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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21世纪“元阶段”的左翼政治及初级工运的声明

2020-1-2 12:51|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67716| 评论: 3|原作者: 秋火

摘要: 中国共运历史上有很多老托派就是这样的,他们很多为反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做过实际的斗争,却既在国民党时代被捕入狱、又在中共毛时代坐牢十数年遭受专制政治迫害,不屈抗争,晚年仍保持乐观积极豁达心境,他们的历史经验教训仍然是今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宝贵精神财富。
秋火:退出21世纪“元阶段”政治的郑重宣告和说明
【完整标题:退出21世纪“元阶段”(1990年代末~2010年代末)的左翼政治及初级工运政治的声明和初步反思】

2019年12月31日 秋火

在酝酿思考已久后,我决定在廿一世纪第二个年代---2010年代的最后一天郑重宣告:退出1990年代末~2010年代末(本文权且简称之为“廿一世纪元阶段”)所形成的左翼政治及初级工运政治(包括所有相关任务和计划、相关人员圈子和相关活动),对社会变革和共产主义的向往和追求只继续留存于个人的思考和各种表达中(包括继续探索其它的表达方式);这一决定完全基于对大形势转变的研判与对自己个性特质的多年来一再的确认和遵从;宣告这一决定更是出于对自己思想及人生历程负责任的态度、也是抱着对在泛左圈或劳工圈中曾经和一直多少信赖自己的人们有所交代的态度。这篇声明将郑重说明我的退出和坚持意味着什么、退出的全部原因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以及在告别时留给当今及今后的同路人的一些话。

也许有的人会把我的这篇宣告看做某种局面更加不利的信号,毕竟我曾经在1990年代末~2010年代末这一“廿一世纪元阶段”的大部分时期有所活动、有所影响(主要是2003~2018之间,最后在2019全年高压之下就只剩下少量的文章和零星的交流活动了);但实际上表征着社会历史阶段转变的更重要得多的关键信号早已经是既成事实——比如2015-17年NGO工运和工运自组织萌芽在高压下逐步被击退、2018全年到2019年初青年毛派的社会运动匆忙赶上历史舞台、又在狂热冒险后全线被击退以及官方乘胜扩大化打击整个左翼工人联系、到2019年秋冬时已基本完全肃清并杜绝了从自由派人权运动到NGO维权、毛左工学结合的几乎全部独立社会运动(当我写这篇文章时内地官方正在刚刚开始最后清扫非官方的基督教家庭教会)。经过了2019年可以更加确定地说,一个政治黑暗的时代序幕已经完全拉开了。

当然仍可能有些同路人在做某种政治的抵抗,或者继续做某种争取人心的宣传,然而其实更多得多人因为种种原因悄无声息地淡出了政治,也有很多人转而旁观也没做太多解释,在不安阴霾笼罩下未知的昏暗迷雾中不少人陷入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性抑郁”。当我在酝酿并写下这篇声明时,我也非常清楚并默默感染着这个历史阶段急转而下的众生图景中苦闷灰暗的氛围,我自己(其实在更早几年里)何尝不也一度处于苦闷灰暗的境地。

我决定退出当然与政治形势急转直下有重要关联,但不是全部主要原因甚至算不上根本原因。我并不把我对这一历史阶段政治的退出看做是任何根本的失败或投降,反而把这样的退出宣告看做是从理性上重整自我、扭转被动重新打开自我人生新局面、乃至为了更好总结反思转化增进工人阶级和左翼的文化资源的一个必经环节,我这篇宣告说明就是对此进行一个严肃而真诚的全面说明(相信很多人看完后会对我多年来至今的行为逻辑豁然开朗)。我也多少希望自己的辩证思考给其他过去以来的同路人带来一些积极的启示。


政治退出与思想坚持,以及思想更可能进取

我决定退出1990年代末~2010年代末(“廿一世纪元阶段”)所形成的左翼政治及初级工运政治,更直接说就是:退出这一历史阶段所形成的一切“运动”(左翼的运动或初级的工运),不再为了争取人而进行思想宣传及实践。

