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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2021-5-22 09:03|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26891| 评论: 16|原作者: 远航一号

摘要: 一旦越过这个临界点,普遍的“躺平”就会转化为普遍的怠工和罢工,普遍的经济斗争进而转化为普遍的政治斗争。中国资产阶级将丧失满足无产阶级最基本、最起码的历史性要求的能力,创造历史的主动权也就必然从资产阶级手中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

学点经济学之二十七:中国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作者:远航一号

 

这一期的“学点经济学”本来准备过一两个星期再写。但是刚刚看到“依狄尔特”网友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完全瓶颈期”的评论 (http://redchinacn.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684)。在评论中,依狄尔特网友提出,由于中国的“一带一路”投资在四五年内还无法获得净利润,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形势将面临有限改良与阶级矛盾激化相互赛跑的局面。

关于“一带一路”问题,我们准备过一段时间再讨论。概括来说,我们认为,所谓“一带一路”的投资相对于中国经济的整体规模、相对于整个的中国资本主义积累,其规模是十分有限的,相差好几个数量级。不要说中国资本主义的海外投资得不到一般核心国家在外围投资的回报率,即使是得到了那样的回报率,“一带一路”对于缓解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是杯水车薪。

那么,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什么呢?那就是,作为一个在资本主义世界分工体系中主要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国家,一方面,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形成一个日益发展壮大的无产阶级以及与其经济和社会地位相近的靠雇佣劳动谋生的半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在半外围资本主义的范围内,中国资本主义又无法满足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其他劳动群众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要求。

就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来说,这不仅表现在他们数量上的增长,而且还表现在他们斗争能力的增长、阶级觉悟的形成和提高。在统计上,这主要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劳动收入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上升。是的,这里说的是“上升”!尽管中国资产阶级穷凶极恶,仍然实行着世界上最野蛮的剥削制度之一,将996007、过老猝死等强加于中国劳动人民,但是已经不得不开始对劳动人民做出有限的让步。这种让步,目前还不是反映在劳动人民政治和社会权利的增长上,也不是反映在劳动条件的改善上,但是已经初步地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得到了反映。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近年来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上升的,只有中国。

   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另一面,就是资本家的总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下降

   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还表现在,作为一个半外围国家,中国的资本家阶级(就其主要部分来说)无法染指在世界上带有垄断性的尖端技术,因而无法通过剥削外围地区的劳动人民获得大量的超额垄断利润。注意:这里说的是“大量的”、而不是少量的或个别的超额垄断利润。由于无法获得足够的超额垄断利润,中国的资产阶级就不具备在内部通过社会改良来建立某种阶级妥协的条件,也不具备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本钱。

   在资本主义复辟初期,通过从西方国家转移的产业中获得相对于中国当时工业水平较为“先进”的技术,再与中国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曾经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不需要投入过多的物质资本就可以换来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在统计上,这就表现为中国经济的平均“资本生产率”(每单位企业固定资本可以带来的GDP)在2007年以前一直趋于增长(见第二十一、第二十三和第二十五期“学点经济学”)。

   但是,随着中国成为一个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与核心国家的技术差距缩小,核心国家不再向中国大量转移世界前沿的技术(并且近年来开始积极阻挠中国获取最前沿的技术),而中国已经掌握的一些较为“成熟”的产业又开始向一些劳动力更加廉价的地区转移,中国资本主义不得不依赖持续的高密度投资来支撑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每一单位劳动生产率增长所需要的新投资越来越多。于是,自2007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平均资本生产率就一直在趋于下降。

   利润份额的下降与资本生产率的下降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在近年来一直趋于下降。

下面第一个图说明了2010-2020年期间各种形式的劳动收入(包括农村居民劳动收入、城镇单位职工工资总额、城镇个体和私营企业职工劳动收入、城镇单位职工保险和福利等)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其中,“城镇单位”属于中国经济中的“正式部门”,主要包括国有单位(主要是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股份制企业(包括国有控股企业和完成了私有化的前国企)、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各种统计数据的发布滞后,在这张图以及下面第二个图中2020年的数据只是初步数据。其中有些指标在未来可能随着统计数据的更新和调整而发生变化。不过,根据现有的数据,我们已经基本可以确定几个关键指标在2020年的大致变化方向。

