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杂志《Monthly Review(每月评论)》2020年10月份期刊刊登了研究我市周家庄的近万字学术文章《Revisiting Collectivism and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The Singularity of the Zhoujiazhuang People's Commune (重新审视集体主义和中国的乡村治理 独特的周家庄人民公社)》，作者为香港岭南大学副教授Lau Kin Chi及其课题组，文章为英文版，详细介绍了周家庄从建国前至今的发展历史，分析了周家庄乡的组织结构和生产经营方式，叙述了雷金河等人物在保留周家庄生产方式过程中所做的努力。作者认为在1982年周家庄体制的保留，没有经过巴黎公社、俄罗斯革命和1968年法国学生起义之类的斗争而一直在国家权力和利益驱动的市场夹缝中生存，是非常独特的。文章说，周家庄的实验为人类提供了经验财富，说明并不是所有的方式都是受国家统治、操纵和宣传的。很多人都对新的社会关系和集体主义显示了渴望，这些经验不仅对中国有影响，而且也是人类为集体利益进行斗争的一部分。
《每月评论》，美国一家有影响的期刊。1949年5月，由美国经济学家保尔·斯威齐和休伯曼成立，宣称是一家不属于任何政党的、致力于传播发展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独立社会主义者”的杂志。刚刚创办时由私人资助资金，订户只有400，而目前发行量据说已达40万份，并在罗马出版意大利文版。《每月评论》出版社主要出版有关美国和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历史、文化与社会学方面的著作，现为世界上出版英文马克思主义和激进书籍的著名出版社之一。
Lau Kin Chi 是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的项目协调员，也是中国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的兼职副教授。她是全球和平妇女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也是全球可持续发展大学的创始成员之一。
(作者：香港岭南大学Lau Kin Chi，
翻译：河北省石家庄市晋州市工商联副主席 李宗广)
译文：
集体主义与中国乡村治理 独特的周家庄人民公社
周家庄是独特的，是当今中国唯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乡镇，在河北省晋州市,距离省会50公里，有人口13922人，4506户，8270劳动力，土地面积17860亩(12.03平方公里)。今天，周家庄保持着1956年以来基本形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六十多年来——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十年，到1982年几乎所有人民公社被解体后的三十八年——周家庄作为一个特殊组织，在由六个自然村组成的一片土地上存在下来，除非熟悉1949年以来中国动荡的历史，否则这似乎并不重要。
追寻周家庄的发展轨迹，其个体和集体的主观性，以及时间和空间的冲突，让我们得以窥见在中国追求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的多重因素。历史上的内部和外部压力，使我们能够理论上了解，周家庄的集体主义在今天的中国的国家权力和利益驱动的市场夹缝中生存。“集体主义”一直是国家话语的一部分，几十年来，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都是以集体主义的名义进行的，而周家庄地方集体的制度化日常运作体现了下层对组织原则的思考，以及一种以维护集体为导向的地方治理模式。
1982年：保留人民公社
1982年周家庄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是一个“断裂事件”，阿兰·巴迪欧(法国哲学家、作家，译者注)曾经提出了这个术语。巴迪欧认为，当被排除在外的人突然出现在社会舞台上时，才可能发生“断裂事件”。它打破了常态的表象，为从现实基础的多重性重新思考现实开辟了空间。断裂事件是的相对于主导秩序，出现新的主题。1982年，周家庄的三千户人家大胆地选择不实行国家颁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198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一项改革，其实质是个体化生产，农户作为“自由人”来经营。