明确这一宣告的含义。首先何谓政治,我理解是基于对社会政治经济的特定主张或一些期待,在一些社会群体里所做的宣传和进一步社会实践,以此争取更多人的理解认同支持、乃至参与到相关联的社会实践和宣传里、一起推动社会向着自己所主张和期待的政治方向前进。(这个基本定义我曾经反复想过很久,我认为是因为伪共专制统治下的政治实践空间太狭窄逼仄以及越来越狭窄逼仄,才迫使这类本质很简单的问题发展出复杂多样形态和灵活多元的理解)。

在廿一世纪元阶段我断断续续参与争取过这三种政治(按“思想浓度”排序):1在进步青年里争取发展“革马派”(2005~2008、2014~2018),2在左翼群体里争取发展直接为社会革命做准备的、靠拢工人阶级或融入工人的资源和力量(2003~2018),3面向维权工人帮助他们发展与初级工运所需的意识和行动、尽力提高工运水平、维护强化工人独立自主和工人民主的觉悟意识和行动努力(2005~2008、2013~2018)。(我没有把2019年列入,因为这一年只是有一些零星的涉及反思批判或小范围声援的文字和左翼争论,即便如此2019这一年我被GA找了8次之多,记忆中过去十多年只有2008年我从学校毕业那年可以与此压制力度相提并论)。

这三种政治,先且不论其本身的得失优劣(历史评价需要将来新一代的行动者用自己的头脑做出),都已经因为近年的政治形势大转变而成为历史,因而我起的作用也成为历史阶段性的作用。即使完全不考虑我或者少数的其他同路人这些个别的因素,目前中国大陆范围的客观环境都不允许这三种政治再进一步向前发展了(连维持都越来越困难),因为近几年来有组织抗争的退却和消散是不可回避的政治现实(前面列举了部分关键情况)。这种政治僵局很可能还会持续数年之久,直到中外冲突激化到足以撕裂掩盖压制中国社会内部矛盾的那些因素为止,可能才会重新打开政治局面。

所以换句话说,我今天要宣告“退出”的那些运动有很多部分都早已经消散了,我的宣告只是从我的严肃思想角度挑明这一事实,并正式结束我过去以来所有相关政治活动的计划(说白了其实主要是些舆论文章计划,这些结束对他人没有什么实际影响)。

退出廿一世纪元阶段的政治,还意味着完全回到个人生活状态,更专心重新找自己喜欢的工作和事情,重新确立在世俗生活里的平凡的理想和信心(其实即使是从群众角度来说安稳的好日子也已经没多少年了),当然如果自己或他人遇到抗争事件仍会力所能及地做些自助或互助的努力,只是不再考虑有系统地争取人的努力,只是把这些个人难免碰到的事和人当做随缘的偶得和幸会。这对于曾经多年有政治立场和相关实践的人来说,或许可以说是“政治消极”,但我们历史唯物主义者完全可以并且本来就应该从历史必然性的潮涨潮落、人生总有屈伸进退的角度把事情看开(后面我再进一步谈谈我这方面的感想),正视现实,着眼将来,重新审视自我本来的特质、重建自我认知,完全可以重新寻找和树立积极的人生目标、追求乐观心态与健康生活。

退出廿一世纪元阶段的政治,不等于思想转向、转而完全顺应世俗主流的思想和规则,我仍然认为坚持革命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多数既定的进步思想非常必要、非常重要(具体是哪些思想呢,下面我会说到)。

对我个人来说这种思想坚持至少有三重重大意义:首先,革命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多数既定的进步思想早已经融入成为自我价值观的一部分,这些思想综合地决定我会交哪些朋友、以及成为怎样程度的朋友、以及绝对不可能与某些人成为朋友,以及始终引导着我有意识地追寻有着某些相关特定意义的精神生活的人生状态、而不喜欢或不能容忍世俗主流很多人追求的那些吃吃喝喝只求快乐安逸的猪圈生活(这是专门写过文章认同理解社会主义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的:“我从来不把安逸和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理想。”)。

我是从小到大都在追求有意义的事情、把意义看做人生核心支撑的人,早在我有系统了解进步思想之前就是如此,近一年我才了解并高度自认为所属的INFJ类型相关解析(这是mbti经验体系所划分的16种人格类型之一,相关解析还称这种类型是人群里最重视价值观和最热衷探求万事万物意义的类型),让我更加确定了自己就是这种人。(我有非常清楚的回忆及其他旁证可以非常确定地说,我从6~7岁还在幼儿园、还没上小学时就是这种人,当时我曾经是一个特别虔诚自发笃信某种神灵[完全是自学认字看书受到影响、很确定没有受到任何他人影响]、异常着迷天文学知识、性情异常宁静但内心想象极其活跃的孩子。这种久远回忆让我确信自己原本曾经有着非常安定的心境和内心能量,能非常自然稳定地保持自己独特的价值信念和意义观。)所以坚持多年来不断改进完善的价值信念-意义体系,对我来说是此生自我不可分割一部分。

