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众议院于当地时间15日审议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及另外两项有关香港的法案和议案，中国外交部和国务院港澳办第一时间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美国通过所谓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是又一个‘双重标准’的例子”，香港立法会议员何君尧表示，美国此举恰与其所宣称的“民主”背道而驰。
无独有偶。就在香港警方努力制止香港街头的暴乱时，此前曾多次明里暗里支持香港街头暴乱者的英国政府，面对本国不断升温的“反抗灭绝”环保抗议活动，不仅在短短七天里就逮捕了1400人，并且在本周一依法做出“清场”决定：要求与该活动有关的抗议者必须在周一晚9点前停止他们在伦敦的抗议活动，否则就将被警方逮捕和起诉。
所谓的英美式“民主”是否就是“民主”制度的理想方案？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清华大学教授王绍光的文章《警惕对民主的修饰》：“正如雪瓦斯基（Adam Przeworski）指出的那样，如果有产阶级得不到对其财产权的保障，他们是拼死也不会接受民主的。资产主义社会的民主说到底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妥协的产物。”此文为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与角度。
王绍光，清华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1954年生于武汉，1982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90-2000年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
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政治经济学，中国政治，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中央-地方关系，民主理论与实践。1993年和胡鞍钢合著《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推动了分税制的建设和改革。已出版中英文专著与合著30多本，主要有：《祛魅与超越》《民主四讲》《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
在希腊语中，民主一词由两部分组成，demos是指公民，cracy是指一种治理方式。两者联在一起，democracy民主意味着由人民治理的制度，或更准确地说，由所有公民参与决策的制度。
从斯巴达和雅典算起，民主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但至少在头2300年，民主并不是个褒义词。只是到了19世纪，民主才逐渐开始被广泛接受。民主真正获得不可争辩的正面评价，实际上是20世纪以后的事。
《雅典学园》，画面表现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等先贤
在民主还没有得到普遍认同时，民主前面很少有修饰词。而随着对民主褒奖的增加，民主前面的修饰词也越来越多，如代议民主、自由民主、多元民主、宪政民主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修饰词都很悦耳，但显然不是可有可无；否则，干吗多此一举？不过对这些修饰词要多加小心。如果有人向你推销钻石，但在钻石前加上一串花里胡哨的修饰词，你会不会怀疑他是拿人工钻石蒙你？民主比钻石重要得多。如果你真喜欢民主，恐怕应对“民主”前面的修饰词有所警觉，看加上修饰词的民主是否变了味。
1
要搞清楚为什幺有人喜欢在民主前面加修饰词，还得从民主为什么在两千多年里招人憎恶说起。在雅典时期，民主是个带侮辱性的字眼。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曾按参与治理的人数多寡对各类政体进行分类，他们都把民主看作是最糟糕或接近最糟糕的政体。民主之所以糟糕，是因为“多数的统治”意味着“穷人的统治”。
柏拉图认为，“真”和“善”这些人类的优秀品质并不是来源于多数人，而是来源于一小部分天资聪慧的饱学之士。强调公民平等则无异于摧残人类的优秀品质。因此，民主必然是一种腐败的制度。亚里士多德不否认多数人的统治可能干好事，但他依然惧怕民主，因为在他看来，民主制度可能导致穷人干坏事，如不尊重财产权，甚至发动骚乱。古希腊的多数思想家都同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民主的判断。
《理想国》一书是柏拉图的一篇重要对话录，对话录里柏拉图以苏格拉底之口通过与其他人对话的方式设计了一个真、善、美相统一的政体，即可以达到公正的理想国。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在他的理想国里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他认为现存的政治都是坏的，人类的真正出路在于哲学家掌握政权，也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拯救当时城邦所处的危机。这种信念构成了柏拉图成熟的政治哲学体系的核心。在他的眼里“哲学家”有着特殊的内涵。他认为哲学家是最高尚、最有学识的人，而这种贤人统治下的贤人政体就是最好是政体。所以，只有建立以哲学家为国王的国家才是最理想的国家。
