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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撰《李大钊年谱》的若干体会和认识

2020-9-22 22:23|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973| 评论: 0|原作者: 杨琥|来自: 《党的文献》2020年第3期

摘要: 搜集有关李大钊的档案材料,不能限于一隅,而必须多方面、多种类、多视角以及多地区、多语种地广泛搜集,才能较为完整、准确、丰富地展现李大钊革命活动的历史面貌。 



搜集有关李大钊的档案材料,不能限于一隅,而必须多方面、多种类、多视角以及多地区、多语种地广泛搜集,才能较为完整、准确、丰富地展现李大钊革命活动的历史面貌。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笔者从2000年8月接受编撰《李大钊年谱》这一任务开始,到2019年暑假结束,历时将近20年终于完稿。新编《李大钊年谱》,以记录李大钊生平事迹和介绍诗文著作内容为主,从报刊、档案、日记和书信等史料中,广泛搜集和深入发掘有关李大钊的各种记载,取得了一些新成果。本文拟对编撰过程中坚持的原则、取得的新发现和笔者的体会作一简要总结,供学界参考。

  01 基础入手,广搜史料

  李大钊是革命家、学者,亦是社会活动家。他生活的时代,正是近代中国报刊传媒、社团学会、新式学校等新生事物萌芽并逐步形成发展的时代,李大钊既是这些新生事物培育的时代青年,也是时代新潮的积极参与者、实践者和开拓者。而他后来从事的革命工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又多为地下的秘密活动,公开记载很少,因此,在广泛搜集史料时,我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向进行:

  (一)基于李大钊是生活在中国近现代的公众人物,首先集中于报刊资料的搜集和阅读。

  鉴于研究者已较多地利用了《晨报》,我便利用北大图书馆旧报刊室丰富的馆藏,将阅读重点放在《京报》和《大公报》这两份京津地区的报纸上,同时旁及《申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益世报》等报纸。而对李大钊所参与创办、编辑和撰稿的《言治月刊》《言治季刊》《甲寅日刊》《宪法公言》《新青年》《少年中国》《新生活》《新潮》《国民》《政治生活》等报刊,则全部翻检查阅。通过广泛查阅和重点通读,从中获得许多新发现。兹举例说明:

  1923 年9 月2 日,苏联政府代表加拉罕抵达北京,这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晨报》《京报》均报道了北京各界人士赴车站欢迎的消息,但关于李大钊是否参加了欢迎活动,这两份报纸均未提及。而我在9 月3 日的《大公报》上查到一条明确的报道:“昨日午前十点十五分,苏俄代表加拉罕氏由奉抵京。北京中外各界人士及各团体联合会之代表,赴车站欢迎者极众。”“筹备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及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等,均在站欢迎。加氏下车出站,军乐及各界人士,均随后送之出站。” 这就证实李大钊参加了欢迎加拉罕的活动。

  再如,李大钊留学日本参加反对“二十一条”活动之事迹,是李大钊留学时期重要的政治活动,但迄今在许多方面都是空白。我在查阅《留日学生总会记要》时发现一条记载,其中提到,1915年春,李大钊与陈嘉任等倡议设立兵工厂期成会,附设于留日学生总会之内:“本会于三四月之交,并附属有兵工厂期成会之一机关,为陈嘉任、彭蠡、张秉文、杨丙、李大钊等数十人所发起,雅有历史可述。嗣以上海有爱国储金之举,拟即改为爱国储金,仍附属本会办理。” 此条资料虽短,但却有弥补空白之功。

  此外,还有诸如吴佩孚拟请李大钊就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李大钊曾被北京女师大学生提名为校长人选之一、李大钊曾在国际大学演讲等史事,都是以往李大钊研究界从未提及而经我在报刊上查到的。更令人惊喜的是,从《京报》等报刊上我还发现了李大钊的若干篇佚文和演讲稿。

  (二)从李大钊任职北大的角度考虑,致力于从其在北大的朋友、同事和学生的日记、书信、文集中搜集相关资料。

  以往出版的几种《李大钊年谱》,主要利用了白坚武、胡适、吴虞等少数李大钊同时代人的日记。我则在更大范围内阅读和搜集李大钊师友学生的相关记载,发现了许多前人所不知或知之而未利用的史料。兹简单列举几项如下:

