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的银行开放与金融危机

金融领域开放与资本外逃失控

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媒体曾将其归咎于政府干预过多，存在着管理不善和裙带资本主义。但是，阿根廷是公认的全球化、私有化楷模，美国高官还亲自推荐阿根廷的金融改革，以同样说法解释危机未免牵强附会，人们难免不怀疑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是否同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有关系。我所著的《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一书，曾剖析了全球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同美国谋求全球霸权战略之间的联系，近年来逐渐暴露出越来越多的证据，一些知情的西方著名经济学家揭露的内幕，布莱尔外交顾问库柏提出的新帝国主义论，公开称国际货币基金为经济帝国主义的工具，以及这次阿根廷爆发的金融危机，为我著作中的分析、判断提供了有力支持。美国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近来撰文揭露美国操纵国际货币基金，强迫推行的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政策，正是发展中国家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

斯蒂格利茨曾指出，国际货币基金倡导的全球化结构调整改革，最终总让发展中国家落入地狱般的经济困境，这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分为若干步骤，其中第一步就是私有化，更准确的说是腐败化。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相对弱小，工业化很大程度上依靠国有企业，私有化直接意味着削弱民族工业的实力，逐步丧失战略性行业和经济命脉的控制权，丧失同国际资本讨价还价筹码和谈判能力，最终丧失经济主权被迫接受种种苛刻条件。由于私有化过程普遍存在着严重腐败，一个项目往往就有数千万美元回扣，存在着巨大腐败利益诱惑官僚阶层，心甘情愿出卖本国利益充当买办。单纯阿根廷本国的贪污腐败，会导致国内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正，但是，腐败同全球化和私有化相结合，意味着官僚买办阶层同外国资本勾结，贪婪腐败掠夺的胃口千百倍膨胀，私有化很快变成了外国化和腐败化，巨大的社会财富源源不断流失海外，不仅卖光民族先辈艰苦积累的祖业，还背上了令子子孙孙难以偿还的外债。难怪阿根廷推行全球化、私有化以来，尽管出售国有企业获得收入三百亿美元，但政府债务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度增长，同期的外债总额猛增了一千二百多亿美元。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第二个步骤，就是金融领域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伴随着发展中国家推行私有化，逐步丧失民族经济实力和谈判能力，国际资本就会提出越来越苛刻的要求，逼迫发展中国家开放战略性行业，其中最核心的就是金融领域自由化，向外资开放银行业和证券市场，这样国际金融资本就享有充分自由，能够不受约束地迅速流入、流出，随意操纵金融、证券和外汇市场，炒作各种金融泡沫并谋取投机暴利，直接威胁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稳定。私有化为出售大型国有银行开路，金融自由化反过来加速私有化，国际金融资本实力雄厚有操纵市场优势，一旦国有企业股权进入市场“全流通”，就能掌握充足筹码人为哄抬或压低股价，酿造金融危机并逼迫国有企业破产，更为廉价地收购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境内工业取代民族工业的舆论攻势，为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大开方便之门。阿根廷向外资开放资本市场，获得了一些短期的经济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却带来更大弊端，如外资流入虽然推动证券市场发展，阿根廷也颇以股票市场繁荣为自豪，但西方金融投机超级大庄家的进入，实力远远超过了本国的股市庄家，能够轻易操纵股票市场的大起大落，哄抬本地上市公司股价吸引跟风，获利后抛售打压股价造成股市恐慌，导致本地中小股民蒙受重大损失，进而廉价收购兼并本地的上市公司，控制阿根廷的重要企业和战略行业。

