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年会上，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致辞中说：
【“今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艰辛奋斗70年、波澜壮阔70年，一个积贫积弱、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农业大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30年艰苦卓绝的努力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科学评价这30年的经济成就，对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史极为必要，而前30年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成就和重大贡献又是前30年经济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前30年农村集体经济对工业化资金积累的贡献
实现工业化，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努力奋斗的目标。但只有在中国人民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取得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条件下，这一目标才真正有实现的可能。旧中国一直不能顺利推进工业化，是因为无法解决国家工业化所需的巨额资金积累问题。“在中国的近代史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有三笔代表中国人民巨大灾难的数字，第一笔是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第二笔是五万万两（黄金），第三笔是七百亿斤（粮食）。”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后，《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赔款4.5亿两白银，年息四厘，分39年偿清，本息合计9.8亿两白银。还有《马关条约》赔款白银2亿两以及赎辽费3000万两。此外还有多次的屈辱性赔款。五万万两黄金是国民党四大家族控制的官僚资本，约两百亿美元。七百亿斤粮食，是土地改革前中国农民每年向地主阶级缴纳的地租数额。此外，还有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这些数不清的吸血鬼，把四万万人民的血汗快要吸干了。正是在这样残酷的剥削和掠夺下，近代中国虽然也积累了一些近代工业，但根本无法大规模地推进工业化，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毛泽东指出：
【“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具备了大规模工业化的基本政治、经济条件，从而有可能利用本国人民创造的财富来积累国家工业化的巨额资金。新中国继承旧中国的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大规模的工业化从第一个五年计划才真正开始，“一五”计划期间投资总额折合黄金七亿两。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指出：
【“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发展策略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业化的副产品，如果不正确评价这个基本的经济事实，就无法理解在毛泽东之后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
新中国工业化道路一开始就有一个卓越的工业化标准。早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他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1956年，毛泽东指出：
【“国家工业化的任务，根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情况，要求我们建设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对内能够依靠它满足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对外也可以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发展充分有效的国际协作，并且只要有可能，就发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和我们往来的国家的通商贸易关系。”】
不但如此，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建立国民经济体系问题，周恩来指出：
【“国民经济体系不仅包括工业，而且包括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国防各个方面。工业国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比只提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更完整。苏联就是光提工业化，把农业丢了。”】
到“五五”计划（1976—1980年）要求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五五”计划时期完成了这个伟大目标。
建立这样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需要巨额的资金积累，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来源就是农业，尤其是来自前30年农村集体经济的贡献。根据严瑞珍等人研究，
【“据粗略统计，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起，至1985年第六个五年计划止，全国预算内的固定资产投资为7678亿元，平均每年240亿元左右，大体相当于每年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绝对额。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30余年来国家工业化的投资主要是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取得的。如果在建国初期立即消除剪刀差，那么，我国解放后30多年的工业化建设将是不堪设想的”。】
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转移农业部门创造的价值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低价收购农产品原料和高价出售工业品形式转移到农产品加工业部门，通过这些工业部门的高税收和利润上缴流入国家财政；二是转移到流通部门，以较高的流转税和商业利润形式流入国家财政；三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转移的资金直接顶替了社会消费基金，农产品低价格压低了工资，而低工资是财政增收减支的关键环节。这样，“农民通过低价出售农产品给国家，承担了一项比农业税大十倍的隐蔽负担”。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立即引发了当年农产品供应紧张局面，私商乘机囤积粮食，有余粮的富裕农民也待价而沽，国家粮食收购量反而减少了，国家工业化战略面临严峻挑战。陈云指出：
【“城市工矿区和农村经济作物区的粮食需要量增加得很快，但是农民不急于出卖他们的余粮，这是一九五三年发生粮食供不应求的根本原因。”】
1953年全国粮食形势的严峻局面，最终导致统购统销制度的建立。1953年10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讨论粮食问题，10月16日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随着国家工业化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农产品需求规模也越来越大，因此必须加快农业发展。而在工业化初期还不能为农业提供大量农业机械和化肥等现代投入品的情况下，通过农业合作化，利用集体的力量兴修农田水利设施，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逐渐提高农业技术水平，使农业大发展，增加粮食和经济作物产量，就成为当时的首要选择。