 

 

            就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来说,2010-2020年的十年时间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2010年至2015年。在这个阶段,中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从2010年的36%提高到2015年的44%,提高了8个百分点。就资本主义经济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说明自资本主义复辟以来,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第一次发生了对工人阶级明显有利的变化。有心的读者,如果将这张图与第二十五期“学点经济学”中的第一张图比较一下,就可以更清晰地看出这个显著的变化。

   这里要再次强调这一变化的重要意义,因为在马列主义左派中,有一些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顽固地拒绝承认这一对工人阶级有利的变化,甚至害怕承认工人阶级斗争力量的上升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在这一个时期,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出现了上升呢?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在经过了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以后,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出现了迅速萎缩的趋势。2010年至2015年,乡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从54%下降到48%,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下降到50%以下;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从37%下降到28%

   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压低城市工人工资、破坏城市工人斗争力量的一个主要的客观历史因素。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萎缩,在2010年至2015年期间,沿海制造业工人首先感觉到了自身力量的增长,发起了频繁的罢工和其它形式的集体斗争。

   此外,在这一时期,中国资产阶级上层陷入了严重的内斗,政局不稳,对所谓“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争执不休。处于分裂和动摇状态的资产阶级不得不对劳动人民做出一些让步。在就业结构方面,中国经济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新自由主义时期罕见的“再正式化”趋势。所谓“再正式化”,就是说工人工资和劳动条件相对较好、资产阶级法律执行相对严格和“规范”的城市正式部门重新出现了扩张的趋势。中国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总数在经历了自九十年代私有化以来的持续下降以后,在这一时期,恢复了增长。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总数从2010年的1.31亿增加到2015年的1.81亿,增加了大约5000万。而工人平均工资在这一时期增加得也比较快。这样,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10年的11%提高到2015年的16%,增加了6个百分点,大约占这一时期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四分之三。从上图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红色区域的宽度在这一时期显著增加。

   2015年以后,进入了这一时期的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中国资产阶级上层的权力斗争告一段落。政局稳定以后,资产阶级上层企图向工人阶级发起新的攻势。他们打出“供给侧改革”的反动旗号,企图继续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在医疗卫生和教育等领域则推行反人民的事业单位企业化。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总数在2015年以后逐年下降,到2019年已经减少到1.7亿,在2015-2019年期间平均每年减少约250万。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部门的就业结构出现了明显的“非正式化”趋势。在中国官方统计中,这集中表现为没有福利待遇也基本不受资产阶级法律保护的所谓“个体就业人员”的大幅度扩张。传统上,“个体就业人员”主要指城市经济中的小业主及其家属。但是,近年来,随着所谓“平台经济”的快速增长,大批通过网络平台就业的人员,如“滴滴司机”、外卖员等都被官方统计归为所谓“独立承包者”,因而被列入所谓“个体就业人员”。虽然现在我们还无法做出确切的估计,但是有很大的可能,小业主及其家属已经只占官方统计的“个体就业人员”中的一小部分,而大部分所谓“个体就业人员”都是以雇佣劳动谋生的无产者或半无产者。

   按照官方统计,各式各样的“个体就业人员”从2010年的4500万增加到2015年的7800万,然后暴涨到2019年的1亿1700万,在2015年至2019年的四年间,每年平均增长近1000万。从上图中,读者看到粉色区域的宽度在2015年以后的迅速增长。

   除了城市就业结构的非正式化以外,在2015年以后,资产阶级当局加强了对自由派、左派各种尚处于萌芽中的工人斗争组织的镇压;到这一个时期结束时,已经基本清除了各种有形的、合法或半合法的所谓“劳工维权团体”。

   尽管资产阶级在这一时期明显加强了对工人阶级的攻势,但是,从劳动收入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变化来看,效果并不明显。虽然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15年的16%下降到2018年的15%,但是全部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变化不大;到了2019年,中国经济中的劳动收入份额反而略微增加到45%