  苏甲荣日记。苏甲荣是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少年中国学会会员。2000年冬天,我从北大图书馆新发现的一堆老资料中,找到一本没有署名的日记本,迫不及待地将其翻完后,弄清了日记的主人为北大学生苏甲荣,并读到了有关李大钊的数条珍贵记载。兹从中摘引一条,以见其价值:“11月 30日:下午二时开会,所约蔡校长、陈仲甫、胡适之、蒋梦麟博士、李守常五人均如期到演说。……夜在三馆作今日追悼会新闻,送《晨报》,乃渠讬守常约余作也。”

  苏甲荣日记的发现,使我对搜集和发现有关李大钊新资料的信心大增。此后,我又遍读了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蔡元培、吴虞、杨昌济、梁漱溟、顾颉刚、朱希祖等人的日记、书信和文集,从中收集到不少关于李大钊的资料。

  顾颉刚日记。顾颉刚 1920年北大毕业后,最初在北大图书馆任职。他的日记中有关李大钊的记载有多条,均已择要收入本年谱。兹介绍他在 1923年 2月日记中的两条记录:“2月12日:与伯祥到寰球中国学生会,加入北大旅沪同学会,讨论善后办法。……寰球会中以有北大学生(梅心如)住在内,故假为会场。守常先生亦来,鼓吹革命。”“2月 22日:到寰球中国学生会,参加旅沪北大同学会,论对付学潮事。决议派代表五人至章行严处,劝其不要做北大校长。予亦被推。……今天在会,守常先生推我作警告章行严代表。”

  1923年二七惨案后,因北洋政府宣布通缉李大钊和陈独秀,李大钊在武汉讲学之后,被迫滞留上海。以往我们对他到上海后最初的活动一无所知,而顾颉刚日记中的这两条记录,恰好可弥补此缺失。

  钱玄同日记。在《新青年》的同人中,李大钊与钱玄同关系密切,但以前对此所知甚少。近年来,钱玄同日记手稿影印本和整理本的出版为二人的交往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

  1917年 1月 20日,钱玄同日记中第一次出现李大钊的名字:“独秀今晚宴客于庆华春,同座者为沈尹默、高一涵、李大钊、刘三诸公。” 这可能是李、钱的初次相识。尤须注意的是,此时李大钊尚未进入北大工作,陈独秀应蔡元培邀请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尚不到一月,陈即在宴请沈尹默、刘三、高一涵等旧友的宴席上,邀请李大钊参加,可见陈、李二人应已熟识。此后,《新青年》编委中的五人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就常在一起聚会。

  李大钊当时正在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日刊》,同年底至北京大学工作,此后,钱玄同在日记中便多次记载了李大钊的言行。如 1918年 1月 12日记道:“至大学上课二小时。独秀交来《新青年》用稿一篇,题为《人生真义》,约千八百字左右,做得很精。又李守常论《俄国革命与文学》一稿,可为第三号用。” 李大钊此文,发表时即改为《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一文。钱的记载,为我们判断该文写作时间是在 1917年底至 1918年初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

  又如 1919年 10月 5日,钱玄同日记记载了一条更重要的信息:“下午三时,至胡适之处,因仲甫函约《新青年》同人今日在适之家中商量七卷以后之办法,结果仍归仲甫一人编辑。在适之家中吃晚饭。”这是《新青年》同人内部出现严重分歧后,陈独秀、胡适和李大钊、钱玄同、周作人等商议《新青年》编辑事宜的重要会议。如果没有钱玄同这一记录,此事细节我们后人恐难以知晓。从钱玄同日记的这些记录中,我们对李大钊的思想言行及《新青年》同人的聚合分化有了具体深入的了解。

  (三)从李大钊革命活动的秘密特点出发,着力发掘未刊档案或档案资料汇编中以往未注意或被忽略的材料。

  我相继查阅了中央档案馆、北京大学档案馆等多家档案馆收藏的有关李大钊的材料,又委托朋友查阅了台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所收藏的相关档案,同时翻阅了相关已公开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收获颇丰。此处仅介绍发现的几则珍贵史料。

