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因弗洛伊德案引发的反种族主义抗议虽渐趋缓和，但其全球影响将继续持续。从推倒哥伦布、华盛顿、杰斐逊雕像到删除威尔逊姓名，从对文艺作品、各类院校到计算机程序和跨国企业的名称清算，从伦敦西印度码头到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州，这场抗议运动波及几乎所有广为人知或鲜为人知的殖民政客、军人和商人，深入到今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且遍及了几乎整个星球。在抗议背后，是历经数个世纪形成并在战后看似消除的制度性压迫与剥削。

　　本文作者吉尔·勒波系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她曾因其作品《神奇女侠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Wonder Woman)斩获2015年美国历史图书奖;该书以DC英雄神奇女侠为线索，探讨了创作者马斯顿的个人经历及其背后的美国20世纪女权运动史。而她2019年的文章《新美国主义：为什么一个民族需要民族故事》无疑是对2020年全球疫情中的反种族主义运动的提前吹哨。该文纵观美国史中的民族史发展，记述了在内战、二战及冷战等节点时刻前后，民族问题如何成为美国国家建构的核心议题，又如何逐渐被历史学家忽视，进而矮化为“江湖骗子、政府走狗和专制君主”以及“非历史学家”时常诉诸的虚构话题。美国民族本是历史和人民的产物，而吉尔·勒波指出造成所谓“民族主义已死”的一大原因，在于当前的美国历史学研究缺乏对内战后“复合民族主义”的思考，以及对曾经冷峻书写的民族史叙事的反思。在吉尔·勒波看来，美国主义与美国史若想得到重生，需要的应是对殖民年代种族剥削的真诚承认，对少数族裔及女性反抗的如实记录，对美国之外类似问题的全面关注，而不应由种族主义者继续书写并组成美国史的主要内容。

　　为什么一个民族需要民族故事？

　　吉尔·勒波（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

　　译者：史  庆

　　1986年，普利策奖得主、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卡尔·戴格勒(Carl Degler)戴着领结，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晚间活动中发表了一场不同于以往的演讲。在这个协会过去百年的晚间活动中，都充斥着有关抽烟斗、冰苏格兰威士忌及餐后专题研讨的话题。相反，这位文雅而低调的英雄指责他的同事们完全失职：基于对民族主义的恐惧，他们放弃了对民族的研究。

　　“我们可以去书写，去含蓄地否认或忽视民族国家的历史，但这将是一段与生活在民族国家的人民的需要背道而驰的历史”，戴格勒当晚在芝加哥讲道。他警告道：“如果我们历史学家不能提供一个由民族界定的历史，其他缺乏研究天赋、不那么博闻强识的人将接管我们的工作。”

　　那个时代的智者们曾言民族国家正在衰落。世界已经变得全球化。为什么要研究民族呢?民族主义在十九世纪尚在襁褓，至二十世纪的上半叶即成为怪物。但在下半叶，至少在后殖民国家之外，民族主义这个步履蹒跚但令人生畏的幽灵已几近死亡。且历史学家们似乎相信，如果他们停止研究民族主义，它会死亡得更快：嗷嗷待哺却无人照顾，最终弃于草莽。

　　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并非历史学家，他1989年的文章《历史的终结?》证实了戴格勒的观点。福山在冷战结束时宣布，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死亡。作为对自由主义的现存最大威胁，民族主义在西方已经被“拔去了牙齿”;虽然在世界其他地方它似乎还在亡命蹬腿，但那不完全是民族主义。福山写道：“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民族主义运动，除了想要从其他群体或人民那里独立出来的消极欲求之外，没有任何政治纲领，也没有为社会经济组织多少提供一项完整议程。”(遑论他自此不得不延长了历史的道路，比如在近期一本书中谈到俄罗斯普京、波兰卡臣斯基、匈牙利的奥班、土耳其埃尔多安、菲律宾杜特尔特和美国特朗普“出人意料”的平民主义式民族主义。)