第二,不管退出怎样的政治,现实生活中的压迫和矛盾仍然存在,就像我前面说的,难免还会碰到抗争和冲突、当然不应该刻意回避这些事而应该力所能及自助或互助,还有因为自我独特价值的坚持难免与天朝当今专横霸道的世俗主流规则和各种人、事发生冲突,个人生活抗争仍是不可避免的,这都需要思想的反抗,需要继续扩展和精进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那么我的核心思想武器仍然是革命社会主义思想和多数既定的进步思想。(顺便说下,1960年代以来的女权主义把这种个人生活抗争也视为一种政治,即“个人的就是政治的”,我想是有一定条件的,比如女权主义者的个人生活抗争是有社群关联的、并且与一些争取人心的社会活动相连,那当然属于政治[参见我前面的定义]。但我说的个人生活抗争,是更广义的,更多是非政治的个人抗争。)

当然,在实际抗争(哪怕只是个人的抗争)中,思想武器需要继续不断检验,继续精进完善,但是十多年来没有改变的作为整个思路基础的那些主要思想原则今后也不会改变:革命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社会的认识和阶级斗争学说,社会进化与不断革命进程、倒退反动可能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认识,以及对主流意识形态(包括家国情怀-民族/国家思想-传统社会道德-传统家庭伦理-主流文化形态)到底是统治阶级利益和思想所决定、何以发展普罗大众反抗思想的基本认识;永远把社会解放的希望主要寄托在普罗大众与进步思想及相关集体实践的结合上,不可能指望守护资本秩序或保护官僚特权的国家政权的主动作用,不可能指望资本势力及其相关精英集团的主动作用;个人最多只能争取改变自己生活及选择有所改善周围小环境,要想做出社会性的改变乃至彻底解放光靠个人或少数人都不行,仍需要大众性的运动的努力,仍需要多个阶级和社群集团的参与,仍需要有无产阶级的群众自我组织以及具有合格理论素质和足够广泛群众政治基础的工人先锋党都必不可少;等等。

第三,对既定的革命社会主义和多数进步思想的坚持和不断学习精进,还是社会政治分析所必需的;而保持社会政治分析的学习和思考,至少可以让自己在社会突发重大事件影响到生活时不至于完全迷乱不安,进一步来说可以让自己认识清楚、在思想上把握主动、使得自己更明白自己的生活应该继续坚持哪些事以及是否要做好某种新的准备、在何种条件出现的情况下可以做其他某些事。

如果现在所谓退出政治就同时放弃了思想,那么将来迟早必然再次发生重大事变时(这对于现在还只有二三十岁或四十岁的人来说可以是此生必定还会经历的,就比如2019年全世界都见证了的愈演愈烈的中美战略对抗以及台海、南海等周边潜在冲突,谁敢断言未来20年里反而绝对不可能再发生重大变化了?),难免会一时头脑混乱不安,——越多放弃思想武装和必要的学习、关注,将来重大事变的时候头脑混乱的时间会越长,甚至沦为跟着主流忽悠舆论或再次重蹈覆辙跟着新的冒险投机势力(过去的惨痛教训就都白挨了)随波逐流的糊涂虫,轻则只是放任自己陷入盲目愚蠢,重则再次白搭上自己的切身利益。所以,为了不要让过去已经有过的教训再次上演,应对将来还会很重要的不时之需,对每个左翼同路人(不论是否考虑退出政治)来说都应该尽量保持和继续发展政治思想、保持必要的审慎态度。即使退出廿一世纪元阶段的政治,更积极的态度是做一番更好的重新学习计划,乃至继续发展思想交流,只是不再以争取更多人(即政治的最起码含义)为目的。

其实,政治低谷时期的学习反思、思想交流更便于做到思想的真诚和坦率。我还认为,摆脱了被专制驱赶得越来越狭窄逼仄的小圈子政治之后,基于个人朋友态度和纯粹思想交流的姿态,不再顾虑争夺和守护狭隘小圈子里什么地位,思想反而更能进取。(当然,总有些僵而不死的政治干尸惯于在一旁干嚎,只要别把它们当回事,其实也无碍)