阿兰·巴迪欧分析了与国家有关的事件：“国家经常以武力组织和维持可能或者不可能，只有在国家权力被削弱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断裂事件’。”
不同于巴迪欧列举的巴黎公社、俄罗斯革命、文化大革命和1968年法国学生起义，周家庄1982年的事件是低调和几乎看不见的，不过，周家庄的经历本身就是一个“断裂事件”，它与席卷全国的进程背道而驰。虽然全国几乎所有的人民公社都像雪崩一样被解体了，但周家庄坚持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延续人民公社，而不是国家强加的家庭责任制模式，也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公社模式。周家庄的选择对国家权力政策的监管是一个削弱。
这个时刻的国家正积极地脱离农业化，没有像建国后的前三十年那样，从农村取得价值来支持工业，而是把就业、食品、卫生、教育和住房的负担转移到了个体农户身上，形成了家庭责任制，于1990年代进行了村级选举，最终取消了农业税。国家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尽管社会越来越被“私有化”所支配，国家仍然保持着其最终的监管和干预权威。
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二年人民公社制度的退出，是一个曲折的过程。1978年底，普遍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只有个别例外，其中最著名的是安徽省小岗村。1978年12月中央明确规定，禁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制定这一制度的党的领导人杜润生回忆道，1979年，副总理兼农业部长王任重不反对把家庭联产承包作为过渡形式，但强调要坚持集体主义。1979年中期，只有贫穷和偏远的乡镇才获得特殊许可，可以解散集体，重返家庭农业。1980年5月，邓小平果断承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坚持“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在实行家庭责任制的地方，只要提高生产力，可以发展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最终使低层次的集体主义就会发展成为高层次的集体主义。”1980年1月至12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所占比例从1.1%提高到14.9%。决定性的突破是在1982年1月1日，中央一号文件颁布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改革政策，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改革，解散了人民公社。到1984年，99%的生产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官方为大规模改革辩护的言论是，国家是在顺应农民的情绪，他们在改革文化大革命期间从上而下的人民公社集体主义。1978年12月，小岗村村民的指纹宣誓成为全国范围内公开的历史例证，显示了农民的决心，只有十八个农民，代表二十户人家，冒着生命危险，为了所谓的高效率的家庭生产模式而分割集体资产，但它却预示着8亿农民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
1982年11月，周家庄3055名农户代表以相反的精神宣誓，要求保留人民公社。小岗村誓词在中国家喻户晓，而周家庄誓词却一直在不为众人所知，改革的部分原因是农民对人民公社形式的国家集体化的不满和普遍抵制，改革允许农民主张其家庭的土地使用权，结果，在中国所有的60万个村庄中，几乎2亿农户都获得了几十年的土地使用权。90%以上为集体所有和管理的农村资产被分割，尽管在不同的地方，集体的碎片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所有权和管理方式也各不相同。
改革选择了把农民转化成个体户进行生产和生活，而周家庄所坚持的集体主义在公社一级的自治是否可能是国家的另一条道路呢?“削弱国家权力”的威胁太大，不能冒险。