　　福山并不是唯一一个宣告民族主义已死的人，其他许多人也曾如是断言。这正是戴格勒所担心的。

　　当民族国家形成时，它们想象的是过去。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近代历史写作起源于民族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民族国家一直是历史研究的核心对象。从19世纪30年代的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到小亚瑟·史列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或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研究美国历史就意味着研究美国民族。正如历史学家约翰•海姆(John Higham)所言，“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60年代，民族一直是美国历史学中的宏大主题。”在同一段时间里，美国经历了内战、解放、重建、种族隔离、两次世界大战和史无前例的移民问题——这使得这项任务更加重要。历史学家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曾言：“共同的历史是维系构成民族国家主体之协力关系的基石。”“除其他方面外，各民族完成了一项集体协议，其在一定程度上强迫订立，旨在确认共同历史作为共享未来之基础”。

　　但在20世纪70年代，民族研究在美国历史学界失宠了。大多数历史学家开始关注更小或更大的事情，他们研究社会群体的经历和文化，或者发挥全球史带来的显著优势。这一转变产生了优异的学术作品。但与此同时，是谁在为生活在美国的人民进行民族工作，明晰过去并巧言令色地指出未来?江湖骗子、政府走狗和专制君主。民族主义的持续性已经证明它决不缺少各种无赖;他们愿意用一大堆神话和预言、偏见和仇恨来支撑人们对自身和其命运的认识，或者愿意倒空装满怨恨和暴力诉求的旧垃圾袋。当历史学家放弃对民族的研究，当学者们停止为一个民族书写一部共同历史的努力，民族主义也没有死亡。相反，它吞噬了自由主义。

　　也许要恢复一段共同的历史已于事无补，让历史学家有所作为也为时已晚。但是，除了努力创作一种新的美国历史——一种可以培育新美国主义的历史，还有其他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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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与国家

　　美国不同于其他民族——事实上每个民族都彼此不同。它的民族主义也与众不同。复习一下：民族是具有共同渊源的人民，国家是由法律统治的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是一个将拥有可能的共同祖先的人民团结在一起、由法律统治的政治共同体。当民族国家从城邦、王国和帝国中崛起时，它们用讲述其起源的故事来解释自己——这些故事意在暗示，诸如“法兰西民族”中的每个人都有共同的祖先，而实际上他们当然没有。正如我在《这些真相》(These Truths)一书中写道，“民族国家的历史往往不过是掩盖民族与国家缝合线的神话。”

　　但在美国，民族的起源可以从这些缝合线中找到。当美国在1776年宣布独立时，它成为了一个国家，但什么使它成为一个民族呢?认为它的人民有共同祖先的假定从表面上看是荒谬的;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在对英国发动了一场战争之后，他们最不想庆祝的就是他们的英国性。独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把美国看作一个民族，而是一个由州组成的邦联。这使得批准宪法成为一场艰苦的战斗;这也是为什么宪法的拥护者称自己为“联邦主义者”，但实际上是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们提议用民族制度取代《邦联条例》下的联邦制度。当约翰·杰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二篇中写道“上帝高兴地将这个连成一片的国家交给一个团结一致的人民——这个人民来自同一个祖先，操同样的语言，信奉同样的宗教，系于同样的政府原则，并分享高度相似的风俗习惯”，他正在黑暗中吹哨。

　　正是由于这些相似之处的匮乏，使得像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这样的联邦党人试图通过敦促美国人采用独特的拼写来塑造一种民族性格。“和政府一样，语言应是民族的”，韦伯斯特在1789年写道。“美国应该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这让美国获得“favor”而非“favour”，但并没有使美国成为一个民族。至1828年，当韦伯斯特出版他的巨著《美国英语词典》(American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时，他没有收录“民族主义”这个词，在19世纪20年代，这个词在当时的美国没有任何意义，亦没有流行。直到19世纪40年代欧洲国家被卷入所谓的“民族性时代”(the age of nationalities)时，美国人才开始认为自己属于一个民族，并有着自己的命运。

　　在国家建构问题上，这一事件进程是如此不同寻常，以至于历史学家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认为美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我们所说的民族主义意味着民族(无论其如何定义)掌控国家以创造我们所谓民族国家这一独特混合物的欲求”，阿米蒂奇写道，但“还有一只我们可称之为国族(state-nation)的野兽，其在国家形成之时出现，但先于任何意义上的民族自觉的发生。美国可能被看作是——也许是唯一的——后一种民族的宏伟范例”。它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国族。