退出廿一世纪元阶段政治:为了自我的新生,为了更好迎接将来的运动新生

开头我说过,政治形势恶化不是我退出江湖的全部主要原因,甚至算不上根本原因,但确实有重要关联。这并不是什么遁词,但我确实有多年鲜为人知的难言之隐,在形势空前不利于运动而选择退出之际,倒是可以没什么顾虑地说出来了。

可以这样简要概括:在我参与左翼政治和初级工运的十多年历史里,一直有着“是要努力投入现阶段的阶级解放事业本身最需要的活动方向,还是要努力投入自己最适合的活动方向”的矛盾纠葛,同时还兼有种种主客观困难导致的长期难以找到并投入自己最适合的活动方式(对我来说就是配合群众实践的舆论活动或文字类的启发活动)、只有最后短短几年集中投入了自己最适合的舆论活动(2013~2017)然而却又遭遇了伪共政权收紧舆论空间并空前强化集权专制统治的大气候转变。

而在所有这十多年里,鲜为人知的事实是,我长期或自觉或被迫地投入了许多并不适合(甚至很多时候违背)自己个性的活动(比如很多组织活动、做某种代表去发表一些应景的话、小圈子斗争、各种社交和其他活动),即使我在这个历史阶段最后几年从事较适合的舆论活动时,由于政治层面上很缺乏同路人的实际支持以及由于其他种种不利因素而不得不同时继续做些多少自己个性所不适合的相关活动,这让我很早就多次深感精神上的乏力和疲惫(早在2013年我就开始有较明显的躁郁症,当时对于政治已萌生退意)。

然而就客观形势而言,2013~2014年专制压力虽开始增大,却是中国初级工运新一轮增长的时候,过去多年我都强烈认定“应该努力投入现阶段的阶级斗争/工人运动所最需要的活动方向”,再加上我终于有机会开始集中投入初级工运所召唤的舆论活动(2013年我开始在南方维权工人里有所活动、为集体维权做舆论宣传、还看到有劳工组织的网刊引用了我对罢工事件的评论,2014年初我创办了“工评社”这一明确为初级工运鼓与呼的自媒体网络平台),所以无论是外界所见,还是我当时自己内心来说,即使个人一方面确实越来越陷入精神泥沼,却矛盾地同时存在很有激情投入工运舆论战场这个另一方面。

(躁郁症,学名“双相情感障碍”[我是Ⅱ型],就是每隔几个月在自我状态感觉十分良好的“轻躁”状态与莫名陷入严重无力感无意义感的“重抑郁”状态之间切换,而且抑郁的程度一次次越来越加重。我并没有一开始就认为自己有躁郁症,而是好几年都处于迷惑不清的状态,直到2017年4月才认识到这叫双相Ⅱ、或躁郁症,更晚到2019年晚些时候也就是几个月前才自我分析认为这与我长期或自觉或被迫投入自己所不适合的事、以及即使做自己适合的事却越走越狭隘等现实原因有关。现在可以确认,我的躁郁症在2018年秋冬时终于消退,其原因,除了一些不便透露的私人生活重要改变的特殊因素之外,还有就是当时我已私下做出了至少暂时退却沉默的打算,当时正在继续狂飙突进完全不听任何劝告的某狂热冒险运动大大促使我下定决心,这倒让我好几年来深陷泥沼的自我精神和心境大为改善了一阵,之后在2019年我的宁静生活三番五次被GA野蛮粗暴骚扰和恐吓、一度激发我决心重新开始斗争,我今年又一度感觉GA想对我算总账,如果算总账我估计再被抓去关一年是没问题的,——但说回多年自我精神的困扰这个问题,在2018年秋冬之后我虽一再被GA激怒试图重新斗争,但不再是之前政治意义上的斗争,而只是更起码的维护自己的言论权和基本人身安全。再之后我发现GA其实主要是例行公事清除、压制在微信朋友圈和推特上的涉及各种所谓敏感事件的言论及相关人),只是由于70大庆中央层层加压及维稳机器空前膨胀导致了官僚主义专横粗暴野蛮,并非是要对异见分子算总账,在GA态度缓和后,我也缓和了应对态度。)