  1920年初,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是北大校史和中共党史上流传甚广的佳话。但此事究竟在何时发生,前人著作仅有大略推断,或说 1920年 2月,或说 1920年春。我则查阅到一条北洋政府警察厅的档案资料,明确说道:“查于二月九日下午一时余,见陈独秀乘人力车出门,声言至缎库后身胡适宅拜访,是日并未回。复经调查数日,并未回家。”由此可知陈独秀是 2月 9日离开其家的,结合胡适当天日记的记载,可推知陈独秀离家后,即与胡适、李大钊等人商议后续办法,决定离开北京。又据陈独秀在离开北京到达上海后致警察厅总监吴炳湘之函,可知 2月 14日陈独秀已到达上海并将临时生活安排妥当。据此,可将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京的时间定为 1920年 2月中旬。

  为了推动革命工作,李大钊与吴佩孚之间的来往和联络,因《白坚武日记》和苏联档案的解密,现已不是秘密。但李大钊与阎锡山的联络工作,学术界所知尚少。而收藏于台北“国史馆”的阎锡山档案,则提供了鲜为人知的材料。如 1927年 1月中旬,李大钊与中日文化事业协会秘书、日方非正式代表大内畅三会面,就日本与南方国民政府合作事宜商谈初步条件。此事极为秘密,但阎锡山驻京代表温寿泉在 1月21日致阎锡山的密电中就有反映。电云:“太原督帅钧鉴:肃密。顷据尾什庆彦言,北京市党部干部李大钊诸人秉承国民政府及共产党之内意,以非公式的向日本提出下列条件,表示联络好意,拟于将来国民政府派人与日本接洽时,即以此条件为交涉之基础也。……”该电文中,将谈判的六条内容也汇报得很清楚。

  以上事例表明,搜集有关李大钊的档案材料,不能限于一隅,而必须多方面、多种类、多视角以及多地区、多语种地广泛搜集,才能较为完整、准确、丰富地展现李大钊革命活动的历史面貌。

  02 多方参证,考订正误

  本年谱在撰写过程中,始终坚持多方参证、严密考订的原则。对于史料充分的史事,按其不同类型、不同来源,每一种史料均择要录入一条,以互相印证。同时,对于各种叙述相互矛盾或有歧异或与李大钊生平、思想不符的各种史料,则严格考辨,仔细分析,择其可信者用之,其不可信者弃之,努力使对李大钊生平事迹的描述建立在准确可靠的史料基础上。

  (一)多方参证。本年谱中有关李大钊生平之重要活动,编者都努力尽可能做到使每一条结论都有一种以上史料作为支撑,以确保其可信度和科学性。兹举一处“事略”予以说明:

  “1917年 3月 4日,神州学会在京会员开会,李大钊被选为北京支部评议部长。”关于此条“事略”,本年谱举出四条不同类型的史料来说明。一为报刊。《晨钟报》于 1917年 3月 4日报道“神州学会成立会”:“去岁留东人士在日本发起之神州学会,已设本会于东京。该会会员之来京者,拟于北京设支会。前特推举数人筹备一切,兹闻已略就绪,定期于今日午后一时,假中央公园春明馆开成立会。”二为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收录的《神州学会支部职员名单》载明,神州学会“评议部长:李大钊”。

  三为日记。白坚武是日日记记载:“驻京神州学会开会于中央公园,选举职员。”四为回忆资料。黄介民回忆:“燕京访密友告一结束,遂托李守常主持一切。乃复与李守常、张泽民、高一涵、仇亦山、熊羆士商设北京神州学会支部事,以公开机关容罗各面人才,为进行之一法。”四条不同类型的史料汇集在一起,不仅可以确认李大钊被选为神州学会北京支部评议部长之事,且可反映李大钊为成立北京支部所起的作用。

  (二)鉴别真伪。回忆材料是当事人对往事的回忆,具有相当的真实性。这种当事人亲闻、亲见、亲历的介绍和讲述,一定程度上能够再现历史情境,往往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但是,由于近现代中国政治环境的剧烈变动,回忆材料除了因当事人记忆模糊而造成的不准确或失实之外,也有作假、臆造之成分,这在一些有关李大钊的回忆材料中表现得较为突出。

