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面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党内存在的多方面革命张力，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通过批判“悲观论”“唯上论”等为代表的“城市中心论”观点，在革命实践探索中初步形成了革命新道路理论。《反对本本主义》则进一步在方法论层面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和行动方向。重读两文，从源头回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成逻辑，有助于深刻理解和深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
[关键词]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政治形势波谲云诡，革命版图剧烈变动，中国共产党遭遇严重生存危机。对于革命由高潮走向低谷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敢不敢革命、怎样革命、革命的落脚点在哪里、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成为必须回答好的重大课题。当此关头，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境遇，立足中国的特殊国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深度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中的适用性、共产国际指令在中国革命中的契合性、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在中国革命中的局限性问题。该时段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时期，其标志是毛泽东在此时期内创作的系列文章，其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革命新道路”理论的代表性文献，《反对本本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代表性文献。两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今年是两文发表 90周年，本文拟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成逻辑为主线，以史为主，以论为辅，史论结合，考察毛泽东是如何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一、革命张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境遇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中国化及不断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于理论要发挥指导作用，必须面对特定的历史情境，并通过特定历史情境中的实践解决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的解释力和适用性问题，即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张力。从大革命失败到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关于革命的重心在城市还是在农村、能否及如何在农村立足、农村革命根据地是否有前途等问题上始终存在不同意见或主张。
1.城市与乡村的方向张力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共产国际影响，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工作重心问题上长期奉行“城市中心论”。“城市中心论”的形成有两方面来源：一是从生产方式上延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农民保守、落后的定位，认为农民在生产方式上的落后性决定其革命性不强，否认其革命的主体力量地位和主体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视角分析，认为农民是前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残余阶级，代表的是落后的生产方式，是历史的客体而不是主体，小农“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1](P359)二是从巴黎公社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出发，形成革命路径的一元化认知，认定城市而非农村才是革命的唯一中心。这种认知在中国共产党党内亦有反映。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把农民视为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同盟者，肯定农民的革命性，深入农村发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认为“无产阶级倘若不联合农民，革命便难成功”，[2](P363)但是并不妨碍根据“政治的重心总是在城市”的判断，将革命斗争的重心放在城市。大革命失败后紧急召开的八七会议虽然撤销了陈独秀党的总书记职务，提出了“找着新的道路”的要求，并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初步回答了大革命失败后“敢不敢革命”和“如何革命”的问题。但是，由于城市中心论的工作惯性，中共中央在八七会议前后依然决定以夺取大城市为目标发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同样，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仍然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没有认识到建立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重要地位。
可以说，“城市中心论”成为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党内对中国革命重心问题的普遍思维定势，一时难以突破。这就同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后转移到农村建立根据地的实践认知产生了张力。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决定率部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农村寻找落脚点，由此成为“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的新起点”。[3](P217)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并没有完全消除革命的重心到底应该在城市还是农村的争论，反而不断受到党内外一些人的质疑。1928年，号称苏共“党内头号思想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认为，在中国“既然农民不能独立地领导革命，那么它就需要城市的领导。农民首先应夺取一些城市，以便进行革命斗争。”[4](P229)1930年4月，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上发文指出：“想‘以农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3](P302)关于革命重心在城市还是农村的争论产生的张力，在红军党内进一步衍生出关于农村革命根据地和乡村政权能否长期立足的路线争议。
2.“左”与右的路线张力
1927年，3次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起义相继失败，说明革命走入低潮已成既定事实，人为制造城市革命高潮的成功率渺茫，由城市转入农村成为中国革命的必要和现实的选择。但是在红军内部，围绕乡村政权能否存在的问题，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路线主张，两者之间形成的张力，使红军和根据地陷入困境，悲观情绪四起。
