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甲午战败的第一罪人？

诺大一个中国，不是谁都有资格卖国的。就算是出卖国家机密赚点小钱，那也得有情报来源。山野村夫，想卖国也没有资源。清朝末年，如果要搞个卖国资格排名，李鸿章不一定能排第一，但前三是有保证的。中法战争之后，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也就是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二人，光绪皇帝都差点，更不要说醇亲王、翁同龢这些人了——他们都不过是慈禧权力羽翼之下的附庸。只有李鸿章拥有自己独立的权力根基——淮军集团。它既是清朝国防军的主力精锐，也是李鸿章的私家军。

淮军在握的李鸿章，就不仅仅是慈禧太后信任的高级大臣，他本身就是慈禧太后权力的关键支柱和重要来源。二人的关系不能简单理解为政府层级框架中的上下级关系，而是政治同盟关系。对慈禧而言，皇帝不听话都可以想办法换，李鸿章的位置却无法被取代。这是李鸿章能够稳坐直隶总督之位二十五年的关键原因。

有了这样的地位和实力，卖起国来才能够得心应手。《马关条约》谈判，日本认定了只有两个人有资格去谈，一个是恭亲王奕?，一个就是李鸿章。派其他人去，日本方面根本就拒绝谈判。所以《走向共和》里边盛宣怀想要签字的情节是相当可笑的。在重大卖国条款上签字不是谁想签就签的，必须权势地位达到一定高度才行。《马关条约》核心条款的最终拍板人是慈禧和光绪皇帝，但他们也不想卖国，不想割地赔款，拍板的时候也伤心难过悲痛欲绝。让他们不得不认可这些卖国条款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李鸿章的淮军和北洋水师在战场上一败涂地。二十多年了，给了淮军和北洋水师数以千万计的白银，给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以及各种军政高级职位，给了开煤矿开兵工厂开垄断企业等各种特权资源，最后打起仗来一溃千里，让你在战败条约上签个字难道还委屈你了？再说也没人规定每次卖国就只能有一个卖国贼，无非也就是谁是头号卖国贼谁是二号卖国贼的区别。说慈禧卖国并不能说明李鸿章不卖国，说李鸿章卖国也不能说明慈禧没卖国。在签署《马关条约》的问题上说李鸿章是卖国贼不会有错。

而李鸿章的卖国行为，又远不是当谈判代表签署过几个卖国条约那么简单。李鸿章的卖国，是战略层面和战术层面到亲自谈判签字层面“三位一体”的。

在战略层面，李鸿章晚清外交战略的主要制定者。他过分迷信“合纵连横”的外交手腕对列强的制约作用，没有看到，“打铁还需自身硬”，自己不独立自强，列强只会欺软怕硬，没有哪一个列强是“靠得住”的。1871年，日本刚结束倒幕运动的内战，开始维新变法，就来找中国签通商条约。条约的内容还比较平等，主要是互相开放通商口岸，因为那时候日本还很弱。李鸿章便想要与日本联合，幻想“联日抗西”，因为大家都是黄种人嘛，都被迫跟西方列强签了不少不平等条约，联合起来与列强斗争是理所当然的。他故意在条约里边增加了针对第三国的条款，规定有他国对待中日的“不公之事”，中日要“彼此相助”。可日本哪里有力量和心思去对抗列强？朝思暮想的就是可以像其他列强一样来侵略腐朽的清国。刚发展了几年有点实力，就迫不及待的在1875年侵略台湾。李鸿章眼见“联日抗西”行不通，又开始“联英抗日”。不料琅威理事件后，英国眼见李鸿章的北洋水师过于腐败无能，下定决心扶持日本。甲午战争，李鸿章屡次请求英国出面干涉都被拒绝，眼见俄国出头帮中国要回了辽东半岛，又制定“联俄抗日”的战略，主动要去找俄国签秘密军事同盟条约。俄国人一看，这不是送上门的肉吗？立刻趁机提出要修铁路横穿东北，随后又强占旅顺和大连。李鸿章这一系列的“联A抗B”战略实施下来，每变一次，就被他幻想联合的对象敲诈勒索一轮。

在军队建设上，李鸿章一贯主张“造不如买”，耗费巨资购买外国先进武器，把这些钱变成了列强养活技术研发人员和制造业工人的经费，严重耽误了国内军工产业的发展。这也是在战略路线上卖国的体现。

在战术层面。由于列强都知道李鸿章“爱好和平”，害怕跟列强开战，便一再利用这种弱点来为自己争取战术上的主动地位。最典型的就是中法战争，法国方面一旦发现局面不利就赶紧找李鸿章和谈，给出诱人的条件换取清军停战或撤兵，然后积极调兵遣将。一旦调兵完成，马上就找借口停止谈判甚至撕毁条约再战。李鸿章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上当受骗，成了法国侵略中国的方便工具。所以左宗棠才骂他，说十个法国将军都不如一个李鸿章坏事。