  因为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者之一,从事的革命活动有许多是秘密的,所以在他就义之后,就出现了各种歧异甚至矛盾的记载。特别是由于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的变化,李大钊的形象也由一位被北洋军阀政府绞杀而普通百姓并不了解的“叛乱者”转变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之一和千百万人民群众景仰的革命先烈。

  李大钊形象的这种巨大变化,使有些和他相关乃至不相关的人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所写的回忆文章、材料等说法不一,纷繁复杂。有的极力歪曲有关真实情况,有的有意和他攀扯关系说些不实之辞,有的甚至对已往的回忆、记载加以修改。如此种种,使一些有关李大钊的回忆性史料真假难辨,不实者极易误导读者甚至研究者。本年谱对此类史料和问题,亦运用多方参证之法,尽量做到去伪存真。

  孤证慎重采用。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李大钊参加社会党之事。以往出版的李大钊传记、年谱,均认为李大钊是在 1912年冬于北京结识中国社会党北京部主任陈翼龙,并由中国社会党北京部成员曹百善介绍入党。此说的根据,主要源于曹百善的回忆:“李大钊先生加入社会党北京总部,是在一九一二年的冬天。他从天津来找我,说是应孙洪伊之约,要和白坚武筹办《言治月刊》,当时经我介绍与陈翼龙先生相见,畅谈以后,意见极洽,遂入党。”又说:“第二年春在天津成立支部,推李大钊、郭须静主持。”

  我遍查了当时报刊上关于陈翼龙的资料,也翻阅了大量回忆中国社会党的文章,发现除曹百善的回忆外,再未有其他人提及此事,曹的回忆为孤证。后来,又读到日本学者后藤延子的《李大钊与中国社会党》一文。该文经过详细考证,认为李大钊参加社会党一事,目前仍没有确凿的材料证明。故本年谱关于李大钊参加社会党一事,不采纳曹百善之回忆,暂以“存疑待考”处理。

  两说并存,择其证据充分者。李大钊接待的共产国际第一位使者究竟为何人,目前的回忆中就有两种说法。根据张申府、罗章龙、张国焘、李达等人的回忆,李大钊接待的共产国际第一位使者是威金斯基。而彭述之在其回忆录中则说,李大钊曾给他讲述,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第一位使者不是威金斯基,而是霍霍诺夫金。综合张、罗等人的回忆,这几位了解情况详略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的说法大体上一致,其回忆能够互相印证,故本谱在 1920年的“谱主事略”中予以采信,在谱文中写为:李大钊“约 4月,接待共产国际远东局威金斯基,并介绍其去上海见陈独秀”。为慎重起见,本年谱又将彭述之的回忆和以上其他人不同的回忆加以排比罗列,以便研究者继续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多人回忆,比较、印证后可信者予以采纳。对于能够互相印证或有其他材料作旁证的回忆,本年谱一般予以采纳。因为在叙述个人关系及再现历史情境时,回忆录因其为当事人所亲闻、亲见或亲历之事,能发挥其他史料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如关于五四时期北大新思想碰撞、讨论之场所和中国共产党北京党组织诞生之地——北大红楼一层李大钊办公室的回忆即是如此。

  对李大钊办公室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张申府回忆说:“主任室设在东南角上的两大间。从此,那两间房子也就成了一时新思想运动的中心,大本营。……谈到‘五四’,谈到中国的革命,是绝不可以忘掉那个地方的。” 张国焘亦回忆说:“图书馆主任室有两间房,一间是李先生的办公室,另一间是接待室。那间接待室是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和激进人物荟集之所。”罗家伦的回忆亦称李大钊办公室为“饱无堂”:除了“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饱无堂还有一种好处,因为李大钊是图书馆主任,所以每逢图书馆的新书到时,他们可以首先看到,而这些新书遂成为讨论之资料。当时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从这两个地方讨论出来的,对于旧社会制度和旧思想的抨击也产生于这两个地方”。傅斯年亦曾谈道:“守常的那间屋子,在当时几乎是我们一群朋友的俱乐部,在里边无话不谈。”