　　将一个国家转变为一个民族的方法之一就是书写它的历史。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的十卷本《美国史》(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Discovery of the American Continent)出版于1834年至1874年，系第一部实质意义上的美国民族历史。班克罗夫特不仅仅是一位历史学家;他还曾在三任美国总统的政府中任职，包括在美国的大陆扩张时期担任战争部长。作为昭昭天命的设计师，班克罗夫特撰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使美国建国显得不可避免，使美国发展显得不可阻挡，使美国历史显得源远流长。他淡化了美国的英国血统，称赞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主义的民族，其祖先遍布全球：

　　我们所讲语言的起源将我们带至印度;我们的宗教来自巴勒斯坦;在我们的教堂里吟唱的赞美诗，有些最初听闻于意大利，有些来源于阿拉伯的沙漠里，有些则发端自幼发拉底河岸边;我们的艺术来自希腊;我们的法律来自罗马。

　　作为启蒙运动的产物，19世纪的民族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它建立在个人和集体之间的类推之上。正如美国民族主义理论家汉斯•科恩(Hans Kohn)曾写道的那样，“民族自决的观念——将自由理想从个人转移至有机的集体——被高举为自由主义的旗帜”。

　　作为一种思想的自由民族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历史的。19世纪的美国人是在一套新兴的人权思想的背景下理解民族国家的：即，国家的权力保证每个有资格获得公民权的人享有同样一套不可撤销的政治权利。后来的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在1849年提出了这样的解释：

　　无论他的境况如何，无论他的父母是谁，这是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呼吸的每个人的大宪章。他可能是穷人、弱者、卑贱者或是黑人;他可能是白人、犹太人、印度人或埃塞俄比亚人;他可能是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或爱尔兰人的后裔;但在马萨诸塞宪法之下，所有这些区别都消失了……他是一个大写的人，与他所有的同胞平等。他是州的孩子之一，而州就如同不偏不倚的父母，对所有的孩子一视同仁。

　　或者正如对萨姆纳影响深远的普鲁士裔美国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所写的那样：“没有了民族性格，国家就无法获得政治社会的长寿性和连续性，而这对我们的进步必不可少。”利伯最具影响力的文章《民族主义：政治学的一个片段》(Nationalism: A Frag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发表于1860年，也即内战爆发前夕。

　　2

　　联邦与联盟

　　美国内战是关于民族国家的两种相互竞争的观念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从未结束;它只是在不断转移阵地。

　　在战前的美国，北方人(尤其是北方的废奴主义者)将(北方的)民族主义和(南方的)地方主义进行了对比。1850年，密歇根州的一位国会议员敦促道：“我们必须培养一种民族性的爱国主义，而非地方性的爱国主义。”但南方人也是民族主义者。只是他们的民族主义现在被称为“狭隘的”或“种族的”，与北方人的自由民族主义或公民民族主义相对。这种区分受到了很多批评，理由是它只不过是把一种民族主义说成是好的，另一种说成是坏的。但事实上，北方和南方的民族主义并不相同，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两者之间的战争。

　　1848年，美国政治家约翰·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在反对美国承认墨西哥人为美国公民时宣称：“我们是白人的政府。”“这个政府是我们的先辈在白人基础上建立的，”美国政治家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在1858年谈道。“它是由白人创造的，为了白人和他们后代的永续利益”。

　　亚伯拉罕·林肯以黑人废奴主义者的观点为基础，揭露道格拉斯的历史只是谎言。“我相信，从《独立宣言》发表之日起直到三年前的整个世界的历史中，如果要从哪怕一个人那里得到哪怕一个肯定，即黑人不被包括在《独立宣言》中，那可能是徒劳的”， 林肯在1858年伊利诺斯州的盖尔斯堡和道格拉斯辩论时讲道。他继续说道：

　　我想我可能会公然反对道格拉斯法官的提法，包括他，以及华盛顿，以及以往任何总统，以及任何国会议员，以及地球上的任何活人曾经之所言。实际上直到民主党在奴隶制方面的现行政策成为必要，他们才不得不编造这种肯定。

　　尽管如此，联盟创建者们回答道：我们将制定一部白人至上的新宪法。1861年，南部联盟新当选的副总统亚历山大•史蒂文斯(Alexander Stephens)在萨凡纳发表演讲，他解释道美国宪法背后的思想“建立在种族平等的假设之上”——这是向林肯论点的让步——但“我们的新政府建立在完全相反的思想之上;它的基石建立于一个巨大事实：黑人不与白人平等;奴隶制是他们的自然环境和道德环境”。