持有“左”倾思想的人，仍沿袭“城市中心论”的惯性思维，坚持城市才是革命应该重点立足和进攻的方向，主张围绕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唯上论”是其代表。所谓“唯上论”，即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态度。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遭遇到党内“唯上论”错误思想的干扰。1927年9、10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决议案，强调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标志着中央领导机关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1928年3月，湘南特委特派员周鲁来到井冈山后，不做调查研究，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指责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工作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3](P234)的政策，命令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去支援湘南暴动，结果导致井冈山根据地的“三月失败”。同年6、7月，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不顾客观形势，坚持“唯上论”，以省委代表的资格压人，坚决要求红四军严格执行省委“立即向湘南发展”的错误决定，导致井冈山根据地的“八月失败”。8月，红四军召开特委紧急会议，研究挽救井冈山根据地被动局面对策之际，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带着省委指示信，命令红四军“毫不动摇”地执行省委“向湘东发展”的“绝对正确”的方针。[5](P173)这种不经实际调查，只知机械照搬上级命令的“唯上论”，致使湘赣边界和湖南的革命斗争陷入困境。
有右倾思想的人，在强敌环伺的环境中，对农村革命根据地是否有前途产生怀疑，出现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井冈山根据地初创时期，由于革命重心从大城市转移到物质贫乏的乡村，不少红军将士很不习惯，加之频繁战争的大量减员，致使少数意志薄弱者对革命前途感到悲观失望。1927年10月，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原三团团长苏先俊以向中共湖南省委汇报为名，脱离队伍。在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布哈林对红军运动作了悲观估计，认为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6](P82)受共产国际影响，1929年中共中央致信毛泽东、朱德，强调城市工作的重要，对在农村的红军前途作了悲观的分析，提出将红四军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3](P268)这种悲观论调对红四军产生了消极影响，时任红四军纵队司令的林彪，“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7](P146)1930年元旦，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新年贺信，再次流露出严重的悲观看法，认为“根据地的红旗打不了多久”，不赞同去做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当时，这种悲观情绪颇有代表性，成为中国革命继续发展的严重思想障碍。
3.“本本”与实践的时空张力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是由于党成立时理论准备不足，幼年时期又缺乏斗争经验，党内存在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出现了严重的“本本主义”问题。“本本主义”，顾名思义，就是教条地理解、运用书本上的知识或理论，忽视或否认理论和现实之间的时空距离，片面摘取马克思主义理论或本本中的个别词句，机械地指导革命实践。土地革命时期，曾有人以“马克思没有讲过，书上没有那么一句现成的话”为由，批评毛泽东“枪杆子里头出政权”的正确论断是“枪杆子主义”。[8](P105)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本本主义”者同毛泽东在关于党内及红军的一些原则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对革命新道路的探索形成了思想干扰。
1929年，红四军内部围绕是否设军委问题发生争执。军委设置问题看似是小事，其实涉及党、党与红军及根据地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本来在井冈山时期，红四军按照建制要求设有军委，军委在前委领导下工作。但是，由于在国民党军队“会剿”离开井冈山后，红四军的主要工作就是行军作战，而军委和前委机构重叠，导致工作效率低下。出于快速机断的需要，红四军决定撤销军委。1929年5月，曾留学苏联的刘安恭被中央委以特派员身份派遣来到红四军。一方面，为了发挥他的作用，中央决定在红四军成立临时军委，让刘安恭任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另一方面，在留苏期间学习过军事的刘安恭生硬照搬苏联军事教科书，对红四军的历史和现状不加了解和调查，对红四军的领导体制和战略战术也不以为然，想以苏联红军的模式改造红四军。由此造成是年5月到9月红四军围绕军委设置问题的大争论。在争论中，以刘安恭为代表的“本本主义”者坚持红四军必须成立军委，“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3](P274)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另一种意见认为，成立军委导致前委和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3](P276)因此，反对在前委之下硬要成立军委。同年6月8日在白砂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同时也接受了毛泽东“离开前委”的辞职决定。但红四军内的争论并未随军委设置问题的解决而停息，毛泽东于6月14日复信林彪时，列举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14个问题，并指出，这些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3](P276)这些争论问题的长期存在，严重影响了红军内部的团结。
二、实践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进路
从大革命失败到1930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党内特别是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城市和农村、“左”和右、“本本”与实践的张力，对八七会议后党“找着新的道路”的目标产生了严重干扰。对此，毛泽东立足当时中国国情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对错误思想和主张进行了深刻分析和有力回应，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指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
1.批判“悲观论”，解答“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毛泽东深感“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在红军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性，关系中国革命前途的最基本问题。如果不能解答好这个问题，“悲观论”就不会消除，革命也就无法前进。
针对“悲观论”，毛泽东阐明了辩证的形势观。当时，无论是要求攻打大城市的“左”倾主张，还是只愿意流动游击而不想在农村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右倾思想，都是与在认识论上对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错误估量有关。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毛泽东自觉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法，强调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对当时革命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进行了辩证准确的分析。首先，对革命形势的整体估量，不仅要看到革命的主观力量是弱的，也要看到建立在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弱的。其次，对革命力量的估量，既要看到大革命失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遭到削弱，也要看到在中国农村环境里它“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9](P99)再次，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既不能过分乐观，“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从而产生“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主张，也不能过分悲观，觉得“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9](P100)最后，针对当时红四军党内普遍存在的对革命前途的悲观情绪，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分析方法，对当时半殖民地国情下的各种矛盾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指出这些矛盾的存在，使中国处在混乱状态之下;同时这些矛盾的交织发展，又会让革命高潮终将不可避免，而且很快到来，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9](P102)