  上述四人,尽管后来的政治立场各不相同甚至对立,但他们对李大钊办公室的精神气氛、思想影响和所起历史作用的叙述,是大体相似的。本年谱征引了这些材料,以充分说明李大钊及其办公室在五四时期之影响和作用。

  (三)考订正误。本年谱不仅对李大钊生平事迹之重要事件多方参证,弄清史实,而且在许多细节问题上,力求广泛搜集,多方印证,对以前不清楚之事或讹误之事有所补充和纠正。兹举两类情况:

  利用多种史料,查清李大钊之行踪。例如,李大钊进入北京大学的时间,学术界大致认为是 1918年初。但我发现,《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所收《北京大学廿周纪念大会摄影》照片中即有李大钊,而据《北京大学日刊》关于北大纪念 20周年校庆的报道,这张照片为1917年 12月 17日所摄。另据顾颉刚同日《致叶圣陶函》称,时任北大图书部主任章士钊“近已将图书主任开去,易以李守常” 。将这三条资料综合起来,就可以将李大钊入职北大的时间确定为 1917年 12月。

  再如,李大钊 1924年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后从苏联归国的时间,多人回忆中的说法各不一致,因而各种版本的《李大钊年谱》或《李大钊传》对此莫衷一是。为弄清准确时间,我又查阅了其他资料,最终从《蔡元培年谱长编》所收录的《李季致蔡元培手札》中查到明确信息:“守常先生本月三日起程归国。” 由此,确认李大钊是1924年 12月 3日从莫斯科启程回国的。

  多方考订,纠正失误。这方面主要分两种情况:一是自我纠正,一是纠正他人。第一种情况主要针对的是自己的失误:在编撰本年谱过程中,发现自己所参与编注的《李大钊全集》(修订本)与新资料不符之处,均依据新资料予以改正。如 1918年李大钊致袁守和函,《全集》(修订本)判断其撰写时间为 1918年 10月。我根据 1918年 4月 4日出版的《清华周刊》发布的“赠书鸣谢”所言“本校图书馆近承……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守常先生赠自著之《中国国际法论》一册”之内容与致袁守和函内容相符,因而判断李大钊给清华图书馆赠书应在他参观清华图书馆之后不久,即 3月下旬,故将该函撰写时间由 10月改为 3月下旬。

  第二种情况是对其他著作中有关李大钊生平事迹记载的失误之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以改正。如朱希祖在 1932年 10月 9日的日记中回忆,他“第二次见中山先生在上海,时民国十二年,余偕李守常大钊先生入谒,握手略谈北方事”。《朱希祖先生年谱长编》将此事系于 1923年 11月。我则根据所查资料,知朱希祖与李大钊一起在上海活动的时间是同年 2月,故将李大钊与朱希祖拜访孙中山的时间确定为该年 2月中上旬。

  以上所举事例,表面上看是小小的时间问题,但实际上却牵涉到李大钊生平中重要的行踪或事件。如他从莫斯科回国时间的确定,就排除了某些回忆中的 1925年回国说,也否定了李大钊于 1924年 11月赴天津与孙中山会面的说法。又如李大钊偕朱希祖拜访孙中山之事,从 11月改为 2月,虽仅差几个月,但较以往的说法更为准确。此类考订虽小,但在搞清有关李大钊的史实细节上具有重要作用。

  03 加强研究,拓展认识

  作为年谱,本书以收录丰富的资料、客观叙述李大钊生平事迹和介绍诗文著作内容为主,但并不以此为限,而是在整理、辨别史料的基础上,吸收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结合笔者自己对李大钊思想生平的理解和研究,对李大钊的社会交往、革命活动、思想演变等进行细致考察和深入研究。一方面,希望拓展和丰富对李大钊生平及革命活动的认识;另一方面,依据年谱编撰中搜集的史料,撰写了若干论文,对学术界某些错误观点提出了一些商榷或批评意见,力图实现年谱编撰与专题研究互相结合、互相促进。这方面的进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对李大钊社会交往、人际网络的考察。从中国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实际状况出发,本年谱注重对李大钊人际交往圈、社会活动圈的追索与考察,也为今人了解较少的李大钊师友撰写小传,尽可能展现李大钊成长道路的曲折性和社会活动的丰富性。