　　北方赢得了战争。但自由民族主义与非自由民族主义之间的斗争逐渐白热化，这尤其体现在第十四和十五修正案的辩论中。这场辩论标志着美国在公民权利和民族国家权力——即出生公民权、平等权利、普遍(男性)选举权以及对非公民的法律保护——的自由主义思想下的二次建国。这些重建时期的修正案也引发了关于移民、种族、性别平等以及公民权限制方面的辩论。根据第十四修正案的条款，在美国出生的中国移民的子女将成为美国公民。几乎没有主要政治人物在谈论中国移民时要求给予优待。威廉·希比(William Higby)表达的恶毒偏见就是典型例子。他曾是一名矿工，也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议员。“中国人只不过是一群异教徒”，希比在1866年说道，“你不能使他们成为良好公民”。第十五修正案的反对者认为赋予非裔美国人选举权与中国人公民身份都是可耻的。来自肯塔基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嘉瑞特•戴维斯(Garrett Davis)愤怒地说道：“我不需要黑人政府;我不需要蒙古人政府;我需要白人的政府，我们的祖辈们创立的政府。”

　　这场辩论中最重要的声明来自一个生于奴隶制的人，他追求自己的自由，为奴隶解放、公民权和平等权利奋斗了数十年。1869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在全国各地的听众前发表了美国政治史上最重要、但最鲜为人知的演讲之一，他敦促以建立“复合民族”(composite nation)之精神批准第十四和十五修正案。他就“关于由不同种族组成的我们将更好或更坏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如果对进步至关重要的民族形成于相似性，那么像美国这样由差异，由美洲原住民、非洲人、欧洲人、亚洲人，由各种可能的混合而形成的“世界上最明显的复合民族案例”又该如何呢?

　　对于希比这样反对中国移民和出生公民权的共和党人，以及戴维斯这样反对白人以外的任何人的公民权和选举权的民主党人，弗雷德里克做出了慷慨激昂的回应。对于中国人：“你是问我是否会支持这样的移民?我回答，我会的。你会让他们归化，赋予他们所有美国公民的权利吗?我会的。你会允许他们投票吗?我会的。”对于后代，以及未来来到美国的移民，弗雷德里克谈道：“我希望这里不仅是黑人、黑白混血儿和拉丁裔的家;我希望亚洲人在美国找到自己的栖身之处，在这里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这既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我们。”对弗雷德里克而言，进步只能来自于这个新形式的民族——复合民族。“我们将把我们的科学和文明网络扩展到所有寻求庇护的人，无论是来自亚洲、非洲，还是来自众海岛”，他谈道，且“在这里，所有人都应服从于同样的法律，操同一种语言，支持同一政府，享有同样的自由，感动于同样的民族热情，并追求同样的民族目标。”这就是弗雷德里克的新美国主义。它最终没有成功。

　　历史学家与民权活动家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于1935年写道，奴隶解放和重建是“实现民主的最好努力……这是这个世界前所未闻的事件”。但是这种努力被北方的白人和南方的白人出卖了，他们编造了一个神话，认为这场战争根本不是一场关于奴隶制的战争，而只是民族和各州之间的斗争，进而借助这个神话将美国拼凑在一起。杜波依斯痛苦地写道：“我们屈服于那些为了和平而在过去与真相妥协的人的领导之下。” 弗雷德里克的新美国主义因此被遗忘。杜波依斯对美国历史的思考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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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的历史

　　美国历史协会成立于1884年——两年前，法国哲学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曾撰写一篇名为《民族是什么?》的标志性文章。民族主义正在发生转向，远离自由主义而迈向非自由主义，其事件包括始于德国的俾斯麦“铁血”政策。推动这一变化的是大众政治的出现。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曾写道，按照大众政治的说法，民族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普通公民的参与，这在以往无法想象”。这“将‘民族’的问题，以及公民对他所认为的‘民族’‘民族性’或其他核心忠诚对象的感受置于政治议程的首位。”