所以,即使把2019年前大半年GA多次骚扰恐吓挑起的紧张局面考虑在内,这一年仍然是我自2013年以来自我精神状态相对较好的一年,之前持续五、六年每隔几个月发生的持续几十天的重度抑郁再也没有了,如果从2018年夏天的抑郁即目前来说最后一次抑郁算起,至今一年半里再也没有发生过持续三天以上的抑郁症状(如果有也只是轻、中度的抑郁,对于我这样早已总结出一系列的情绪调节经验的人来说都还能自行化解)。在这样的情况之后,我才得出了上述的分析,可以总结为:从2018年秋冬开始我实际开始退出“廿一世纪元阶段”政治、同时重建了自我认知和回到个人生活之后,抑郁就逐渐消失了。(但严格来说我还没完全消除躁郁症的“轻躁”,后面再说)

所以,我决定退出廿一世纪元阶段政治的根本原因其实早在多年之前,即:我长期做着很不适合自己个性的活动,以及即使做着比较适合自己的舆论活动、空间也越来越狭窄逼仄、尤其还缺乏政治同路人有效实际的支持。

外界有些人可能仍然会对我的政治退出、结束感到意外,但在我自己内心,过去几年我甚至觉得,如果大家知道我究竟是什么情况,他们应该会问“这么多年这个人怎么还在坚持啊?”才对,就像GA在过去数年历史上多次问过我同样问题那样(悲哀的是,敌人反而更加了解我的实际情况,而有些人似乎早已习惯了一个不知疲倦向前进、永不言退的秋火形象,仿佛这才符合我的性格,却不知道我曾经背负了很多可以说忠于理想主义、却很不符合自己个性实际的事,并因此深受精神困扰)。

所以,政治形势空前不利于独立的社会运动和舆论——准确说是严打独立的社会运动和禁绝一切相关舆论的局面,这才给了我一个不容分说的理由,让我不得不完全暂停休息下来了,从而让我得以有合理理由调整对策并做出了之前难以做出的反思,最终我得出:退出政治是目前形势及自我状态下最有利的选择。所以我说政治形势恶化也是我退出政治的重要原因,反倒使得我最近数年在越来越不利形势下的挣扎矛盾最终有了一个了结。

有人可能还是觉得,我今后仍然还是可以写些左翼或工人阶级相关的宣传启发文字的,毕竟现在积极的左翼分子已经很少了。当然,我是可以写一些的,但只会是偶尔为之,肯定不会再把这个当做一个长期坚持做的事了。理由其实我前面已经说得不少了,这里还可以更进一步说,对于左翼或运动ABC这类基本道理的科普,其实我无论是心态还是兴趣重点都早已不适合做,我是在早年做这些文章比较多(2005~2012)以及在初级工运还活跃的那几年配合着群众实践的进展才有热情去做宣传——要知道,我以及我那一代的左翼青年正是不满于早年学生时代只做面向青年的思想宣传和交流,才在2010-2013那几年越来越多走向工人群体、试图结合着群众的维权斗争实践进行分析和启发、推动,我已经做了至少六、七年这样的事,现在让我又退回到我之前很不满的那个状态去做脱离群众斗争实践的左翼思想宣传启发,我当然是很不愿意的,而且我当初“融工”时和至今都认为这种脱离群众斗争实践的左翼思想宣传和交流活动,太把它当回事(比如安上某种组织名义、制定共同工作任务计划),即使不考虑专制高压因素,也更容易陷入各种各样其实非常浪费时间精力浪费生命的小圈子意气之争中(其实我在2007~2011“重度网左时期”已经深入领教见识过了)。

与其被动地陷入在这个已经空前狭窄逼仄的井底中反复追问还有什么蹦跳的可能性,不如果断抽身而出,思想继续坚持,个人学习、反思都可以更好地进行,把历史截止,留给今后世人评说或反思。这就是我的做法。对我个人而言,这种退出的宣告是在给早在一年前2018年秋冬以来就开始的实际退出进程(2019年6月之后我就没有再写过政治性质的文章了)追加一个最终说明的公告。在目前情况下,这种退出对之前矛盾重重的自我来说是一件好事,斩断过去早已不适合的羁绊才能争取自我的新生。

