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布兹加林，男，1954年生，俄罗斯莫斯科人，俄罗斯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战胜异化的条件研究)、当代经济全球化问题、后工业化发展趋势问题、俄罗斯资本主义改革的进程与后果等。此外，他还研究社会政治斗争发展问题，关注工人抗议、公民新社会运动。在各类社会政治期刊发表的文章和电视访谈中，他都关注具有现实意义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布兹加林出版学术专著26部(与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科尔加诺夫合作)，主要有《全球资本》《资本的界限》《俄罗斯过渡时期经济学》《21世纪社会主义》等。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曾先后赴世界25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过500余场国际学术会议。

　　自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呈现局部复兴的新局面，迎来新的发展曙光。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也再次获得广泛关注，2018年世界多地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在这种背景下，完整地阐明马克思留给世界的遗产——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现实意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访问了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布兹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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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为什么需要马克思主义

　　▲（采访者简称▲，下同）：布兹加林教授，您好！您可否分析一下，现在有哪些人需要马克思主义？他们因何需要马克思主义？

　　●(被采访者简称●，下同)：对这个问题，原则性的答案人所共知：现在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人，是那些想要搞清楚自己所生存的这个社会的发展规律的人;是那些不想与这个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关系妥协的人，因为异化让个体的世界——无论是其外部世界还是其内部世界——变成了异己的、敌对的世界，必然阻碍社会进步;是那些勇于承担发现这些规律的重担、把社会发展趋势划分为进步与倒退的人;是那些永不言弃地探索如何改变这个世界的人。这些人十分清楚，沿着哪个方向前进才能更接近真善美。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有些人看来，有冠冕堂皇、高深莫测之虞，但是我敢于作出这样的回答，就不怕被人指责为高傲。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如果想让自己配得上“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伟大称号，就应当承担起了解人类社会进步规律的职责。无论是逃避“宏大叙事”的后现代主义者，还是试图解构真理、去主体化的解构主义者，都是在对异化世界进行美化，即便从事这些研究的知识分子打着“左派”的幌子进行遮掩，但就其实质而言，他们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最终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人，是那些准备促进社会解放并解除异化的人——把竞争变为互助、把剥削变为合作、把不公变为公正、把奴役(不只是被政权奴役，还包括被物、金钱、父权制、对善良国王的信仰等所奴役)变为自由。这并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根据我们当前认识到的社会发展规律，这是一种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共同体内部活动的自由。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就意味着，朝着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已认清的进步方向前进(不单单是马克思个人——真正人文主义的整个历史都会让人们对进步产生这样的理解)——“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方向前进。变得更美好，就意味着，奔向共产主义。

　　自然而然地，无论过去、现在亦或将来，对那些只愿意保留并巩固异化世界的人，或者不知何故，害怕表达自己主观能动性的人而言，他们不仅不需要马克思主义，而且还认为马克思主义很危险。前者是那些手中握有经济、政治、文化权力且不惜任何代价捍卫这一权力的人。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变成了财富和权力的奴隶——他们是被迫不断积累自己的资本的奴隶;他们是要不断地为升迁、权柄、特权而奋斗的权力金字塔的奴隶。后者是那些已经同异化世界妥协的人。他们彻底臣服于灰色的人生，像松鼠在转轮上无休止地奔跑一样：每天都是还没有睡醒就得起床，一头钻进轻轨列车—地铁—公交车里，到办公室后，在那里坐上8—10个小时。只有在休息日，他们才能“幸福地”摆脱都市的烦恼，享受购物的愉悦。这些人也不需要马克思主义。对他们而言，马克思主义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会让他们对自己的这种生活的正确性产生怀疑。因为，只要读一读马克思的文章，就会明白，他们自己最终要实现的人生梦想，竟是购买一件路易·威登牌服饰，而且是一件价值仅有10—20美元的很一般的东西，却被标上高价卖到1000—2000美元。

