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建立是以列宁为领袖的布尔什维克党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俄国内外实际情况结合的产物。列宁在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两度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两度校正布尔什维克党的战略、策略，最终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历史新纪元并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走上了与实际相符合的发展轨道。

一、理论创新：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切入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获得胜利。而列宁在准备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俄国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时俄国“工场”生产发展处于初级阶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如马克思学说中描述的表现出最尖锐的阶级对抗形式，实际运动提到首位，理论要承载解释、论证和组织革命斗争的功能。列宁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全面研究提出世界经济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绝对规律。由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从而造成一些薄弱环节乃至爆发世界大战。1915年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提出：

　　【“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

　　时隔一年，列宁又进一步指出：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

　　俄国就是其中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根据上述规律，列宁得出结论：

　　【“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

　　而其余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这是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获得胜利”论的一个突破，是列宁社会主义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十月革命恰恰是列宁利用这个规律的成果。

　　从这个时期列宁对世界政治经济的总体认识看，他对所处时代的特点具有透彻的分析，特别是他对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提出和利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创新。

二、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为苏维埃赢得喘息时机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苏俄承袭着沙皇政府遗留下的战争负担。苏维埃国家一方面促使各国人民反战斗争发展成为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向各国大使发出停战照会，建议开始和平谈判。在与德奥谈判过程中，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内意见不一，遂使德奥最终提出苛刻和约，并向苏俄发出最后通牒。列宁认为，苏俄没有军队，没有进行战争的物质条件，如不在屈辱性的割地赔款条约上签字，强行战争，就得在苏维埃死刑判决书上签字;如缔结和约，就能保住苏维埃政权，同时扩大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阻碍他们勾结起来反对苏俄。和约的缔结使苏维埃俄国赢得和平喘息时机，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红军，巩固国防。

　　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是同帝国主义的妥协。这种妥协在那种情况下是必要的。和约的签订是基于资本主义世界还很强大，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如此。列宁提出，要善于区别各种风险，宁愿承受较小的危险而规避较大的风险;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壮大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一旦获得保证恢复经济所必需的技术和资金，就会牢牢地站立起来，那时，任何资本主义对苏维埃政权来说都不足畏惧。

三、“战时共产主义”、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实行新经济政策

　　这个标题表明三个时间段，有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这里包括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认识，对市场经济及其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的认识，对现实社会主义的认识。

　　由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到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1917年11月建国后，列宁分析了当时俄国的经济情况，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设想，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计划，认为在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因素并存于苏维埃政权中，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时代，要正视现实，了解具体事物，看到实际情况，不能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提出要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没有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专家指导，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因为社会主义要求广大群众自觉地在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基础上向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率迈进，因为夺取了政权的工人阶级要把资本主义所积累的一切最丰富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

　　上述思想、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施，1918年夏，在苏俄内部反革命势力为内应下，协约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开始了。为了适应这种战争局面，苏维埃政权逐步形成了后来被称之为“战时共产主义”的体制。“战时共产主义”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余粮收集制，即征收所有余粮，建立强制的国家垄断制。实际上贸易自由已经被禁止。实行“战时共产主义”还有一个客观因素，就是1917年底至1918年头几个月，苏俄国内的工业生产和交通领域中的无政府状态在不断增强。除了上述因素外，也同当时列宁等对商品经济的认识有关。根据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商品经济的观点，列宁当时认为，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仅要消灭资本主义商业，就是小商品经济也要逐步取消。他认为，俄国是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农民每一次在自由市场上出售粮食、私贩粮食和投机倒把都是在恢复商品经济，也就是在恢复资本主义。他反复强调，小生产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农民中存在着产生“商品资本主义”的趋势，这种趋势是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主要危险，认为集中的程度越高便越能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战前和刚建国时提出的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主张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被淡化。战争即将结束时，则更强调用军事方法，即行政命令方法解决经济建设问题。

　　1921年10月，列宁在回顾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时承认，从1917年底到1918年初，在估计可能的发展道路时，我们多半(我甚至不记得有什么例外)都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设想出发的，当然这种设想也不是每次都公开讲出来，但始终是心照不宣的。列宁还说，他特意翻阅了如1918年3、4月份写的关于俄国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方面的文章，确信当时有过这样的设想：

　　【“不必先经过一个旧经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时期就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当1918年春我们同一部分曾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同志论战而提出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时，并没有说我们要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是说我们俄国如果有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那我们的处境就会好一些，我们完成社会主义的任务就会快一些”。】

　　这个阶段，列宁由初期的准备利用资本主义，到后来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基本上看成是对立与斗争的关系。这从客观上看，主要是由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这一客观情况造成的，但是从主观上看，还没有摆脱经典作家理论上关于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设想，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看得多些。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可以不经过一定的过渡时期，直接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