争取一个重新新生的自我,也才能更好迎接将来的运动新生。过去的十多年历史,当然有很多非常值得注意的经验和教训,但是谁来总结呢,将来必然还会出现新的运动,相应出现的新的一代迟早会成长起来、迟早将学会用自己头脑去从最接近的历史中提炼经验教训,但如果过去一代里有人主动站出来做个果断的了结以及(由此才更好做出)彻底的反思,我想应该可以有力地启发新一代的灵感和激发他们的政治勇气。

坦率地说,过去十多年里不论左翼政治还是初级工运相关圈子都累积了大量因循守旧、抱守残缺的人和各种“老油条”级的包庇纵容错误、在形势走下坡路时唉声叹气或各种小圈子宗派山头主义阴阳怪气等等,这些正是左翼政治衰落的实质内在表现,不是外力打压才直接导致的,外力打压只是加剧了圈子的固守和人员僵化,将来运动的新一代可以比我们更加犀利透彻地看穿很多问题,那么我想以我的退出和彻底反思(今后一段时间还会做些回顾反思)帮助潜在的“将来运动新一代”尽快尽早犀利透彻起来,并且能从过去一代的坦率批评总结里得到必要的经验教训。既然我决定退出我自己所经历的十多年的左翼政治或初级工运政治,那么我也将更加客观地把包括自己在内的历史都看做客观对象,开诚布公地做批评反思。

对我来说更加主要的“更好迎接将来的运动新生”其实是指我应该下大力气重整头脑、重新锻炼身体(躁郁症也严重损害了身体健康和导致了一些挺麻烦的疾病)、以及重新为自己旺盛的表达欲望和创造激情寻找出路,到今后新的运动爆发时,不至于让自己还像现在这样仍然诸多不利的身心状况,不至于无所作为而被运动完全晾到一边去,我仍希望今后若干年我能“重返现场”、为更年轻一代所主导的新运动效力,做出一份我应有的力所能及的努力。尤其我所具有的旺盛的表达欲望和创造激情,我认为这其实是我很多年以来总会自行产生的重要动力,在过去很多不适当的场合和活动中,我的旺盛表达欲望给人留下了坏印象,而当我从事自己比较适合的舆论活动时我源源不断的各式各样文章让很多人惊讶、佩服,以致于我一个人一段时间里一边上班一边撰写的文章竟然会让一些人怀疑是不是一个团队才能做得了那么多。我还觉得我内心旺盛的表达欲望和潜在的创造激情可能是我“轻躁”的源泉,或至少大为加强了“轻躁”,而“轻躁”的状态虽然其实感觉很好,但理性来看应该是不利于身心平衡健康的,所以我过去一两年一直在思考为自己内在的那种不稳定的激情寻找稳定的输出方式。舆论活动、尤其是直接为群众斗争实践服务的舆论活动,当然曾经是我表现突出、看起来也比较适合的事,但我想这不是唯一适合自己的事,我这样一个熟悉文字、对文字敏感的人,当然很清楚文字、表达的世界是非常广阔的,我仍有很多机会去探索其他可能更适合自我的表达方式,既为我的“轻躁”找到稳定的精神出路,又尽力表现我所认定的价值观和重要意义。


退出不是失败也不是投降:阶级斗争与自我人生努力的胜负都还远远未定

说实在的,我至今搞不懂为什么2011-2013年成长起来的那一代毛左青年(去年夏天那场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就是他们)似乎有着“只知进而不知退”的教条观念,在他们公开政治活动以来的所有策略里都没有“退”这个字、连“暂时退却”也没有,只有前进、前进、再前进,或为了更猛烈的前进而短时间暂停做准备,这种“只知进不知退”的幼稚教条观念似乎与他们一系列的唯心主义狂热信念相关联,最终如飞蛾扑火前仆后继前进到了专制统治者的罗网中。结果,这个似乎“只知进而不知退”的青年运动的核心骨干分子“进去”之后都做了彻底的投降、低头认罪。似乎他们要么只能“前进前进再前进”,要么就只好彻底投降、彻底低头认罪、最后即使放出来都再也一声不吭噤若寒蝉了。

如果还抱着“只知进而不知退”的幼稚教条,当然是不理解一个宣告退出的人怎么还能继续有所坚持甚至还能有所抗争的。

在我看来,退出不等于失败,更不是投降。失败和投降,只有在硬碰硬的斗争里才能表现出来。某运动的某些组织确实经历了硬碰硬的斗争,确实是被打败了;一直支持该运动的其他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也遭到了打击,原有的意图和活动都被阻止了、相关人员被处置,从斗争实践意义上也可以说他们遭到了失败(当然失败中可能有少数的成功之处,比如少数骨干分子到底都不妥协、得到了一些群众的声援和更加支持,这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是其他并不支持甚至是反对相关运动路线的左翼者或其他进步工人、活动分子,在并没有遭到硬性打击的情况下,主动地淡出、回归群众,这算什么失败、投降呢?