   从中国经济总的就业结构来看。这一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萎缩。至2019年,乡村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下降到43%,农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已经下降到四分之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萎缩从客观上加强着城市工人的斗争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攻势,资产阶级已经无法再向九十年代那样打垮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了。

   到了2020年,根据初步数据,中国经济中的劳动收入份额增加到了近47%。这一令人可喜的变化到底是反映了资产阶级迫于新冠危机而做出的暂时让步,还是意味着新一轮工人阶级斗争力量上升的起点,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就未来趋势来说,如井冈山卫士首先提出又由远航一号在“要善于想象革命”一文中进一步论证的,中国30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工有可能在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中完全消失。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未来的阶级力量对比可能进一步发生对工人阶级相当有利的变化。

   下面第二个图比较了2000-2010年期间中国经济中的利润率、利润份额和资本生产率。其中,利润率指的是一个国家的资本家阶级从国内生产中获得的总收入(包括企业利润、利息、租金等)与资本家阶级的预付总资本(用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来代表)之比。利润份额是资本家阶级总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资本生产率(见右坐标)是每一元企业固定资本存量可以产生的经济产值(即国内生产总值与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之比)。如果用公式来表达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则有:利润率 = 利润份额 * 资本生产率。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资本家阶级总利润,指的是“税前利润”,没有扣除企业所得税和资本家缴纳的个人收入所得税。

  

 

            2010-2020年期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三个关键指标都出现了持续的、大幅度的下降。资本家利润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10年的38%下降到2020年的29%,减少了9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平均的资本生产率从2010年的0.65下降到2020年的0.44,减少了约三分之一。相比之下,美国经济在大萧条最严重的1933年资本生产率是0.52

   2007年时,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仍然高达26%,比美国经济在同一年的利润率要高出11个百分点(见第二十四和第二十五期“学点经济学”)。到了2020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已经下降到不到13%,比美国经济当年的利润率要低两个百分点。

   随着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到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以下,中国经济将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资本外逃和投资崩溃的风险。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枯竭,以及中国新一代劳动者越来越无法忍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而选择以“躺平”、拒绝生育等方式减少被资本家剥削的时间和强度,中国资产阶级要想提高利润份额所面临的难度也将越来越大,甚至可能无法阻止利润份额与利润率同时下降。

