史上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甚至极端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的,不可能在尖端技术方面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像中东石油出口国那样资源丰富、人口又少的情况,属于可遇不可求。这样,社会主义国家只能与资本主义国家拼劳动力成本。但是,恰恰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过的是像人的日子,这必然意味着劳动力不可能“廉价”。所以,从长期来说,只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社会主义经济竞争不过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因为社会主义低效率,而是因为资本主义太野蛮。打个比方,整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是一个巨大的内卷机,内部竞争的规则是相互比狠、相互比烂。社会主义国家既不能剥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又没有海外超额利润,又不能996,结果只能暂时退出世界历史舞台。

  如果说,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社会主义无法和资本主义竞争,那么,社会主义的出路在哪里呢?社会主义的出路就在资本主义走到尽头的时候。资本主义这个巨大的内卷机,内卷到最后,是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灾难。这一方面表现在全世界的生态系统濒临崩溃,即将毁灭人类文明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还表现为,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资产阶级“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不能维持“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不是表现为物质消费水平的绝对低下,而是表现为劳动者无法在有尊严、不过度透支体力和情感的条件下完成正常的代际劳动力再生产。中国资本主义长期逼迫亿万劳动者在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劳动强度条件下非人劳动的结果,就是劳动力代际再生产的逐步崩溃;这种崩溃必将反过来引起资本主义积累和统治秩序的崩溃。

  那么,未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应当是怎样的呢?首先,应当在全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将社会剩余产品(以及固定资产的折旧)集中起来,在全社会民主讨论和决策的基础上按照统一的计划来决定社会剩余产品的分配和使用。与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经济不同,未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使用剩余产品的原则,不是为了实现物质产品的扩大再生产,而是首先将全社会的物质消费水平限制在生态可持续性原则所要求的水平以下,然后将剩余产品的一部分用于改造国民经济,使其建立在生态可持续的物质基础之上。

  在消灭了资本家阶级的奢侈浪费并停止了绝大部分对生态系统有害无益的扩大再生产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备竞赛以后,可以立即大大缩小社会物质生产的总规模。在中国,由此而减少的物质产品生产可以占现有物质生产规模的大约一半,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实际有效劳动时间因而可以立即减少一半,使得所有劳动者可以真正地享受与人的正常生理和心理需要相适应的休息权。仍然保留下来的物质生产将足以给所有劳动者提供充足的有营养的食品、有尊严的住房条件、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并在劳动者丧失劳动条件时提供必要的抚养。

  长远来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逐步提高,可以逐步地缩短所有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比如,如果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1%,过70年以后,社会平均的工作日或工作周就可以缩短一半;如果工作日或工作周不变,也可以采取每年增加两个节假日的办法,70年过后,大约半年的时间都可以成为所有劳动者的休假日。这样,最终就可以实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理想:“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从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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