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唐人街帮派暴力的兴衰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这是对的，但120年前到90年前的美国纽约等城市，聚集华人的唐人街的江湖，未必也太恐怖了些。

　　你所有能在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出品的社团片、警匪片中看到的暴力情节，其实都密集的在纽约等地上演。

　　19世纪末至20世纪30-40年代，纽约乃至全美两大华人社团安良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名字取自“除暴安良”)和协胜堂，一次次在中国(清政府和民国政府)驻美使节以及纽约市政厅、法院、警局的推动下签署休战协议，划定势力范围，承诺不首先对对方攻击——是的，你没有看错，包括美国纽约的法院和警局也默许华人社团把唐人街区域进行势力划分，约定收取保护费的数目、频率，设定所谓的“粉档”、“鸡档”、赌档接受治安检查的频率，不许敌对社团破坏本方社团的核心利益。

　　协议上的和平从来就是脆弱的。这句话对于20世纪上期的德国适用，对于同期的在美华人社团也适用。安良堂和协胜堂彼此之间成见很深，甚至可以说仇杀记录太多，所以哪怕是一个阴差阳错的误会也会导致彼此之间迅速持枪互射，连累唐人街内的其他许多华人因此无辜中枪惨死。

　　美国纽约等城市，不乏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等族群聚集区以及黑人等有色族裔聚集区的帮派犯罪，但暴力犯罪的激烈程度很少能赶上唐人街。

　　唐人街的社团活动尤其是高频率爆发的械斗、枪战，极大的破坏了该区域更破坏了华人的社会形象。为了遏制这种动辄演化为大规模枪战的帮派冲突，纽约警方大量派员在唐人街卧底、埋伏，一旦发生枪战，马上拘捕目之所及的所有华人，无论其是否为合法移民，也无论对方是否携带枪械、无论对方是否有持枪执照。甚至而言，纽约的一些高级警官还动辄将被怀疑为参与了社团枪战的华人统统送进监狱长期羁押，甚至遣返回中国。

　　美国作家、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学士、哈佛大学硕士苏思纲(Scott D. Seligman)曾旅居中国八年，能讲流利的汉语普通话和粤语，著有《走出帝国：第一个美籍华人王清福的故事》等作品。苏思纲在其所著的《堂斗》一书中指出，纽约等城市唐人街的帮派暴力，并不是华人在美国移民中更具攻击性、更缺乏社会组织纪律的依据，恰恰相反，这是美国19世纪后期逐步强化形成的对华人在法律制度、政治、经济、司法等方面的歧视、压制、边缘化政策的后果。

　　为什么结社？为什么选择暴力？

　　《堂斗》书中介绍指出，纽约等美国城市的中国(华人)帮派，堂口兄弟都来自中国南方(广东、福建、浙江等省份)，从美国西海岸登陆，然后向东寻觅机会。由于美国政府对华人的歧视态度，这反过来刺激在美华人采取了更为紧密的、基于血缘和乡里籍贯的抱团。这种抱团最终发展为暴力型的帮派。

　　书中的故事从李希龄1878年抵达纽约开始说起。当时，较多华人已经涌进了纽约。华人早期曾在美国中部和西部的铁路建设中出力众多，但美国人当时根本没有将华工贡献当一回事，反而在加利福尼亚州等新兴地区经济崛起后，逐步出台了歧视性的立法，禁止公共工程项目雇佣华人。而在19世纪80年代，华盛顿州、俄勒冈州、怀俄明州等西部各州的白人暴徒经常袭击华人的家园和商铺。一些华人无奈只好返回中国，但更多人觉得当时的清政府毫无希望，所以选择了向东迁徙。他们选择了纽约、圣路易斯、芝加哥、费城、巴尔的摩、波士顿等城市。而这些城市在后来也成为华人帮派发展分舵的重要基点。

　　书中指出，华人移民多为辛勤的劳动者，并不像其他一些国家的移民在进入美国后以游手好闲居多。1880年前后，纽约一地就已经有300多家华人洗衣店，还出现了数十家华人杂货店、烟草店、药房和中餐馆。尽管纽约市政当局一直努力避免华人聚集，高频率的清查华人商铺并骚扰租房给华人的房东，但勤劳仍然成为了华人在当地扎根的关键。

