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和平先生的群众观还是毛主席的群众观？

阳和平先生的群众观还是毛主席的群众观？

远航一号

      近日，很多进步团体都举办了纪念毛主席诞辰126周年的活动。激流网也于12月21日召开了主题为“毛泽东的群众观”的研讨会。在会上，他们邀请阳和平先生做了题为“简论毛泽东的群众观”的发言。这篇发言的全文发表在激流网上。

      阳和平先生的发言分四个部分。第一、第二部分是铺垫。在这两部分里，阳和平先生讲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阳先生一方面讲，看群众运动，要“从社会的主要矛盾出发”，要“看大方向”，要“看主流”，另一方面又讲，“群众运动中出头露面的和带头人物的主张不一定代表这个运动的实质”。如果不去看哪种社会力量掌握了群众运动的领导权，不去看掌握了群众运动领导权的人物他们的主张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了解一场群众运动的“主要矛盾”、“大方向”、“主流”呢？

      阳先生发言的第三、第四部分是重点。阳先生发言的第三部分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阳先生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群众运动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阳先生在这段发言中，将原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通劳动群众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右派利用一部分劳动群众发动的一些反对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混为一谈。

      下面这段话可以集中反映阳和平先生的这一错误：

在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自从修正主义上台以后，那里的无产阶级就丧失了自己的政党，那里的无产阶级专政就让位于国家垄断官僚资本主义的专制。在那里，工人阶级的反抗是本能的 ... 表现在匈牙利的工人群众趁着右派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对专制政权不满的匈牙利事件在全国各地迅速地组建了工人代表会议的权力机构上。

      阳和平在这里讲的“工人阶级的反抗是本能的”，指的是1956年的波兰、匈牙利事件。阳和平先生认为，在那个时候，修正主义就已经在苏联和东欧上台了，苏联和东欧各国就已经是“国家垄断官僚资本主义的专制”。在阳先生看来，这种“国家垄断官僚资本主义的专制”贯穿着从斯大林去世到1989年的整个时期。1989年以后，“非国家垄断的资产阶级利用工人阶级对国家垄断官僚资产阶级专制的不满”夺取了政权，“为了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前者对工人阶级起码要做一些哪怕是暂时的让步。”换言之，在阳先生看来，在前苏联和东欧资本主义复辟以后出现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政权与以往的“国家垄断官僚资产阶级专制”相比，对工人阶级做了“暂时的让步”，得到了“工人阶级的支持”，对工人阶级更加有利，也可以说更加进步一些。

      阳先生这种对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在1989年以前社会性质的看法（其实质，是否认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且认为“国家垄断官僚资本主义的专制”比资本主义复辟以后的社会更加反动）是否符合世界历史的实际，笔者在这里姑且不论。

    下面集中讨论一下毛主席和当时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对于匈牙利事件的看法。

毛主席是怎样看待匈牙利事件中的“群众运动”的？

      在阳和平先生看来，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是匈牙利的工人阶级“趁着右派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对专制政权的不满”对“国家垄断官僚资本主义专制”的反抗，还建立了“工人代表会议的权力机构”。阳先生虽然没有直接宣布这些“工人代表会议的权力机构”的政治性质，但是参照后面阳先生认为“波兰的工人阶级在70-80年代用工联主义反抗国家垄断官僚资本主义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进步”，匈牙利工人用“工人代表会议的权力机构”来反抗“国家垄断官僚资本主义”显然就更有资格被认为是“革命性的进步”了。

      那个时候，毛主席和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的中共中央是怎样看待匈牙利事件以及事件中的所谓“群众运动”呢？有史料表明，在匈牙利反革命事变恶化以后，当时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一度动摇犹豫。在紧要关头，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透过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判断匈牙利事件已经发展为反革命叛乱，敦促苏共中央采取果断行动。正是在中共中央的帮助下，当时的苏共中央才下定决心，出动苏联红军，帮助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镇压了反革命叛乱，从而巩固了匈牙利社会主义政权和当时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也大大提高了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中的声望。

      可见，毛主席对于群众运动的态度，绝不是像阳和平先生想象的那样，似乎认为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只要某种社会力量打出“群众运动”的旗号，就是天然进步天然合理的。群众运动是有阶级性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些群众运动也可以是反动的、反革命的。

      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再论》）。这篇文章在发表时注明，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据吴冷西等同志回忆，写作这篇文章，是由毛主席亲自提议的，其主要思想是毛主席的，又在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了反复修改，最后由毛主席定稿。所以，《再论》一文实际上体现的是毛主席的思想，是毛主席对于到那时为止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一次总结。

