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复辟初期的中国经济与阶级斗争

学点经济学之二十一：资本主义复辟初期的中国经济与阶级斗争

作者：草庐棋士、远航一号

自从被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之后，中国逐渐成为帝国主义的原料产地和制成品市场，沦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外围国家。面对民生凋敝、商旅不振、“匪”患不绝、贪腐横行的糜烂世道，中国统治阶级中的精英分子，即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也曾拿出过民族自救的方案。然而这些精英分子一不能团结最广大的劳动人民，二不能与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无法克服外围国家统治阶级的软弱性和依附性，因而终究无法为中国的民族解放找到出路，无法为资本积累即工业化创造条件。“老大帝国”终究谢幕，“中华民国”也还是东亚病夫。要走出民族危机，再造“少年中国”，就必须搞广泛深入的社会革命。要搞广泛深入的社会革命，就必须动员绝大多数劳动人民。中国的劳动人民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最终推翻了“三座大山”，为“社会主义建设”扫清了道路（这里说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其实际历史内容来说，不是指的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激进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式来完成建设独立民族国家和完成基本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即传统上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

新中国的建立靠的是劳动人民的大联合，新中国存续的关键就在于让劳动人民分享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果实。支撑新中国时期（1949-1976年）社会稳定和资本积累秩序的机制是社会主义社会契约，即劳动人民接受革命后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政治格局，国家向劳动人民保证提升生活水平和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然而随着掌控国家机器的革命干部逐渐蜕变为实际上掌握生产资料并拥有独立于劳动人民的特殊利益的官僚特权集团，社会主义社会契约也摇摇欲坠。为了保卫革命胜利的果实，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主席带领劳动人民发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管由于阶级力量对比悬殊，文化大革命最终失败，但是中国劳动人民在自己解放自己的斗争中表现出的智慧和勇气，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无价瑰宝。

      从1967年下半年开始，由于总的阶级力量对比不利，毛主席领导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总退却时期。在中国革命退却、世界革命高潮又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条件下，毛主席对官僚特权集团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让步，事实上放弃了世界革命的目标，并且做出了重新加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战略决策（这在当时具体表现为中美关系的急剧改善）。这一决策，在当时来说，是受到了国际国内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有不得已的方面，但是其长远的影响是严重的。

      随着中国重返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中国在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方面，更加依赖于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技术和先进设备；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僚特权集团（后来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享受越来越多的进口消费品。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技术和设备的需求以及对进口消费品的需求，意味着中国经济对进口的依赖逐步加深。以商品和服务进口占中国经济的比例来说，1960年为4.4%；六十年代，中国与原来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往来大幅度萎缩，到1970年，进口占中国经济的比例下降到2.5%。七十年代，中国加入了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至1980年，进口占中国经济的比例上升到了6.5%；至1990年，进一步上升到10.7%。从1970年至1990年，中国按照美元计算的名义GDP年平均增长率约为7%；同一时期，进口占GDP的比例翻了两番，意味着中国进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5%，即进口的美元金额每隔四、五年就要翻一番。

      要满足进口的高速增长，需要中国的商品出口也要高速增长。但是，虽然中国进行了二十几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在个别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然而总的来说，中国工业的平均技术水平仍然大大落后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这意味着中国工业不可能在尖端技术领域与西方国家竞争。中国虽然国土广大、资源丰富，但由于人口规模巨大，人均资源比较贫乏，因而也不可能像中东、拉美国家那样靠出口自然资源来达到比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这样，中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上实际上就只有一项“比较优势”，即只能依靠数量庞大且廉价的劳动力来竞争。但是，要实现对广大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首先就需要彻底瓦解从社会主义时期继承下来的保障劳动人民基本需要的“社会主义社会契约”。所以，只要官僚特权集团取得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中国重新加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中国国内的资本主义复辟就是不可避免的。

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意味着原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官僚特权集团开始向官僚资产阶级演变。在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官僚资产阶级不同于新中国成立以前依附于蒋家王朝的“官僚资产阶级”，八十年代的官僚资产阶级是革命失败后资本主义复辟的新产物，与旧的“官僚资产阶级”既不存在政治上也不存在经济上的直接联系。八十年代的官僚资产阶级亦不同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官僚特权集团；后者虽然掌握政治权力和社会剩余产品的分配和使用权，但是还没有从法律上占有生产资料、住房等私有财产，其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主要依靠官僚特权待遇、裙带关系和零散的腐败行为，其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仍然是不正规和不稳定的。与官僚特权集团不同，八十年代的官僚资产阶级先是通过人民公社解体，再是通过价格改革、“双轨制”，而后通过国企私有化等掠夺了大量原来属于全民与集体所有的财产，聚敛了可以传给子孙后代的大量私人财富。

