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开始，智利学生发起的对“地铁票价上涨”的抗议活动演变为严重暴力冲突：打砸商店、烧毁公交地铁、纵火地标性大楼……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0月22日，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15人，全国半数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其中一些地区实行军事宵禁。美联社称，这是1990年智利结束独裁统治后，除自然灾害外首次实行宵禁。
智利动乱打了谁的脸？
而就在三年前，智利还被主流经济学界树立为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的典范——智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5133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1452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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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日，人文经济学会研究员陈兴杰在《新京报》发表文章《智利是怎样跳出“拉美陷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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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文章里写道：
1980年代智利发生政变，皮诺切特将军在弗里德曼影响下，实行了经济自由化改革。大量国企被私有化，通货膨胀被抑制，全国市场对接到全球贸易中。在很短时间内，智利经济就触底反弹，并在1990年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明星。现在智利人均GDP已超过2万美元，初步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智利凭着较彻底的市场化政策，成功摆脱了拉美陷阱的魔咒。
观察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基本没什么秘密可言。一个稳定的国家，只要实行自由市场政策——具体而言表现为高度尊重产权，政府不干预经济，实行自由贸易，抑制通货膨胀，无论这个国家的禀赋如何糟糕，总能取得不错成就。相反，如果实行反市场化的政策，无论是计划经济、干预主义、福利主义，经济发展通常要停滞下来，甚至发生倒退。
文章的作者毋宁说是一位鼎鼎大名的研究员，还不如说是一位相声演员。智利的人均GDP并不是一路上扬的，即便是最高的2013年也未超过1.6万美元，这位研究员张口就来，说智利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而这位大研究员发文的2015年智利的GDP仅1.3万美元。
连基本数据都是信口胡诌，还能指望研究员先生有怎样严谨的逻辑?通篇不过是借智利贩卖“经济自由化改革”、“国企私有化”的私货。仅仅四年，智利今天所发生的这场动乱，无疑打了茅某发起的人文经济学会的这个研究员的脸，这就是智利“高度尊重产权，政府不干预经济，实行自由贸易”所取得的经济成就?!
智利到2015年也只有1300多万人口，却拥有全球1/4的铜矿资源，还富产硝石，这样的国度人均GDP想不高都难。至今，智利的四大支柱产业仍然是矿业、林业、渔业和农业，这像是发达国家应有的样子吗?
智利的矿主们和买办们留出一成铜矿收入就可以让底层饿不死，留出两成就可以让底层过上小康生活。然而，智利的统治精英们坐享这么得天独厚的资源，却成功地把民众逼上了街，这个“奇迹”才是该认真分析的。
智利是怎样一个发达国家？
殖民时代的历史就不去讲了，单说20世纪以后，南美洲最南端的三个国家智利、阿根廷、乌拉圭，都可以用地广人稀、人均资源丰富来概括，这样的国度无异于“含着金钥匙出生”，六十年代的智利人均GDP就与日本相当。人口不多的智利单靠卖铜矿，就能跻身“准发达国家”的行列。2010年，智利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为这个“富国俱乐部”的第31位成员。