针对“悲观论”者中存在的流动游击思想，毛泽东强调要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从井冈山根据地创建开始，红四军党内就一直存在忽视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而主张流动游击思想，也可称为“流寇思想”。对于这种思想，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前后已经注意到并批评过，但问题并未真正解决。1930年元旦林彪的来信，使毛泽东深感这一错误思想的代表性和普遍性。因此，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毛泽东再次分析了流动游击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9](P98)他强调，只要认清这一基本国情，就会明白为何中国长期陷于军阀混战而不能建立统一政权，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和工农民主政权口号的正确性，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9](P98)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认识到该问题是一个关乎全局的思想问题，所以他未将该文视为私人间的交流，而是以党内通讯的形式印发给红军指战员，借此启发和统一红军党内的思想。
2.批判“城市中心论”，明确党的工作重心在农村
在革命存在的三方面的张力中，或多或少都受着“城市中心论”观念的影响。因此如何认识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如何认识农民斗争、农村革命根据地和中国革命前途的关系，成为毛泽东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农民斗争在中国革命前途中的极端重要性。上文提及，“城市中心论”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根据生产方式得出农民虽具有革命性，但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农民不可能在革命中占主体地位。受此影响，党内长期存在“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9](P102)的观点。但是，中国革命有自己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结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农民的分析，在中国特殊社会环境遭遇理论和实践的悖论：理论上某一阶级是否先进的分析和实践中革命性的强弱并非呈正相关关系。毛泽东中国革命新道路探索的理论出发点，“就是依据中国国情，对阶级的革命性和先进性作了适当程度的剥离，在话语上实现了从先进(生产方式)向革命(阶级斗争)的转变，并由此确证了农民的历史主体和革命主体地位”。[10] 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论述了中国农民中的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等各群体不同的革命态度和在革命敌友序列中的位置。循此，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从农民运动的实践经验出发，驳斥党内基于农民保守、落后的生产方式定位而得出农民运动“糟得很”的指责，回应了国民党右派的“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民运动”的责难，用“革命先锋”这一带有正面涵义的话语，指明了农民尤其是贫农群体的革命先进性及蕴藏在农民中的巨大革命潜能，指出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和建立农民武装政权的必要性。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毛泽东传承其农民革命先进性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将乡村红色政权理论和农民革命先进性理论相结合，认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9](P103)继而得出了农村根据地的“星星之火”必然“可以燎原”的结论。
毛泽东的论述进一步丰富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初步形成了革命新道路理论。毛泽东最早在1928年10月《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使用了“工农武装割据”概念，强调“‘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9](P50)同年11月，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列举了工农武装割据存在和发展仍需具备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9](P57)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9](P98)在此基础上，1930年6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明确提出了“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11](P276)的思想，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的初步形成。
3.反对“教条主义”，坚持从实际出发的“需要主义”
在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面临着“唯上论”“本本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实际上，“唯上论”和“本本主义”系出同源，都是教条主义在认识论上的反映。
对教条主义，毛泽东给予了坚决抵制。针对刘安恭在红四军设立军委问题上脱离红四军实际的教条主义，1929年6月，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指出，以刘安恭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的想法“可惜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罢了”，“现在只有四千多人一个小部队，并没有多数的‘军’如中央之下的多数的省一样。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绝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这种形式论发展下去，势必不问一切事的效果，而只是它的形式，危险将不可胜言。”[12](P71-72)在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深受教条主义的牵制和干扰。针对党内存在的仅仅掌握经典作家个别论断不作深刻理解，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态度，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9](P111-112)
当然，反对“本本主义”不意味着反对“本本”、抛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实际上，毛泽东不仅始终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而且是终生学习的典范。在井冈山物质文化极端匮乏，马克思主义本本一书难觅的条件下，他曾写信给中央，希望多提供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请垫付，寄付地点‘’。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13](P22)但是毛泽东反对盲目崇拜的“本本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发挥作用，就必须同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结合起来。
毛泽东正是在同以上“悲观论”“唯上论”“本本主义”等错误思想斗争交锋中，自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基本国情、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突破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城市中心论”思想，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三、理论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总结
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而且形成了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总结，就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方向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论述，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和行动方向。