周家庄是如何脱离国家政策是一个大胆的故事，在一个不确定的水域航行，雷金河发挥了关键作用。雷金河1921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少年时代起，他就一直与日本人斗争，1944年，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48年，他打赢了与当地地主的斗争，为本村234户贫困农户取得了土地。
1949年，28岁的雷金河不会想到，他为把农民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地方地主的剥削中解放出来所作的努力，只是一场使农民获得来之不易的成果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的开始，在接下来的52年里，直到2001年80岁去世，雷金河和他的乡亲们在解放的道路上经历了曲折。
1982年，周家庄集体经济发展良好。雷金河在文革期间下台，在1978年12月恢复了公社领导的地位，他看到棉花供应不足，说服社员们种植更多棉花和更少粮食，1978年至1980年，棉花产量增长了4.8倍，1979年底，公社收入丰厚，还清了欠国家的十八万元，社员们从公社分得前几年的财产补偿十六万三千元，还盈余一百六十一万元。
雷金河以这种显示集体主义优越性的经济表现，主张保持集体主义制度，然而，这种选择与国家政策相悖，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2002年，作家、前河北省省长李尔重在他的《雷金河讣告》中回忆了1982年发生的一件事：“雷金河同志担心家庭联产责任制会对周家庄的生产制度产生负面影响，破坏周家庄的综合灌溉、机械化、集体工业和社会福利，但还是不敢实行家庭责任制，也不敢抗拒党中央的政策，他们向一些领导人请愿，但这些领导人不敢表明立场。”
雷金河以不屈不挠的毅力，在中央政府的文件中寻找措辞，发现诸如“当地人民的愿望应该得到尊重”和“政策应该因地制宜”之类的词语，这些词语通常是空洞说教，但雷金河引用这些词语来解决当地的问题。他游说一些中央和省级政府领导人，并作出承诺：如果公社经济不能超过那些家庭承包制地区，它将放弃集体主义模式。彭真,一位中央政府领导人，同意给他一年的宽限期，观察等待，一年后，公社在经济上证明了自己，它获准保留其结构和经营，但不得不在1983年3月更名为周家庄农工商公司。过了一段时间，公司更名为合作社，实质上，直到今天它一直是一个人民公社。
国家政策影响力的削弱，构成了个人和集体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意志主张的一个断裂事件，但不是对国家形象的抹杀，相反，这只是在以国家为中心，占据了一个边缘位置。国家的优先地位高于一切，但不能为自己的实现意愿而放弃。因此，周家庄人民公社把国家的形象文字转化为自治的合法性，即“尊重当地人民的意愿”和“因地制宜”。
雷金河体验到了集体的优越性，并坚持了他的承诺，建立了一种能维护农民利益的农村组织形式，追求这一目标使他与通过优化控制资源和劳动力来从农民和农业中提升价值的国家建设现代化产生了冲突，这是一个农民领袖召集村民与国家谈判的事件，他的公社集体在面对强大的当局时很容易被推翻。在对雷金河不利的情况下，在公社一级需要集中大多数的意志，而不仅仅是少数精英的意志，因此，必须建立高度的多数派内部民主，既要阐明选择，又要制定详细计划，政治表达的基础不是个人主张的"权利"，而是信任与合作。在对抗性的时刻，如反抗国家强加的原子化，政治表达是直接表达的，而在日常生活中，它走的是合作和共同生产的道路，信任与合作的基础是通过一段持续的共同生活和工作时期的人际相互依存，由此形成了公共管理的模式。
农村组织形态的三十年摇摆
1982年，是在过去30年中周家庄集体与国家在谈判中关系最为紧张的时候，周家庄在国家的惊涛骇浪中追求自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农民实行自发的动员，1954年2月，周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由10个合作社和13个互助小组组成，425户加入合作社，占该村家庭总数的87.8%，其他家庭没有加入，因为合作是自愿的。1956年，全国各地都在兴办村际合作社。1956年2月，周家庄村际农业合作社成立，共有6个村1635户，人口6896人。