过去40年智利在所谓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下的经济腾飞，让智利成为拉美地区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同时也成了全球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智利人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在OECD国家中“名列前茅”，经合组织数据显示，2017年智利的贫困率达到16.5%，基尼系数为0.45。该组织2019年3月的统计显示，智利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排名第二，仅次于墨西哥。
2013-2014年全球收入分布数据显示，智利最贫穷的5%群体，收入与全球最贫穷的蒙古和摩尔多瓦的最低5%人群处于同一收入水平;而智利收入最高的2%人群与德国最高的2%人群收入相当。在这样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人均GDP的统计显得毫无意义。
在“发达国家”智利，人月平均工资水平在58万比索(约合人民币5700元)左右，退休人员养老金只相当于人民币2600元上下。也就是说智利的人均工资、退休金与我们相当，而居民电价、油价却是我们的两倍。对于智利绝大多数中低层而言，拿着发展中国家的工资，却要承受发达国家的物价水平。我们面对“人均统计数据”时时常自嘲“拖后腿”，将心比心，智利工薪阶层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巨大的贫富差距意味着社会财富分配的极大不公平，在这种情况下，中低收入阶层对维持正常生活的开销，诸如日用品、消费品、公共通勤等价格的变化极为敏感。
智利的这场骚乱起因于地铁车票涨价，从800比索涨到830比索，30比索换算成人民币大约是0.3元，有评论讽刺说这是“三毛钱引起的暴乱”。然而在过去12年里，智利的地铁票价已经上涨了近一倍，比索还在贬值，工薪阶层的工资却几乎没有增长。就在几周前，智利政府宣布电费上涨10%。2011年，智利就曾出现大学生因为高额学费进行抗议的事件。
而现任总统皮涅拉的经济改革，削减了庞大的公告支出，拉动了统计数据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却损害了中下层的利益，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所以，这次地铁票价上涨虽是导火索，但其引起的大规模骚乱却并不意外，毕竟民怨积蓄已久。
有评论指智利骚乱背后可能是美国在搞颜色革命，可就算是美帝搞颜色革命，也首先得本国统治阶级为外部制造颜色革命提供民意基础啊。
皮诺切特其实早已抛弃了芝加哥男孩
智利的社会阶层大致可以分成1%的高层、5%的中产精英以及剩下的底层。高层主要是大地主、矿主和买办，中层为高层服务的医生、律师、高级技术人员等。这个局面的造成，与40多年前皮诺切特军事政变上台以来的政策有很大关系。
我们都知道，二战结束以后，美帝国主义成为世界头号霸主，整个拉美沦为美国的后院，大资本迅速进入拉美，控制这里的土地和矿产，获取廉价资源;占领这里的市场，倾销商品;拉美民众苦不堪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左翼运动也在拉美随之兴起，古巴革命取得了胜利。
1970年智利大选，阿连德成功当选总统，组成人民联盟政府。他上台后的一系列政策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保护国有企业、以赎买和补偿方式收回矿山控制权、将铜矿等矿产资源国有化;收回外资和大地主的部分土地分配给民众;实行关税保护和农业补贴政策;大力提高社会福利;坚持既不追随美国也不追随苏联的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些政策极大地改善了底层的生存状况，却损害了美国资本的根本利益。
作为反制措施，美国切断了智利所有的贷款来源，动用美国战略铜储备打压铜价，联合盟友限制智利铜出口，投入资金扶植反对派力量和舆论……这些措施给智利造成了一定的经济困难，但未能阻止阿连德在1973年中期大选的更大规模胜利。
最终，在美国中情局的帮助下，总参谋长皮诺切特于1973年9月11日通过赤裸裸的军事政变结束了阿连德的生命，推翻了民选政府。皮诺切特军政府上台后开始了对左翼进步人士的大规模杀戮，超过3200人失踪或遭处死，至少有8万人被监禁，还有20万人因政治因素逃离智利，整个智利笼罩在白色恐怖气氛中。
政变的第二天，芝加哥男孩的经济改革计划书就摆到了皮诺切特的办公桌上，文件中的提议与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的观点出奇类似：私有化、开放管制和削减社会支出。
在执政的头一年半时间里，皮诺切特忠实地遵循芝加哥法则：大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包括数家银行;容许新形式的投机金融;对外国进口打开边界大门，撤除本土产业保护障碍;削减政府支出10%，军队支出反而大幅增加;取消价格管制——对一个数十年来管制面包和烹饪油等民生必需品的国家，这是相当激进的措施。