另一方面，八十年代的官僚资产阶级与今天统治中国的具备完全形态的资产阶级也有所不同。从马克思主义看，八十年代的官僚资产阶级掠夺全民与集体财产，带有区别于一般资本主义积累的“原始积累”的性质。在中国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以后，今天的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拥有了受法律和政治制度保护的私有财产，他们主要依靠“正常”的资本积累直接剥削劳动人民创造的剩余价值。巧取豪夺式的原始积累在今天的中国虽然仍很普遍，但已经退居次要地位。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中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不再围绕着以什么样的手段和条件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演变为赤裸裸的相互对立。首先是官僚特权集团逐渐蜕变为官僚资产阶级并与一切被剥削阶级相对立，资本主义复辟时期中国阶级斗争的其他三个主角 —— 城市无产阶级、城乡半无产阶级、现代小资产阶级 —— 也逐渐成形。上述四个阶级的相互关系和力量对比是整个复辟时期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能不能“处理好”与三个被统治阶级的关系，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在维护自身统治、逐步建立新的资本积累秩序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中心任务。

那么，从官僚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怎样才能一方面维护自身统治、一方面建立新的资本积累秩序呢？对一般的资本主义经济来说，就是要努力建立比较稳固的剥削和压迫广大劳动群众的经济秩序，同时调节并缓解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的其它矛盾，从而实现比较高、比较稳定的利润率，进而实现比较快速的资本积累。

由于统计数据的限制，我们无法测算社会主义时期的利润率；另外，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利润率与资本主义主义条件下的利润率也不完全可比。不过，我们可以观察另外一个指标，即作为利润率决定因素之一的“资本生产率”（每一元企业固定资本存量所产生的GDP）。下面第一个图介绍了1952-2020年期间中国经济的资本生产率。

      如图，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期间，中国经济的资本生产率是比较高的，平均来说，保持在1.1上下。由于“大跃进”失败，中国经济在六十年代初陷入严重危机；1962-1963年，资本生产率下跌到0.49-0.5。1969年，中国经济的资本生产率恢复到0.66。在七十年代上半期，中国经济虽然恢复了稳定增长，但资本生产率不断下降，这意味着维持一定经济增长率所需要的投资占国民经济的比例不断上升，因而是不可持续的。至1976-1977年（华国锋叛徒集团上台的第一年），中国经济的资本生产率下跌到了0.48，不仅低于六十年代初经济危机时的水平，而且低于美国经济在大萧条期间最低的资本生产率（0.52）。这说明，到了七十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初步出现了积累危机的迹象。

      为了摆脱正在出现的积累危机，从官僚资产阶级的主观愿望出发，当然最好是迅速地提高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剥削率，进而提高利润率、加快资本积累。但是，如果对广大劳动群众过度剥削，势必让官僚资产阶级（后来的资产阶级）与三个被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时进入敌对状态。这就意味着它在政治上会丧失合法性并陷入孤立。由于中国不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不可能从海外攫取大量剩余价值来同时安抚所有被统治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可能像核心国家的资产阶级那样通过让渡一部分从海外攫取的超额剩余价值来维持比较广泛的阶级妥协。纵观过去四十多年的资本主义复辟和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资产阶级只有对三个被统治阶级执行“打（压制）一个，哄（麻痹）一个，拉（收买）一个”的分化政策的时候，才有可能在资本积累和维持政权合法性之间达成某种暂时的平衡。当然，中国资产阶级并不是总能够成功地执行“打一个，哄一个，拉一个”的政策。中国资产阶级能不能顺利地贯彻“三个一”的阶级斗争基本战略，要取决于中国资本积累的自身规律及其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关系，取决于中国资产阶级面临着什么样的客观历史条件。当客观条件良好时，中国资本主义自然可以在“三个一”政策下维持稳定，而当这些客观条件随着历史发展而不复存在时，中国资产阶级在处理与其他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就会陷入拉也拉不拢、哄也哄不乖、打也打不赢的被动局面。