   只要中国资产阶级无法阻止利润率的持续下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无论是官方的还是真实的)势必持续趋于下降,从而广大劳动人民的收入增长率也势必趋于下降,并且在未来的某一个时点下降到无法在生理上和心理上继续补偿996007、“过劳死”剥削模式的临界点。一旦越过这个临界点,劳动人民的消极反抗就会向积极反抗转化,普遍的“躺平”就会转化为普遍的怠工和罢工,普遍的经济斗争进而转化为普遍的政治斗争。随着资本主义积累秩序的瓦解,中国资产阶级将丧失满足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群众最基本、最起码的历史性要求的能力,创造历史的主动权也就必然从资产阶级手中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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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远航一号 2021-5-22 12:30
井冈山卫士: 中国资产阶级想要增加作为总需求一部分的消费是不假,但是这个受到劳动收入的限制。
所谓总需求对资产阶级从来都是个双刃剑,只有在工人斗争力量薄弱、有大量产业后备军的形势下,提高总需求才是“劳资两利”的。现在青年农民工眼看越来越少,提高总需求,估计只能起到鼓励更多躺平的作用
引用 井冈山卫士 2021-5-22 12:07
仗义执言: 中共的双循环,就是在中美贸易沾下试图转变出口导向(被迫的)希望增加国内循环,所以原则上需要提高消费者收入,虽然中共似乎很难做到,但是中共确实想这样做。 ...
中国资产阶级想要增加作为总需求一部分的消费是不假,但是这个受到劳动收入的限制。
引用 井冈山卫士 2021-5-22 12:05
远航一号最近文思如泉涌嘛!
引用 远航一号 2021-5-22 11:48
仗义执言: 一般原理上讲,高工资有利于增加消费,资本主义产品就有市场,个别资本家不会这样去努力,但是整体资本家根据凯恩斯主义等是会这样想的,当然资本主义有很多的限 ...
认为消费好,经济就好,这是粗糙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当然马克思主义者有时为了策略考虑,用这种说辞骗骗资产阶级也未尝不可,要是把自己都骗了,那这个当上得就大了
引用 仗义执言 2021-5-22 11:17
远航一号: 再告诉你,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是增加消费,而是增加利润,高工资不符合中国资产阶级利益
一般原理上讲,高工资有利于增加消费,资本主义产品就有市场,个别资本家不会这样去努力,但是整体资本家根据凯恩斯主义等是会这样想的,当然资本主义有很多的限制,可能他们无法协调好这个关系,生产和消费的关系。
引用 仗义执言 2021-5-22 11:14
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出现了迅速萎缩的趋势。2010年至2015年,乡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从54%下降到48%,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下降到50%以下;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从37%下降到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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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需要说明这是如何发生的,是不是农业就业人口转为了城镇就业人口,这样的话,工人阶级的供给总数没变,只是结构发生了变化,并不影响用工情况,不会增加所谓的工人阶级的力量。
引用 仗义执言 2021-5-22 11:11
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从37%下降到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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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变为市民了,当然减少了
引用 仗义执言 2021-5-22 11:09
远航一号: 什么转向消费导向,是特色当局的自欺欺人之谈。2008年以前,从资本主义稳定讲还有点道理,此后早就不符合中国资本主义根本利益了(除非是说,劳动收入不变,鼓励 ...
中共的双循环,就是在中美贸易沾下试图转变出口导向(被迫的)希望增加国内循环,所以原则上需要提高消费者收入,虽然中共似乎很难做到,但是中共确实想这样做。目前房贷就压迫了其他生活用品的消费。
引用 远航一号 2021-5-22 11:08
仗义执言: 流动人口统计为农民工,前提是他们的户籍是农村的,如果户籍已经变更,就不再统计进去了
农民工的“进城农民工”属于城镇就业人员
引用 仗义执言 2021-5-22 11:06
远航一号: 这些是根据官方统计的常住人口,不是户籍人口
流动人口统计为农民工,前提是他们的户籍是农村的,如果户籍已经变更,就不再统计进去了
引用 远航一号 2021-5-22 10:59
再告诉你,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是增加消费,而是增加利润,高工资不符合中国资产阶级利益
引用 远航一号 2021-5-22 10:56
仗义执言: 工资收入的增加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特色政府早就希望出口导向转为消费导向,提高劳动者收入也是他们的一个举措,当然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劳动者, ...
什么转向消费导向,是特色当局的自欺欺人之谈。2008年以前,从资本主义稳定讲还有点道理,此后早就不符合中国资本主义根本利益了(除非是说,劳动收入不变,鼓励工人多借债那种“消费导向”)
引用 远航一号 2021-5-22 10:54
仗义执言: 2010年至2015年,乡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从54%下降到48%,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下降到50%以下;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从37%下降到28%。 -------- ...
这些是根据官方统计的常住人口,不是户籍人口
引用 仗义执言 2021-5-22 10:52
“城镇单位”属于中国经济中的“正式部门”,主要包括国有单位(主要是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股份制企业(包括国有控股企业和完成了私有化的前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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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如此,这些单位是特色体制内,是特权阶层,我们可以说这些人可能本来消费就饱和了,增加他们的收入可能不会增加很多消费,其次这些人收入增加不过表明资本主义势力增强了
引用 仗义执言 2021-5-22 10:48
工资收入的增加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特色政府早就希望出口导向转为消费导向,提高劳动者收入也是他们的一个举措,当然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劳动者,不过是为了资本主义经济能继续存在下去。
引用 仗义执言 2021-5-22 10:45
2010年至2015年,乡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从54%下降到48%,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下降到50%以下;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从37%下降到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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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你有没有考虑过是户籍的变动呢,其实劳动者还是这些,不过是农村户口变为了城镇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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