在那一年半时间里，连智利本土资产阶级精英也吃尽了芝加哥男孩极端资本主义的苦头，尽管他们此前一直是阿连德式社会主义变革措施的抵制者，曾坚定支持政变的基层制造商全都破产。唯一的受益者是外国公司和一小撮被称为“食人鱼”的金融投机家。
1974年，智利的通货膨胀高达375%;跨国资本得以重新进入智利，本土企业因为无力竞争而关门;失业率创新记录;饥馑四处蔓延……芝加哥男孩辩称，问题并非出在他们的理论，而是执行得不够严格，他们建议皮诺切特必须削减更多支出、进一步私有化，而且更加速执行。
为了“坚定”皮诺切特的改革信心，弗里德曼亲自造访皮诺切特，同一时期，哈耶克也成为了智利的常客。弗里德曼不断强调“休克”的重要性——拆除福利国、建立纯资本主义乌托邦。这个乌托邦背后是对智利民众、包括中产精英赤裸裸的掠夺，是史无前例的私有化、买办化。
逃离智利的阿连德的前国防部长勒特里尔在1976年悲愤地写道：“过去三年有数十亿美元从工资所得者的口袋被拿走，放进资本主义者和地主的口袋……财富集中并非偶然，而已成为法则;这并非艰困环境下极端的例子——就像军政府希望全世界相信的——而是一套社会计划的基础;这不是经济的缺陷，而是暂时的政治成功。”
到1982年，整个智利濒临崩溃：债务激增，恶性通货膨胀复发，失业率飙高到30%(是阿连德时代的十倍)。唯一保护智利免于完全崩溃的是，好在皮诺切特一开始并未把阿连德收归国有的那部分铜矿公司私有化，这家公司创造85%的智利出口收入，政府仍然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到80年代中期，看到自己面临即将走向灭亡的危险，皮诺切特终于失去了对芝加哥男孩的信心和信任，情势动荡到皮诺切特被迫采取完全与阿连德一样的措施：他把许多家这种公司收归国有。几乎所有的芝加哥男孩都丧失掌控大权的政府职务，几个在食人鱼金融公司位居高位的芝加哥毕业生遭到诈欺调查。但此时此刻，私有化、买办化、寡头垄断早已完成，智利的大部分生产资料被一小撮内外资本精英占有，包括皮诺切特的家族企业。
资产阶级的改良措施有用吗?
1990年，皮诺切特“还政于民”，他将总统职位交给民选总统帕特里西奥·艾尔文，但皮诺切特的陆军总司令职务却一直连任到1998年。
民选政府上台以后，智利的政策徘徊于右翼与左翼之间。近十几年更是出现了代表左翼的女总统巴切莱特和代表右翼的富豪总统皮涅拉轮流当选总统的局面。巴切莱特的父亲是前空军少将，因为反对皮诺切特的政变被杀害，巴切莱特本人1970年就加入社会党，组织学生运动;而皮涅拉则坐拥27亿美元的资产，深受美国民主党喜欢。
但即便是所谓的左翼政府，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左翼。即便如1970年上台的阿连德也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本质上他也是信奉凯恩斯经济学说的自由派，他的变革措施依然没有触及智利的私有制经济基础和宪政体制，触动资产阶级的统治基础，发展保障人民权力的专政力量。
阿连德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颇有好感，他上台后迅速发展对华关系。他的就职典礼因为前政府和台湾作梗，中国不便派出官方代表团祝贺，周总理就派出了中国工人代表团。智利民众在机场欢迎时高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1971年，墨西哥记者胡里奥采访周总理，周总理借机向阿连德提出了忠告：“如果一小部分军人接受了外国侵略势力的影响， 如果不特别注意这个问题的话，还有出乱子的可能，这个乱子就是军事政变。”最终的事实印证了周总理的远见，阿连德至死都迷信选票，最终却死在资产阶级右翼的枪炮之下。
1990年以后，智利的总体经济政策是皮诺切特后期的延续，国家保持对市场进行一部分调控的权力，主要经济部门私人占有为主，国有企业掌握一部分重要民生部门进行兜底，为民众提供福利保障，避免国家陷入崩溃——资产阶级丢出一粒芝麻，民众却感觉捡了一个西瓜。
左翼政府上台无非就是增加公共开支、增加就业、增加福利;右翼上台则是做做减法。左翼政府的这些措施本身就比阿连德的大胆举措差远了——事实上，阿连德是一位十分富有想象力和前瞻性的天才，他甚至想到把计算机连接到工厂的末端，用大数据来统计和执行计划经济;但天妒英才，这些计算机尚未投入使用就因为政变被弃之一边，当然这是题外话。
因为即便左翼政府上台，仍然未触及智利财团寡头垄断下的经济私人占有制度，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衡，内部穷人无力消费、生产相对过剩，外部因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铜价在2008年以后大幅下挫，2011年欧债危机再次下挫。由于财富的集聚效应，顶尖精英挣得少了，扔给民众的芝麻只能是更少。