      具体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来说，官僚资产阶级基本奉行的是拉拢城市小资产阶级、哄骗农村半无产阶级，为向城市无产阶级全面进攻做准备的反革命战略。

      下面第二个图说明了1980-1990年期间各种形式的劳动收入（包括农村居民劳动收入、城镇单位职工工资总额、城镇个体和私营企业职工劳动收入、城镇单位职工保险和福利等）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八十年代，城镇单位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和所谓“三资企业”（外商和港澳台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等）。

      在资本主义复辟刚刚开始的时候，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并不稳固，为了把反革命江山坐稳，还不得不对劳动群众采取一些欺骗手段。1979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比上一年提高22%；1980年和1981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又分别提高7%和6%。农村居民的劳动收入占GDP的比例从1980年的29%大幅度上升到1983年的38%。

      下面第三个图说明了利润总额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及其所分解的各个组成部分。如上一期“学点经济学”所说明的，一个国家的利润总额从需求的角度可以分解为净国内投资（国内总投资减固定资本折旧）、净居民消费（居民消费减劳动收入总额）、净政府消费（政府消费减间接税）和净出口（出口减进口）。

      图中的黑粗线代表的是用收入法计算的资本家利润总额占GDP的比例；净国内投资、净居民消费、净政府消费分别用灰色、绿色和红色的区域来表示，每一块区域在每一年上的高度代表了这一经济变量在那一年占GDP的比例。

      在八十年代，中国经济中的政府消费与间接税总额大致相当，因而在多数年份净政府消费接近零。在1982-1986年期间，绿色区域出现在了黑粗线的上方。这说明，在这几年中，劳动收入总额超过了居民消费，劳动群众的储蓄水平有所增加，因而净居民消费是负值。

      上一期“学点经济学”曾经说明，八十年代时，净国内投资仅占美国经济利润总额的40-50%。相比之下，中国经济的利润总额几乎全部用于净国内投资；在有些年份（如1982-1986年），净国内投资的总额甚至还超过了利润总额。

在上图中，贸易顺差用零线以上的蓝色区域来表示，贸易逆差用零线以下的蓝色边框来表示。1985年，中国经济发生大幅度贸易逆差，逆差规模达到GDP的4%；此后，1986年、1988年、1989年，中国经济连续发生贸易逆差。

如上所述，随着中国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资本主义分工体系，势必要大幅度增加出口以满足对于西方技术设备以及消费品的需要。华国锋叛徒集团刚刚上台时，曾经幻想将中国建设成为能源和工业原料的出口国，通过出售原油等矿产品换得外汇以购买核心国家的先进技术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还可以进口高档消费品来满足官僚资产阶级和部分小资奢侈消费的需要。这就是华国锋叛徒集团的所谓“洋跃进”计划。

七十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掌握了国际石油市场的定价权。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和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刺激下，国际原油价格从1966年的1.8美元/桶上升到了36.8美元/桶。在同一时期，中国的原油产量也从每天29万桶上升到了212万桶，超过了传统产油国利比亚，接近了除东欧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产量之和。以美元计算的中国原油行业产值在十三年内提高了145倍。中国在实现了原油自给目标的同时，又可以将原油产量的十分之一和大量的成品油用于出口。1980年，中国矿物燃料出口（主要是原油出口）达到43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商品出口总额的24%，是当时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

在八十年代初的官僚资产阶级看来，如果石油价格维持在当时的水平，中国石油产量的增长速度能维持六七十年代水平的话，那么“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大可通过卖石油来实现。华国锋的“建设十个大庆式油田、十个鞍钢式现代化钢铁企业”的雄心以及后来胡耀邦放纵能源矿产乱开采的“有水快流”政策都是这一设想的具体体现。

不过好景不长，国际油价在1986年前后又跌回到相当于1980价格三分之一的水平（这与美国为了搞垮苏联经济与沙特阿拉伯相勾结压低国际油价有一定关系）。1980年后，中国石油产量的提升也极其缓慢，在七十年代仅需十年便能翻一番，而八十年代后的产量翻倍却用了超过三十年。至1990年，虽然中国矿物燃料出口总额达到52亿美元，但是占中国商品出口总额的比例下降到了8%。这样，官僚资产阶级企图依靠出口原油和矿产品出口创汇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梦想就破灭了。