后来，日本也是不断利用李鸿章的这个特点，以武力为威胁逼迫李鸿章不断退让。在国力弱小的时候，就先通过威胁和谈判让李鸿章在1885年签署《中日天津条约》。这个条约承认了朝鲜出现内乱的时候，日本可以跟中国拥有同等的出兵干涉的权利。这就为1895年日军借口朝鲜内乱进入朝鲜，并借机与清军开战创造了条件。

最后，落到具体的条约谈判层面，作为清朝外战战略制定者和战术执行人的李鸿章，也被列强谈判代表们所“青睐”，强烈要求他亲自出面谈判。李鸿章谈判的特点是喜欢做表面文章，死要面子——只要能给朝廷（实际就是慈禧）和李鸿章本人足够的“面子”，很多实质性的卖国条款李鸿章反而并不介意。跟李鸿章谈判，无论是书信往来还是当面交涉，气氛都十分紧张，李鸿章喜欢据理力争甚至拍桌子表示强硬，表演欲很强，也就是场面上一定要“好看”，但私下却非常愿意妥协。

1876年，日本侵略台湾之后第二年，就转而派兵入侵朝鲜江华岛，并逼迫朝鲜跟它签订不平等条约。朝鲜坚决拒绝，并表示朝鲜为中国的传统属国，日本想要跟朝鲜签外事条约需要去找清政府谈。日本就派外交代表森有礼去跟李鸿章谈。李鸿章跟森有礼进行了足足七个小时的激烈辩论，场面一度剑拔弩张。李鸿章坚称朝鲜是中国的属国毋庸置疑，日本如果胆敢侵犯朝鲜，中国一定不会袖手旁观。

等七小时的辩论结束，李鸿章转头就告诉总理衙门，建议礼部派人去说服朝鲜，接待日本谈判代表。清朝最终对日本和朝鲜的谈判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

最后，朝鲜被迫和日本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这个不平等条约，朝鲜单方面向日本开放通商，并在通商口岸赋予日本领事裁判权，还允许日本对朝鲜海岸进行测绘。

李鸿章的这一番表演，看起来矛盾，其实不矛盾。他跟森有礼的辩论，是争的“面子问题”——中国作为宗主国的面子一定要保住，至于朝鲜的损失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国家安全的损害，则是可以私下进行利益交换的筹码。

1875年，李鸿章在日本侵略台湾的谈判中，也是一样。他坚持的重点始终是反复要求日本要尊重中国的“国体”和“体面”。日本侵略了中国领土，在打不赢的情况下还要找中国赔钱，这种条件李鸿章都可以答应——只要能找到“体面”的借口就行。最终日本同意以“赔偿日军在台湾修建的房屋损失”为由索取赔款，而不是直接索赔军费，李鸿章就欣然应允了。

列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们都是极高明的人物，很容易就看懂了李鸿章的战略战术和谈判技巧。对李鸿章，只需要坚船利炮加以威胁，然后在表面上给他和他的政治盟友慈禧太后留够“体面”，他就什么卖国条件都可以考虑。李鸿章手握大清国最精锐的国防军，又有高明的政治手腕，深受慈禧太后信任，只要他接受的条件，基本上就能定下来。李鸿章有足够的本事去平息清政府内部对他“卖国”的指责，绝不至于像崇厚一样签完条约就被抓起来判刑。跟李鸿章谈，“交易成本”最低。于是，列强迫切希望在涉华问题上以李鸿章为对手进行沟通和谈判，给他戴上一大堆高帽子，诸如“中国最伟大的外交家”等头衔，进一步提高他在国内的威望地位，在谈判的时候也尽量对他个人进行吹捧，甚至像俄国人那样愿意安排贿赂，至于攫取对华殖民利益的核心条款，则寸步不让。最后，在经过一番激烈的唇枪舌战、李鸿章的表演欲和虚荣心得到满足之后，他们几乎总能达到目的。

这样，在签署卖国条约的数量上，李鸿章便成了当之无愧的晚清第一人。

所以，我们才说，李鸿章凭实力卖国。在出卖国家利益方面，李鸿章战略卖国、战术卖国、签字卖国“三位一体”，从国家战略制定一直到最后在卖国条约上签字画押，都亲力亲为，为列强攫取对华殖民利益提供全流程服务，并在其间收受贿赂、谋取个人政治资本，是近代中国的头号卖国贼。在危害国家利益、阻碍中国进步方面，更是祸国、窃国、卖国“三位一体”，堪称近代中国第一国贼。

[1]月映长河，著：《决战甲午：1894-1895》，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