这种组织上的进步对发展周家庄的农业是有益的，从1957年农历新年开始，周家庄的社员用三年时间把一千亩沙地变成可耕地。1949年，只有7%的耕地得到灌溉，到1965年，有了79口深井使100%的可耕地得到了灌溉。这时国家为了推进各种政治进程而把某些组织形式强加于农民，周家庄开展了群众性的合作化动员，做出了与其他乡镇不同的回应。1956年6月，国家颁布了小合作社合并为大合作社的政策。1956年底，出现了退出合作社的行动，许多非自愿合作社把霜冻和洪水等自然灾害作为向当局施压的机会，要求当局允许它们缩小规模，以便于管理，这是对收入减少、管理不民主和生产资料使用不当的反应，在整个晋县，只有周家庄和东里庄两个村际合作社保留了下来， 在周家庄的六个村庄里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所有的成员都参加了辩论，从上往下，县政府向所有合作社施压，要求它们分成较小的单位，但周家庄合作社最终决定不分裂，雷金河对当局的解释是，一个公社与另一个公社是不同的，你不能把核桃和栗子算在一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久之后，在1958年8月，国家指示成立人民公社。周家庄按要求与另外两个乡镇合并，组成东风人民公社，由10000多户人家组成，整个晋县形成了六个特大人民公社。在1959-61年的三年饥荒之后，上级下达了一项命令，要求解散特大人民公社，并将生产组织缩小到20户人家，周家庄脱离东风人民公社，但拒绝分户到小集体，而是恢复到1956年6个村下10个生产大队的结构，平均每个大队160户。
1949年至1961年，周家庄的命运与中国的许多村庄一样，由于国家试图通过行政和组织机制来控制劳动和生产，农民的积极性逐渐减弱，政策剧烈摇摆，无论是一万户的大规模还是二十户的规模，都是通过上层施加压力来实现。
农业政策的动摇需要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背景下去理解。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著名农业经济学家)指出，国家为了振兴工业，迫使农村适应农业机械市场，将小型合作社合并成大型合作社，然后合并到人民公社，适应使用大型农业机械是合理的，这是国家政策上工业优先于农业的一种方式。农业产业化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重大举措，也是对工业增长的支持，相应的一套信念——进步、发展、现代化、科学、增长、生产力和贸易与市场效率——也被使用和宣传，这些都是资本主义驱动力的基本要素，尽管中国批判罪恶的资本主义，但很早就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引擎。
在整个文革时期，周家庄仍是1956年的人民公社组织结构，只是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期间采用了强加在农民身上的特大人民公社的官方模式，虽然雷金河是一个忠于职守的共产党员，但他反对自上而下的国家强加。1958年，当人民公社强制实行集体化的时候，雷金河发表了一个被认为是异端的声明：“理想是同时为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服务，但是，如果三者发生冲突，后两者应该优先。”尽管雷反对，公社还是接到了荒谬的命令，比如猪产量从1958年的1985头到1959年的18397头，或在一年内将每亩粮食产量从450公斤增加到6500-8500公斤。到1960年5月，县级以上机关共征用周家庄财产192302元，特大公社征用周家庄财产18866元。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对工人和农民的全部劳动产出实行全面控制，雷金河和他的90%以上的领导团队都被撤职了，他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行”而入狱。
雷金河是合作化的促进者，在1957年和1961年曾抵制合作社的解体，他与国家政策的对立，产生于他为提高生产力和提高集体经济的现实考虑，而不是国家为实现工业化而征用农民劳动价值的优先考虑。如果说1957年和1961年的两次拒绝是艰难的，那么周家庄1982年的选择可以说是非常艰难的——这是长期努力维护农民利益的历史中的一个时刻，1982年的事件为周家庄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规划其独特的道路奠定了基础，1982年后，周家庄不仅要继续面对国家的政策，而且还要面对市场日益增强的冲击。
集体管理：“三包一奖”制度
为组织形式而进行的斗争，是根据社区自身的规则、社会和习俗传统、规范和惯例而进行的——换句话说，是为了管理其社群资产——保留和管理当地的资源、经济和文化生活。社群资产不仅指商品或财产本身，也指关系：所有权、使用、管理、权利和利益的关系。
周家庄，1958年以前命名为合作社，1984年以后又命名为合作社，建立了具有自己地方特色的人民公社组织模式。“三包一奖”是集体于1953年创造的，在1966年至1978年的文革期间被禁，在文化大革命后得以恢复，既体现了集体自治的创新性，也体现了互相制约。