毛泽东指出：
【“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上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的第二个互助合作决议，改名为《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大力推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可以说，正是由于以个体农民为主的农村经济不能适应大规模工业化迫切的资金积累需要，才最终形成了统购统销制度，同时也促进了农业合作化的发展，统购统销与农业合作化保证了不断扩大的工业化资金积累和对农产品的需求。
1955年11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其中第一条明确规定：
【“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劳动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农业合作社的目的，是要逐步地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克服小农经济的落后性，发展社会主义农业，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
第三条规定：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分做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初级阶段的合作社属于半社会主义的性质。在这个阶段，合作社已经有一部分公有的生产资料；对于社员交来的统一使用的土地和别的生产资料，在一定的期间还保留社员的所有权，并且给社员以适当的报酬。”“高级阶段的合作社属于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种合作社里，社员的土地和合作社所需要的别的生产资料，都已经公有化了。”】
以后的高级社示范章程和人民公社文件都明确规定了其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性质。
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尽管遇到了许多问题，甚至遭受严重挫折，但总体来看，前30年农村集体经济还是有了很大发展，极大支持了国家工业化这个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关键战略的顺利实现。有人说，国民党没有实行统购统销这样的政策来管粮食，这是事实，但国民党也没有能力实现中国的工业化。不像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外掠夺或圈地运动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只能依靠国内的资金积累，农业成为国家工业化资金积累的关键来源。没有前30年亿万农民克服艰难困苦所作出的贡献，我国的迅速工业化进程是不可想象的，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开始就引发粮食紧张和粮价上涨就是证明。在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作贡献这个持续将近30年的重担下，亿万农民的生活水平必然受到严重影响，农业资金积累必然受到严重制约。这个贡献显然是前30年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视这个贡献，就不可能对前30年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做出科学评价。
二、前30年农田水利建设成就
马克思指出，对工业而言，“土地只是作为地基，作为场地，作为操作的空间基地发生作用”，而对于农业生产而言，“土地本身是作为生产工具起作用的”，“土地只要处理得当，就会不断改良。土地的优点是，各个连续的投资能够带来利益，而不会使以前的投资丧失作用”。毛泽东研究了苏联威廉氏的《土壤学》，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个方面，从这八个方面入手促进农业发展。土地要作为农业用地使用，必须进行相应的物理、化学、生物、几何形状的改造，才能更好地适应农业发展的要求。土地的平整，灌溉和排水设施的修建，土壤物理和化学性质的改造，条田化，林网化，对于农业水利化、机械化非常重要。我国是个多山的国家，山地、丘陵、高原占2/3以上，而且即使是在平原地区，农业土地也需要进行一定的平整、规划，修建必要的灌溉和排水设施，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
1949年，全国库容超过1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只有6座（包括中朝界河上的水丰水电站），库容1000万立方米到1亿立方米的中型水库也只有17座（其中两座是20世纪50年代续建完成的），灌溉面积仅2.4亿亩。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对主要江河进行了大规模治理，农田基本建设蓬勃展开。随着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顺利完成，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到1952年，灌溉面积达到了3.2亿亩。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随着农业合作化开展，我国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1957年，全国灌溉面积达到5.2亿亩。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经过20多年的人民公社时期，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更大成就。前30年修建了8万多座大、中、小型水库，灌溉面积达到7亿多亩，奠定了今天中国农村农田水利设施的基本格局。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家庭承包制的推行，特别是1984年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建设的投资及群众投入的劳动急剧减少。“六五”计划时期（1981—1985年）水利基建投资由“五五”计划时期（1976—1980年）占全国基建投资总额的6.7%大幅度下降到2.7%，由157.24亿元下降到93.01亿元。但是依靠前30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奠定的牢固基础，我国农业仍然不断向前发展。
1978年7月，《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文件》指出：
【“我们所以特别强调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重要性，是从我国农业所处的自然条件出发的，也是根据多年来农业学大寨的实际经验提出来的。我国不论南方北方，都经常受到旱涝灾害的威胁，每年受灾面积往往在几亿亩以上，农业生产不稳定。……以改土治水为中心，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使生产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二十八年来，我国农业生产在基本上依靠手工劳动的条件下，使粮食总产量增长了一倍半，各种经济作物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全国建成大、中、小型水库数万座。灌溉面积比解放初期增加了两倍，大部分易涝面积已得到初步整治。没有这样一个空前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建设，我国的农业就不可能达到现在的生产水平。”】