  李大钊与早年之师长。李大钊善于撰文,在北洋法政学堂读书时即已有名。同学郁嶷当时曾撰文称赞:“同人之文,多拘挛法理糟粕之学,而君则振翰荦荦,发为感慨悲歌之篇,其造意树义,一以民生为念,阐发先哲贻德为急。览者感发兴起,颂声交至。”同学于树德回忆说:“大钊同志在法政学堂读书时,就善于写文章,其文章浑厚磅礴为全校冠。”但关于李大钊在中学所受教育及其师长,以往研究从未涉及。

  笔者在搜集资料过程中,不仅查到了他在永平府中学堂读书时受教的师长姓名,而且发现李大钊在永平府中学堂的国文老师崔琳、在北洋法政学堂读书时的老师籍忠寅和邓毓怡等均曾入保定莲池书院研习古文,为晚清桐城派宗师吴汝纶门下知名弟子。这样,李大钊擅长撰文的特点就有了渊源,本年谱将他们的生平事迹收录进来,可以让读者对李大钊有进一步的了解。

  李大钊与汤化龙、孙洪伊。李大钊从一名农家子弟、爱国青年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与他个人救国救民的志向、追求分不开,与时代、环境的造就分不开,也与前辈、师长的提携帮助密切相关。在他人生成长的道路上,孙洪伊、汤化龙两位政治活动家对李大钊的帮助至关重要。孙洪伊是清末天津立宪运动的领袖之一,中华民国成立后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早在 1909年天津的国会请愿运动中,李大钊就结识了孙洪伊,此后长期追随,见识、思想及才干均受到锻炼和影响。而孙洪伊也很欣赏李大钊的才华,就将其介绍给时任众议院院长的汤化龙。随后,汤、孙二人共同资助李大钊留学日本。

  关于李大钊和汤、孙二人之关系,前人已有研究,但仍显不足,反映李大钊和他们二人来往的直接材料更少。笔者查到一份李大钊至友霍侣白的手稿,其中谈到汤化龙资助李大钊留学之事时说:“君于民国初元毕业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旋因孙公伯兰之介,得交蕲水汤济武先生。蕲水爱才如命,念君敏而好学,不慕荣利,然贫乏不能自存,乃解囊助君东渡,俾精研学术,以成其志。”这份手稿较为客观地叙述了李、汤关系。另外,关于孙、李关系,笔者也发现了一封李大钊致孙洪伊的短信,兹不赘举。

  众所周知,李大钊留学日本,对他的成长和发展及人生道路的选择影响甚大,而汤化龙、孙洪伊是为李大钊提供留学费用的主要资助者。如果说李大钊是一匹千里马,那么汤、孙二位就是真正的伯乐!因此,本年谱对汤、孙与李大钊有关的事迹也尽量收录,以揭示李大钊人生道路与思想演变的真实历程。

  李大钊与杨昌济。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到李大钊任主任的北大图书馆任职,早已是人尽皆知的事,但李大钊与杨昌济关系究竟如何,以往很少有人探究。本年谱从杨昌济日记中录得两条记录,从中可见杨、李交往之一斑。这两条日记内容为:“余从前因精力不济,兴味索然,不多诣人,不多开口。此后当稍变冷静之态度,与社会中人相接。己固可以得益,有时亦可以于人有益。大学中人中如蔡孑民、胡适之、陶孟和、李守常皆可与谈者。……”“李守常谓日本武者小路实笃是一思想大家,又谓吉野作造、界利彦、室伏高信、河上肇,皆日本学者中之杰出者。”从这两则日记可以看出杨昌济对李大钊的态度,也可以了解李大钊当时对日本思想界的认识及熟悉程度。

  李大钊与黄炎培。黄炎培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始人,学界以往少有谈及他和李大钊的关系。而笔者有幸抄录的一份黄炎培手稿,明确记录了二人的结交经过:“早年从北京大学诸友好处闻守常先生名,而未获见。一九二二年,有友走告,中国共产党人对我有所不谅。我不甚信之,终乃乎直投书先生,愿一席倾谈,得复欢迎。乃从上海入京,专访先生,从清晨谈至近午。时我方倡职业教育,详述所怀抱的理想与所采取的途径,终极目标为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先生亦详细见告所志所事,将使每一个人站立起来,一群人组织起来,能自力解放个人和大众一切问题,结论认为双方所用方法不同,而目的则一。欢然而别。既而我为《申报》辑《最近之五十年》,将刊,先生为写《一八七一年的康妙恩》文见赠。先生盖借欧洲群众运动故事,以写其想象中的革命方式也。”黄炎培的回忆,为我们了解李大钊的社会交往及他关于个人和民众解放的思想提供了重要参考。