阿根廷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内容，就是推行大型国有银行的私有化，允许外资收购本国国有、私营银行。银行业属于战略性的金融产业，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命脉，因此，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国有银行，如二战后法国推行了银行业国有化，1983年在资产额800亿法郎以上的12家银行中，有10家属于国有银行，其中7家最大的银行全部是国有银行。韩国的国有银行也占有很高的比重，政府充分利用银行推动经济起飞。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美国及其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特别重视推动金融领域自由化，逼迫发展中国家向外资开放银行业。阿根廷开放战略性产业的投资后，外资进入银行业的速度非常之快，1992年，阿根廷由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在全部银行资产中占压倒优势的82%，外国资本控制的银行资产仅占12%，但是，到了1997年，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下降到了48%，外国资本控制的银行资产则上升到52%，这意味着阿根廷的外资银行比重，短短五年中迅速增长了四倍多，位居拉美国家银行业开放程度之首。但是，阿根廷政府对于外国控制银行业的趋势，丝毫不加担忧继续鼓励扩大开放，阿根廷民众和企业也纷纷将存款，转向资本雄厚的西方跨国大银行，从1997年至2001年间，阿根廷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比重，进一步从48%萎缩至33%，外国资本控制的银行资产比重，则从52%进一步增长至67%，已在阿根廷银行业占压倒优势。阿根廷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四年中平均每年下降了6%，外国资本控制的银行资产，四年中平均每年增长9%，截至2001年，阿根廷十家最大的银行中，外资控股的银行占了八家，包括花旗银行、纽约银行、波士顿银行等著名美国大银行。外资银行能够全面经营阿根廷比索和美元业务，阿根廷经济出现了日益加深的美元化趋势，美元流通扩大存贷款业务不断增长，货币局和联系汇率制削弱了金融主权，阿根廷政府逐渐丧失了金融调控能力，难以利用金融杠杆刺激经济发展，外债迅速增长出现了金融失控的局面。

全球化初期阶段，阿根廷通过私有化出卖国有企业，能够吸引一定外资刺激经济增长，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阿根廷逐渐卖光了国有资产，外资流入趋缓而经济增长陷入停滞，难以通过资本账户盈余弥补贸易逆差，政府税源减少难以应付沉重的外债包袱，金融外汇市场的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大，社会失业和经济萧条的阴影不断加深。阿根廷企业和民众为了躲避金融风险，纷纷将手中的阿根廷比索转换成美元，存入花旗银行等外资银行的本地机构，仿佛这样就能确保自己财产的安全，但后来爆发的金融危机却证明其实不然，外资银行不仅没有成为安全的避难所，反而通过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和洗钱活动，令阿根廷民众蒙受了惨痛的财产损失。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之后，阿根廷警方在联邦法院的命令授权下，于2002年1月16日，对外资银行进行了三十多起突击搜查，搜查重点针对一些著名西方跨国大银行，包括美国的花旗银行、波士顿银行，英国的汇丰银行以及西班牙、法国的银行等等。阿根廷联邦法院和议会进行的调查表明，这些外资银行涉嫌违法的滥用资金和资本外逃，将阿根廷民众三百亿美元存款转移海外，其中一件特别可疑的资本外逃案件，发生在2001年11月末，有385辆装甲卡车将数十亿巨额美金，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国际机场运往美国，还有大量资金通过其他较小的国际机场，运往的乌拉圭和巴拉圭等其他国家，这些国家一般都金融监管松弛，属于著名的全球金融洗钱中心。

阿根廷联邦法院还怀疑存在着内外勾结，授权警方突击搜查了中央银行，收缴了大量文件、计算机磁盘等等，调查其为何未履行金融监管职责。阿根廷法院和议会的调查表明，资本外逃的规模大约三百多亿美元，其中两百亿美元的资金外逃，发生在政府酝酿实行金融监管的时期，即2001年12月3日之前，即使政府正式宣布资本外汇管制之后，仍然有一百多亿美元资金外逃，有许多证据确实表明有人通风报信，内外勾结协助外资银行逃避监管。阿根廷前经济部长卡瓦略涉嫌被捕，其中一项罪名就是“经济颠覆罪”，同时涉嫌还有前政府的重要内阁官员。法院还逮捕了尼加斯银行的总裁罗姆，他同阿根廷前总统梅内姆的关系密切，除了涉嫌资本外逃和洗钱的指控外，还卷入了著名的国际信贷银行丑闻。由此可见，阿根廷腐败官僚买办阶层的形成，是最终酿成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造成阿根廷民众惨重损失的重要原因。