例如，1949—1959年间，全国投入农田水利建设的劳动力约达400亿工日以上，完成土石方工作量达800多亿立方米，相当于挖掘400多条巴拿马运河。1949—1987年，我国共投入水利资金2164亿元，还有群众投劳折资1137亿元，绝大部分为前30年投入。这里，群众投劳折资，“劳动日值按当时当地实际民工工资或平均劳动日价值扣去国家发给民工的补助费（因此项已包含在基建费或事业费内）计算”，“群众投劳部分，各时期的临时工日工资：50至60年代1.25元，70年代1.35元，80年代1.80元。民工生活补助至1961年止，每工日补助0.6—0.8元。1961年后按工程量计算，每方土补助0.162—0.5元”。据不完全统计，1949—1987年，全国水利经济效益价值量为11332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按包括群众投劳折资的全部投入计算，效益投入比为3.4；按实物量计算，水利兴利工程与农业技术措施分摊后的水利效益累计增产粮食18.1亿吨。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属于农业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属于农业生产的直接产出，而只是农业产出的物质技术条件。因此，农田基本建设可称之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巨量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耗费，并且构成了当今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组成部分。但在前30年，耗费巨量劳动进行的农田基本建设，并不纳入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统计范围，MPS只包括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邮电和商业五大部门。前30年修建的8万多座大中小型水库、几百万个塘坝、大量梯田和排灌渠道，成为前30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最引人注目的建设成就。因此，科学评价前30年农村集体经济成就，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前30年农业和社队企业的发展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1952年粮食产量达到16392万吨，比1949年增长36%，比历史最高水平增加9.3%。棉花产量达到130.4万吨，比1949年增长1.93倍，比历史最高水平增加53%。1949年农业总产值仅为326亿元，1952年达到461亿元。1949年农业总产值为100%，1952年为148.5%，三年平均每年增长14.1%。1950年农副产品采购总额仅为80亿元，1952年为129.7亿元。1950年，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总额仅为7.3亿元，1952年也只有14.1亿元。
随着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农业合作化运动蓬勃发展，到1956年，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87.8%。到1957年，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7.5%，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96.2%。农业合作化促进了农业迅速发展。1957年，粮食总产量（包括大豆）达到3901亿斤，5年年均增长3.5%；棉花产量达到3280万担，5年年均增长4.7%；农业总产值（以1952年价格计算）5年年均增长4.5%。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到9月底，全国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国农村原来大约75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2.6万个人民公社，参加人民公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8%。
由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和“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化初期的失误，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农业生产急剧下降。经过1961—1965年连续5年的调整，到1965年，农业生产赶上和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1965年，粮食总产量3891亿斤，接近1957年的3901亿斤，人均粮食产量544斤，低于1957年的612斤。1965年，棉花产量4200万担，超过1957年的3280万担。1961—1965年，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6.5%，高于1953—1957年均增长4.5%。
1965—1976年，粮食总产量由3891亿斤增长到5726亿斤，年均增长3.6%，年均增产粮食167亿斤，“一五”计划期间年均增产粮食125亿斤。1976年，人均粮食产量达到618斤，比1965年人均粮食产量增加74斤，略高于1957年人均年粮食产量612斤。1976年全国人口比1957年增长近3亿，导致1976年人均粮食产量仅略高于1957年。1977—1978年，农业受灾严重，粮食总产量1977年为5655亿斤，1978年为6095亿斤。棉花产量1977年为4090万担，1978年为4334万担，远低于1974年4922万担。1976—1980年“五五”计划期间，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5.1%。1980年，粮食总产量6411.1亿斤，棉花达到5414.4万担。
有观点认为，1952—1978年，粮食总产量增长了86%，年均增长2.5%，而粮食单产增长了91%，年均增长2.8%。这个时期粮食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口年均增长速度（1.9%）。该观点还强调，前30年中国农业提高了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供给量，为工业发展提供原料，但并没有为计划经济的转型和工业化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和动力，在促进工业化和经济转型方面的作用并不显著，甚至是失败的。
这一观点真是奇怪。前面已经谈到农业对工业化资金积累的巨大贡献，而前30年工业化的巨大进展显著改变了我国的经济结构，1952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与农业所占比例是41.5：58.5，而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与农业所占比例为74.4：25.6，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初步实现了国家工业化。怎么能够得出对工业化和经济转型作用不显著甚至是失败的结论呢？正是因为前30年工业化取得重大进展，初步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亿万农民为此付出了重大牺牲，这才为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根本前提，才有可能对农业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实事求是地讲，除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业生产遭遇重大挫折以外，前30年农业发展还是很快的。1952—1978年，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长2.5%，而1965—1976年，粮食产量年均增长3.6%，这与改革开放后农业发展速度相比毫不逊色。1978—1985年，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长3.17%，1978—1990年，年均增长3.23%，1978—1995年，年均增长2.54%，1978—2000年，年均增长1.91%，1978—2004年，年均增长1.77%。