早在1953年成立合作社时，雷金河大概还不知道国家利益与农民利益之间潜在的关系。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热衷于探索提高生产力的途径，与国家关于通过提高生产力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迈进的话语相一致。雷和他的同乡们一起想出了一个大多数人认为公平、民主和有效的经济生产管理方案，他们试图弄清楚，在不被教条式的平均主义所束缚的情况下，人们如何能够认识到能力和参与度的差异，同时试图随着时间的推移减少不平等。无论是乌托邦式的还是务实的，“三包一奖”在生产时重新核算了劳动力、产出和成本，并提供了盈余奖励。
该制度区分了372类农业工作，仔细记录每个集体成员的日常劳动贡献，这是由劳动时间和产量来计算的，多年来，对分类方法进行了修正。简而言之，领导制定总体战略规划，总会计监督，地方单位负责确定生产目标，如果没有达到目标，当地单位的所有成员将分担责任并受到惩罚，而盈余将得到奖励。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比传统的计件或按工作时间付款的办法更为复杂。在集体成员之间就该制度的细节达成共识之后，工作方式和报酬都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被接受，因此，避免了薪酬标准化，承认并监测了各类工作之间的差异。
“三包一奖”运行了十年，这一统筹规划与实践相结合的管理方案受到了乡、县、甚至省级积极评价。1960年至1962年，《河北日报》等媒体广泛报道了这一现象，但1963年遭遇挫折，河北省委书记在火车上向毛泽东主席报告了这一方法，作为回应，毛竟然称这个方法为“由不切实际的知识分子设计的琐碎哲学。”毛泽东显然把“细节”等同于“琐碎”，并把共产主义农民斥为“不切实际的知识分子”。“这个负面评论决定了“三包一奖”的命运，这个制度在文革起十二年间被搁置，在此期间，周家庄的运作方式与其他的人民公社相同。
1978年，雷金河恢复公社领导职务，恢复了“三包一奖”作为人民公社体制的必要工具，主流模式并未被接受。
国家政策的威权主义在1980年代初期以各种形式继续存在，改革时代的市场要求，特别是个人主义和货币主义的文化心态，也对“三包一奖”的平等精神造成了巨大压力。作为暴风雨中的孤岛，周家庄不得不设法将规划(一般战略选择)和效率(通过当地团队的努力)结合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来自上层的最低限度的压力，以及来自底层的最大程度的自愿，虽然“三包一奖”并非毫无疑虑或挫折，但它至今仍在运作，因为它被认为是可取的，也是必要的，政治和文化因素起着关键作用。“三包一奖”作为公社本身的一项地方倡议，在处理个人与集体之间、胁迫和同意之间、领导斗争和基层努力之间构建一种相互作用，进行协调。
“三包一奖”的岗位系统，通过不同的测量和工作任务分类运作，远远超过基于效率或竞争逻辑的经济系统，调整责任和任务，目的是缩小公社内被视为“强“和“弱“的人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
土地与农业生产：对集体的改进
周家庄对集体的改进包括公社在文化、社会和经济项目进行的试验，以实现其共产主义的愿望。
公社管理资源施政成功的一个主要领域是农业。从20世纪80年代到1991年，共建造了180口电力深井。2003年，投资156万元，在农田中安装10万米防漏管，以改善灌溉系统，节省出 110亩耕地，每年节约用水100万立方米，同时将灌溉效率提高一倍，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三十到四十人的专门队伍，其中至少有一名技术员，以协调应对问题。该公社的农业生产力很高——每亩小麦产量高达480公斤。1990年代初以后，公社为农业发展提供的贷款是无息贷款，这与工业部门的贷款不同。
周家庄的规模，是它的一个优势，在过去的六十年中，周家庄乡的人口不到一万四千人，有六个村庄，最大的一个被分成四个生产队，最小的没有与其他村庄的成员合并，地方治理单位是生产队，由223至577户家庭组成，人口在703至1729之间。这使得政治管理和经济生产可以同时进行，保证了生产队一级的文化认同，对治理和监测的制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社，因此，作为一个土地、政治、经济和社会实体，生产队单位是稳定的。每个生产队都有明确的领导、人口、地理界线、生产目标、耕地、农业生产资料(每个生产队有自己的大型收割机和大、中、小拖拉机)，是一个相对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单位。