  李大钊与曾琦。曾琦是中国青年党的领袖之一,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创始人之一。青年时代的李大钊与曾琦关系十分密切,是志同道合的好友,曾一起与王光祈、周太玄等创建了少年中国学会。但以往研究对李大钊与曾琦的交往很少涉及。实际上,根据曾琦 1918年 4月的日记,早在少年中国学会创立之前,曾、李已有通信往来。本年谱征引了《曾琦日记》和《少年中国》所刊曾琦、王光祈、周太玄的通信以及李璜《学钝室回忆录》等多种资料,发掘出李大钊、曾琦在五四时期密切交往之史事,说明李大钊、王光祈、曾琦三人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核心领袖人物。因此,也得出结论:少年中国学会“存在六年多,终因会员尤其是核心领袖人物王光祈、李大钊、曾琦三位的人生追求的不同、政治立场的差异和思想主张的分化,于 1925年底而停止活动”。

  (二)多角度认识和理解李大钊的革命活动。李大钊所从事的革命工作,既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而奋斗的革命事业,也是为世界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伟大事业,这场革命的国际性、中外革命人士联系的密切性,是其非常鲜明的特点。如果仅从某一方面或者仅孤立地看待李大钊的革命活动,就会忽略一些重要的史实。本书从中外革命互动、李大钊革命活动所处具体环境等角度考察李大钊的革命事业,丰富和拓展了对李大钊革命活动的认识。兹举自己的两点认识:

  共产国际的幕后指导与帮助。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包括李大钊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研究李大钊必然要面对和处理的课题。以往限于条件,这方面总处于一种梳理不清的状况。苏俄档案的解密及其出版,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诸多材料。这些档案材料说明,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许多活动中,背后都有共产国际或者苏俄的帮助,甚至在表面上看似与苏俄毫无关系的活动,实际上也是苏俄通过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在指导。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事例。

  1922年 3月初,为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会在清华学校召开,上海一些青年学生成立了“上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北京大学学生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各地学生纷纷响应。4月 4日,李大钊与王星拱、吴虞、李石曾、邓中夏、萧子升等 12人发表《非宗教者宣言》。从吴虞 1922年 4月 1日的日记中,我们得知,该宣言为“李守常主稿”。由此可推知李大钊与这场运动关系密切。

  而苏俄档案中的材料说明:非基督教运动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领导的政治运动,李大钊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苏俄档案中的《维连斯基西布里亚科夫给狄拉克的信》说:“现在我们组织了广泛的反基督教运动,它起因于在中国举行的世界基督教代表大会,是一种抗议行动,尔后变成了广泛的运动,现在在号召为国家的统一而联合起来,已在更广阔的基础上进行。”

  《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也说:“从表面上看,非基督教运动是青年学生进行的一场运动,旨在反对 4月 4日在北京举行的世界青年基督教同盟代表大会。但这仅仅是从表面上看问题。实际上,这场运动是形成一个整体的几个因素的综合反映。……运动的总指挥部从第一天起就掌握在共产党中央局手中,它通过青年团成功地控制了整个运动。”

  该汇报又说:“运动的基本力量确实是我们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非基督教同盟只不过是一个合法的挡箭牌,使我们能够公开地和广泛地进行宣传活动。”又如,1922年 11月 7日,北京各团体在北京大学第三院举行“苏俄十月革命纪念会”,公推李大钊担任主席,并发表演说。实际上,根据马林的汇报,本次活动也是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和中共党组织的策划和领导下进行的。

  此类事例还有很多,这提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革命和李大钊的革命活动,要注意到中外革命的互动,在更广的视角下来理解。

