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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农村社会的历史性质变 —— ​兼谈什么是人民的历史以及传统乡村的现代转型问题 ...

2019-10-23 23:1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7258| 评论: 0|原作者: 老田|来自: 女神读书会9

摘要: 目前的农村,成为一个“推力”最大化的廉价劳动力再生产基地,而城市和工业则维持着“拉力”最小化的状况,一代代农民工后面是“无法安心从业的农村”、前面是“进不去的城市”。


目前的农村,成为一个“推力”最大化的廉价劳动力再生产基地,而城市和工业则维持着“拉力”最小化的状况,一代代农民工后面是“无法安心从业的农村”、前面是“进不去的城市”……

  大多数人口所亲历的历史,与权威们写入史书的状况,截然有别。而且,人们的生产状况与生存体验如何,与人们用以理解身边这个世界的世界观变化,也大有关联。

  一

  今天在一个微信群与群友讨论农村迷信话题,偶然发现以老田极其贫乏的人生经历,已经有成为历史见证人的资格了。话题是从一位群友提到1970年代农村迷信开始的。

  老田在1970年代初期开始上小学,已经有了明确的记忆,似乎不存群友所说的“迷信大跃进”的状况,旧有的迷信没有消失倒是真的,老一辈人还使用一部分旧的思维框架。

  农民和农村的变化,对于中国几个历史质变点而言,总有种“赶不上趟”的滞后感觉。由此,农村和农民同志们很有点对不起历史,历史书上说1840年进入近代史,1919年进入了现代史,1949年进入了当代史,就农民的生存境况与农业耕作程序而言,期间变化甚微,好像连一个历史质变点都没有赶上。

  甚至,如果就“生产力”的工具代表性而言,农村的变化还要不堪些。土改时期,老家一带的“五大农具”——犁耙耖水车鏨磙等均历史悠久,其中龙骨水车发明于汉代,牛耕起于战国时期,曲辕犁成熟于唐代,这都是些历史超过千年的“极端成熟”技术;而老家作为水稻产区,种植水稻的耕作程序与加工程序,与宋代一位楼先生记录的“耕织图”所差甚少,只是投入密度(精耕细作的程度)有所不同。

  在山谷尽头的后面,这里的一切都是为讲德语的游客准备好的。入口处,当年铁托来访时的照片被弄走了——也没什么遗憾——取而代之的是维利·勃兰特①的照片。这时,我问自己,是不是马歇尔当年陪他来的呢。在国家电视台——平时只有德国和奥地利频道——的节目上,来自国外的贸易或经济代表团一再受到纯正的民族音乐的颂扬,最后由斯洛文尼亚总统出面接见。一个当年能干自豪的官员?可现在却像个服务员,甚或走狗,向外国人兜售他的国家。看样子,仿佛他要一丝不苟地迎合德国企业家和委托人的说法,斯洛文尼亚人民不是别人所说的这样或那样,而是一个“勤劳肯干的阿尔卑斯民族”?此外,大早,酒店后面那个不怎么令人愉快的、半是在山林里的超市,就已经准备好了德国的《图片》报,也许比当地的日报《劳动报》,即《卢布尔雅那日报》还要来得早。就在堆起来的管装和罐装的妮维雅护肤品旁边,要说有斯洛文尼亚的东西,也不过是产品包装醒目的德语说明上贴了小条斯洛文尼亚标签(第一批顾客的话:“《图片报》到了吗?”)。

  南宋绍兴年间於潜县令楼璹,所作《耕织图》有农耕二十一图并纺织二十四图,其中耕图内容所揭示的水稻耕作与加工程序有:浸种、耕、耙耨、耖、碌碡、布秧、初秧、淤荫、拨秧、插秧、一耘、二耘、三耘、灌溉、收刈、登场、持穗、舂碓、簸、扬砻、入仓、祭神。这其中大多数活路,老田都亲手操作过N遍。

  二

  在老田的记忆中间,农村生产与生活方面较大的变革,均集中于文革后期或者70年代。老家农村,生产方面的显著变化,起于1950年代集体农业,见成效于1970年代。生活方面的显著变革,则相对集中在1970年代前后。

  与耕作方式的传统性紧密相关,生活方面的变化也相对缓慢,人们对思想框架的稳定性也不无坚守。比老田年纪大的父老乡亲中间,文盲是大多数,人们思考问题的方法,讲述历史的方式,也都充满着对前现代时期的部分“继承性”特点。

  小时候,听大人“讲古”,上一辈人的口传历史中间,往往缺乏过程和逻辑描述,主要体现为一个个孤立的历史大事件。其中,这样一些事件往往被最频繁提到:“民国二十七年跑反”“跑东洋人的反”;“民国三十六年刘邓大军南下”“在韩葫芦山住了一个多月”;然后就是新中国的系列变化了:“土改”“复查”“统购”“五四年大水到了狮子头”“五六年转社”“五八年吃食堂”“六四年小四清”“六五年系统四清”等等。前两年回老家,一位堂叔父还提到,“现在无官不贪,要是再来一次系统四清就好了。”