　　▲：请您谈谈，今天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是出于什么原因和目的呢？

　　●：这个问题的前半部分答案相对简单，可以用我的老朋友罗伯特·斯通教授的话来回答：“马克思主义存在，是因为资本主义还存在。”在今天，我们尤为需要马克思主义。2007—2010年波及全球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早被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预见，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曾千方百计地想证明，危机不会发生。这次危机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单纯的市场经济中。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经济—政治权力不属于人民而属于资本的世界。资本主义是以矛盾不可调和为特征的一种社会制度。为了认清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矛盾及其解决方式，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虽然我们今天的科学早已超越了150年前卡尔·马克思时代的科学，但是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科学，它为当代最迫切的问题即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的成因以及当代文化危机和生态危机等，提供了解决答案。

　　由此引申出该问题后半部分的答案：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寻找理解社会生活奥秘的钥匙，才有可能找到下面这些根本性问题的答案：(1)经济、社会和政治思想范畴在不同时空有何不同?特别是当代俄罗斯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的历史极限是什么?(2)社会运行与发展的客观规律存在与否?若存在，它们是什么样的?认识这些规律，理性地掌控社会发展，而不仅仅是依赖超级计算机去推测卢布汇率后天或两周后的走向，是否可行?(3)俄罗斯的经济政治实权归谁所有?他们觊觎什么样的利益?我们应该站在谁的立场上进行判断?(4)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怎样的社会结构?为什么不平等如此严重并且在不断扩大?而且不仅表现在收入上，还表现在生活质量上，以及对发展和社会财富等资源的获取上。(5)什么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人?他想要的只有钱、钱、更多的钱吗?能否把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统一起来?它们究竟是什么?

　　当代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继承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成就，对以上这些问题和许多其他问题进行解答。对每一个具有创造性的、从社会责任出发进行思考的人而言，应该知道这些答案，原则上讲这很重要。

　　世界正在发生质变：可供选择的社会制度在苏联产生了，又消亡了(值得提及的是苏联70年的发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而并非只有教训)。地缘政治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马克思主义并未止步不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其拥有生命力的前提条件。此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涉及面极其广泛，我研究了其中的方法论和社会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我将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以下三个问题进行简短的评论。

　　首先，方法论问题。我把这个问题置于首位，尽管许多人可能会感到奇怪。应当不无遗憾地说，最近几十年，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群体中，不管是在俄罗斯，还是在有我熟识的学者的其他国家(美国、欧盟国家、拉美国家)，或许也包括中国，可以发现，对方法论，尤其是辩证法，不太重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研究中，西方社会科学“主流”所使用的方法论占据主导地位。例如，在哲学中是后现代主义，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是数学建模，在政治学中是实证主义。

　　世界上把辩证法及其发展作为关注对象的学者屈指可数，这很危险。问题在于，强调解构和反序列化的后现代主义要求摒弃所谓的“宏大叙事”，主张去分析各种通过文本诠释而形成的上下文和概念。这不仅是对恰恰为“宏大叙事”的马克思主义的扼杀，而且还会彻底让专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放弃为进步任务提供依据并完成进步任务，以及进行理论探索并助推人类沿着真善美道路前进的责任。今天甚至抛弃了“进步”的概念，结果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对通往“自由王国”、共产主义道路研究的放弃。

　　而实证主义和数学建模主要表达的是物体与现象的量化和功能关系，这些关系很容易利用统计数据和其他数据进行表达。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都是描述位于现象表面的个别过程的信息。而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首先分析现象的本质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分析其内涵。还有更重要的，这就是研究社会进程中的真实的深层次矛盾，阐明具体社会体制、制度和现象产生、发展和衰亡的规律。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创造性地掌握、发展和不断运用辩证法的必要性。我想强调一点，在苏联和当代俄罗斯建立了且现在还在发展的有实力的科学学派，他们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方法论领域的成就，而且还将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埃瓦尔德·伊利延科夫教授被视为该学派的奠基人)，我们也愿意同世界同行，尤其是中国学者，在该方向上展开最积极的对话。