  北京大学对李大钊革命活动的掩护。自1920年 2月起,李大钊即被北洋政府之密探监视,其后数次被北洋政府或公开或秘密通缉,但直至牺牲,李大钊的合法身份一直是北京大学的教授。面对通缉令,李大钊也每每化险为夷,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北京大学对其革命活动的掩护。兹仅举一例:

  1924年 5月 20日,中共北京党组织的负责人张国焘被捕后,北洋政府亦下令通缉和逮捕李大钊,李大钊先至昌黎五峰山避难,后又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暂时脱离了危险。针对北洋政府的通缉令,北京大学评议会在同年 6月 4日的会上专门进行了讨论。评议会讨论后认为,“李守常教授通缉案命令有‘该犯身为大学教授’一语,由评议会代表教授质问教育部,不得任意毁谤”,并议决“由文牍课草函教育部质问”。

  同年 8月 7日,北京大学正式致函教育部,请取消通缉李大钊令。针对北洋政府的通缉令,该函掷地有声地抗议道:“李教授大钊,从事本校,颇称稳健,就令平时于言论或著作上有所主张,然大学为讲学之地,研究各种学说,实为大学教授应尽之责任,不能因此遽令通缉。事关国家学术前途,为此函请校长,特函教育部咨行内务部,请将通缉李大钊明令,迅予取消,以维学术。” 此外,在 1920年、1923年、1925年,北洋政府都曾发出密电,禁止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的革命活动,但这些命令都由北京大学出面多方掩护,最终取消。本年谱亦充分发掘和揭示了北大在此方面的一些作为和史实。

  (三)多方考索,质疑辩难。本年谱的编撰,一方面基于编者搜集的丰富史料,另一方面尽量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对于以往或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流行的成说、错误的观点,本年谱也依据所掌握的史料,通过多方面的考察、研究,提出了更加符合历史事实的看法。如本年谱中就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有关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了商榷。1919年 1月 31日,李大钊协助《晨报》第七版(副刊)设立《自由论坛》,这本是中国现代报刊史上人尽皆知的事实,但石川祯浩在其所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中提出:“没有原始资料能够证明李大钊直接参与了《晨报副刊》的编辑工作”;“五四时期指导《晨报副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不是李大钊,而是翻译、介绍上述日文社会主义的‘渊泉’(即陈溥贤)”。他的这一观点很有影响,国内不少学者都加以引用和传播,本年谱用确凿的史实证明了其说之非。

  为此,笔者查阅了五四时期的《晨报》及李大钊发表文稿的其他报刊,经考证,发现“去闇”为李大钊的笔名、“明生”为陶孟和的笔名,这样就将李大钊 1916年离开《晨钟报》(《晨报》前身)后于 1918年再次与《晨报》恢复关系的隐秘史实揭示出来。其后,我又从《新青年》的编辑过程、出版周期和信息传播等多角度考察了该刊“马克思专号”的准确出版时间,弄清了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撰写的具体过程和时间。最后,通过大量史料说明《晨报副刊》改版之后,新文化群体迅速聚集在该刊周围,《每周评论》《新青年》和《晨报副刊》三家有着密切关联和互动关系,而居中主持者正是李大钊。

  由此可见,李大钊在《晨报》的工作,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报社记者的工作,也不是一个普通文字编辑的工作,他所担当的,是一个组织者、协调者的角色。正是通过他的杰出工作,《晨报》从 1918年 12月 1日复刊特别是从次年 2月 7日起,开始大幅改革,成为五四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报刊之一,而《晨报》副刊,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组织、有系统传播的最重要的阵地之一。这样的结论,建立在多方考索的材料基础和史实分析之上,对石川祯浩的观点作出了有力回应。

  以上所述几个方面,是我在编撰《李大钊年谱》过程中遵循的原则和几点体会。在编撰过程中,我深感学术研究要求得新进展,必须首先尽可能多地掌握扎实可靠的史料,然后在此基础上审慎地进行考订和分析,只有不畏繁复、用心勤勉,才能有所创获。当然,由于本人学识和时间精力有限,本年谱定然还有不够完善之处,错误和不足也在所难免。敬请读者和研究者批评指正,在交流探讨中推进李大钊研究取得更多更大的进展。

  作者:杨琥,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

  来源:《党的文献》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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