  今天则很不同,哪怕是在微群的“典型的非专业”争论中间,很多人的发言方式,依然是一种充满着知识分子特点的历史认识——大都是在学会了逻辑思维和大量阅读之后才形成的观点,下判断所依据的事实和思维框架早已经不局限于直接经验与传统了,这与农村老一辈人对世界的认识方式,形成鲜明的对照。

  我记得小时候,母亲跟我说过N次:毛主席他老人家洪福齐天,现在天下太平,又不怕天干和发大水。在这个提炼方式中间,母亲的世界观是旧时代的,传统时代说要是一个皇帝洪福足够的话,就会带来河清海晏、岁和时丰的效果,这种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的提炼方式,可能是汉代兴起的天人感应说的民间化;在这个古老的思维框架之下,母亲下判断的事实依据,却是白莲河水库东干渠贯通,开始对老家供水。

  与今天知识人不同,我母亲则完全不识字,远非精英。但她那样的人在全国数以亿计,她们对世界下判断完全依赖经验事实和身边显而易见的变化。看起来,在每一个世界性的革命性变化中间,总有些人往往要等到潮流的最后阶段——世界上大多数事务都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之后,才会被潮流最后裹挟进去,然后才会产生新的经验和体验,我母亲看来就是属于这样一群后知后觉的人。

  当然,1970年代的故乡农村,也绝对不是天堂,但1970年代确实有理由让人乐观,我父母辈的人,大都相当笃定地认定后辈会比他们过得好,今天还能够继续下这种判断的人也许还有,但不会太多就是了。

  三

  当时农村生产方面的变化相对小一些,但生活方面的变革则是根本性的,1970年代大队一级有了机械磨面碾米的作坊,脱粒基本上机械化了,耕织图中间“登场”之后的各种程序多被抛弃了,真正成为了历史;然后农村差不多在这个时期彻底甩掉纺线车,不再有人纺线织布了。传统“男耕女织”的家庭内部分工,至此泯然绝迹。

精英们拼命诋毁的政治符号和人物在农民那里依然得到较高认同,摄于长阳县一农家堂屋

  出生于1960年代的女孩子,再也没有一个人会去学习纺线织布了,其人生规划也不再受到家庭分工的束缚了,女性由此开始大量参与学校教育和农业生产劳动,这恰与文革晚期小学教育在农村普及同时,此后就成为农村社会的一个“新常态”了。

  农村女性走出家务劳动分工的束缚,根本改变了人类自身的再生产状况,经验材料显示:女性就业和受教育状况与生育率呈高度负相关关系,结果,短期内就显著改变中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一般而言,传统人口再生产呈现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人口增长率”的“高高低”状况,西方国家是到了工业革命完成之后,开始发生质变,形成一种新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人口增长率”的“低低低”状况,西方先进国家完成这个变化花了上百年时间。与西方国家显著不同,中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是在工业化尚未影响到大多数人口的条件下,集中于毛时代不到30年时间内,就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之所以如此,因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五都居住在农村,农村社会的变化对此产生的影响最为显著。

  在1950年代,由于土改与合作化事业的进步,中国社会中间从前最贫困的阶层,其“食物获取权”得到了显著提高,结果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人口死亡率就下降到11‰左右,这是第一个极其显著的变化。1970年代,农村女性获得更为平等受教育机会和参加生产劳动的机会,由此显著降低了生育率,全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数字从1970年的5.18下降到1980年的2.5,结果在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传统的高生育率状况就显著改变了,这是第二个重大变化。

  毛时代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虽然仍然从事农业并在农村生活,但是,激发人口再生产类型质变的各种因子,均已经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到来之前就已经具备了。结果,大约在不到30年的时间段中间,中国就已经完成了西方上百年从“高高低”到“低低低”的转变,而且是在大多数人口尚未受到工业化和城市化裹挟的条件下“提前”完成的。此后,由于人口年龄结构过轻的惯性,人口绝对数增长的下降过程来得稍晚些,但是,传统时代高生育率的社会基础,早已经不存在了。此时,实际上不需要采取那种过分极端的计划生育政策,通过相对温和的引导措施,应该就能够把业已十分靠近更替水平的生育率降低到更替水平——由2.5下降到2.3左右即可。

  应该说,农民的大多数没有赶上中国历史的前几个质变点,这是确凿无疑的。同时,也由于毛时代农民和农村的超前变化,短期内就彻底改变人口再生产类型,这个提前发生的变化及其准确内涵,依然不被中国官学两界的精英们所充分理解,所以,笼罩在这一类问题的精英学术成果及相关认识,至今充满着逻辑混乱的瞎说和流布甚广的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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