1.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
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行动前提。中国共产党自创建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吸收党员的标准之一就是必须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在党内还没有形成科学统一的认识。如上所述，“本本主义”者就是简单地、片面地、机械地而非深刻地、全面地、灵活地对待书本，“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或者是把马克思主义甚至马克思本人神圣化，把共产国际的解释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权威解释来源。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归根到底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问题。这些错误认识反映在革命实践中，就是错误的思想路线和错误的行动路径，给党的工作带来了重大损失。
关于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给出了明确答案：“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针对把马克思主义神秘化的态度，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强调：“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选择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9](P111)后来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从“学风”和“作风”的高度，将此总结为“理论联系实际”，倡导共产党人要本着有的放矢的态度“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14](P801)
2.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结合点：调查研究
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用富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形式表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是毛泽东在话语层面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创造性尝试。周恩来曾评价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讲的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读它。”[15](P313)
在世界观层面，毛泽东“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体现了人的认识来自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没有实践就不可能形成正确的认识，“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毛泽东批评了那些不做调查研究的现象，“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9](P109-110)如果离开调查研究，就一定会出错。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一方面在于调查研究是毛泽东的一贯坚持，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深入农村进行详细调查，形成了关于农村调查的著名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指导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发展及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顺利推进不可能靠抽象的理论和原则。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经验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忽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和中国革命的具体经验，就会产生错误思想、路线、主张。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者，正是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找到了缓解这种张力的中介机制——调查研究。
在方法论层面，毛泽东强调要走群众路线的方式进行调查研究。比如调查研究的群体要广泛，要涵盖无产阶级、农民、商人、资产阶级等尽可能多的阶级;在区域上既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此外，毛泽东还在文中就调查研究的具体技术进行了列举。总之，毛泽东认为只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通过群众调查研究，才能产生科学的阶级估量和正确的工作指导，才能植根中国大地进行有效的革命宣传和革命动员。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行动方向：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思想路线关乎根本。正确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之一。正确思想路线的形成，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产物，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继续中国化的原则遵循。
毛泽东反对唯心的、保守的思想路线，强调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毛泽东首次使用“思想路线”概念，是在1929年6月《给林彪的信》一文中。在此，针对当时红四军内关于军队问题的争论，毛泽东从思想路线角度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近日的问题(军委问题，但原则问题)只是历史的结穴，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12](P74)《反对本本主义》则进一步分析了本本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即唯心主义。毛泽东认为必须根本丢掉这种保守的、唯心的思想路线，共产党人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9](P116)只有在正确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才能制定出正确和坚决的斗争策略，如果斗争策略错误，革命就非走向暂时的失败不可。毛泽东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回答了如何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问题，这就是“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不能“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而必须到“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9](P116)可以说，《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既标志着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基本形成，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确思想路线的开始形成。
综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反对本本主义》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为纠正党内长期存在的错误思想指明了方向，提出了革命新道路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更重要的是，这些代表性文献所给予中国共产党人的深刻启示：无论革命、建设、改革，都要立足中国实际，拒绝照抄照搬，建构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理论和制度形式。重读两文，从源头回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成逻辑，有助于深刻理解和深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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