难道当年大革命失败后,那些在白色恐怖下主动选择“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没有踊跃投向国民党刑场壮烈牺牲的共产党骨干分子都是一些投降主义的懦夫?

斗争历史有潮起也有潮落,人生也有顺境和逆境、高峰和低谷。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尤其要懂得根据客观实际形势、把握群众需求来行事。作为人生,更须知能屈能伸的道理。无论人生还是更大的斗争,进或退其实都应该把握、争取主动权。如果不利形势下的前进导致了被动,那么尽早停止前进或者调整方向就能扭转被动。在有良好的思想准备、精神状态、自我认知并且深思熟虑之后,退出完全可以帮助实现更好的前进。

再则,当代中国的阶级斗争还远远没有到决出胜负的时候,因为还远没经历真正的阶级对决。固然,2012以来的新一届政权采取了空前的全面改良和空前强化的维稳并重的方式,确实大幅度延缓了社会矛盾冲突直接爆发的时日,但工人阶级大部也始终没有组织起来(全部工运NGO及泛左构成的初级工运所组织过的工人群体全部加起来充顶也不过数万,这个比例大概可能只略多于中国工人阶级的万分之一,连杠杆作用都起不到),甚至绝大多数有组织工运在被消解前也没有进行过针锋相对的集体反抗,最终停留在了初级工运的水平(唯一有政治抗争的去年夏天那场运动却是以主动作死来进行“抗争”的、非常缺乏工人群众基础的、本质其实是上百名高校激进学生和由刚从高校学生毕业没几年的社工所共同主导的“工学运动”,)。总之,至少99.98%以上的中国工人阶级还远未组织起来与资本统治阶级进行对决,胜负未定也。

所以从上述意义来说,对于仍坚持无产阶级解放理想的那些左翼分子来说,自我人生努力的胜负也未定,只是相关的政治理想被推迟了,在我们有生之年、或者就在未来二十年仍难免会有新的大冲突。

但对于一个深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社会主义者(更准确说应该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应该早就有不把自己的人生希望寄托在一场胜利的政治实践上的思想准备。我以为,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只要做了他所在那个历史阶段上能够去做并且尽力参与做了最有利于阶级解放事业的事情、能从中发挥一些实际有意的作用并能启发争取群众,这就足以肯定。这个说法看起来似乎很低,但纵观历史,其实很多显赫一时的左翼人物并没有做到,反而很多更低调少为人知的革命者做到了并且还承受了多年坐牢、家破人离的苦难,晚年却豁达开朗、无怨无悔。中国共运历史上有很多老托派就是这样的,他们很多为反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做过实际的斗争,却既在国民党时代被捕入狱、又在中共毛时代坐牢十数年遭受专制政治迫害,不屈抗争,晚年仍保持乐观积极豁达心境,一些老托派还留下了大量历史记录,他们的历史经验教训和积极的人生观仍然是今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宝贵精神财富。

更进一步说,自我人生如果不寄托于阶级解放政治,其实还可以寻求其他更适合自我特点的出路和目标,这就需要重新解放思想、重建自我认知,重新思索在社会三百六十五行里自己最适合做什么或者可以在世俗生活里开拓些什么新的活动。再换个更开阔的角度说,倘若今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爆发,不可能个个左翼都是以全职的职业革命家身份投入,必定会有大量活跃在社会上各行各业各个岗位的斗争积极分子投身运动、甚至还会有部分军人和个别的资本家投身运动,这里面当然会有过去经历过左翼活动的人,应该好好想想那时候,你在什么位置呢?届时,处于某个行业比较深入位置或者某种工作专业能力很好、与周围群众更积极融洽的斗争积极分子,完全可能发挥更大作用。如果现在什么都不做,一味随波逐流消极下去,到那时候,你又会在什么位置呢?