      《再论》明确指出，匈牙利事件“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再论》肯定了当时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的决议，认为匈牙利事件的实质是“反革命复辟阴谋”，国际帝国主义在其中“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再论》肯定了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和伟大成就，认为当时的苏联劳动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翁”，总结了五点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

      《再论》指出了斯大林对于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伟大功绩，也指出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再论》特别指出，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由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造成的。《再论》认为，“苏联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的。”为了纠正斯大林的错误，不需要去“纠正”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

      《再论》批评了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当时对于匈牙利事件的一些看法。《再论》明确批评了当时南斯拉夫主要领导人之一卡德尔认为匈牙利“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的错误看法，批评了南斯拉夫领导人关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即重建后的匈牙利共产党）应当“把全部政权交给布达佩斯和其它区域性的工人委员会”的错误主张，批评了卡德尔所谓可以“不管工人委员会成了什么样子”、“这样的党是官僚专制的化身”的错误论调。《再论》明确支持当时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解散“被反革命分子所操纵的布达佩斯和其它区域性的工人委员会”，认为，“匈牙利的同志们是作得完全正确的。否则匈牙利的将来就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反革命。”

      可见，与阳和平先生认为，“凡是千千万万个人民群众参与的抗争都具有天然的革命因素”、不必担心群众运动中“谁利用了谁”的观点相反，毛主席和当时中国共产党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有反革命的群众运动的，甚至名为“工人委员会”的群众组织也可以被反革命分子操纵。与阳和平先生所认为的当时的匈牙利工人反抗的是“国家垄断官僚资本主义专制”相反，毛主席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明确批评了当时南斯拉夫领导人所谓匈牙利社会主义已经是“官僚专制的化身”的错误观点，坚定支持了在苏联红军帮助下镇压了反革命叛乱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

      以阳和平先生的个人经历，对于毛主席对匈牙利事件的看法以及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可能不了解。了解了，却仍然认为当时的苏联和东欧各国就已经是“国家垄断官僚资本主义专制”，仍然认为匈牙利事件不是反革命叛乱而是本能的“工人阶级的反抗”。这样做，是因为阳先生对于马列毛主义有自己的独到创新和发展吗？如果有，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独到创新和发展拿出来，让我们都看看，阳和平先生比毛主席高明在哪里？如果没有，为什么明知毛主席在有关问题上的教导，却要掩盖这些教导，违背这些教导，来兜售自己的而不是毛主席的“群众观”呢？

阳和平先生的“甚至有一种说法”

      阳和平先生“简论”一文的第四部分提出了一个没头没脑的问题，“什么才是法西斯主义的‘群众运动’？”阳先生说：“历史上一些群众运动经常会出现打砸抢烧的行为 ... 甚至有一种说法，叫‘法西斯主义的群众运动’。”

      为什么说阳先生没头没脑呢？阳先生发言的总标题是“简论毛泽东的群众观”。笔者浅薄，不知道毛主席终其一生在什么场合专门讨论了“法西斯主义的群众运动”。阳先生说，“甚至有一种说法”。那么，是谁的说法？关于什么问题的说法？阳先生不讲。

      查主流媒体，在最近一个时期没有这方面的文章。在过去一年中，阳先生本人似乎也没有这方面的专论。激流网倒是在本月17日发表了一篇译文，叫做“右翼的兴起”，翻译自美国的《每月评论》杂志，是加尔各答一份著名的社会主义杂志对《每月评论》主编约翰ㆍ贝拉米ㆍ福斯特的采访。但这份采访并没有提及发生在中国领土范围内的“法西斯主义的群众运动”。

   于是，我们红色中国网的同志只得反躬自省。原来，在今年8月15日，红色中国网的水边编辑曾经撰写一篇文章，题为“香港运动已成为法西斯运动，左派不要自欺欺人”。似乎符合阳和平先生的“有一种说法”的定义。

   在那篇文章中，水边同志指出：“香港的法西斯运动，物质基础是香港乃至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整个经济社会体制的衰落，而文化基础则是香港本土主义在近十年的兴起。... 这些新的法西斯主义普遍的特点是把资本主义带来的巨大问题怪罪到某一些特定的群体身上。... 香港的政治有其与世界资本主义发达地区一致的情况，那就是在资本主义矛盾尖锐的情况下，产生了排外，尤其是歧视排斥大陆群众的思潮。对大陆人的歧视是长期的现象，把歧视提升到了排斥大陆人，乃至要清除大陆人和大陆的影响（各色光复运动），这是近十年才发展起来的。... 在近十年来的香港政治运动当中，右翼势力，以及其中的法西斯部分，得到了长足的、几乎没有阻碍的发展。这里面被提升到理论层次的，就是一批所谓港独理论。”