　　这种转变始于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那时的美国兴起了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同时以1882年第一部限制移民的联邦法律《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为开端，发展了一套关于限制移民的社会制度。这两者均违背了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修正案的承诺与宪法保障。先行者们为实现这一承诺而奋斗，其中包括领导反私刑运动的艾达·威尔斯(Ida B. Wells)，以及于1892年成立华人平等权利联盟(Chinese Equal Rights League)的王清福(Wong Chin Foo)。王清福坚称，“我们要求与其他所有民族一道拥有同样的人格”。

　　但那些年里，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发表演讲的白人对讨论种族隔离、黑人被剥夺选举权或移民限制等问题并不感兴趣。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将历史学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边疆。其他人则专注于平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挑战。进步时代的历史学家解释道，美国是“民主与特权、穷人与富人、农民与垄断者、工人与公司，有时还有自由主义者与奴隶主”之间冲突的产物。这正如戴格勒的观察。许多协会主席，特别是伍德罗·威尔逊，都为后来称为“南部联盟的失败事业”而哀悼。所有讲述民族历史的言论均忽略了种族不平等的起源与持久性。

　　与此同时，自20世纪10年代开始，尤其是在30年代，民族主义发生了变化。民族主义越丑陋狭隘，自由主义者就越相信自由民族主义的不可能。在美国，民族主义主要采取经济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形式。1917年，反对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出版业巨头威廉·赫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开始呼吁“美国优先”，并在1938年采取了同样的立场，坚称“美国人应该保持我们伟大而独立民族的传统政策——伟大的主要原因在于独立”。

　　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里，一些边缘分子甚至支持希特勒;查尔斯•考夫林(Charles Coughlin)是一名牧师，他也是一名总统候选人，还是一位广受欢迎的播音员。他在广播中鼓吹反犹太主义以及对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崇拜，并呼吁他的听众组建一个新的政党——基督教阵线。1939年，大约2万名美国人聚集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他们身上装饰着纳粹十字记号和美国国旗，举着海报，其中一些人穿着纳粹制服。他们宣称这是“为真正的美国主义而举行的大规模示威”，他们在海报中谴责新政是“犹太人的新政”。希特勒则对南部联盟表示钦佩，并对“建立在奴隶制和不平等原则基础上的伟大新社会秩序的开端被战争摧毁”感到遗憾。作为扩大美国分裂、削弱美国决心的运动的一部分，纳粹在通过吉姆·克劳法的南部州宣传呼吁废除第十四和十五修正案。

　　“美国优先”的支持者查尔斯·林白(Charles Lindbergh)因独自飞越大西洋而闻名。与之不无关系的是，他将其民族主义建立在地理基础上。他在1939年谈道：“只要看一眼地图，就能知道我们真正的边疆在哪里。”除了东有大西洋，西有太平洋，我们还有什么可求的呢?”(1940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对此作出回应，宣布美国“做一个孤岛”的梦想事实上是一场噩梦,“这是陷于囹圄、镣铐加身、饥饿难耐的人民日复一日被其他大陆上轻蔑而无情的主人们隔着栏杆投喂食物的噩梦”。)

　　根据政治学家路易·哈茨(Louis Hartz)的说法，二战之后的美国历史学家将美国的历史写成了一个共识的故事，即一个恒久的“美国自由主义传统”，这个传统似乎随着时间向前延伸，进入了一个恒久的自由主义未来。史列辛格在1949年写道，自由主义者占据了美国政治的“至关重要的中心”。这些历史学家有许多盲点——他们尤其对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力量视而不见——但他们为美国民族和美国人民的历史提供了一种广泛而自由主义的描述。

　　20世纪最后一部、也是最好的单卷本美国通俗史系戴格勒1959年的《走出我们的过去：塑造现代美国的力量》(Out of Our Past: The Forces That Shaped Modern America) ：这本令人惊叹、内容包罗万象的书深受杜波依斯的影响。它将种族、奴隶制、种族隔离以及民权，与自由(liberty)、权利、革命、自由(freedom)和平等一道置于故事的中心。令人惊异的是，这是戴格勒的第一本书。这也是这类书籍的最后一本。