　　其次，历史哲学以及向社会主义社会运动的问题。近些年来，在全球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可以观察到如下趋势：实际地追求实证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方法论，导致这些方法论的传播越来越广泛。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圈中，同西方社会科学“主流”的追求一样，出现对无关宏旨的小主题很热衷而对历史哲学最根本性问题的研究却很稀少的现象。我认为，在同所谓的“文明方法”进行批判性对话中(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理论至今仍处于起步阶段)，沿着研究社会经济形态道路向前推进，研究方法论与社会经济转型理论，包括研究导致最近几十年反改革和反革命进程频繁上演的历史进程逆动(指历史“倒退”，开倒车)理论，都是极为重要的。通常的研究，甚至都不提(几本书和勉强能凑上一打的十几篇文章例外)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以及共产主义是人类发展全新阶段的问题，也非常不愿意讨论整个社会革命，尤其是共产主义革命问题(十月革命100周年引发的一段时期的活跃，已经沉寂)。其实，这些都是基本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为推进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无论是处在资本主义晚期国家的改革，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方略，而进行的所有理论基础的探索，都将不断遭遇到原则性理论问题无力解决的窘境。而依靠试错的方法，人们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有些问题曾经非常流行但现今越来越不被西方学者关注，包括苏联和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又退出历史舞台的经验与教训。令人欣慰的是，在中国、越南、俄罗斯，仍有学者在积极研究这些问题，而且也没认为这些问题“已过时”。除了苏联为什么灭亡的问题，还有苏联为什么能够诞生并延续70年的发展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不作出理论上的解答，要想沿着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前行将极其困难。

　　最后，极其迫切需要研究，同时解决得又相对薄弱的是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阶层结构、政治和法律建制、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相互作用等基本问题。虽然对社会结构这些“层面”中的每一个层面的个别问题都有大量研究著作，但是阐述这些层面相互作用新特征的总结性著作还没有问世。我再一次强调——是阐述相互作用的总结性著作，其水平和意义即便是不能与马克思的著作相比、“哪怕是”能与葛兰西、卢卡奇等人的著作相媲美的著作都还没有出现。更危险的是，既没人想买这样的著作，也没人想去创作这样的著作。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对原苏联地区研究的兴趣需要保留。我希望在中国亦如是。加强对历史哲学最复杂、最重要问题的基础性研究，对这些问题进行开诚布公的国际学术研讨，让最权威的期刊优先发表探讨此类问题的文章，所有这些都是当前和不远的将来要完成的最重要任务。如果不注重以上这些问题，研究者甚至都不想去解决有重大意义的问题，而是让福山和亨廷顿之类的学者来包办，那么马克思主义研究就只能随波逐流。

　　▲：谢谢您的直言相告！再请您谈谈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前景及任务。

　　●：好的。在该领域，可以观察到非常类似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问题：在利用经济学理论“主流”方法论与工具的基础上，对具体问题进行孤立研究。因此，迄今为止像《资本论》这样的著作仍未能问世。不过，20世纪60—80年代在该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出版了保罗·斯威齐、欧内斯特·曼德尔、伊斯特凡·梅扎洛斯等人的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研究者对经济学理论具有重大意义问题的兴趣却越来越淡了。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进行根本性转型的条件业已成熟。在长达数十年的停滞后，现在正面临着物质生产技术的质变。不仅仅是利用电脑和互联网推销游戏和商品，还正在向人工智能过渡，即向马克思称之为“自由王国”基础的生产力过渡。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几乎没有变化：仍是100年前的跨国公司、金融垄断、间接国家调控等等。严重的失衡问题，即向新的生产力过渡的要求与制度的保守停滞状态之间的深刻矛盾，这是一个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即新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问题，又被提上议事日程。

　　现在需要21世纪的新《资本论》!需要它回答与市场、货币、资本和雇佣劳动、社会结构等相关的问题。今天它们是什么样子的?与150多年前马克思描述的有何不同?它们能否保证自动化生产技术取得长足进步?可现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更喜欢研究的只是它的一些碎片，形同盲人摸象，描述的只是局部的腿、尾巴、躯干，得出的当然是荒谬的结论：大象是根柱子、是条蛇、是一面墙等等。

　　然而，或许不够谦逊，我要说的是，我同科尔加诺夫合著的《全球资本》一书，旨在完成这一任务：阐明资本主义在向新状态过渡时期，其重要关系的内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资本论》中诸如商品、货币、资本等范畴的内涵相应地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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