在八十年代，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是中国商品出口中另外一个主要项目。1980年，中国出口各种轻纺产品和其它劳动密集型产品40亿美元，占中国商品出口总额的22%；1990年，中国出口各种轻纺产品126亿美元，占中国商品出口总额的20%。但是，要进一步快速扩大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就需要建立对大量廉价劳动力残酷剥削的经济体制。然而，在八十年代，社会主义社会契约尚未完全瓦解，官僚资产阶级尚未做好向城市无产阶级全面进攻的准备。。

至1990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总产值仍然占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总产值的67%；全民所有至工业企业净产值占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净产值的70%。即使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的轻工业中，全民所有制企业也仍然占轻工业工业总产值的59%。半资本主义性质的“乡镇企业”以及完全资本主义性质的外资、港澳台资企业虽然扩张迅速，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工业经济中还不占主导地位。

1984年，在所谓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官僚资产阶级做出了实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要发展所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国营企业中，官僚资产阶级推行所谓“厂长经理负责制”。1987年起，官僚资产阶级又在国营企业中全面推行所谓“承包制”，“将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一部分剩余索取权交给内部管理人”。

不过，由于当时的城市无产阶级仍然得到“铁饭碗”等“社会主义社会契约”残余的保护，对国营企业的劳动过程仍然具有一定的控制能力，仍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由于国营企业的厂长、经理当时还不能够像一般资本主义企业那样任意开除工人，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有时还不得不向工人以工资、奖金、福利等方式提供更多的“物质刺激”。

在这种情况下，官僚资产阶级只能依靠人民币大幅度贬值来维持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从1981年的1.7元人民币兑换一美元，到1985年的2.9元人民币兑换一美元，再到1990年的4.8元人民币兑换一美元。1981-1990年，人民币贬值65%。

人民币大幅度贬值造成了进口商品价格的上涨，进而带来了国内市场一般商品价格的上涨。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1985年上涨了12%，1986年上涨了7%，1987年上涨了9%，1988年上涨了21%，1989年上涨了16%。相比之下，1988年，城镇单位职工平均货币工资比上年增长20%；1989年，比上年增长11%。也就是说，在1988-1989年，即使按照官方统计数据，城镇职工平均的实际生活水平也发生了下降。

下面的第四个图比较了1980-1990年期间中国经济中的利润率、利润份额和资本生产率。其中，利润率指的是一个国家的资本家阶级从国内生产中获得的总收入（包括企业利润、利息、租金等）与资本家阶级的预付总资本（用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来代表）之比。利润份额是资本家阶级总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资本生产率（见右坐标）是每一元企业固定资本存量可以产生的经济产值（即国内生产总值与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之比）。如果用公式来表达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则有：利润率 = 利润份额 * 资本生产率。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资本家阶级总利润，指的是“税前利润”，没有扣除企业所得税和资本家缴纳的个人收入所得税。

如图，1982-1983年，由于官僚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欺骗政策，中国经济的利润份额一度下降到20%；但是，到1988年，利润份额上升到了31%。1982年时，中国经济的利润率一度下降到11%；至1988年，利润率上升到了20%。但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尚未取得对城市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因而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秩序的政治基础仍然是极其不稳固的。

八十年代，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一个在政治上十分活跃的阶级。现代小资产阶级并不占有生产资料，但是由于其掌握一定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对劳动过程有一定的垄断能力，因而可以向雇主要求反映其垄断能力的高工资。现代小资可以相对容易地从落后地区迁移到发达地区，从外围国家迁移到核心国家，把自己的垄断技能卖出高价。与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的劳动力被民族国家的边界所分割不同，现代小资产阶级可以参与一个在全球范围相对统一的高技能劳动力市场。

从其阶级利益出发，外围、半外围国家的现代小资往往要求取消移民和旅行限制，取消外国资本在本国投资的限制（以利于自己在外资企业就业），或者要求本国统治阶级为自己提供相当于核心国家小资的生活水平。因此，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初期，外围、半外围国家的小资产阶级往往是拥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重要社会力量；而在各个前社会主义国家，小资产阶级则往往是除了官僚资产阶级以外主张资本主义复辟的最主要的社会基础。