所以,自我人生努力的胜负也远远未定,这更值得重新好好研究和努力——让我们共勉吧。


宣告退出首先是对自己严肃思想负责任的交代,也是受到气馁灰心言论激发所写,为了希望同路人振作起来重新争取自我人生主动权

正像本宣告开头所说的,其实我非常清楚近一年来政治形势急转而下导致了许多同路人苦闷灰暗的氛围,其实我更早就更敏感地觉察出不利形势并发觉到运动圈子里在高压压制下催生的冒险赌博心理导致了危险(从2016年到2018年我几次出头不同程度地迎头阻击那些冒险,其实这种斗争是很损耗我心力的,正好属于我前面所说的我并不喜欢也不太适合、但认为在当时运动中极有必要的事情),同时我早几年也面临了高压下越来越无可作为和焦虑不安的局面。所以近一年来左圈散发出来的种种不安情绪我都完全能理解。

但是我特别敏感于一些比较坦率的人的一些气馁灰心言论——当然我都完全能理解,但我感到痛心,因为确实好像没有人站出来做一个说法:现在到底怎么了,该怎么办?很多人都是悄然淡出了,而有些之前简直可以说众望所归的“新一代毛左青年”在经历“轰轰烈烈的斗争”之后据说早已经出来了,却都无声无息,一些小圈子的“大佬”“老油条”之间充满了虚伪的谅解和姑息,但恐怕更多真诚的青年陷入了迷茫或者变得消沉、压抑、乃至陷入抑郁症。我渐渐发觉这样“万马齐喑”局面潜藏遗留了大量困惑、迷惑、不安,也许很多人在某个社会角落里独自痛苦迷惑着。

其实本来我也想低调地“悄然淡出”,但一些真诚的左翼青年仍找我交流,很坦率地说出他们的困惑和不安,还有一些热心的左翼青年反而对我的低调沉默表示不解,甚至还有的曾经同路人仍在用我早已不再关心(实际上我也认为并不重要)的那些左翼政治套路来指控我、期待着我继续跳进毫无实际意义只为显示他们存在感的网络拌嘴中,——其实这一切我都能理解,各式各样的圈内人都仍然把我当成其相关圈子里的一个政治存在,只要我不加以公开说明,即使我实际上已经淡出了那些政治,所有这个江湖里相关的人就仍然会找我交流或者期待我做出这样那样的回应。我更能理解,近一年来左圈及相关活动圈的大范围苦闷迷惑情绪也有很大部分是因为先前许多受到尊重和信任的人物都不声不响地“悄然淡出”了。

所以,我宣告退出之前十多年所形成的政治,首先是对自己严肃思想负责任的交代。这样的交代是首先为了自我的新生,刷新、重新确立那些仍与我做朋友(非政治意义的朋友)的同路人的关系,为了自我人生重新赢得主动权、争取新努力。而这样的自我新生,才是更好地迎接将来一切新的挑战的前提。

但促使我写这篇宣告的直接原因,也受到了那些气馁消极言论的激发,再次强调我非常理解一切气馁消极心情,这些也是我曾经经历的心情,但我迫切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大家能重新振作起来。如果这篇“2010年代最后一天的退出宣告”能对大家有些新的积极启发,那么会是对我公开发布这篇宣告的最好的慰藉和鼓舞。(这种算不算“争取人心”的“政治”呢?也许吧,但这是2010年代最后一天的最后一次呼吁了,请大家多多包涵)

这篇退出廿一世纪元阶段政治的宣告决不会是我思想和文字表达的终止,决不是为了讨好专制政权GA的谄媚示意,而是要让自我新生,要让思想和文字表达开拓创造新的架构、形式、营养内涵。

在新的2020年代的某一天,当我们“重返现场”时,希望大家都好好的。到那时候,思想、身体、头脑都可以比现在更强大。


                                                                                 作者:秋火,2019年12月31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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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discuss 2020-1-15 05:36
这里是托派论坛吗?
引用 RedFlag 2020-1-3 15:05
对秋火不了解,但他应该不是坏人,所以送上祝福
引用 远航一号 2020-1-2 13:01
秋火先生是中国老资格的托派活动家,长期关注工人运动,与红色中国网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算“老朋友”了。我们对秋火先生的个人困难表示同情,对于秋火先生这一决定深表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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