　　4

　　民族史的衰落

　　如果说对民族的热爱是促使美国历史学家在19世纪研究过去的原因，那么对民族主义的憎恨则在20世纪下半叶促使美国历史学家远离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一种发明、一种诡计、一种虚构，这一点早已清晰。二战后，当美国总统杜鲁门帮助建立后来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时，国际主义者开始预测民族国家的终结。与此同时，哈佛大学政治学家鲁珀特•爱默生(Rupert Emerson)宣称“民族和民族国家在原子时代成为了时代误置”。至20世纪60年代，民族主义似乎比时代误置更为棘手。随着越南战争的爆发，美国历史学家停止了对民族国家的研究，部分原因是害怕与美国的外交暴行和本土的压迫政治沆瀣一气。“历史学写作与教学的专业实践如同民族建构的婢女一般花枝招展;而民族既提供了支持，也提供了欣赏的观众”，本德于2002年在《全球化时代的美国史反思》(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一书中写道。“直到最近”，他继续讲道，“由于民族国家的不确定地位，人们才认识到历史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是自身实质性叙事的一部分，且对这种循环定义根本没有足够的自觉。”从那以后，历史学家变得更加自觉，自觉到瘫痪的地步。如果民族主义是一种病态，那么书写民族史就是它的症状之一，它只是另一种编造神话的形态。

　　其他事件也在发生。自20世纪60年代起，妇女和有色人种进入历史学研究。他们书写了新的、丰富的、革命性的历史，提出了不同的问题，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历史学作品数量激增，内容也变得更为丰富而复杂。当“芝加哥四邻里种族”(there-goes-the-neighborhood，译注：该书为威廉·威尔逊与理查德·陶布对芝加哥种族和阶级紧张关系的调研)时刻出现时，许多更资深的历史学家对这种学术研究的价值提出了质疑。戴格勒没有;相反，他为之做出了贡献。大多数撰写种族问题的历史学家都不是白人，大多数写女性问题的历史学家也并非男性，但戴格勒，一个白人男性，是美国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的两位男性创始人之一，并在1972年凭借《非黑非白》(Neither Black nor white)一书获得普利策奖。尽管如此，他与海姆同样担心大多数新的美国历史学研究“并非无涉美国，而是仅关注美国”。

　　1986年，当戴格勒从座椅上起身向美国历史协会发表演讲时，美国的许多历史学家开始倡导一种历史世界主义，书写全球历史而非民族历史。戴格勒对此并无多大耐心。在几年后的波斯尼亚内战爆发后，政治哲学家迈克尔·瓦瑟(Michael Walzer)冷酷地宣布，“族群(tribe)又回归了”。它们从未离开过。对历史学家而言，它们只会变得更加难以观察，因为他们已经不再观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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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美国史

　　书写民族史会产生许多问题。但不书写民族史会产生更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更为棘手。

　　新美国主义和新美国史会是什么模样?它们可能看起来很像弗里德里克所想象的复合民族主义和杜波依斯所书写的冷峻历史。他们可以将弗里德里克于1869年对美国实验及其挑战的描述作为出发点：

　　这是一个建立在正义基础上并承认所有人平等权利的政府;除基于自然、理性和定期确定的人民意志之外，它对现存事务不主张更高权威，亦不批准任何法律;它为造福所有宗教信仰或家庭而坚决拒绝诉诸武力和财力。以上将令世界上大多数政府，以及我们中的部分狭隘而顽固者感到反感。

　　在冷战结束时，一些评论家曾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实验已胜利告终，美国已经成为了整个世界。但美国实验实际上并未结束。一个建立在革命和普世权利基础上的民族将永远与混乱和特殊主义势力相斗争。一个在矛盾中诞生的民族将永远为其历史的意义而斗争。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学毫无意义，也不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袖手旁观。

　　“美国目前的历史学不寻求回答任何重大问题”，戴格勒在大约30年前向他的听众如是说。他警告道，如果美国历史学家不再提出并回答这类问题，其他人会这样做。他们会效仿卡尔霍恩、道格拉斯和考夫林神父。他们会哀叹“美国的的浩劫”(American carnage)。他们会称移民为“动物”，称其他国家为“粪坑国家”。他们将采用“美国优先”的口号。他们说他们可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他们会称自己为“民族主义者”。他们的历史学将是谎言。他们会称只有他们才爱这个国家。他们终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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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

　　Jill Lepore, “A New Americanism: Why a Nation Needs a National Story”,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9

　　吉尔·勒波，《新美国主义：为什么一个民族需要民族故事》，《外交事务》2019年3-4月刊

　　【原文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9-02-05/new-americanism-nationalism-jill-lep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