在资本主义复辟初期的中国，城市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还有着更深一层的恐惧和憎恨。由于在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小资产阶级（所谓“知识分子”）的物质特权曾经一度受到限制，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急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确立自己相对于城市无产阶级的优越地位。在经济上，他们害怕劳动人民打破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的垄断；在政治上，他们害怕劳动人民打破他们的特权待遇；在意识形态上，他们害怕劳动人民又把他们打成需要再教育的“臭老九”。官僚资产阶级充分地利用了小资产阶级的这些恐惧和憎恨。在资本主义复辟初期，官僚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达成了战术同盟。官僚资产阶级通过开放知青返城并安排工作、鼓励西单民主墙式的自由讨论来向小资示好，小资也投桃报李，为资本主义复辟初期的舆论造势立下了汗马功劳。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分分合合，造成了八十年代意识形态舞台上时而“河殇”舆论大行其道、时而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旌旗招展的怪诞局面。

然而，官僚资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的纵容引起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政治积极分子的错觉。他们开始大着胆子，不仅要求经济上的特权，而且要求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其实质，是要向官僚资产阶级争夺资本主义复辟的一部分政治领导权，并为自己在资本主义复辟中争取更大的利益。

1989年的社会运动从来不是自由派口中的什么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也不是官僚资产阶级定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尤其不是某些头脑不清醒的左派眼里追求更有“人性面貌的社会主义”的进步运动。这是一场由小资产阶级右派领导的、以向官僚资产阶级索取更高要价为目标的社会运动。小资产阶级向官僚资产阶级索取的更高要价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官僚资产阶级的贪污腐败和“官倒”不应当损害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第二，小资产阶级物质消费水平应当显著且稳定地高于工人，这既可以通过中高层岗位和国际就业市场进一步对小资开放来实现，也可以通过直接给小资更多的特权待遇来实现；第三，通过开放“报禁”、“党禁”等方式，与小资产阶级分享一部分政治权力，使得小资产阶级中的“优秀人物”有更大的可能、以更加“透明”的方式加入统治阶级的队伍；第四，放松对非国营经济的管制，让小资产阶级有更多的机会“下海”从而成为资产阶级的一员。

在文化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无产阶级失去了政治上的领导和组织。在1989年的社会运动中，中国的无产阶级仍然处于政治上不自觉的状态，没有独立地作为一个阶级发挥政治作用。

面对1988-1989年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官僚资产阶级内部一度出现了严重分裂。以陈云为首的一批老修正主义者，幻想可以走某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在经济上主要依靠国内消费市场的增长，为此就需要城市工人保持一定的购买力，还需要与城市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达成某种妥协。陈云为此一度提出所谓“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欺骗口号。

以赵紫阳为首的所谓“激进改革派”则代表着官僚资产阶级中与跨国资本关系密切同时也是政治上比较幼稚的一部分集团。一方面，他们急于打破城市无产阶级的抵抗，又迷信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教条，企图实行“休克疗法”式的全面快速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赵紫阳主张，要在短时间内取消一切价格补贴和管制，叫嚣要让“价格一跳过河”。由于他们急于向城市无产阶级进攻，又高估了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赵紫阳集团主张对小资产阶级做出一定的政治上的让步以换取小资产阶级支持“休克疗法”式的“改革”。

但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实际权力掌握在邓小平集团手中，后者得到了官僚资产阶级大多数的支持，并且控制着军队。在推行国营企业私有化、依靠对廉价劳动力剥削建立出口导向型经济等重大问题上，邓小平集团与赵紫阳集团并无原则分歧。但是，邓小平是富有多年反革命经验的老资格资产阶级政治家。在邓小平看来，赵紫阳对小资产阶级盲目让步，不仅完全是不必要的，而且可能威胁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

“六四“的枪声吓醒了小资参政的美梦。1989年后，邓小平集团对陈云集团做了一些暂时的让步。1991年，苏联解体。此后，邓小平集团急于加快资本主义复辟的步伐。1992年，邓小平策划了所谓南巡，同时通过其在军队中的代理人宣称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面对军事政变的威胁，陈云集团缴械投降。

官僚资产阶级在教训了小资产阶级以后，对于小资产阶级右派不仅给出路而且给政策，让他们在后来的私有化运动中做了高参。在九十年代初，小资产阶级右派事实上接受了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愿意参加由官僚资产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复辟政治联盟。与此同时，来自农村的产业后备军蜂拥入城，减少了官僚资产阶级对城市工人的依赖，国营企业逐渐被各种名义上的和实际上的私有经济所包围。在一片“历史终结”的痴言梦呓中，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向核心国家逐渐打开，核心国家由于工人斗争而变得过于昂贵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纷纷涌入中国。对于官僚资产阶级来讲，彻底打垮城市工人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在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以后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大国的资格加入世界分工的时机也已经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