   阳和平先生，你看，这是不是你要批判的“有一种说法”呢？在上面这种“说法”中，水边同志指出了香港法西斯群众运动的根源是香港和世界范围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矛盾，在矛盾尖锐又无法解决的条件下，香港的相当一部分群众将资本主义带来的巨大问题怪罪到中国内地人民头上，并产生了普遍的歧视排斥内地群众的思潮而且付诸于行动。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为什么说当前香港的群众运动是反动的？为什么这次运动是必然要失败的？”），远航一号同志又指出，这次香港的群众运动是由香港的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这次运动事实上是一次右翼民粹主义运动（或者是在右翼民粹主义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远航一号同志还指出，除了将中国内地群众作为资本主义矛盾的替罪羊以外，右翼民粹主义的一个客观物质基础是香港的小资产阶级幻想通过排斥驱除内地人民的办法来维持对香港高工资劳动力市场的垄断。

   我们注意到，在激流网上发表的《每月评论》文章中，福斯特对于法西斯主义的阶级基础是这样说明的：“按照阶级定义的法西斯主义是以动摇的中下层阶级、阶层或小资产阶级为群众基础，以及反工人阶级、反移民、种族主义和仇外的运动。”可见，水边、远航一号关于法西斯主义或右翼民粹主义概念的运用与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于新法西斯主义概念的运用是一致的。

   阳先生，请明示，你所谓的“有一种说法”，到底是不是针对水边和远航一号的上述观点呢？到底是不是针对红色中国网呢？阳和平先生，你赞成不赞成水边同志和远航一号同志对过去半年中香港群众运动的分析和判断呢？

   阳先生不说，而是提出了一个他自己的关于什么是或者不是法西斯主义群众运动的标准：

没有国家暴力，即资产阶级做后盾和默许的所谓“群众运动”是不可能成为法西斯主义的运动。因此，群众性的打砸抢烧和排外的暴动行为是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反动行为还是具有革命性的群众运动取决于国家暴力，即资产阶级的态度是默许和支持还是打压。

   香港的群众运动到底有没有香港资产阶级做后盾，在有更多的事实材料证明之前，我们暂且不论。阳和平先生在上面倒是给出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判断“群众性的打砸抢烧和排外的暴动行为”是“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反动行为”还是“具有革命性的群众运动”的标准。只需要看“国家暴力”对于运动是“支持还是打压”。二者必居其一，没有什么含混的余地。

   按照这个阳氏法西斯主义定义，显然，香港的群众运动一直被香港的“国家暴力”打压着，只能是“具有革命性的群众运动”。

   考虑到阳和平先生致力于对马列毛主义的发展和创新，未必有时间详细考察香港的群众运动，我们给阳和平先生提供一点材料，供阳先生研究、思考。

   8月16日，在香港学生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在万人集会中提出了“英美港盟”的口号，要求英国确认中国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作为其合作伙伴的连登“我要揽炒”团队，在致各国公开信中说：“最后，在此温馨提示香港政府 —— 假如中英联合声明失效，根据1841年穿鼻草条约、1842年南京条约及1860年北京条约，英国有权强行回收香港岛及九龙半岛。”10月1日前，香港科技大学学生会的“科大行动”发起所谓与中国“断交日”活动，主张：“强制遣返在港中国人；吊销中资企业在港营运执照；建立实体边境、限制两国交流”。

   当然，按照阳和平先生的群众观，“带头人物的主张不一定代表这个运动的实质”，上述这些都不是运动的“大方向”、不是“主流”。

   关于运动的“主流”，我们也有一些情报，叫做“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不谴责”，“不割席”。

   香港的港独分子可能确实不懂。但是，阳和平先生，您可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难道也不懂得1842年南京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吗？要将历史上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再强加于今天的中国，不要说这是一个运动的主流，即便是支流，在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眼中、在历史上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广大亚非拉人民眼中，也绝不可能是什么“具有革命性的群众运动”，也绝不可能被容忍！更不必说香港的“主流”还要“不谴责”、“不割席”。

   阳和平先生，毛主席的在天之灵看着我们，如果主席在世，他老人家是会坚决依靠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来解决香港问题呢？还是依靠那些一心要恢复1842年南京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的香港“革命群众”强制遣返在港中国人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相信，你有一份答案，我们也有一份答案，全中国人民还有一份答案。正确的答案，只能在全中国人民这个最大的群众那里。这，才是毛主席的群众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