其实，雅典真正的穷人根本不能享受民主权利。在那个小小的城邦里，公民不过三、四万人，而被排斥在民主过程之外的奴隶、外邦人和妇女也达到五位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穷人”，按当时的标准恐怕应该属于中产阶级。
中世纪的意大利出现了一些城邦共和国，但它们从未把自己称为“民主”。开始这是因为“民主”一词失传已久。不过到13世纪中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译成了拉丁文后，人们仍然对“民主”避之唯恐不及，因为“民主”在亚里士多德的分类中属于“旨在维护穷人利益而非公共利益的政体形式”。城邦共和国的支持者托马斯-阿奎那的评论可谓一言中的：“民主就是一种平民政体，其中民众仅仅靠着人多势众便压榨富人，结果使全体人民都变成了暴君”。
《政治学》是作者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政体研究的专著”，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对于了解当时希腊社会的状况，了解古希腊人的政治、法律、伦理、教育思想，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均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这是一部论述政治问题的专著，但亚里士多德在探讨和阐释奴隶制各种政体及其统治形式的过程中也从教育与政治关系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教育的主张。
进入近代，17世纪的平等派开始要求政治平等。回头看来，他们可以说是民主运动的先驱。但他们从未公开要求过民主，对普选权毫无兴趣。他们要求的不过是将选票当作特权赋予那些经济上独立的成年男性户主。其他男人，尤其是靠工资过活的工人和靠救济度日的贫民则被排除在选举权之外。
18世纪的启蒙派也大都敌视民主。用伏尔泰的话说，启蒙之所以必要正是因为大多数男人愚昧无知，女人更是不可救药，真正受到理性光辉照耀的人只是凤毛麟角。洛克在日记中写道，由于大多数人类沉迷于激情和迷信，人类的未来不能由多数人掌握，只能由开明者掌握。康德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民主是种不合理的政治制度（illegitimate form of government），因为它不是建筑在理性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多数的随意性（caprice）上。弥尔顿则更直截了当，他认为必须由少数开明者强迫多数人接受自由；不然的话，多数人可能出于卑劣的动机迫使少数人成为奴隶。
17~18世纪启蒙运动。这个时期的启蒙运动，覆盖了各个知识领域，如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等。启蒙运动同时为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框架，并且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兴起
现在，人们一般把法国革命看作现代民主的起源，但“民主”这个词当时并不常用。写在法国革命旗帜上的是“自由、平等、博爱”。法国大革命后，有产者对民众的能量仍心有余悸，于是一时间民主被当作了财产掠夺、暴民政治、红色恐怖的代名词。潮流所至，搞得民主这个词在美国用语中一度销声匿迹，直到1826年杰克逊建立民主党后，它才重见天日。
曾担任过一年法国首相的历史学家基佐在1837年谈到了他对民主的担忧：“民主……是多数下层人反对少数上层人的旗帜。这面旗帜有时是为了争取最合理的权利而举起，有时却是为了满足最残暴，最邪恶的激情而举起；它有时指向最不公正的篡权者，有时却把矛头对准最合法的权威。”当时主流社会对民主的畏惧由此可见一斑。
弗朗索瓦·皮埃尔·吉尧姆·基佐（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1787年10月4日-1874年9月12日），是一名政治家，他在1847年—1848年间任法国首相，是法国第二十二位的首相。他是一名保守派，在任期间，他未能留心民间的疾苦，对内主张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对外则主张成立法比关税同盟，以对抗当时的德意志关税同盟，但这些措施均受到国内和国外的不满。1848年的二月革命，路易·菲利普的七月王朝被推翻，基佐也因而下台。
可以说，从古希腊到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社会上层精英一直把民主看作洪水猛兽。有产者担心，一旦允许大众参与政治，穷人势必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要求剥夺富人的财产，然后挥霍一空。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不受侵犯，有产者竭尽全力阻止民主的出现。有意思的是，在典籍充斥着对民主诅咒的时候，“民主”一词前面很少出现修饰词。