　　改行新经济政策。1921年初开始转向和平建设时，粮食和燃料严重匮乏，大部分企业无法开工。由于对余粮收集制的不满，农民举行了多起起义、动乱，并发生喀琅施塔得叛乱。面对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人民生活艰难，列宁深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破坏了工农和城乡之间的经济结合，严重侵犯了农民利益，影响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于是果断做出改行新经济政策的重大决策。列宁对实行新经济政策有以下几点考虑：第一，资本主义世界还很强大，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如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很孤立，有被扼杀的危险。苏维埃俄国处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它们利用各种宣传鼓动手段来加深对苏维埃共和国的仇恨，它们不放过任何机会对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干涉，企图扼杀它。1920年12月，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列宁在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中说，我们收到很多消息，说明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放弃明春重新同苏维埃俄国开战的打算，而且某些资本主义强国正在为此做准备，白卫分子正在所有大国内进行这种准备工作。那种认为我国经济完全可以独立和各种各样的危险已经消失的想法，是十分可笑的幻想和空想。而我们要善于区别各种风险，宁愿承受较小的危险而规避较大的危险。租让是在承受较小的危险。

　　第二，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所有资本家、资本主义剥削者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一些最残暴的资本主义剥削者的代表人物都主张同俄国恢复贸易关系的政策，各国帝国主义政府代表的是这些人的利益。而在利益上，帝国主义之间存在严重分歧。于是苏维埃俄国政策的基本路线和由帝国主义政策本质产生的基本利益就会产生一种作用。据此，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创造出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从事经济建设的环境。早在1920年7月间，苏维埃军队取得空前胜利时，英国政府就向苏俄正式提出建立贸易关系的议定书，而租让法令的颁布在资本主义国家引起强烈反响：法国资产阶级声称它在苏俄有取得租让的优先权。因此，英、法很难结成联盟反对苏俄。德国对租让耕地感兴趣，急于同苏维埃俄国媾和，苏俄同美国进行关于租让堪察加的谈判使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矛盾加剧。一个美国资本家给苏俄人民委员会的信清楚表明了上述观点：

　　【“1920年我们是很强大的;到1923年我们的海军还要强大，可是日本妨碍我们扩张势力，所以我们要同它打仗，而打仗没有煤油和石油是不行的。假如你们把堪察加卖给我们，那我敢向你们保证，美国人民的热情就会大高涨，使我们能承认你们。3月新总统的选举，我们党将获得胜利。假如你们把堪察加租给我们，我可以说，那时就不会产生这样的热情。”】

　　按照列宁的观点，租让政策也就是继续进行战争的政策，但是我们的任务是维持一个被资本主义敌人包围的孤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生存，捍卫一个比它周围的资本主义敌人弱得多的共和国，从而使敌人无法建立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联盟，使它们难以实行自己的政策，而苏维埃政权的任务是保证苏俄恢复经济所必需的工具和资金，一旦有了这些东西，苏维埃共和国就会牢牢地站立起来，那时，任何资本主义敌人对苏维埃政权来说都是不足惧的。

　　第三，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列宁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根本转变。他说，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一是新经济政策，包括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发展商业，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二是农业合作社。针对俄国当时小农占绝大多数的实际情况，提出通过合作社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三是工业化和电气化。列宁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四是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他认为：

　　【“从当代的基本任务看来，我们是正确的，因为不进行争取国家政权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

　　而现在，国家政权已经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全部生产资料(部分租让的除外)也已经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改变了。这种根本改变表现在工作重心转到文化主义上。这里包括两个任务：改造从旧时代接收过来的国家机关;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就是实现合作化。这样我们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而没有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都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来说是相当困难的。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利用资本主义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列宁针对当时人们常常发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的议论指出，忘记了现存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而只从中抽出了两种结构来看是错误的。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比较是祸害，但同宗法式经济、同小生产比较则是幸福，既然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应该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不管什么样的资本主义，租让形式的，合作社形式的，还是贸易自由式的，都不可怕，因为俄国是苏维埃政权，工人国家掌握着大工厂、运输业和对外贸易。

　　第四，世界经济是一个整体，苏俄是其中的一员。这也是列宁这个时期的一个思想。所谓世界经济的整体就是突出国际经济联系的紧密性和整体性特征。列宁在这个时期反复提及这个思想。1920年2月中旬，列宁在同美国《世界报》记者谈话时说：

　　【“俄国目前的经济破坏只是世界经济破坏的一部分。经济问题，如果不是从国际的角度，而是从个别国家或一些国家的角度来考察，那是不可能解决的。欧洲没有俄国，便不能恢复元气，而欧洲衰弱了，美国的情况就会危急起来”。】

　　1921年7月，列宁在向共产国际《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中说：

　　【“我们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在世界上。我们是作为世界经济的一员生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体系中。”】

　　从上述分析我们看到了列宁的世界历史视野，这种百年前的远见卓识在今天依旧很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