　　华人的结社并不令人奇怪。不同地域的华人移民一般会组成地域性会馆，而宗亲会也很流行。至于由结拜兄弟组成的社团，则能够给在纽约等美国城市打拼的华人提供人身安全的保护，避免受到白人及其他有色族裔人口的骚扰，在被无辜缉捕入狱后还能有人出面花钱保释。

　　李希龄是纽约华人界的“教父”式角色。此人不但善于整合华人商帮、移民的势力，而且也学习其他族裔移民头领的方法，在政治上通过向坦慕尼协会赞助的方式，换取对方在政治上的保护。在19世纪末的纽约，种族主义思想盛行，李希龄的种种操作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让华人虽然仍然在政治上毫无保障地位，却不至于得不到生存空间。

　　李希龄能够有钱买通纽约等美国城市的政客，甚至因此获得了副治安官的公职，主要是因为他在经营赌场生意，并且寻求不同赌场建立联盟，由此兴起了所谓的安良堂。《追龙》等电影了揭示20世纪50-70年代香港社团与警方深度勾连关系，在19世纪末，安良堂还给纽约警方的大小头目及警员发放佣金。

　　英国、法国、美国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大规模向中国贩卖鸦片，并在1840年后通过鸦片战争后与清政府的不平等条约让鸦片贩卖合法化。而19世纪后期之后，在美华人也开始成为鸦片等不法生意的经营者。安良堂主控的若干赌场，也兼营鸦片生意。警方也经常进场打击赌博和鸦片买卖，所以安良堂会为此支付额外的保护费。

　　有意思的是，李希龄为代表的唐人街“教父”、大佬，宛如之后在上海租界的杜月笙那样，也将自己包装为遵纪守法的社会精英，热衷赞助公益，支持包括美国西部城市地震造成损坏的华人社区的重建，孙中山等革命党推翻清廷的起义等项目。

　　双雄对决，没有赢家

　　安良堂独揽纽约唐人街违法生意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成立于旧金山，依靠偷渡生意起家的协胜堂也开始进入纽约。安良堂最初试图通过本方与警方的良好关系，打压这样一个新进入者，却没有获得太好的效果。

　　这主要是因为纽约当局特别是市一级的议会、警局，在当时都被称为贪腐的集中营。对于美国的贪腐政客来说，并没有收取了谁的钱就忠诚于谁的契约责任感，安良堂的保护费可以收，自然也可以收协胜堂的钱。《堂斗》书中详细描绘了纽约警局的一些极具正义感(但同时也是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者、排外主义者)的警官试图以一己之力挖出唐人街罪恶生意的毒瘤，却因为当地肮脏的政治和司法环境而难以如愿的故事。

　　1900年起，安良堂和协胜堂，以及后来兴起的所谓四姓堂（由姓刘、关、张、赵的四种姓氏的中国人组成，明显是为了效仿《三国演义》中刘备、关羽、张飞和赵云兄弟情义而建立的社团）之间展开了多轮激烈的大规模冲突。冲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侵入对方势力范围收取保护费，进攻对方的核心生意(“赌档”、“鸡档”、“粉档”)，向美国联邦、纽约市有关执法部门举报对方的违法生意，派出枪手暗杀对方社团的核心成员，在对方控制区捕杀对方社团普通成员以达到震慑和羞辱的目的，等等。

　　唐人街的帮派冲突也很快登上了《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的头版。受此影响，那些收受了华人帮派好处的纽约政客和警员，也不得不采取重视。而另外一些因种族主义观念影响而极度厌恶华人在美存在的警员，则一次次将执法行动扩大化、随意化——这种做法不但没能扑灭帮派冲突，反而被安良堂、协胜堂利用用来对付对手。

　　《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在报道唐人街乱象时，进一步渲染了华人不遵守法纪的公众印象。《堂斗》书中指出，美国媒体描绘的“唐人街是一个危险、邪恶的地下社会，小巷里满是别着手枪、吸食鸦片的帮会分子”，“一个下流，肮脏，具有东方神秘色彩的地方。

　　几十年的仇杀，几十年的严惩，事实上都没能起到什么作用。让唐人街的暴力开始消退，其实源自于1929-1933年的大萧条，安良堂与协胜堂开始更多的从事合法生意，帮会分子避免让自己的儿女再卷入帮派，此后的几代华人也因此越来越多的远离帮派争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