2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出现以争取男性普选权为主要诉求的宪章运动。1848-1849年间，法国、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相继爆发民众广泛参与的革命。虽然这些运动都以失败告终，但它们大大震动了欧洲的精英阶层。此后这些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民主潮流难以阻挡，托克维尔和穆勒便是其代表人物。在这种背景下，谈民主的人多起来，民主变革也接踵而至。穆勒的一句评语十分精到：“尽管知识阶级中没有喜欢它，民主还是不期而至”。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1805年7月29日-1859年4月16日），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出身贵族世家，经历过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前期热心于政治，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参与制订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1851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托克维尔因反对他称帝而被捕，获释后对政治日益失望，从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出，之后主要从事历史研究，直至1859年病逝。主要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
当然有产者对民主怀有更大的戒心。他们迫于形势不得不面对民主潮流且战且退。但他们对自己的底线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要尽可能地维护私有产权。用在民主前加修饰词的方法来阉割民主、驯化民主是他们的对抗民主的主要策略。限于篇幅，这里仅讨论四种被修饰的民主概念。
代议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议会民主（parliamentary democracy）是英国人的发现，其实质是以代议民主取代参与民主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用少数来取代多数。在有产者看来，如果民主任由广大民众直接参与，它便很难驾驭。一旦换成竞选代表，民主就驯服多了。
古代民主，不管是雅典还是意大利城邦共和国，选举采用的都是抽签制，每个人当选的机会完全是随机的、均等的。竞选则是拼资源、拼形象、拼口才、拼演技，有利于经济和知识精英分子入围，把穷人、愚人破除在外。
有人以为，政体规模扩大是采取间接代议民主的唯一原因。其实不然，潘恩就说过，既使是在小范围，代议民主也比直接民主更好。他相信，如果雅典采用代议制，一定比实行直接民主运作得更好。
托马斯・潘恩，生于英格兰诺福克郡一个裁缝，上过几年学，先后做过学徒、鞋匠、英语教师、收税官，在富兰克林帮助下到达北美大陆，投身于争取北美独立事业，1776年以“一个英国人”名义发表《常识》，成为了北美人民明确的战斗纲领，并随后被吸收为《独立宣言》的精华，并随后被吸收为《独立宣言》的精华，除了《常识》，潘恩还应邀参加起草了《人权宣言》，出版过极具启蒙意义的《人的权利》、《土地正义论》、《理性时代》等著作，晚年回到美国，潘恩一生都在跟独夫民贼以及君主制等强大的“传统”作战，并终身宣扬激进的民主共和思想
议会制度不仅是代议性质，而且往往还与其它东西搀杂在一起。对有产者来说，既使民众不直接参与决策，而是选举代表制订政策，还是有危及他们产权的可能性。为了防止民选代表胡来，他们发展出一套平衡理论，说民主制、贵族制、君主制各有利弊，最好的政治制度是将三者混合在一起的制度。据说，如果一个制度只要民主的成分，它很容易酿成骚乱，出现无政府状态。只有加上贵族制特有的智能和君主制特有的秩序，民主制的优点才能得到发扬，其弱点才能得以克服。
英国第一任财政大臣、辉格党领袖罗伯特-沃尔波尔（1676-1745）的说得很清楚，“君主、贵族和民主三种政府形式混合搀杂在一起可以带来三者各自的长处，同时避免三者潜在的危险”。其潜台词是，纯粹的民主是最可怕的政体。
的确，英国的代议制是典型的混合政体：国王是君主制的象征，由世袭贵族和委任的各界名流组成的上院是贵族制的象征，经选举产生的下院是民主制的象征。前两者都是为了给鲁莽的民主激情套上辔头。很多英国政论家相信，如果不保留君主制和贵族制的成分，英国的议会民主就难以运作。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议会发表讲话
美国的代议制最初也是一种混合制。原因很简单，当时那些积极参与建国的精英们要建立的并不是一个由人民直接参与治理的民主制度，而是一个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共和体制。在今天看来，这两者几乎没有什幺区别；但在当时，美国的国父们却很了解这两者完全不是一码事。这就是为什幺这些“国父”中很少有人希望人家把他们叫做民主分子。现在很多人把汤姆斯-杰弗逊祭为美国民主的奠基人，但他本人从未在其出版物中或公众场合自称民主派。只有他的政敌才讥讽他为民主派。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63篇中说得更露骨，他认为未来的美国政府应该与古代民主不同，“完全排除以整体身份存在的人民，以免它染指政府事务”。
既然无意让人民直接参与政治，在建立由选民选举产生的众议院的同时，还必须附加一些类似君主制和贵族制的机制。于是便出现了由选举团小圈子推选的总统，由间接选举产生的参议院，以及不经选举产生的终身法官。不少人以为，两院制、三权分立是民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其实，这种设计的本意正是为了限制民主。查尔斯-比尔德在《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制度的经济意义在于，有产精英阶层得以凭借其资源和知识的优势，在必要时获得有利的立法，而不受国会内多数的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