近年铜价走势
另外，从铜价走势图，我们也能看出来，主流经济学家鼓吹的智利奇迹主要发生于2000以后，这时富产黄铜的智利刚好搭上了资本迅猛扩张、制造业蓬勃发展的全球化十年快车。
事实上，这次涨价的地铁部门和电力部门都是国有企业，涨价也是被迫的——因为总体经济形势的恶化、严重的通货膨胀、石油价格的上涨——其实由于它们是国有企业，涨价已经非常克制。
因为智利资产阶级左翼政府根本没有触及所有制关系，这种兜底性质的国有企业和有限的改良举措，根本无法改变财富分配的格局，也根本无法摆脱资本主义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矛盾。一旦经济陷入低迷，拿一天工资吃一天饭、甚至是寅吃卯粮的底层民众立刻就会陷入生存困境。而右翼政府上台后，又反过来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收回这些改良举措。
本文开头截图的，2016年《专家称智利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经验值得借鉴》的文章称，智利的经验就是坚持渐进式金融改革，并未完全听信芝加哥男孩的新自由主义建议，一方面坚持市场化改革，坚持开放，另一方面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践行“社会公正增长”理念，实行一系列促进均衡分配和社会公正的改革举措，将市场改革、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有机结合起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就业。
智利今天发生的骚乱有力地证明了，智利并未能摆脱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尽管这个“中等收入陷阱”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杜撰的概念。而专家文章里那些政策真是耳熟能详，从这个角度来讲，智利不啻为一面很好的镜子。
出路在何方？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应当对智利民众的抗议行为报以足够的理解和同情，而不是嘲笑。但必须承认，这种抗议的方式是消极的、甚至是无效的。整个抗议行动更多是被压迫已久的宣泄，抗议的矛头竟然指向了公共设施和商店，没有组织、没有纲领，甚至连丝毫的社会主义指向都没有。而在世界的另一些地方，民众的抗议被引导向了右翼民粹主义的歧途，充斥着排外情绪和种族主义的恶臭。
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了各地的资产阶级消解民众反抗的意识形态战争的成功。一方面，共产主义传播被打压限制、共产主义理论和前社会主义国家被污名化。1973年，皮诺切特在智利发动政变时，巴西已被美国支持的军政府掌控，乌拉圭军方也在1973年发动政变，他们上来第一件事就是清除包括社会主义者在内的左翼进步人士，清理工作完成以后，再给这些地方还以所谓的“民主”。类似的一幕在50年代的美国本土、70-80年代的韩国以及台湾地区不断地上演。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利用他们掌握的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互联网和各种媒体，宣扬自私自利的价值观，宣扬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让大众的注意力集中于体育表演、色qing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劳动人民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形成的朴素的集体主义和斗争精神被消磨殆尽。
不得不说，上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各地民众反抗斗争的组织化程度和斗争水平都在大幅度滑坡，包括大量社会主义者参与的韩国工人斗争，离20世纪上半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时期相去甚远。
可以想见，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不断加剧，反抗与斗争必然会持续下去。为了摆脱这种低效反抗，逃脱被新纳粹利用的厄运，包括智利民众在内的世界各地民众的斗争，亟需新一轮共产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和民众的再组织化，这是每一个共产主义者应当肩负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