前30年农村集体经济除了农业获得很大发展以外，社队企业的发展也是一个重要方面。1959年，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对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作了明确规定，即“经营管理不宜于分散经营的全社性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信用、林业、畜牧业、水产业以及其他经济事业”。这说明，公社工业化关键在于社一级，主要在作为公社经济中心的小城镇进行工业布局，不是以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方式进行的，这符合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规律。但“大跃进”的严重挫折表明，我国薄弱的农业基础远不能适应国家工业化和公社工业化发展要求，只能优先保证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家工业化，只有在农业发展基本过关和国家工业化基本完成时，公社工业化才能大规模展开。1962年9月27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公社管理委员会，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不办企业。经过10多年的艰苦努力，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农业获得很大发展，农业发展基础更加牢固，社队企业迅速发展壮大。1975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河南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一文，并配发《满腔热情地办好社队工业》的评论员文章。到20世纪80年代，以社队企业为主的乡镇企业获得了迅猛发展。1978年，社队企业达到152.43万个，从业人员2826.56万人，营业收入达到431.46亿元。到1984年，社队企业达到164.96万个，从业人员达到3848.10万人，营业收入达到976.25亿元。但1984年人民公社解散以后，乡镇企业中的集体企业数量不断减少，到2008年仅有13.98万个，从业人员仅有458.39万人。
实际上，社队企业的发展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绝不是偶然捡到的一块“狗头金”。总之，前30年农村集体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四、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理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这样一句名言：“这又是同义反复，即财富的主客观因素越是在更高的程度上具备，财富就越容易创造。”财富的主客观因素，也就是生产财富的劳动生产力的构成因素，包括主观和客观因素。主观因素是指劳动者的熟练程度，包括教育培训水平、科学技术素养、劳动积极性、劳动组织和管理等因素。客观因素包括科技水平、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基础设施发展程度、生产过程的分工和协作发展水平、自然条件的好坏等。毛泽东总结的农业“八字宪法”中，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一部分需要依赖国家工业化提供的现代农业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拖拉机、收割机、抽水机、电力、柴油、农膜等，而另一部分可以依靠大量劳动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兴修梯田、以农家肥为主的多种肥源、植树造林治理土壤流失、培育良种、多种经营等，这些方面可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作为发展农业的主要途径，大有可为。
1949年，全国仅有拖拉机401台，到1952年，也只有2006台（按15马力标准台计算）。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我国工业发展还不能为农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化肥、拖拉机、收割机等现代投入品，那时发展农业的主要途径是依靠集体力量，投入巨大的劳动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开发利用农家肥为主的各种肥源等办法。而且，在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三线建设”从1964年开始，到1980年共投入2050亿元，国家难以拿出更多资金用于农业。“农业学大寨”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1965—1976年，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长3.6%，没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多年进行的巨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是不可想象的。
相反，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国家工业化的不断推进，独立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逐渐形成，我国工业就能够为农业发展提供越来越多的投入品，使农业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后，我国通过“四三方案”引进13套大化肥项目，设计生产能力共636万吨尿素。这些大化肥项目在1977年后陆续投产，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的关键原因之一。
同时，正因为我国工业化取得巨大进展，长期以来实行依靠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来为工业化积累资金的政策才有了根本改变的客观条件，从而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以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增加农业发展积累，就成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必然政策选择。这样，农产品价格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工业提供给农业越来越多的农业机械和化肥等投入品，农业就有了更快发展的条件。
197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跨过3亿吨以后，1984年跨过4亿吨，1996年跨过5亿吨。但1998年粮食产量达到5.123亿吨以后，连续几年大幅度下降，2003年，粮食总产量降到4.307亿吨，比1998年下降了8160万吨。
2004年至今，连续十几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加强农业发展。从2004年中央财政实施农机购置补贴以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资金2000多亿元，直接惠及3300多万农户，扶持农民和各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购置农机具4000多万台/套，2017年，全国农机总动力达到9.88亿千瓦，全国农作物耕种收总和机械化率超过66%。农业机械化程度大幅度提高，化肥、农药、除草剂等投入急剧增加。改革开放40余年来，尽管近3亿青壮年劳动力从农村中转移出来，但农业生产水平还是大幅度提高。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201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65789万吨（其中谷物产量61019万吨），棉花产量610万吨，油料产量3439万吨，糖料11976万吨，猪牛羊禽肉8517万吨，水产品出纳量6469万吨。
因此，“财富的主客观因素越是在更高的程度上具备，财富越容易创造”这个著名的“同义反复”，对前30年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科学评价极其重要。我们不能忘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农业发展主客观因素的巨大差别，不能忘记前30年农业为国家工业化资金积累的巨大贡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的前无古人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农村集体经济对农村教育和医疗等社会事业的巨大贡献。
【孙晓军，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7期，授权察网发布】