保证农业生产的十个生产队半自治，确保了他们规模小到足以促进有效参与经济和社会生活。与此同时，在公社一级，规模足够大，足以规划和协调各个环节，并通过2008年成立的信贷联盟运作公社财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耕地面积明显减少。据估计，5亿亩耕地被受到污染，影响耕种，三千万亩撂荒，几百万亩耕地只种了一季作物，而不是原本可以种植的两三季作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周家庄的农田没有撂荒，耕地面积从20世纪50年代的16000亩增加到2008年的21000多亩，虽然在2015年下降到16441亩。
周家庄的主要作物是粮食和水果，2016年种植了10000亩小麦、3000亩葡萄、2000亩梨、2000亩温室蔬菜和1000亩树苗。2004年投资1400万元开办的奶牛场，拥有1200头奶牛，年产鲜奶4000吨，年收入2000万元。
坚持种植粮食自给自足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政治选择，以货币计算粮食的农业回报率很低，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用现金在市场上购买粮食和食品。然而，在周家庄，人们对土地和农业的感情深厚，“失去我们的土地就是失去我们的根!”周家庄坚持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土地、农业和自然的关系的重要性。
集体提供生活保障
1982年，当周家庄确定了公社的延续模式后，就开始了利用公共资源来平等地改善全体社员的生活。公社管理着三个基金，其总额每年都在增加：占净利润分配的10%的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积累基金;占净利润分配的5%用于12个项目的福利基金，所有社员都能享受;占净利润的5%分配给风险基金，用于自然灾害救济或补贴成员收入的大幅下降。2018年，这3个基金累计达到了7.053亿元。同1978年相比，农村资金增加了140倍，社员生活水平增加了189倍，工农业总收入增加了247倍。
向所有社员提供的福利和安全包括基本的生计项目——住房、教育、保健、娱乐、养老金和其他方面的特别照顾，最引人注目的是，公社能够进行长期规划和执行。
从1982年到2002年，有一项长达20年的改善住房工程，公社以工厂价格向住户提供建筑材料，公社建设队免费施工，每栋房屋均占地0.298亩，每栋房屋250平方米，总共建造了3426座两层的房屋，每座都有一个小庭院和大门，住宅总面积为64万平方米，家家户户都有房子，该住房项目共投资3亿元，收回了842亩用于农业的居住用地。公社2009年新建住宅楼41栋，总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可容纳1500户居民，2015年人均住房面积为65.14平方米。
在日常生活中，公社一直向所有社员提供免费自来水和电费补贴 (每人每年100元)。每个大队都有自己的垃圾收集站，有中央垃圾处理站，还有园艺队，免费服务社员。周家庄的房屋井然有序，树木林立，街灯灯火通明，环境整洁，与周边公共事业管理混乱的大多数推行家庭联产责任制的村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卫生和教育方面，每个生产队开办了一个诊所，每个诊所有1至2名医生，共10个诊所和16名医生为14 000人服务，这种近乎免费的医疗制度早于国家2002年颁布、2009年确认施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之前就已经存在。
自1982年以来，周家庄向所有社员提供了九年免费义务教育，而中国政府在1986年才颁布了九年义务教育法，2005年开始实行。
周家庄还解决了农村地区的一个重要问题——确保老年人的生计。自2016年以来，为支付所有社区成员的社会保障福利，公社承诺每年提供3000万元。随着工业收入的减少，2014年公社投资1.5亿元建设了50000平方米的集体所有制商业综合体，并获得了稳定的租金收入。
抵制腐败力量
与其他乡镇相比，周家庄的固定资产、集体资金和人均收入均高于平均水平，2018年，其工农业总收入为12.269亿元，净收入为3.0253亿元，其中2.4401亿元分配给社员，人均纯收入为21730元。
作为一个集体，面对改革大环境的特权个人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货币主义，周家庄努力保持它的公正，周家庄在领导层面上有遏制腐败的制度机制，例如，所有生产队不得将200元以上现金隔夜保存，需要每天晚上将现金收入上交给公社会计办公室，生产队的收入由公社保留到年底，公社提取5%作为留存资金，在计算收入和支出后，其余部分返回生产队，以便他们计算成员的工作，分配相应的收入。