阿根廷议员马里奥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前经济部长卡瓦略在美国的支持下，作出了类似殖民地的货币局制度安排，西方财团同阿根廷的少数的富翁勾结，通过高利率的外债、国债等形式进行掠夺，金融开放和外资银行提供了资本外逃渠道，十年来向海外输出了一千三百多亿美元财富。阿根廷议会还向美国参议院调查委员会，提供了一个花旗银行涉嫌洗钱证据的文件，指出花旗银行曾帮助阿根廷腐败官僚，包括前总统梅内姆的政界、财界密友，通过洗钱将大量资金转移海外账户。阿根廷议会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之前的数月间，外资银行的资金流向非常可疑，它们前十至十五位的贷款客户对象，都是与银行有直接联系的关联企业，这些客户企业获得银行贷款之后，又将数百亿资金转移到乌拉圭等国家，通过金融监管松弛的全球洗钱中心，最后转移到外资银行的海外母银行。阿根廷国会议员卡利罗指出，转移到海外的数百亿美元外逃资金，相当部分是阿根廷民众的存款积蓄，他们信任并将自己的储蓄托付给银行，却在2001年12月遭到冻结，其实，冻结存款是为了保护外资银行，防止储户提款导致银行陷入破产。银行虽然经营不善，银行家却发了大财。

西方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阿根廷政府施加了强大压力，要求阿根廷政府废除反经济颠覆法，从而令外资银行的资本外逃合法化，让涉嫌经济颠覆罪的人免于起诉，并将被冻结的阿根廷民众美元存款，通过债务转换的方式（DEBT SWAP），改由阿根廷政府用比索国库券来偿还。西方曾鼓吹私有产权制度的优越，诱迫阿根廷推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如今却公然侵犯阿根廷民众的私人存款，还以缺少公共财产抵押品为理由，拒绝向阿根廷政府提供贷款援助。阿根廷政府欠有一千多亿美元外债，由于卖光国企丧失税源和经济调控能力，又没有公共财产抵押品作为谈判筹码，难以获得西方的进一步贷款援助。国际货币基金要求阿根廷政府削减开支，却自相矛盾地逼迫其承担存款债务，进一步加重其难以承受的财政负担。阿根廷民众也强烈反对西方企图，认为冻结存款是侵犯私有财产权利，外资银行不应该对存款协议赖账，拒绝将美元存款转换为比索国债券。阿根廷政府为获得外援稳定局势，屈服于国际货币基金施加的压力，表示愿意废除反经济颠覆法，接受削减开支和债务转换等要求。但是，由于阿根廷民众不断上街游行抗议，阿根廷最高法院畏于民众强大压力，2002年2月1日就阿根廷存款人的申诉做出裁定，宣布政府冻结公民的银行存款的规定违宪。最高法院的裁决认为，政府关于限制公民提取银行存款的法令，违反了宪法有关保护私有财产的规定，也违反了美洲国家人权公约。阿根廷政府则认为这一裁决的后果严重，在目前阿根廷非常危险的局势下，可能导致国家陷入无政府的状态。这样阿根廷陷入了司法与行政对立僵局，电视上常常上演令人震惊的场面，银行储户们在警察和锁匠的陪同下，强行执法撬开银行金库的保险箱，却发现里边空空如野找不到现金。

阿根廷金融危机蒙受损失最大的，主要是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曾经对经济全球化抱有浪漫幻想，为外资流入的短期繁荣欢欣鼓舞，漠视蓝领中下阶层遭受的痛苦，没想到如今灾难也降临到自己头上，也效仿当年遭到解雇的国有企业工人，群情激愤地走上街头敲锅抗议示威。阿根廷的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曾经迎合潮流宣扬新自由主义，抨击民族保护主义主张贸易自由化，为私有化出谋划策卖光国有企业，现在大多数也沦为金融危机的受害者。即使前经济部长卡瓦略这类的改革明星，还有梅内姆政府的腐败官僚买办，虽然出卖民族利益捞了不少好处，如今不是涉嫌经济犯罪沦为阶下囚，就是成为遭到民众痛斥的过街老鼠。阿根廷昔日被赞誉为全球化成功楷模，如今却是令人震惊的全球化失败案例，难怪阿根廷金融危机触发了拉美反全球化的新浪潮，2002年末巴西大选中，反全球化的候选人获得了近80%选票，赢得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广泛支持，其中包括中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