公社也有防止在中国大多数村庄都很盛行的奢侈的规定，例如，在婚礼上，最多可以举办八桌宴席，彩礼最多6000元，礼金最多20元。
在改革和个性化的洪流中，周家庄接受了国家政策和市场的外部冲击。借用费利克斯·瓜塔利(法国哲学家、心理学家，译者注)的术语“心理生态学”，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周家庄采取了一种相对自由主义的模式，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在公社外工作或创业的村民可以选择保留公社社员资格。然而，自由主义模式也有其不利之处，导致公社内部的紧张和矛盾，公社坚持的相对平均主义的基本原则越来越难以维持，允许村民外出工作或经营他们的私人企业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公社成员之间明显的收入差距。
从201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成员开始要求分割集体资产，特别是可耕地，为了减少这一压力，自2016年起，公社每年向每位社员发放500元的现金补助，这个数额大约等于农民耕种一亩主要作物的净收益，虽然这一措施有助于缓和一些成员的不满，但这种不情愿的让步本身并不能消除集体与个人利益的对立。控制和制裁本身不足以捍卫集体，共同的主观性和精神状态至关重要，社员之间的社区关系、他们对公社的认同和自豪感是决定性因素。
集体制的经验理论
周家庄的管理集体实验，既不是国家发起，也不是个人发起，显示了社会主义实际存在的可能性，为自治指明了道路，它的形式是人民公社，名字却不被官方承认，它是一个基层农民社区的创造性设计，在当前的中国政治和社会背景下管理土地、劳动和社会福利。它首先是一个社群内的关系，同时受国家和市场力量所左右。
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在阐述社群资产的概念时提出，社群资产不仅代表除了自然资源之外还包括知识、传统和文化，而且还代表社群里不同的思维方式，这些思维不仅是工具，而且是人类与他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社群是关系，这与瓜塔利在《三种生态》中提出的观点不谋而合：“生态哲学的基础：社会生态学、心理生态学和环境生态学。”
埃斯特瓦借鉴了土著思想和习俗来表达社群，引用来自墨西哥瓦哈卡的两位土著思想家弗洛里贝托·迪亚斯和詹姆·马丁内斯·卢纳的话，他们创造了“社群性”这个术语，他将这种社群定义为“既是对旧传统的创造性改造，以抵抗新旧方式的入侵，又是一个可理解的空间。你如何看待和体验作为一个“我们”的世界。”据埃斯特瓦说，在大多数土著社区的做法是，“每一个我组成一个我们。”
复杂的关系构成了我们的社群，社群不是被视为一个预先存在的或独立的实体，而是我们世界的组成部分——开放的可及性的关系，在知识、技术、影响、欲望、社会关系、语言中实现的人的潜力，共享生产和再生产条件。
周家庄经验为这些探索提供了新的思路，阐明了农村自治的可能性和潜力。周家庄一直处于大环境的阴影之中，一方面，西方的冷战话语往往把“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下的经验诋毁为是国家宣传和国家操纵，另一方面，同样的道理，自1979年以来，与先兆时代有关的一切都被抹杀了，然而，周家庄的实验为人类提供了经验财富。在苏联和中国，私有制被停止了几十年，并且实行了不同的集体主义模式。以前，甚至到目前为止，并不是所有的方式都是受国家统治、操纵和宣传的，数百万人以不同方式参与的革命点燃了对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集体方式的渴望。雷蒙德·威廉斯(英国哲学家、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译者注)在思考一个超越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时说，问题不在于“人类新秩序在斗争中是否能够实现，而是作为其成功的条件，我们有足够的人可以合理地相信，建立一个人类新秩序是可能的”。
随着个人主义、自私和贪婪在更大的社会中出现，在受限制的背景下看待，周家庄的经验并不浪漫，对周家庄公社的这种解读，有望为集体合作理论做出微薄的贡献，这些经验不仅对中国有影响，而且也是人类为集体利益进行斗争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